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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閔：勞動分享剩余的理論與實踐

點擊：作者：張維閔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首發《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8-04-03 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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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勞動分享剩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處于資本占有剩余和勞動占有剩余之間的一個過渡性歷史范疇。本文通過批判分析“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內涵和前提條件，提出“按要素分配”實際上只是一種表面形式上的平等，而“按勞分配”必須要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在當前階段要實現勞動參與分享剩余，依據這兩種分配形式是無法做到的。為此，本文結合當前市場經濟的實踐，力圖探明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條件、經濟條件和實現形式，論證其合乎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為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提供戰略決策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自從馬克思科學論證了勞動創造價值之后，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爭論，二十世紀后半期，西方主流經濟學“新經濟增長理論”也不得不承認了“人力”（即勞動因素）相對于物質資本在經濟增長當中發揮著越來越巨大的作用。即使如此，勞動分享剩余的理論和實踐卻并不會因此而必然立即出現。因為生產剩余的規律和分配剩余的規律始終是兩個緊密聯系而又各自獨立的規律。從理論上來說，剩余的生產和剩余的分配是處于不同抽象層次的范疇，剩余的分配是更為具體的范疇，是由決定剩余生產的那種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具體性質和結構決定的。在實踐中，剩余的分配還取決于社會生產的目的、生產剩余所采取的勞動方式、不同所有制成分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結構等一系列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具體條件。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并存、私人所有制和各種成色的社會所有制并存于同一社會生產關系網絡中時，分配必然呈現出更加復雜的層次結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勞動是否參與分享剩余以及以怎樣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分享剩余，也必然呈現形式各異、深淺不同的復雜圖譜。

　　因此，勞動分享剩余只能是理論和實踐發展中的一個歷史范疇，是處于資本占有剩余和勞動占有剩余之間的一個過渡性的范疇。在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發展的歷史背景下，探究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分析勞動分享剩余的曲折實現形式，展望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前景和趨勢，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要探究勞動分享剩余的理論與實踐，首先需要確定資本-勞動的二元分析框架。這是由分析對象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特點所決定的。在當前世界歷史發展的圖譜上，盡管社會主義的因素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歷史發展仍然沒有超越資本時代。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勞動結構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組織社會生產的普遍形式，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決定這個時代本質特征的核心關系。因此，要抓住當前時代剩余分配問題的本質，就不能離開資本-勞動這一結構而抽象地談論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否則，就會如愛麗斯在夢境中追尋小兔一般，進入虛無縹緲的幻境世界。

　　要回答“為什么是勞動和資本分享剩余，而不是資本占有剩余或勞動占有剩余”這個問題，實際上要求闡明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論證資本-勞動分享剩余的現實性和合理性。為此，首先需要分別對資本占有剩余和勞動占有剩余的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進行批判分析，而這實際上是通過對“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批判分析實現的。“勞動分享剩余”既不同于“按勞分配”所說的勞動占有剩余，也不同于“按要素分配”中勞動要素的報酬這頂變戲法的帽子。勞動分享剩余是一個全新的范疇，是對當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多種所有制并存的世界歷史條件下資本-勞動關系的新發展所做的新概括，是資本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處于特定歷史發展時期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范疇。因此，對“勞動分享剩余”這一范疇的考察必須置于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及其當代特征的宏觀背景之中。

　　本文力圖通過批判分析“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內涵和前提條件，結合當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探明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條件、經濟條件和實現形式，論證其合乎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為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提供戰略決策參考。

　　二、“按要素分配”的實質是資本獨占剩余

　　“按要素分配”實際上是“三位一體”公式的現代翻版。“三位一體”公式要說明的是，利潤、地租和工資三種收入形式對應的是資本、土地和勞動三種要素在生產中的貢獻：正是因為資本、土地和勞動這三種要素對生產都做出了貢獻，因此它們取得與其貢獻相對應的收入——利潤、地租和工資作為回報。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土地被歸入特定形式的資本范疇。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管理和服務由于其在現代生產中地位的突顯而被分離出來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這樣，傳統的生產三要素就發展成為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管理和服務等多要素。于是，按照這些“生產要素”對生產的貢獻進行分配的“按要素分配論”就應運而生。

　　“按要素分配”乍一看體現了各種生產要素在分配中的平等地位，但實際上這種平等只是一種表面形式上的平等。在這種平等形式下包藏的是內容上的不平等，是資本實質上占據支配地位的一種分配形式。就科學技術、管理和服務等要素來看，要么是物化的勞動，要么是活勞動的一種具體形式，它們要么可以歸結為資本，要么可以歸結為勞動。因此，現代生產實際上可以歸結為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1]在資本-勞動二元結構中，勞動要素的分配形式是工資。然而，工資作為勞動要素的報酬和回報，只是勞動力價值的補償，它只是恢復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補償，相當于勞動要素投入的成本回收。可見，工資范疇實質上并沒有包含勞動要素對剩余的分割和占有。與此對照，資本所獲得的回報——“利潤”，則是收回所投入的資本“原始量”之后的“增量”，即在成本之上的一個增加額。在這里，“利潤”與“工資”的分配性質和地位是不同的：“利潤”體現的是資本要素所有者對剩余的占有和索取，而“工資”則是勞動要素所有者要素投入的成本回收。可見，“按要素分配”實質上是資本占有剩余，而勞動無權參與剩余分配。資本和勞動在分配中實質上是不平等的。

　　盡管“按要素分配”對于勞動來說是不公平的，但卻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資產階級法權在分配領域的必然的、合理的表現形式，是生產資料私有權在分配領域的實現形式。“按要素分配”作為分配規則，并沒有也不可能否定生產領域中勞動對于生產剩余的貢獻，它否定的是勞動對于剩余索取的權利。在這里，剩余生產和剩余分配的分離，是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合理表現形式。因為在私有制條件下，對剩余的索取權所依據的僅僅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而并不是依據各生產要素對剩余生產的貢獻[2]。因此，“按要素分配”所體現的實際上就是，在分配領域，生產資料所有權相對于勞動力所有權具有壓倒性的絕對優勢和支配地位。可見，剩余分配的規律并不是由生產剩余的規律直接決定的，而是由決定剩余生產形式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在分配領域轉化為資本主義剩余占有規律，這一法則決定了只有資本才有剩余索取的權利，勞動對生產的貢獻在分配領域的回報只能限于收回勞動要素的成本。[3]可見，“按要素分配”實際上是資本占據絕對統治權條件下對于勞動的“經濟暴力”。

　　三，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經濟條件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趨勢的研究分析，預見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規律。應該說，馬克思的理論分析和預見至今仍然是成立的，并且只要具備一點歷史發展的長遠眼光也不難看到，這一分析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正在以趨勢的形式逐步實現。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規律的揭示，是通過對資本主義歷史發展規律和趨勢進行分析總結的基礎上所進行的邏輯推理和結論。換言之，它是理論形態上展現的歷史發展的自然過程和結果。因此，從理論的一般性來看，“按勞分配”應該是作為成熟、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規律，其實現的過程是曲折和漫長的。

　　然而，理論的一般性同實際發生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具體實踐必然不會是直接統一和一致的，因此也必然被現實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實踐所不斷修正，同時也以趨勢的形式不斷接近和實現。這正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所說明的。然而，在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方法論原則卻被嚴重忽略了。同時被嚴重忽略的是“按勞分配”的經濟條件和生產力基礎。社會主義在經濟落后國家率先建立的客觀歷史進程，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一方面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經濟發展十分落后。在這種不平衡的社會發展格局下，馬克思所闡述的“按勞分配”規律實際上并不具備全面實施的經濟條件和基礎。這是由“按勞分配”的內涵和實施“按勞分配”的前提決定的。

　　“按勞分配”，是指在扣除社會福利基金和社會發展基金之后，生產剩余在勞動者之間按照其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勞動的多少進行分配的一種分配制度，也是勞動占有剩余的一種典型形式。

　　由“按勞分配”的內涵來看，分配剩余的主體是勞動者，因而否定和排斥了資本對于剩余的占有權和索取權。由于資本對剩余的占有權是資本所有權在分配領域的實現，二者是緊密耦合的，因此“按勞分配”對資本占有剩余權利的否定，必然是以對資本所有權的否定為前提條件的。換言之，只有當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不復存在，資本據此索取剩余的依據才會消除，從而在分配領域否定資本占有剩余才會真正實現。可見，“按勞分配”的內涵所包含的第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不存在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或者說只有在生產資料不歸私人所有的條件下和范圍內，才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實現勞動獨占剩余。

　　在“按勞分配”的內涵中，需要進一步批判分析的是分配的依據——“勞”。根據馬克思的闡述，在“按勞分配”的社會中，勞動者的個別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在社會范圍內進行分配的直接依據。這表明，“按勞分配”的依據是具體勞動，而不是抽象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的個別勞動，已經不需要經過抽象勞動這一社會中間過程的轉化，而直接成為了社會勞動。抽象勞動在“按勞分配”中已經成為多余的累贅而失效和消失。由于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產物，或者毋寧說是其靈魂所在，因此抽象勞動的失效和消失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失效和消亡。因此可以說，“按勞分配”的另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消亡。

　　以上運用反推法，從“按勞分配”的內涵反推出實行“按勞分配”所需要具備的兩個前提條件，即對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的否定，以及社會生產中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消失。其實，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按勞分配”的這兩個前提條件，但在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特征的描述中，這兩個方面是其最重要的內容。通過以上的批判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所預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兩個基本特征，其實正是“按勞分配”所隱含的兩個前提條件[4]。

　　進一步來看，“按勞分配”所隱含的這兩個前提條件要在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才能實現呢？是否有可能實現？

　　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出現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選擇，但由此所導致的商品經濟和資本積累，在沿著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必然性軌道上運行的歷史趨勢，卻是否定這種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本身。由此可以推論，生產資料私有制消亡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是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達到相當高度。在具備了這一生產力條件下，社會化的生產關系才會取得牢固的基礎，從而取代私有制的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才會真正獲得自己的靈魂和根基。這時，社會分工體現為生產不同產品的社會成員之間為了滿足對不同使用價值的需要而相互交換勞動產品[5]。于是，在平等的勞動者之間的唯一差別和取得收入的依據就只是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付出勞動的多少。“按勞分配”自然而然取得其合理的、合法的經濟地位，成為社會經濟的內在要求而得以貫徹。

　　那么，以使用價值為生產目的的社會再生產何以成為可能？在當前市場經濟橫掃全球的時代，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是癡人說夢。其實，當我們的眼光超越人類對物質依賴的歷史階段以后就不難看到，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物質產品的稀缺已經不成其為制約人類發展的限制性條件。當人類發展已經超越了對物的依賴性時，支配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就會全面轉換：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為既得的社會經濟基礎而退隱幕后，時代發展的主要問題開始從物質經濟領域轉向精神創造領域。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特別是精神上的自由創造，成為人類發展追求的主要目標。這時，物質產品僅僅作為精神生產的物質載體、作為精神勞動的副產品而存在，同時，勞動者個人的具體勞動以其特殊性形式直接被社會所承認，而不需要通過“抽象勞動”這一經濟核算意義上的“變壓器”轉化為社會勞動。因此，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社會化發展達到相當高度，物質產品生產中“抽象勞動”的社會意義逐漸縮小乃至消失，而體現和衡量人的全面發展的“計量器”——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意義則逐步彰顯。與此相適應，根據勞動者的具體勞動來分配個人生活消費品的“按勞分配”規律也就應運而生并自然而然得到貫徹。

　　綜合以上分析，“按勞分配”必須要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這些條件歸結起來最根本的就是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水平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的生產關系條件，而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才具備。反之，如果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還沒有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在社會生產中仍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資本-勞動”二元結構依然存在，那么依據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要求剩余索取權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就沒有徹底消除。這時，勞動要排斥資本而獨占剩余是不可能的，“按勞分配”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經濟的內在必然要求而真正得到貫徹。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分享剩余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既然“按勞分配”的實施需要具備相應的生產力條件和生產關系條件，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是否就只能放棄勞動占有剩余的理想？另外，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取得的一個共識，就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建立的社會主義，必然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而只能適應其要求，承認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既有水平所決定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應該看到，當前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同馬克思所闡述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同的。由于生產力水平特別是社會化水平的低下，當前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仍然是不典型、不成熟的形式，體現在其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仍然處于公私并存并且力量和比例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在市場經濟的建構過程中人對物的依賴性處于逐步加強而不是削弱的過程中。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下，勞動者個人的具體勞動必須通過商品交換過程轉化為抽象的一般性的社會勞動。這是價值規律的實際內涵，也是其運作的內在機制。因此，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矛盾的存在及其得到解決的社會途徑，決定了“抽象勞動”作為交換和分配依據的社會經濟意義仍然十分突出和必要。在價值規律推動下，“資本-勞動”二元結構迅速形成、發展和強化，“按要素分配”成為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性要求。

　　那么，是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能放棄勞動對剩余的索取權，而任由“按要素分配”大行其道呢？

　　回答是否定的。這主要是因為當前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它決定了即使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必然存在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和特征。而分配制度的決定因素除了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之外，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也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6]如果說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大的相同之處在于都實行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那么二者最大的不同則在于現代市場經濟是與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相結合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性決定了二者在社會發展的目的、動力和趨勢上是有所不同的。這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參與分享剩余提供了可能性。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一切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所圍繞的中心是“利潤邏輯”，即圍繞“資本增殖”的需要而展開。因此，生產的目的和動力是最大限度地獲取剩余價值，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則是資本積累機制。而支撐資本積累機制運作的最重要保證就是資本對剩余的索取權和占有權。然而，正如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所揭示的，資本通過獨占剩余而貫徹“利潤邏輯”的同時，把生產力的社會化也推進到了極高的程度，而這種社會化的生產力同資本獨占剩余的依據——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根本矛盾的。這一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必然是對其自身的否定，即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向社會所有制發展，以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歷史方向。

　　與其相對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執政黨的執政基礎是最廣大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消滅剝削，實現全體人民平等自由的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的發展。這些特征決定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雖然由于多種所有制并存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但其生產目的受到特定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制約，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再是單一的、絕對的利潤目的，而是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最終目的。這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已經向使用價值回歸。[7]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目的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利潤范疇的運作范圍和程度要受到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制約，要在保證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前提下實現資本價值增殖。

　　可見，現階段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一方面要靠市場經濟及其“利潤激勵”來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生產出巨大的、充足的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勞動者分享剩余來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兩個方面既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是在矛盾發展過程中逐步取得統一的。歸根到底，大力發展生產力是前提條件和手段，而實現共同富裕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才具備實現的物質基礎；而發展生產力最終是服務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物質精神文化的需要這一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同時，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化方向決定了生產關系的社會化趨勢，其必然趨勢和結果就是勞動分享剩余直至完全占有剩余。

　　因此，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以及保證這一目的得以貫徹執行的政治經濟條件，既要求滿足資本的剩余索取權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要開辟勞動分享剩余的途徑，以順應生產力社會化發展和生產資料社會化占有的歷史趨勢，保證廣大勞動者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利。這就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剩余的索取權和占有權不能為資本或勞動的某一方所獨占，而只能是資本和勞動共同分享剩余。

　　五，勞動分享剩余的實現及其發展趨勢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現資本和勞動共同分享剩余，單憑“按要素分配”或“按勞分配”中的任何一種分配制度都是不可行的。原因很簡單，二者所依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截然不同的。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現階段，二者在不同所有制企業間進行簡單的結構分工，即公有制企業實行“按勞分配”，私有制企業實行“按要素分配”，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整體大環境下，公有制企業也必須遵循價值規律的作用，“抽象勞動”仍然是其同其他企業進行社會交往活動的依據，利潤也仍然是衡量其行為合理性的重要標準。在公有制企業的所有經濟核算都以價值為指標的情況下，只在分配中以具體勞動（使用價值）作為依據和標準，這在實踐中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分配只不過是生產的背面，在生產中實行一套以價值為核心的標準，而在分配中實行另一套以使用價值為核心的標準，這只能存在于虛渺的幻境中。在公私混合股份制企業普遍發展的情況下，這種生產和分配相脫離的“雙軌制”就更不可能實行。因此，“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并不是勞資分享剩余的合理表現形式。換言之，勞動分享剩余是一個全新的范疇，而不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簡單結合。

　　實際上，勞動分享剩余的關鍵在于如何協調同利潤激勵機制的沖突和矛盾。在實踐中，隨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不同程度和進展，乃至在經濟周期發展的不同階段，隨著勞資雙方的政治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以及勞動組織方式的發展變化，勞動和資本的利益協調機制會采取不同的形式，從而勞資分享剩余的實現形式也會有所不同，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當前，對勞資利益協調機制直接影響最大的可以說是勞動組織方式的變革。在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驅動下，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其勞動組織方式都迅速向股份制企業集團發展。與此同時，勞動的特點和形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科技勞動、管理勞動和服務勞動為代表的各種新的勞動形式對整個生產過程乃至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日益突顯。特別是隨著“經理階層的崛起”，勞方對生產過程的信息占有量和實際支配權不斷增加。盡管資本表面上以席卷全球之勢表現出空前的強盛，但與資本一同強盛起來的否定資本的種種新現象和新發展卻表明，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著有利于勞方的愈益明顯的變化，勞動分享剩余正在社會經濟實踐中歷史性地逐步實現。

　　實踐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推動人們在理論上對資本獨占剩余提出質疑和挑戰。傳統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再也無法用“資本因素”來解釋比重日益增大的經濟增長“余額”，而被迫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通過把勞動納入資本的范疇來解釋巨大的經濟增長“余額”。“新經濟增長理論”雖然暫時緩解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危機，但與此同時卻給理論和實踐提出了一個更大的挑戰：既然勞動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形式——“人力資本”，并且對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么根據資本所有權的必然要求，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承認勞動對剩余的索取權。這樣一來，以前只是作為生產成本的勞動要素，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以資本的“身份”要求承認其占有剩余的合法地位。至此，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合二為一，“勞動-資本”二元結構崩塌，經典的“按要素分配”的內涵發生了根本的質變。理論和范疇的這種巨大變化，歸根到底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社會化發展的本質的必然反映。盡管這種反映是以“資本同化勞動”這種歪曲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仍然不能抹煞勞動和資本的根本不同，也無法掩蓋資本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在不斷弱化、資本范疇的作用范圍在日益縮小、資本關系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發展“贅生物”的本質。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要素對剩余的分享仍然需要披上“資本”的外衣，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作為社會主人的勞動者對剩余索取權的要求完全可以揭去這一虛假的外衣。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后，在我國社會經濟逐步向股份制混合經濟結構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有過一場關于“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資本”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勞資雙方在理論上爭奪生產過程的主導權和支配權，進而爭奪對生產結果的控制權和索取權。其實，在資產階級法權范疇下，所謂“雇傭”，其內涵就規定了是資本對勞動的雇傭，而不可能是勞動雇傭資本。然而，這場爭論的核心范疇“雇傭”，反映了爭論雙方實質上都是在資產階級法權范疇內討論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勞動雇傭資本”的提法借用“雇傭”這個詞來反映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主導權和控制權上升的現實，其實是“概念空白”的一種必然表現。即當時還沒有出現合適的概念或范疇來表述新出現的現象，因此借用已有的概念來表述新的現象。因此，盡管嚴格來說這種借用在學術上是不規范、不嚴格的，但它出現在特定時代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反映的資本-勞動關系的新發展，預示了一個新時期的開始，那就是資本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勞動的重要性在生產社會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已經以不可否認的頑強趨勢突顯出來，由勞動來主導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的要求已經被理論和實踐提上了議事日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場爭論可以說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要求參與分享剩余的理論先聲。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之時，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這固然同全球經濟危機條件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背景相關，但從更深的層面也不能不說是順應當前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主動選擇。在當前全球性經濟危機背景下，生產社會化的全球性調節已經成為各國面臨的緊迫課題，而與這種全球性生產社會化相適應的對現行生產關系的調節也已經不可避免。只不過這種調節在資本占據支配地位的世界經濟中不會以和平的方式自動實現，而是在經濟危機、生態危機、社會危機等一系列壓力之下被迫逐步實現的。對現行生產關系的調節，最敏感、最直接的就是對分配關系的調節。當前席卷美國多個城市的“占領紐約”、“占領華盛頓”的示威游行所針對的正是分配關系的失調。我國要抓住時機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就必然要改造和提升消費結構，而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實現消費結構升級也就成為必然的、自覺的主動選擇。

　　然而，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只是服從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它更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過程，是新的歷史時期勞動分享剩余的歷史潮流的體現。這一點從我國首次提出要對初次收入分配進行改革的主張看出來。我國歷次的收入分配改革都是針對再分配或者二次分配提出的，唯有這一次，提出了要對初次分配領域進行改革。這意味著要重新調整全部剩余的分配結構和比例。改革的傾向也是明確的，要擴大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勞動收入顯然是對照財產收入而言的，而資本收入就是以資本所有權為依據要求占有剩余的一種最重要的財產收入形式。從這個角度來說，勞動收入是相對于資本收入而言的。因此，擴大勞動收入的占比，實質上就是要在勞動和資本之間重新分配剩余。讓勞動和資本平等分享剩余，一方面賦予勞動以剩余索取的正當權利，使廣大勞動者能夠平等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另一方面也沒有徹底否定資本對生產發展的貢獻，給予其實現自身利益的空間。而這正是前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目的的內容及其實現手段的有機結合。

　　綜上可見，勞動分享剩余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且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存的特定歷史階段上具有共性的規律和要求。

注釋：

[1]對此需要做進一步的細化分析。管理作為組織協調社會化大生產的功能來說，是生產過程中必要的生產性活動，是實時支出的一種特定形式的勞動。服務當作為恢復、提高勞動力在精神狀態和生理狀態的生產性功能的必要活動時，可以歸結為歷史和道德因素所決定的現代生產中勞動力成本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看，二者都可以歸入活勞動的范疇。當然，除此之外的非生產性管理和服務必須排除在外。而科學技術則相對復雜一些：對于科技專利所有者來說，專利技術是其以往勞動的物化形式；對于科技勞動而言，則是復雜勞動的實時支出。前者投入生產屬于資本范疇，而后者則屬于勞動范疇。

[2]由此可見，那種宣稱“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貢獻分配的論調是多么的虛偽。

[3]資本歷來把勞動（工資）看作是其生產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勞動要素作為可變資本只是被資本當作成本，而無權要求分享剩余。

[4]這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分配是生產的反面”的基本觀點。

[5]這種交換可以僅僅是產品交換，也可以是不以利潤為目的的純粹的商品交換。具體采取何種交換方式，要以當時社會經濟處于商品經濟還是產品經濟時代來決定。不以利潤為目的的商品經濟在更高的歷史階段以新的形式出現，體現了商品經濟范疇的螺旋式發展過程。

[6]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實踐的最初階段，上層建筑的作用被提到了凌駕于經濟基礎之上的地位，導致忽視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這一錯誤得到了糾正。然而，矯枉不可過正，當前我們不能因為強調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乃至否定社會政治因素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否則，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方法論要求的。

[7]這同馬克思資本積累規律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即資本積累的內在機制依賴于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同價值成反比、同使用價值成正比。這意味著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價值不斷貶值，日益增多的社會使用價值正以更少的價值來表現。這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價值屬性正在日益銷蝕，價值范疇的作用范圍在縮小，而使用價值范疇的作用范圍在擴大。作為這種自然歷史發展趨勢的體現，在取代資本主義而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使用價值范疇作用范疇的擴大已經體現在生產目的的自覺轉變上，即從對價值增殖的絕對追求上回歸對使用價值的追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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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本文原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5期【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