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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墜樓身亡的消息,再次引發輿論對高校導師制的關注。根據陶崇園家人的爆料,陶的導師王攀粗暴干涉其個人生活,不讓陶崇園正常畢業、強迫他報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占用陶崇園大量個人時間給他做私人家務。
無獨有偶,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學院研究生蔣某于2016年墜樓自殺,生前曾透露其導師張代遠對其學業有不合理的要求,導致他無法正常畢業、就業,對人生失去了希望。南京郵電大學經過調查之后,取消了張代遠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并對其停職。還有年初的西安交大博士自殺事件,其和導師的聊天記錄曝光后,外界對于高校教師的職業道德大為驚嘆。
近年來,高校師生關系的丑聞早已不是個案。可以說,克扣研究生津貼、惡意拖延學生畢業等明目張膽的剝削行徑,在當下屢見不鮮。哪怕在一些知名高校,也有某些導師的惡劣行徑在學生群體中口口相傳。高校的師生關系出現這么多問題,與高校教師的世界觀有直接關系。坦率地說,當下某些高校教師的惡行,放在二三十年前是無法想象的。
二三十年前的校園氛圍可比現在單純得多——當年在高校里掌握話語權的,大多是有情懷的老科學家。慶幸的是,我在求學路上曾和這一代有情懷的老科學家有過交集,親身體會了他們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從年齡上說,這一代老科學家真是受黨的教育成長起來的。他們認為自己成為科學家得益于國家的培養——既然平臺是國家給的,那就該多做實事、多培養人才來報效國家。他們是發自內心地喜歡學生,盡可能地把自己的真才實學傳授給學生。我曾見過博士生導師去宿舍找本科生懇談,鼓勵他們將來到自己的實驗室讀研究生,而且真誠地為學生們未來的發展做出考慮和規劃。當年我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曾經幸運地遇到這樣一位恩師:博導劉兢教授對我這個本科生的研究工作多有指點,使我在她實驗室里受益頗多,日后得以比較順利地開展科學事業。因此,我對這一代老科學家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以身作則,用崇高的理想和行動詮釋了“為人師表”。
一代人的時光匆匆而過。現如今,高校里掌握話語權的多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這批大學生。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青年時代受到西方思潮很大影響,世界觀中充斥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成分。這部分人抱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為自己擁有的東西完全來源于所謂“個人奮斗”,完全不考慮國家對他們的培養與政策扶持——這當然是很不客觀的。這部分人進而認為,既然他們憑借“個人奮斗”獲得了一切,那就不需要承擔對他人、集體、國家的責任,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高校師生關系中不正常的狀況,其實就是這部分人身上的個人主義被進一步放大、登峰造極的產物。
這些盤踞在高校中的個人主義者,毫無大局意識,一心只想著如何牟取更多的私利。他們熱衷于在高校里爭奪資源,一旦得勢便淪為壟斷資源、尸位素餐的學霸、學閥,讓成長中的青年教師苦不堪言。他們對于學生則沒有憐愛之心,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榨取學生的剩余價值。我在此講講中國科技大學的幾個真實案例,供各位參考:
博導Y教授是十幾年前從美國引進的人才。此人為了多發表論文,招收了大量研究生,遠遠超過實驗室空間的正常承載能力。于是,此人給實驗室的研究生排班,一天幾班倒,以致某些研究生不得不深夜前往實驗室通宵工作,對身體傷害極大。更加令人發指的是,此人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一律不許結婚、在校期間必須玩命干活,否則就拖著不給畢業證書。
博導G教授沒什么誠信的觀念,給研究員、博士后許諾的解決編制最后都成了“畫大餅”,導致為他賣命多年的青年人才一無所有。而且此人熱衷官場、喜好社交,竟然聲稱要專門招幾個能喝酒的研究生,用于社交場合的各種應酬……
博導S教授江郎才盡,近年來缺乏像樣的學術成果。此人不從主觀上找原因,卻將學術上的無能歸咎于“研究生不夠努力”。于是,他在實驗室裝了好幾個攝像頭,嚴密監控研究生每時每刻的活動;他甚至還給實驗室安裝了一部指紋打卡機,強制研究生每天留下出勤記錄。
即使在國內知名高校里,某些病態導師把研究生當作勞工乃至私人仆役的事例也屢見不鮮。與從前相比,師生關系的佳話少了,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演化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種種惡行,顯然不能用“事出偶然”來解釋。深刻的根源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長期軟弱、渙散,并未在道德層面上形成對高校教師的有效制約。這類問題具體體現在幾個方面:
• 許多高校無論是從外部引進人才,還是從內部培養教學骨干,都存在“重才不重德”、“一白遮百丑”的價值取向。只要高校教師能拿到經費、發表論文,學校并不在乎他們是否“德不配位”。也正因為如此,某些高校教師才會有恃無恐,肆意壓榨研究生。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主義仍然非常嚴重,對為人師表的高校教師缺乏必要的道德教育。許多高校教師實質上游離于思想政治工作之外。
很多院系黨委的權威不足,無法有效約束高校教師的言行。個別高校教師甚至動輒以“普世價值”、“自由思想”為借口,拒絕院系黨委正常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只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軟弱渙散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觀,高校師生關系的異化就難以杜絕。知識分子并不必然高尚,衣冠禽獸大有人在。院系領導、教授博導之類的頭銜并不代表什么特權,更不是什么丹書鐵券;擁有這些頭銜,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受道德約束和黨紀國法的懲治。
某些高校高校教師自己的世界觀就很混亂,以為自由就是不受約束、想干啥就干啥。這天底下就沒有這樣的自由——哪怕是號稱“自由”的美國知名大學,普遍為教學道德設立嚴格規范,校方對此擁有解釋權。高校教師入職時需要接受必要的道德教育,這叫做“有言在先”;此后任何違背道德規范的行徑都將被視為“明知故犯”,招致校方的嚴肅處理。
例如,美國南加州大學校方制訂的教學道德規范中,就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條款:
嚴禁老師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任何形式的“表白”都會被視為對學生的性騷擾,必須追究老師的責任。
號稱“自由”的美國大學為何禁止師生戀?其實這項規定很有道理——師生關系本來就不是完全平等的。老師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給學生所學課程打的分數,對學生研究項目的安排,都有可能對學生的發展造成深刻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大學必須為處于相對弱勢的學生提供保護機制。否則,老師很可能以手中的資源作為籌碼逼迫學生就范,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008年轟動一時的“中國政法大學弒師案”其實就源于這種關系:該校法學院教授程春明以保送研究生的資格為誘餌,與女學生發生了性關系。女學生的男朋友得知此事后,情感上難以接受,一怒之下將程春明砍死。這個事件當中沒有贏家,假如校方能夠通過有效的道德約束防止師生之間出現不倫關系,那么壓根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血案。
痛定思痛,要想從根本上消滅高校師生關系的不正常之處,必須切實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高校黨委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偉大的思想家韓非早在2200多年前就曾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高校黨委要想樹立權威,就必須將賞罰之權切實把握好——用好了賞罰之權,才有可能在道德層面對教職人員進行必要的嚴格要求,絕不能搞當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具體說來,切實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道德規范,有以下可行的途徑:
• 破除人才引進和培養過程中“重才不重德”的錯誤傾向。如果研究生受到導師的不公正待遇或性騷擾,一經查實必須嚴肅處理。取消研究生招生資格等于斷絕導師的命根子,可以起到殺雞儆猴、懲前毖后的作用。職稱評定、科研經費分配等工作中,采取“師德一票否決制”。
• 為保護處于相對弱勢的學生,高校應普遍建立專門的投訴機制和獨立調查機制。歷史經驗證明,“自查自糾”往往是低效的乃至無用的。所以師德問題的調查權不能放在院系內部,而必須有校級監察委、紀委的參與。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生在有理的前提下,一告一個準。
• 不能局限于事后監督,而要通過預防機制避免師生關系異化,對高校教師形成必要的道德約束。高校應當普遍建立教學道德規范,并將定期學習教學道德規范作為對高校教師的強制性要求。
對于嚴重的師德事件,比如對學生進行性騷擾、惡意延遲學生畢業、把學生逼出抑郁癥等等,不僅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還要追究院系的領導責任。唯有如此,才能客觀上促使院系黨委切實承擔起維護正常教學秩序的責任,平時防微杜漸,是不是出事之后試圖捂蓋子、補窟窿。
高校師生關系的異化,使得本應與社會化大生產匹配的人才培養,墮落為封建行會的學徒制;使得本應美好的師生關系,墮落為人身依附的關系。不僅學生個人的前途受到負面影響,科教經費的投入產出比也相應降低了,所以國家才是最大的輸家。知識分子并不必然高尚,必須以堅決的手段將無恥之徒從高校清洗出去。當代中國真的不缺人才,沒幾個臭雞蛋就做不出好蛋糕了?誰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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