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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金融化與工業化對立統一于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金融化與工業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是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關鍵。金融資本憑借強大的資本實力與特殊的組織形式，取得了對工業資本的競爭優勢，由此控制了西方社會與政府，而后利用大眾輿論與國家政權，用金融化的邏輯來刷新經濟、刷新世界，是謂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漸形成了“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核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外圍”這樣一個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廣大發展中國家客觀上面臨成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的奴隸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的危險境地。

一、 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

資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潤，哪里的利潤率高就流向哪里，從流通領域、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呈現明顯的階段眭。與之相對應，資本主義具有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三個主要形態。

商業資本主義，從15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為期約300年。威尼斯人、熱那亞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等都曾熱衷搞商業貿易乃至整個經濟形態中，“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商業資本是具有高利貸性質的生息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侵占和欺詐是商業資本獲取利潤的典型手段與特征。

工業資本主義，從18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經濟滯脹，囊括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以及一般壟斷資本主義，為期約200年。工業資本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產力，社會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被空前地創造出來。“資產階級在它不到100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在追求利潤的動機下，經濟生活中的各類商品應有盡有，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適應的各種規則與秩序紛紛呈現，如時間是金錢，效率是生命，各類非政府組織成為社會基礎。

工業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是使生息資本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要求”。但是，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滯脹”，對利潤的追逐驅使資本不斷向金融領域集中，生息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脹，成為現代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以它自己的標準對生產過程進行了重組并主導著企業的兼并與收購，并以所謂市場的力量迅易，但是這種貿易主要是面向落后地區，在商業貿速向社會與政府滲透，在逐步控制社會(輿論、大眾)的同時成功地把權利關進了由資本設計的制度籠子里(集中體現于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與機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被金融資本邏輯所刷新，是謂金融資本主義。

二、 美國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斗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資本內部的對立統一，尤其是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作為宗主國與殖民地、曾經與現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美資本主義傳承與繼起，完整地演繹了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復雜斗爭。從1775年獨立戰爭到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史始終貫穿著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工業化與金融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

美國建國伊始，就存在經濟自主與依附、農業化工業化與金融化的發展道路的分歧。由于受到英國(集中體現于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以及以倫敦城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廣泛滲透美國的政治精英(包括以托馬斯杰斐遜為代表的開國元勛)對國家開辦銀行、截至金融資本一直持懷疑態度。如此，第一國民銀行(1791-1811年)以及第二國民銀行(1816-1836年)在到期后都沒有被延續。這樣一直到1863年《國民銀行法》通過，美國一直處于所謂自由銀行時代，是金融資本發展的繁榮時期。早自由主義思想的照耀下，銀行像野草一樣瘋長，出現了一大批“野貓銀行”。但是，這一時期，美國的主要矛盾，并不直接表現為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矛盾，而是集中于北方工業領域的民族資本與集中于南方農業領域的附庸買辦資本(依附于英國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走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道路還是走國際分工的農業化發展道路，成為美國社會政治斗爭的主旋律。

南北戰爭(1861-1865年)解決了獨立自主與殖民依附的問題，為美國工業化掃清了經濟(自由貿易)、社會(奴隸制)與政治(南方奴隸主階級依附英國資產階級)障礙，美國工業化迅速推進。到19世紀70年代，美國就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制、新通訊手段的發明以及化學工業的建立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進行的如火如荼，工業資本及其意識形態在國民經濟與國家意志中占據主導地位，強調用關稅保護市場借以保護工業資本成長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英國鼓吹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在國際(同時體現在美國國內)形成鮮明對立。這段時期，美國經濟上的保護主義與外交上的孤立主義是一致的。

但是，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期的產業并購浪潮(形成壟斷資本)，使得以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morgan,1837-1913年)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快速提升，在對政府權力的操控、國家意志、經濟發展以及對外交等一系列政策上，與以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年)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為代表的工業資本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終，金融資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機(“1907年恐慌”)，成功地吧金融資本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進而把國家力量嬗變為金融資本的力量，其重要標志就是1913年美國聯邦儲備局成立，貨幣(美元)發行權由財政部移交給美聯儲，而美聯儲實質是華爾街的代理機構，由此金融資產階級竊取了美國的貨幣主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掌握貨幣的人也就是最有權利和影響力的人”，金融資本再次取得了對工業資本的競爭優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發橫財，美國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比翼齊飛，相安無事。戰爭結束時，美國已經從資本輸入國變為資本輸出國，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而且還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大蕭條”出現前10年，美國工業生產增長近一倍，美國工業的標志性行業——汽車制造業實際生產量從1919年到1929年增長了255%，汽車數量從1921年的1050萬輛增至1929年的2600多萬輛，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使用的汽車81%是美國制造。由此出現了所謂的“柯立芝繁榮”(1923-1929年)。但是，經濟繁榮背后潛藏著日益嚴重的結構失調：金融資本勢力擴張導致虛擬經濟——股票市場的日益膨脹。金融寡頭操縱證券交易，操控輿論，把各社會階層——汽車司機、小業主、店員、主婦甚至學生——都吸進了證券市場，逐漸瘋狂地追逐股票價值上漲，金融泡沫月吹越大。然而，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終究要破滅，經濟學家鼓吹“永久繁榮時代”在1929年10月23日迎來了終結，股票市場坍塌，猶如攔洪堤壩決口，沖垮了沉浸在泡沫中的各類金融機構，然后席卷了各個經濟部門，整個美國經濟瀕臨崩潰。

金融資本、金融寡頭是“大危機”的主要肇始，“大危機”引致“大蕭條”，產生“大沖擊”終結了“鍍金時代”(Gilded Age)。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灰頭土臉，古典自由主義身敗名裂。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D.Roosevelt,1882-1945年，美國第32任總統)上臺后，基本上終結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自由經濟政策，代之以凱恩斯主義與干預經濟政策，以霹靂手段打擊金融資本(有諸多專家分析，這正式華爾街轉向支持納粹的政治背景)。1933年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簡稱GS法案)，嚴格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尤其是證券承銷和自營買賣業務，嚴禁商業銀行從事證券業務的機構聯營或人員相互兼職。羅斯福政府在對金融資本實行抑制與打壓的同時，積極鼓勵與支持工業資本的發展，把福特其人及其所代表的汽車業樹立為美國社會發展乃至國家振興的典范。“羅斯福新政”為美國工業資本拓展了發展空間，也為美國經濟社會迎來新的繁榮，美國開啟了一個所謂的“偉大社會”時代。

然而，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不甘心他們的失利，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思想等各個相關領域積累能量，等待咸魚翻生的復辟良機。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滯漲”使凱恩斯主義越發式微，以恢復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即新自由主義，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讓自由主義在重構中復辟。1980年，作為金融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羅納德·威爾遜·里根~(R.W.Reagan，1911~2004年，美國第40任總統)贏得了美國大選。在1981年就職典禮上，里根急切地表白：“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里根政府的整個施政理念集中體現在所謂“里根經濟學”，實際是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供給學派極力鼓吹“資本優先”，主張國家的收入分配、稅收財政政策向資本傾斜，并以刺激資本投資、增加供給的名義，主張降低資本所得的邊際稅率。里根存位時期實踐了新自由主義的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三大標志性政策，削減了食物券、住房補助、教育津貼、醫療救濟等一般社會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變小，把政府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放松監管，增加金融壟斷資本的自由。“美國真正開始放松行業監管是在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執政期間。從那時放松對交通業的管理法規開始，美國政府對銀行、電信、能源和媒體的監管在接下來幾十年發生了巨大變化”。工會是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權力的同時，以鐵腕手段鎮壓工人運動(如1981年對美國職業航空交通管制工會發起罷工運動的鎮壓)，打擊、肢解、改造各種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由此開啟用“鐵掃帚”——休克方式——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先河，鞏固金融資本在美國的政治統治。金融資本借助政權力量，全面而深入地向經濟領域滲透，企業管理由多年來的“企業利潤最大化”向“股東利益最大化”轉變，如此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更像一個金融公司而不是生產實體，企業利潤越來越倚重于金融資產運營。例如，在美國幾大汽車集團中，汽車金融公司的車貸經營業務早已超過汽車制造業務，成為集團的主要利潤來源，通用汽車金融公司利潤近年來一直占通用汽車集團利潤總額50%以上。

美國企業——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紛紛走向金融化，導致國家產業空心化，利潤的源泉愈發枯竭，國家債務迅速攀升，財政懸崖日趨逼近。為持續獲取利潤，金融資本積極推動經濟金融化由生產者轉向消費者，各類消費信貸層出不窮，家庭金融化的結果是家庭負債迅速攀升，房奴、卡奴紛紛涌現。華爾街金融化不僅通過資產證券化廣泛影響了中產階級，而且還通過債務證券化廣泛滲透了無產階級，由此出現了曰趨龐大的次級債券產品，最終引爆了2007年次貸危機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次貸危機顯然是金融資本惹的禍，社會期待工業資本利用大危機，實現政治輪替的機會。代表民主黨角逐總統大位的奧巴馬，在競選時信誓旦旦要嚴厲懲治華爾街肥貓，力促美國“再工業化”。但是，等~2008年大選獲勝后，新總統最終“只是抓住華爾街的衣領搖晃了幾下，然后在耳邊悄聲地說‘就這么干一’。實際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危機，由此引發了華爾街金融機構與一般企業之間、金融家與普通民眾之間、政府與納稅人之間廣資產階級通過“兩邊下注”牢牢控制了民主與共和泛而深刻的對立，加劇了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兩黨進而控制了美國政治。美國的經濟乃至社會政治被金融資本的邏輯全盤刷新，即金融化滲透到美國的方方面面，美國早已不再是獨立戰爭后那個生的固有矛盾，“再工業化”在美英等“去工業化”國家中形成了一股日趨強大的聲勢。其次，在歐洲大陸，在東亞，盡管金融資本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凌機勃勃、奮發向上的美國，美國沉淪了。

三、 世界范圍內的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斗爭仍在繼續

當今世界霸主——美國已被金融資本牢牢控制，工業資本的反擊迄今來看似乎軟弱無力，昔日美國的經濟活力被窒息，思想文化被鉗制，社會兩極分化，階層固化，美國夢斷。金融資本不僅控制美國以及另一個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而且還要控制更多的國家，進而控制全世界。近幾十年來，金融資本憑借其強大的資本實力與特殊的組織形式，挾持英美等國政權以及秉持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廣大地區保持著對工業資本、社會大眾乃至各國政府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以圖用金融化的邏輯來刷新世界，努力將固有的“中心一外圍”的國際秩序，打造成為“核心一中心一外圍”的世界秩序。很顯然，在這一世界秩序中，作為“外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不改變作為西方發達國家(“中心”)的附庸的同時，而進一步淪落為國際金融資產階級(“核心”)的奴隸。

然而，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要取決多重因素。首先，在美英國家內部，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斗爭仍在持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次周期性、結構性、系統性危機。危機發生后，金融資本及其政權代理人努力轉移風險、轉嫁危機，由此引發了華爾街金融機構與一般企業之間、金融家與普通民眾之間、政府與納稅人之間廣泛而深刻的對立，加劇了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固有矛盾，“再工業化”在美英等“去工業化”國家中形成了一股日趨強大的聲勢。其次，在歐洲大陸，在東亞，盡管金融資本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凌厲攻勢，但是工業資本仍然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地盤，在德國，在日本，工業資本由于得到工會等社會力量的支持，迄今依舊保持著對金融資本的競爭優勢，金融被局限在為工業等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發展空間內。最后，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金融資本更多的是外來勢力——國際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代理資本，民族工業資本更加軟弱，但是隨著國際金融資本的擴張，主張獨立自主的國家主義力量與奉行依附殖民的買辦代理力量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在這種斗爭中倘若民族工業資本善于搞統一戰線，善于動員社會力量與政權健康力量，那么金融資本的擴張(即金融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將因阻力強大而遭受挫折。

近代以來，資本(錢力)一政府(權力)一社會(民力)相互制衡，構成國家治理的“穩定三角”。金融資本企圖控制政府與社會，壟斷統治世界，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斗爭，客觀上理應得到政府(權力)以及社會(民力)的支持，因此現在就預言金融資本及金融資產階級的勝利為時過早。在廣泛的資本主義世界，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斗爭仍在繼續。可以說，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對立統一于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金融化與工業化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是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