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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人的發展

點擊：3989 作者：丁郁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發布時間:2015-12-13 08:53:38

　　【丁郁：《中西無神論比較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人的發展

　　——中西無神論比較的當代啟示之三

　　進行中西無神論比較，總結無神論發展的客觀規律與經驗教訓，對于發展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促進當代先進文化的構建以及人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在19世紀反對基督教有神論的啟蒙思想高潮中形成的。它既是繼承西方各種進步思想傳統而推陳出新的集大成者，同時又是具有普遍人類文明價值的思想體系。

　　“無神論應該是馬克思對傳統哲學批判(包括法國唯物論和德國唯心論)的邏輯起點，而終點應該是共產主義的科學結論為人類理想的命題。反過來說，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無神論思想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1]在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導”[2]基礎上，馬克思把無神論思想引向共產主義為人類理想的歸宿這一命題。他指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決，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3]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馬克思向我們說明了共產主義的宗旨是人本身的自由和解放，它不僅僅是對物的占有，而且是人的主體活動、本質的自由解放。有了人和人的活動本身的解放，才會有人對于對象世界的真正占有。從而，馬克思闡明了對于人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人是自己的創造者，任何一個靠別人恩典的存在物，就是一個從屬的存在物。共產主義作為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表現為人們的現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現了對這一給定性的不斷否定和揚棄，因此，正是在人的現存中包含著人的超越、人的未來。可以說，在對宗教的批判中折射出馬克思對全面的、完整的人的生活的憧憬和設定。它既是向內的，又是向外的，因而是統一的，“它驅散了各種超人的終極實體和虛幻的終極目標籠罩在歷史進程之上的迷霧和神圣光環，把人的本真狀態和真實命運置于人類精神關切的中心，從而把人的每一有限存在境遇同無限超越的創造性活動統一起來，把人的各種具體、合理、有限的目標同人的不斷的價值創造統一起來，人真正開始創造人的歷史。”[4]馬克思關于“人的自我意識具有最高的神性”、“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等命題中，升華出神圣的人性[5]。由此可見，馬克思克服唯心主義以及有神論觀點是要把唯物主義從自然和認識領域逐漸推展到歷史和社會領域，最終完成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這樣，馬克思就科學地解釋了人類的理想問題，或者說是所謂“終極關懷”問題，從而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人的發展的成果和動力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發展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6]。所謂“完整的人”，是就人的本質屬性而言的。因而，人的全面發展主要包括人的勞動形式的不斷豐富、人的社會關系的不斷完善及人的各種能力的不斷提升等不同層面。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活動及其能力的全面發展，即人的“類特性”在個人那里的全面發展，指的是將人的豐富的能力(包括體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會力、個體能力和集體能力、現實能力和潛在能力以及知、情、意等)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也就是說任何人的職責、使命、任務就是全面地發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人類的文明，人類的智慧，不管不同時代其表現形式有何差異，其直接或間接地總是對人的理性的高揚，人的需求，人所要求的自我完善調節著人類的一切活動。因此，無神論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同步的，相輔相成的。無神論的發展是人的發展的成果和動力。

　　(一)無神論的發展是人的發展的成果

　　人的發展，也就是人的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的發展，是人的社會地位和主體意識的發展，所以，一定能推動無神論的發展。

　　首先，無神論的產生是人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結果。在無神論產生的過程中，勞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勞動把人變成了自身的創造者，勞動過程是主體能力在特定環境中對特定對象的外化和實現;勞動的結果，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7]。“勞動首先是發生在人和自然之間的行為。在這個行為中，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和自然相對立。為了占有物質，賦予物質以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腳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力量發揮出來。”[8]在無數次實踐的基礎上，人們慢慢認識到，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按照自然規律改造大自然，而求神則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上帝不會消除干旱，也不會制止洪水，而人興建的水利工程卻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久而久之，神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無神論便產生了出來。由于人通過勞動在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不斷提高自己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這樣，他們即使沒有成為公開的無神論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潛在的無神論者，或者說是自發的無神論者。

　　其次，人的社會關系的發展，提高了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促使無神論發展。人類的歷史，是人擺脫大自然和不合理的社會關系的強大束縛而獲得對大自然和社會的正確認識的歷史，同時也就是人逐步認識人類自己處于其中的“自然客觀性”和“社會客觀性”的歷史，從而，也是人建構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相一致的合理性的自然關系以及社會關系、社會體制的“客觀性”的歷史。人在什么事情上有了理性的認識能力和建構能力，這些事情上的神秘性和人對它的依賴意識和依賴關系就消失了，從而，神話和迷信在這些事情上也就消失了，現實的理性的關系也就順理成章地在人與這些事情之間建立起來。

　　“人是什么”與“人的發展”是馬克思一生始終關注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正是從宗教批判開始創建自己的人學理論的。他把“人”從神的統治和奴役下拯救出來，在價值上將神的維度徹底還原為人的維度。這就將無神論與人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命題：“人是人的最高本質。”[9]他認為，人從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重要體現，就是“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10]，并稱這場革命為“人的高度革命”[11]，其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把人從神性中解放出來，是人的本質的深度復歸，即“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12]。倡言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就解除了強加在人身上的神學枷鎖，喚醒了真、善、美等往往以潛能形式沉睡于人體內的各種本質力量，確立人之為人的自然價值、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使人和人性沿著合規律性、合道德性、合情意性的軌跡豐富、發展和完善，其結果必然是人性戰勝神性，從而有助于無神論的發展。

　　再次，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使人的獨立性、自主性意識提高，從而有助于擺脫神學束縛，促進無神論的發展。所謂個性，就是一個人在行為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獨特性，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人的興趣、愛好和各自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個性是人的本質在具體個人身上的具體表現，是人的一般本質的個別形態。沒有個性，也就沒有人的全面發展。個性體現著共性，抹殺了個性，也就否認了共性。個性最大程度的展開，就是共性最大程度的實現。實現個性自由就是一個人的真正自我實現。個性的核心是人的主體性，即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自覺性、自主性、自為性和創造性等特征。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人的主體性不斷發展，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的主體意識不斷加強，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也就能更有力地推動無神論的發展。

　　(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發展是人的發展的動力

　　無神論的發展過程，就是神的地位不斷下降，人的地位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過程。

　　首先，無神論的發展解放了生產力，為人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生產力前提。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根本尺度有生產力尺度和人的發展尺度兩個標準。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和總趨勢來說，兩種尺度是一致的。從歷史的觀點看，以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為標志的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所必需的各種物質條件。馬克思之所以非常重視對科學技術尤其是技術的研究，就是因為他富有遠見地看到了人類的自由、財富的創造，不能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共產主義如果離開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就如同只在抽象的哲學等意識和觀念中大談人的解放一樣空洞。而無神論對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意義重大。無神論的發展進程，就是人在自然力量、統治者的神權力量的陰影控制下不斷解放、不斷推動生產力進步和人自身發展的進程。

　　其次，無神論的發展有助于社會進步，提高人的主體地位。無神論使人們發現了自身的力量，以主體性思維方式逐步取代和超越了原初社會人神交感的思維方式，沖破宗教權威、愚昧盲從的傳統觀念，極大地推動了人化世界的發展進程。在無神論產生之前，人在強大的外界自然面前，無論在思想意識上還是在個體或群體行為上，幾乎還完全處于一種被動和從屬的地位，人們還沒有力量揭示大自然的無窮奧秘，還沒有發現自身的主體需求和存在價值，還不能把自己從外部自然中完全“獨立”出來。人類像動物那樣懾服于自然的威力之下，他們的“自然觀既不是純理論的，也不是純實踐的，而是交感的(sympathetic)”[13]。他們以素樸的整體主義觀念理解宇宙，把宇宙看作可以通過某種超感覺的方式(巫術、禁忌、圖騰崇拜等)加以支配的對象，宗教神學的態度是那時的人們掌握世界的基本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可避免地依附于神或他人，人的發展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性。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被自己創造的上帝所束縛、所主宰，神性壓抑了自身的主體性。費爾巴哈認為，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異化了的、被對象化了的人格性。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宗教所信仰和崇拜的對象，即這種外部力量不是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而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一般地說，當一種外部力量已經為人們所掌握和支配以后，它就不再主宰人們的生活，反過來為人們的生活服務，人們是不會將其奉為神圣而對之信仰崇拜的;只有當外部的力量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即對人成為異己力量的時候，也就是說成為人們不能掌握利用的力量時，人們才有可能和有必要把其當成生活所依、生存所系的主宰，幻想成神圣之物而對之崇拜信仰。無神論則標志著人類真正以主體的力量謀劃外部世界和自身的發展，真正使自己從神和自然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使宇宙的中心從神和自然轉移到人自身。它以科學的態度來掌握世界，激發人們探索外部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及其規律，創造出一個真正意義的人化世界。在從神性至尊到神人互補再到人的地位的凸顯過程中，無神論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再次，無神論的發展有助于教育發展，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質。任何個人的第一職責、使命和任務就是不斷地發展自己的能力。馬克思說：“要改變人的一般本性，使他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專門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14]。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人的素質的綜合體現，只有具有良好素質的人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現代社會，同時在實踐中也不斷更好地發展完善自已。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知識改變氣質”。我們說，學習改變命運。在實現社會自我的過程中“我”是什么樣的，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己的學習程度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學習和教育是發展自己、形成自我的重要途徑。“人天生是一種學習的動物”，這是由人的生理結構(大腦)和文化屬性所共同決定的。學習是人的本質屬性之一，正是學習和創造這一本質屬性，讓人類在殘酷的自然競爭中脫穎而出，超越了動物界，成為世界的主宰。人越來越有文化、越有理性，神學迷信的東西就會在人的生活中逐步消退，神鬼巫術意識就日益成為可笑的現象。

　　最后，無神論的發展有助于人的個性張揚。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是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它不再受到壓抑，不再只是局限在少數人或某些階層身上，每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個人素質不斷完善，他掌握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則越來越大。而“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15] 所謂“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可以理解為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人。馬克思這句話也就是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人的自我意識。換句話說，現實生活的人由于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才會產生對神的信仰的宗教意識。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馬克思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幻想的現實性”也就是神;“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就是喪失了人性。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神的本質，也就是說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而無神論的發展是人的地位上升的體現。無神論就是探討人的真正地位的學說，是“透過人的心靈的價值體系，如果不事先估計到這些價值，這個體系是無法摧毀的”[16]。這一觀點并非來自無神論者，而是出自著名天主教哲學家、新奧古斯丁僧團的讓·拉克魯阿。在他的《論無神論》一書中，拉克魯阿宣稱無神論是人道主義的基本形態之一，并將它與科學的政治的和倫理的人道主義相提并論[17]。無神論所內蘊的理性、懷疑、創新、公正等精神氣質和誠實、嚴謹、執著、無私、自由、寬容等普遍性品格，也不斷使人們的思維從神話、盲從、專制和偏私中解放出來。在“真”的追求中也致力于“善”和“美”的追求。無神論的普及，不僅提升人們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提升主體內在的德行與情感，極大豐富人類精神世界的內涵。

　　二、無神論的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人類社會擺脫蒙昧進入文明以后，知識群體隨之而生，并不斷壯大。它是生產力發展促使社會分工的產物。這個群體，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著總結知識、探求科學、傳承文明、呼喚未來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在無神論發展中表現得尤為充分[18]。

　　知識分子在傳播科學知識、培育科學精神、掌握科學方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培養一批專業水平十分高的科技知識分子隊伍，和培養全民普遍較高的科學技術知識水平，是檢驗一個走向現代化國家的科技政策的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兩項標志。我們現在的問題在于，比較重視自然科技的專業研究，而對于科學技術知識的全民普及工作，下的工夫則不夠大。因此，我們要格外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普及無神論中的先導作用。

　　(一)建構無神論理論的專業隊

　　知者，智也;識者，思也。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與睿智和卓識有著天然的聯系的，從來就是道德與知性的中介和載體，也從來就是民族的覺醒者、社會的先驅者和歷史與時代的精神駕馭者。知識分子是全社會中文化素養最高的階層，最先覺悟、最能引領社會發展潮流的階層，也是對無神論認識最早、把握最深刻的階層。

　　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和社會責任感，決定了他們首先高舉無神論的思想火炬。歷史是民眾創造的，但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知識分子都是民眾中的才俊與精英，都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最具活力與魅力的代表，都是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精神砥石與前沿力量，都是知性、理性、創造力和進取力的集中體現與本質展示。因為任何民族、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不能沒有智慧與靈魂，而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才彥，則永遠都是鑄成這理智與靈魂的參數與元素。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知識分子就尤需自覺地不斷地升華自己的精神、純化自己的情操、淬冶自己的意志、守望自己的目標，真誠而果敢地完成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

　　作為知識精英階層的中西無神論者們都能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啟蒙使命，自覺地為發展無神論做出貢獻。“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知識分子社會道德功能的生動表現。“明大節于當時，立青風于身后”，唐太宗的這句話之所以會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社會心態和理想追求，就因為它準確地表達了知識分子負有的責任感與榮辱觀。所謂“明大節”，就是要以國家、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為重，并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全力以赴。所謂“立青風”，就是要以自己的懿言嘉行留下做人的楷模和彪世的榜樣，對社會、對后人產生積極的影響。知識分子中的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以自己的知識，在不同領域批判宗教神學和迷信的荒謬。“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蘭死不改香，鏡破不改光”，這些格言名句，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的真實寫照。熊伯龍深疾當時神學迷信根深蒂固，禁錮人心，著《無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禍福者。”北宋哲學家張載在唯心主義和封建迷信猖獗的時候，寫了一本名叫《正蒙》的書。所謂“正蒙”的意思就是訂正蒙昧或正確啟蒙。“蒙以養正，教人者之功也。”意思是說，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啟蒙，是教育工作者的本分，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功績。他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后世開太平”的名言，千百年來一直激勵著知識分子們為社會建功立業，為發展無神論勇敢沖鋒。

　　(二)宣傳無神論思想的急先鋒

　　知識分子的本質屬性就是知識的負載者和創造者，是傳播科學知識的主力。科學是迷信的“克星”，是破除迷信的首要武器。在中外歷史上，知識分子以其豐富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對無神論的宣傳普及作出了重大貢獻。

　　理性地認識大自然，就形成人類的自然科學;理性地認識社會，就形成人類的社會科學。理性地認識人腦及其功能，就形成思維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以及哲學能夠在自己的歷史發展水平上，以理性的方式為人類論證和解釋各種現象，論證和解釋人們關心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并以自然現象的確定的表現形式和人類社會實踐的確定結果，證明或者檢驗這些論證和解釋的合理性。所以，各門科學給人類提供人能夠理性地逐步認識世界，并在此基礎上理性地逐步改造世界的具體經驗和實例，同時也就是給人提供了確證人自身的能力而確證神鬼巫術荒謬性的經驗和實例。自然科學家更多地從操作和功用角度，以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的偉大理性力量，反對天國神權、迷信愚昧和歪理邪說，顯示其徹底的實事求是的崇高人格力量;人文、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則更多地關注知識的人文底蘊，發揮其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提倡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人文精神。凡是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說服了人的地方，神鬼的神秘性就煙消云散，迷信神鬼巫術的現象就會“不攻自破”。因此，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知識分子都在對社會大眾進行各種科學知識的教育和普及，以及反對和消除神學迷信的工作中發揮了先鋒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愛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孫中山、鄒容、陳天華、章炳麟等都主張無神論，喚醒國民，圖存救亡。辛亥革命后，沉渣泛起，封建迷信勢力甚囂塵上。在非常惡劣的條件下，激進的知識分子滿懷豪情，予以反擊，發動了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是這場運動的闖將。他們撰寫的一系列光輝名篇給宗教神學與封建迷信以沉重打擊，對沖決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縛，發展無神論起了重要作用，為中國人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開辟了廣闊的空間。革命戰爭時期，進步知識分子不僅投身革命運動，而且還投身到工農群眾中去，用先進的思想文化影響工農群眾，在普及無神論中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科學素質。

　　知識分子對民眾科學精神的普及是防止社會上偽科學泛濫的重要環節。科學精神是貫穿于整個科學過程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是在長期的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為科學家一致認同的一些傳統規范、指導思想、價值取向。竺可楨先生于1941年發表論文《科學之方法與精神》，對科學精神進行了總結，認為科學精神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不盲從，不附合，依理智為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暴，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二是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三是專心致志，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毫不茍且[19]。

　　知識分子引導人們掌握科學方法，從而更有效地與宗教神學作斗爭。所謂科學方法，就是人們探索自然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正確手段、途徑、程序和技巧，或者說是把人的“力量”過渡到客體對象上的“中介”和“橋梁”。人的知識不是來自玄思、宗教經典、上帝的啟示，而是來自于實踐。要獲得關于自然的真知識，就必須有適當的方法——觀察與實驗。通過觀察與實驗獲得的知識才能指導人們的生活，才會變為物質的力量。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今還在催動著人們進行不懈地探索。但獲得知識還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培根的歸納法就是一種求真方法。這種求真的方法被西方現代哲學家所發展。孔德的實證哲學也試圖摒棄一切虛妄，把一切知識建立在可證實的基礎上。以羅素、維特根斯坦、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實證哲學。他們把一切不能被經驗證實的命題都歸為沒有意義的形而上學命題。正如波普所說：“證實主義者渴望維護十分重要的理性主義傳統——理性反對迷信和專橫的權威的戰斗。他們要求，一種信念只有當它能由確定的證據所證明，就是說，只有表現為真，或至少是高度概然的，我們才能接受。”[20] 文藝復興后，近代科學的誕生和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伽利略創立了系統的實驗方法。一個完整的科學認識是科學認識主體的探索性、創造性與科學方法靈活運用的結果。隨著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社會的科學民主化進程，知識分子在長期科學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工作方法越來越具有超出科學活動本身的價值，往往成為無神論戰勝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最可靠最有效的思想武器。

　　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在致全國科普工作會議的信中號召：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宣傳科學思想，傳播科學方法，使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知識分子在研究宣傳無神論的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培養一批無神論水平較高的科技知識分子隊伍，是提高我國精神文明水平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國在無神論的宣傳和普及方面下的功夫還不夠大，因此，我們要格外重視發揮知識分子自研究和普及無神論中的先導作用。

　　(三)堅守無神論陣地的殉道者

　　古今中外的無神論者們堅信，宗教神學、迷信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遲早要退出歷史舞臺。他們抱定消滅一切神學迷信的決心，不受威脅利誘，不怕流血犧牲，英勇頑強地同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勢力斗爭，表現了為真理而獻身的英雄主義精神。

　　中國古代東漢時期的王充，在寫作《論衡》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受著饑寒的威脅，生活上處于非常困厄的境地。在這樣的困境中，王充經過十幾年的奮筆疾書，才基本上完成了這部杰出的著作;唐初的無神論者傅弈敢于在一片“阿彌陀佛”的喧囂聲中，大膽舉起“神滅”旗幟，敢于抗拒潮流，大膽堅持真理，為后世所贊。韓愈以一個無神論者的無畏精神，坦然地說：“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21] 這種大無畏精神和遠見卓識也為后世無神論者樹立了榜樣。

　　布魯諾至死宣稱決不放棄自己的學說，以大無畏的勇氣反對中世紀教會，他熱愛和捍衛自然科學的戰斗精神對西方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班牙醫生塞爾維特批判了蓋倫關于三種“靈氣”的神醫學生命觀，把超自然的神靈歸結為自然物。他的關于血液循環的理論，直接否定了教會關于圓周運動是只有天上世界才有的、最完善的運動的觀點，因而遭到教會的極端仇視，被加爾文新教逮捕并以異端判處死刑，死前還被活活地烤了兩個鐘頭。他們捍衛科學思想、批判歪理邪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品格永遠激勵著后者，推動著無神論思想和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三、發展無神論的根本在于提高廣大群眾的自覺性

　　正如法律不被信仰，就形同虛設一樣，無神論若不被占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所信仰，就不能在社會發展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無神論發揮作用的真正載體。削弱有神論的影響，肅清封建迷信的流毒，擴大無神論的陣地，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人民群眾。

　　(一)無神論的發展與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步

　　中西無神論發展史表明，凡是注重對民眾進行文化啟蒙，充分發動人民群眾，用無神論的理論把他們武裝起來，無神論發展就快，在現實社會中的進步作用就越大。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是無神論大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鞭撻鬼神信仰的理性精神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廣大民眾的意識，其原因就在于先秦諸子沖破王官之學的束縛，將過去藏于秘府的文化典籍下傳民間，使受教育者由過去的貴族子弟擴大到廣大民眾，起到了啟發鴻蒙的思想啟蒙作用。五四(此處所謂五四運動，包括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與在此前后進行的新文化運動)運動的精英們認識到了文化水平對無神論的制約作用，一批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開始把目光下移，他們用各種方式向民眾宣傳移風易俗的道理，促進了社會風俗的轉移。以批判舊文化為起點，以創造新文化為目標，以建立新社會為理想，立足于民眾的風俗改良，為無神論的普及提供了與之相應的受眾的文化基礎。白話文還為普通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初識文字的人增加后，不僅擴大了新文化的影響，對克服迷信風氣也產生了積極作用。而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的無神論，卻是“精英在覺醒，民眾在沉睡”[22]，普通民眾很少受到觸動。因而，對于鬼神的信仰仍然極為廣泛地存在于民間。由于民智未開，迷信心理嚴重，種種低級的巫術、法術及迷信等仍在底層社會具有廣大的號召力。

　　列寧曾經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社會里，是沒有可能根除官僚主義和偶像崇拜的。只有提高廣大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幫助他們建立科學的自然觀和宇宙觀，樹立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歷史觀，才能從根本上推動無神論的發展。

　　在中國歷史上，造神運動之所以容易死灰復燃，專制暴政的陰魂之所以能夠借尸還魂，形形色色的現代迷信之所以仍廣有市場，與民眾的沒有覺悟是分不開的。“文革”中的造神運動以及20世紀末的法侖功事件，都表明普及教育、推廣科學、開發民智的重要。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掃除文盲、提高國民文化水平、推廣應用技術成果、宣傳科學思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起點較低，我國國民科技素質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無神論的發展。2001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每千人中只有14人具備基本科學素養，這一比例僅為美國的1/23、歐盟的1/15。從社會層面看，缺少科學文化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進步。社會公眾如果缺乏對當代科學的基本了解，必然會導致對周圍的事情缺少鑒別能力，從而為封建迷信和偽科學的泛濫提供社會土壤。現代化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人的現代化。我們要從提高民族素質、實現現代化的高度來認識普及文化知識、提高公眾科學素養的重要性，把宣傳和實踐無神論的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人民群眾的自覺能動性是無神論發展的根本動力

　　無神論和科學的世界觀并不是靠灌輸才形成的，因為所有灌輸的東西都不會令被灌輸者產生強烈的信任。只有將科學無神論的精神具體化為人民群眾的切身體驗、心理習慣，使之成為民眾的生活方式，才能有效抵制宗教神學和迷信邪教等有神論思想的侵蝕，推動無神論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對“自覺的能動性”這個科學概念進行了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的特點。”[23] 充分發揮自覺能動性的過程就是貫徹群眾史觀的過程。人民群眾是自覺能動性的不可窮盡的能源，是實踐和認識的真正主體，是創造歷史的偉大動力。在發展無神論的問題上，同樣要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自覺能動性。

　　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性，首先要引導群眾正確認識宗教，明辨合法宗教與邪教、迷信的區別。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只有對宗教本身的教義教規、理論觀點、發展歷程、正反兩方面作用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從而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對宗教進行批判與改造，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發展無神論。

　　我國無神論發展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對宗教的無知和誤解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根源。西方有宗教教育的傳統，西方大眾的宗教信仰具有較高的信仰素質，主張無神論的人往往已接觸過各種有神論的觀念，經過思考而選擇無神論，這樣的無神論者是堅定的理性的無神論者。反觀中國，學校的通才教育中并不包括宗教知識，一般學生都缺乏宗教常識，又由于怕引起宗教爭端，錯誤地以“尊重宗教信仰”為由，報刊都不刊登系統批判宗教神學的文章，造成了有傳教的自由卻沒有批判宗教神學的自由的奇怪局面。在這種背景下，許多人沒有研究過宗教神學，也沒有思考過神是否存在的問題。這種人一旦接觸到宗教或面臨現實各種壓力和誘惑時，很容易倒向有神論的一邊[24]。法侖功猖狂泛濫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民眾缺乏對正統宗教的理解。這就為李洪志盜用零零碎碎的佛教理論和概念來偽裝其歪理邪說，欺騙缺乏宗教知識的群眾提供了機會。因此，發展無神論，除了加強科學普及，還應加強宗教知識的普及，這并非是在社會上普遍進行傳教，而是要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信教群眾的宗教知識水平，提高鑒別正邪宗教的能力，認識到邪教的偽宗教本質，增強抵御邪教的免疫力。

　　提高人民群眾的自覺能動性，還要認真總結中西無神論發展的經驗教訓，改進我們的無神論宣傳普及工作。

　　無神論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信仰，它與作為人們安身立命之地的信仰有層次上的高低區別。前者是社會共同體的統一的價值理想，后者是個人的、多元的精神生活。現代社會的政教分離，就是要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以價值信仰取代宗教信仰，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消滅宗教，而只是讓宗教信仰退回到個人性的精神生活領域之中。以往，我們常常混淆這些區別，簡單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標準來處理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信仰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思想問題，不能用行政手段強制，而要以思想教育為主。反思我黨這些年來的無神論教育和宣傳，如何避免教條式的灌輸，而使科學無神論變成民眾自覺自愿的行為，這是關系到無神論發展的根本問題。恩格斯早就明確指出，用行政的手段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是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妨礙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是對神的最好效勞。這種脫離實際的做法,反而使政治意識形態與民眾精神需要的現狀之間發生了脫節。毛澤東同志在1927年3月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明確提出，目前首要的是領導農民極力做政治斗爭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不要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迷信觀念的破壞，而要實行“引而不發，躍如也”的宣傳政策。毛澤東認為“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那么，如何使農民自己動手推倒菩薩呢?毛澤東指出，要向廣大農民宣傳、解釋封建神權是造成農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因素，要讓農民明白，欲求得解放必須打破封建神權的枷鎖。簡單地用無神論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特指對宗教現象有客觀、公正認識的教育)的做法，使得受教育對象對宗教信仰缺乏一種開放、理解、正確看待的心態，不僅無助于堅持無神論，反而會使廣大人民群眾混淆邪教與正教的界限，為邪教所利用。

　　提高人民群眾的無神論覺悟，關鍵在于青少年群體。青年時期正是追求發展個人價值系統的關鍵時期，幫助青年人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念，逐步樹立起健康向上的信仰，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對于發展無神論意義重大。胡適11歲時無意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讀到范縝反佛的一段話：“形者神之質也，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于之刃。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大約30年后，胡適這樣評論這段話：“他決沒有想到八百年后這三十五個字竟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竟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里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后，我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25] 由此可見，及時加強對青少年的科學無神論教育，是多么必要!

　　倡導科學、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啟發群眾自覺的重要途徑。要在全社會倡導和確立科學、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意識，把科學精神當作一種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信念去追求，把文明看作是內在文化素養的表現，把健康理解為人的“生理—心理—社會適應”相統一的整體[26]。只有這樣，任何迷信才無法侵入。

　　黨中央提出的“八榮八恥”之一的“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對于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它不僅是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也是實現“科教興國”戰略思想的重要指導，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中的價值尺度[27]，是反對愚昧無知、各種迷信、偽科學、反科學和邪教的思想武器。當今中國，卜筮、算命、巫術、偶像崇拜等神學迷信還在中國的窮鄉僻壤流行，甚至在都市中仍有一定市場，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無神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宗教神學和世俗迷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物質產品和精神文化產品的不斷豐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朝奔小康的目標邁進的征途中，把無神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水平!

　　(本文選自丁郁著《中西無神論比較研究》第六章“中西無神論比較的當代啟示”第三節;作者是解放軍理工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宛小平：《從無神論到共產主義》，《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第32頁。

　　[2]賀麟先生強調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不是“批判”，而是“批導”，強調馬克思不是一味拋棄德國古典哲學，而是側重其精神的發展，說明德國古典哲學是如何開出社會主義新路子的。參見宛小平：《從無神論到共產主義》，《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第30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頁。

　　[4]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

　　[5]參見王志軍：《從馬克思早期對宗教的批判看哲學的根本變革》，博士學位論文，黑龍江大學2001年，第48、51頁

　　。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

　　[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頁。

　　[9][10][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