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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新程恩富丨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實現的前提與四維邏輯——確立“五種分配方式論”

點擊：作者：吳文新程恩富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21-11-27 10:37:16

【摘要】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存在若干邏輯前提，比如黨在非公經濟占優(yōu)勢的條件下推動共同富裕的決心和意志堅不可摧，必須依靠人民群眾重點推動富裕之“共同”。我們可以從共享發(fā)展和協調發(fā)展理念、社會基本矛盾、公平與效率關系等角度來把握共同富裕的概念邏輯；從理論邏輯看，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實現共富的內在主導性邏輯，而其他分配方式是外部輔助性和補償性邏輯；從歷史邏輯看，社會主義思想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共同富裕的艱辛探索，本質上都是在設法實現共同富裕；從實踐邏輯看，中外歷史特別是市場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造成貧富分化的原因相當復雜，需要我們在科學認知“因果關系”的基礎上確立共同富裕的圓滿實現邏輯及其相關深化改革方略。最后聚焦于分配領域，我們可以充分通過“五種分配方式”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并商榷學界的“三次分配”內涵。

眾所周知，共同富裕是我們一貫強調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核心理念之一，盡管我們通過艱辛努力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性成就，卻直到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之前，依然出現了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分配嚴重不公的發(fā)展困境，從而威脅到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安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安全。這就不能不說，能否扭轉貧富分化趨勢、兌現共同富裕承諾，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峻的“關系黨的執(zhí)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為此，中央及時提出《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fā)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qū)的意見》，浙江省也隨即出臺《浙江高質量發(fā)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qū)實施方案（2021-2025）》，并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第十次工作會議上再次動員和部署。那么，如何理解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又該如何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呢？

一、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幾個邏輯前提

新時代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澄清幾個“預設性”認知，并以此作為思考共同富裕問題的邏輯前提；但并非子虛烏有的“預設”，而是我們研究新時代共同富裕問題得以出發(fā)的事實基礎。

1、中國共產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意志和決心不會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就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所堅守的發(fā)展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所踐行的新發(fā)展理念就是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不僅喊在嘴上、寫在文中，更是捧在手上、裝在心里；中國共產黨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說的是民聲，做的是民愿，成的是民利，造的是民福。因此，無論如何改革開放，無論非公經濟如何發(fā)展、外資引入如何龐大，只要我們不忘這個莊嚴的政治承諾——“決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并且隨著發(fā)展階段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實現共富的方式和路徑，在剛一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實現全面小康之后，就立即宣布下一步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這都表明，中國對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始終保持足夠的戰(zhàn)略定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決心，不懈探求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共同富裕的辦法。

2、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主體創(chuàng)造作用實現共同富裕

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這個原理同樣適用于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說，實現共同富裕一定不是靠勞動人民之外的群體，而是靠人民群眾在黨制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團結合作、艱苦奮斗、勞動創(chuàng)造。那種試圖通過國家的二次分配、特別是先富群體的慈善救助來實現共同富裕的想法，缺乏世界歷史和現實的事實支撐。人民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共同富裕，這是天經地義的，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作為共產黨人，我們的使命就是領導人民建構這樣一種制度和體制，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chuàng)精神”，人民勞動創(chuàng)造于其中，自然走在使“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fā)展”道路上，到一定階段即可達到共同富裕。

3、要從非公經濟“56789”的事實出發(fā)追求共同富裕

自改革開放以來，非公經濟由一開始的允許發(fā)展到必要補充，再到必要的有益補充，一直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再到現在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已由體制外融入體制內；而在量上，已經具有“56789”的顯著特征。目前，就業(yè)于非公經濟的勞動者數量已居絕對多數。這意味著我國的市場主體絕大多數是非公企業(yè)，而與此類似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出現過共同富裕的先例；即使一度被人津津樂道的北歐諸國，由于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政策，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顯著縮小了貧富差距，但由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也被打回了極化沖突的原形。事實證明，建立于非公經濟基礎上只是通過二次、三次分配調節(jié)來實現所謂“共同富裕”，從根本上說是靠不住的。而我們新時代走向共同富裕，能在不觸動甚至不斷做大先富群體蛋糕的前提下，使月入僅千元的6億多人口分得跟他們差不多的蛋糕嗎？這既是歷史給中國共產黨命出的一個全新考題，也是我們新時代追求共同富裕的事實基礎，以及我們思考共同富裕問題的邏輯前提。

二、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概念邏輯

概念邏輯主要是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為了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我們新時代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我們把屬于理論邏輯的概念邏輯專列說明。由于共同富裕并非一個自然事物可以精確定義，這里謹從幾個角度進行分析闡述。

1、從共享發(fā)展理念來看共同富裕的內涵

習近平在論述共享發(fā)展理念時，明確指出：“共享發(fā)展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這表明，共享發(fā)展理念是專門針對實現共同富裕而提出來的，也就是說，只有堅持共享發(fā)展理念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貫徹落實共享發(fā)展理念。共享發(fā)展包含4個方面：全民共享是指共享的主體覆蓋面，即“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全面共享是指共享的內容或對象，即“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各方面建設成果，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共建共享是指共享的實現途徑，即“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也就是協同共建；漸進共享指的是共享發(fā)展的推進過程，即“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由于共享發(fā)展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邏輯關聯性，我們可以推知，共同富裕的“共同”指的是：共富的享有主體是“全體人民”；享有共富內容的客體是方方面面、所有發(fā)展成果；共富的創(chuàng)造主體是“人人”，即所有人，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共同勞動、共同創(chuàng)造；實現共富的步驟是從量變到質變、從局部到整體、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簡言之，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亦即共享發(fā)展理念下的共同富裕，就是全體人民通過共同勞動或共同建設，或快或慢共同享有所有財富和文明的歷史過程、趨勢和狀態(tài)。

2、從協調發(fā)展理念看共同富裕的內涵

習近平在不同場合講到協調發(fā)展理念時，也多與共同富裕聯系起來。他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要自覺主動解決地區(qū)差距、城鄉(xiāng)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堅持在發(fā)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統籌做好就業(yè)、收入分配、教育、社保、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fā)達地區(qū)傾斜，向困難群眾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必須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作出更加積極有為的努力。”在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持續(xù)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差距，讓低收入人口和欠發(fā)達地區(qū)共享發(fā)展成果，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掉隊、趕上來。”這表明：第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第二，共同富裕不只是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也是地區(qū)和城鄉(xiāng)差距問題，就是基本實現地區(qū)和城鄉(xiāng)的充分發(fā)展和均衡發(fā)展，鄉(xiāng)村趕上城市、中西部趕上東部的發(fā)展水平；第三，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問題，而且包括了就業(yè)、教育、社保、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扶幼等方面，這些方面達到了基本均衡的狀態(tài)；第四，通往共同富裕路上的弱項、短板，就是農村、基層、欠發(fā)達地區(qū)和困難群眾等后富者，只有這些方面趕上來了，能夠切實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才算真正實現了共同富裕；第五，共同富裕不只是口號和目標，而需要踏踏實實、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地為之努力，是一個持續(xù)奮斗的過程。因此，從協調發(fā)展的角度看，新時代的共同富裕要不斷推進地區(qū)、城鄉(xiāng)等均衡發(fā)展，后富者的發(fā)展狀況顯著改善，財富和文明共享程度大幅提高，與先富者差距越來越小的歷史趨勢、過程和狀態(tài)。

3、從社會矛盾及其運動相關方面看共同富裕的內涵

首先，從社會基本矛盾看，共同富裕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分配和消費領域的集中表現。把“共同富裕”分解開來，“共同”指的是生產關系的共同性、平等性、互助性和互惠性，是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產關系而言的；“富裕”指的是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其基本含義是物質財富超越了溫飽生存的界限而有較豐富的可自由支配的剩余財富，以至于充足、寬裕；質言之，共同富裕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平等地享受到豐足的物質生活（當然不限于物質生活）。也就是說，共同富裕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機統一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或表現。“共同”主要源于不斷做強做優(yōu)做大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富裕”源于社會主義制度下高質量發(fā)展的生產力。只有大力發(fā)展生產力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才能達到富裕；只有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堅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堅持產品的按勞分配為主體，才有真實的“共同”的富裕。因為富裕本身沒有社會性質的差異，但不是無主體的富裕，它在社會成員中的分布狀態(tài)卻有社會制度之別，而“共同”則從生產關系上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應有的富裕，才從本質上體現社會主義價值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征，但富裕也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顯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共同富裕是從較發(fā)達生產力和公有主體型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高度規(guī)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

其次，從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看，共同富裕相當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較大滿足。而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辦法就是清除人民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種障礙——其核心和實質就是社會發(fā)展中的那些不充分不平衡的方面、環(huán)節(jié)和因素。習近平在談到共同富裕、共享發(fā)展理念和高質量發(fā)展時，常常提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們要著力提高發(fā)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高質量發(fā)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fā)展，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fā)展”。關于浙江建設共富示范區(qū)的中央意見和浙江方案，更是把高質量發(fā)展作為走向共富的必由之路。由此看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與實現共同富裕是一致的；在此意義上，高質量發(fā)展的內在要義之一就是能夠實質性促進或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因此，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就是通過高質量發(fā)展來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4、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看共同富裕的內涵

雖然自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就提出“更加關注公平”的觀點，并且語氣愈加嚴厲，但貧富差距依然不斷拉大；對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爭論也從未中斷，從“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到更加關注公平，再到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也要重視公平，彰顯了政府和社會的焦慮和期待，已然成為一個關系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關鍵問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屢屢提到公平，也總是與共同富裕和人民獲得感等相關聯，認為能否實現共同富裕也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他強調，“我們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fā)展權利，使改革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wěn)步邁進”。他特別指出：改革“要往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各個環(huán)節(jié)，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待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謀劃改革，要“多推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談到共享發(fā)展，他首先明確，“共享發(fā)展注重的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集中體現”；“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收入格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他在談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時提出：“要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實現收入分配合理、社會公平正義、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見，習近平和黨中央越來越重視公平問題。

實際上，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目標。“富裕”意味著生產力的高效率發(fā)展，沒有效率的發(fā)展不可能實現富裕，無效率的經濟過程至多是簡單再生產的維持，而不可能有財富的增加。有效率就會有富裕，為了富裕必須追求效率，舍棄效率便不可能有富裕，這也是追求富裕的歷史規(guī)律。但我們追求的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體現，“不共同”的富裕便會形成部分人——少數人——極少數人的日漸富裕，從而也是部分人——多數人——絕大多數人的相對貧窮，這無疑也是歷史的規(guī)律。這個“共同”就是全體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要素、資源、條件和環(huán)境，平等地享有共同發(fā)展的成果，也就是公平。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公平與效率互促同向變動假設”，即“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越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而這種辯證統一就在于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型按勞分配”之中，存在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實踐之中。離開共同富裕談論二者的關系就是抽象而無益的。某種意義上說，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沒有效率的公平和沒有公平的效率都違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規(guī)律，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梢?，我們必須在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方面來理解和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寧可不要。因此，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一定是社會公平正義價值導引下的全體人民愈益提高的富裕，是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

5、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目標看共同富裕的內涵

從經濟制度層面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義之一，應該能夠在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的歷史過程中助推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類型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服務于、服從于并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市場經濟。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本質趨向是公平（當然也同時追求整體效率）——全體勞動人民基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而當家作主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等，市場經濟的本質趨向就是效率（當然也同時追求市場公平）——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高效率地創(chuàng)造和獲取財富，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呈現為講求公平的效率與講求效率的公平的辯證統一，“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系，二者呈現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變動的叫促關系和互補性”。在實踐上可表現為效率為了公平、服從公平、促進公平，這也符合鄧小平關于先富和共富關系的論述，部分先富就是講求效率的結果，而其目的只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否則，只求效率和先富，共同富裕就是烏托邦。為此，必須克服關于共富的錯誤觀念，比如：“只把共同富裕視為最終目標而非日趨推進過程，將共同富裕變成夸夸其談而不付出實際行動，日行跬步、先搞貧富懸殊再搞共同富裕，以先富帶動后富為借口大搞貧富分化，貧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發(fā)展，只需提高中低收入而無需調整超級富豪收入，政府不用調控私有化競爭導致的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免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企事業(yè)和公務單位三大階層財富和收入無需協調平衡等”，這些都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因此，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一定是以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和根本制度駕馭市場經濟，使之為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高效創(chuàng)造財富的共同富裕。

總之，共同富裕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它具有全時空性、全方位性、全民性和全過程性。從定性看它是消除絕對貧困之后并超越溫飽和小康的充足與豐裕，從定量看是全國范圍內基尼系數、家庭收入和家庭凈資產的五等份或十等份的倍數均應低于資本主義國家，從時間看是全國人民雖起點不同或有時差但幾乎同時走向不同程度的富裕，從空間看是各階層、地區(qū)、城鄉(xiāng)、行業(yè)等財富和收入差距加速縮小，從社?？词腔A性的教育、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安全等民生服務公益化、均等化和趨向免費化。這些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社會狀態(tài)標志。

三、新時代推動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

在大體搞清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概念邏輯以后，我們再來深入探究推動共同富裕幾個主要問題的理論邏輯關系。這里大致從主導邏輯和輔補邏輯以及勤勞與致富的關系三個方面予以簡單論述。

1、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的內在主導性或決定性邏輯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如果確認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分配問題，那么就該承認，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條件是生產條件的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共同性，只有所有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所有人才能共同占有勞動產品，即共同享有他們共同創(chuàng)造的財富，實現共同富裕。歷史表明，作為結果性的財富占有根本上取決于生產資料的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產權）直接決定財富占有權（或剩余索取權），也就是生產決定分配。因此，這里的邏輯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勞動——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當然，這是所謂初次分配之主體方式的理論邏輯，初次分配在分配過程及其體系中具有原發(fā)性、根源性和決定性，但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落實按勞分配，共同富裕便會成為空中樓閣。馬克思這樣講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這里“這樣的”分配當然是指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資本家得到剩余價值而工人只得到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緊接著他說：“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那么這種分配是什么呢？眾所周知，馬克思在這封信里詳細論述了一種叫做“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馬克思由此批評了庸俗社會主義觀點，即“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并認為這是在已經科學地發(fā)現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本質時的一種“開倒車”。因此，在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百余年后的今天，特別是正反兩方面歷史已經證明，“共同富裕是脫離不了按勞分配這一主體的”，還有人在脫離生產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性質而抽象地談論分配公平或共同富裕問題，應該說是缺乏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常識的。顯然，這個邏輯表明，不斷鞏固和壯大勞動人民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斷擴大按勞分配制度對勞動者的受益覆蓋面，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徑。

2、國家調節(jié)和慈善捐贈：共同富裕的外部輔助性和補償性邏輯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存在前述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邏輯，而且還存在占比國民經濟較大的非公經濟和按資分配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社會主義社會和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舉措均可借鑒。但必須明白，“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諸國調節(jié)財富分配、消解極化現象的做法，大都是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和稅收而實現財富的二次分配，從而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同時倡導富豪們設立公益慈善基金（比如美國通過免稅等激勵），將部分財富用以所謂的公益慈善事業(yè)（或稱“第三次分配”），從而使一些弱勢群體得到救助，有富豪甚至宣布死后“裸捐”。但目前看，沒有事實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保障制度或發(fā)達的公益慈善事業(yè)能夠真正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北歐“社會民主主義”諸國，加上近兩年新冠疫情的重創(chuàng)，其債務驟增、赤字龐大、貧富懸殊所造成的階級矛盾、民族爭斗、宗教沖突等，更是對其所謂發(fā)達的福利保障及慈善體系形成絕大的嘲諷和否定。這說明，當初次分配遵循私人資本邏輯必然造成兩極分化時，再通過一般所說的二次分配也只能是緩解而已，至于第三次分配更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強化二次、三次分配沒有積極價值。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政府利率、價格、稅收等宏觀調控政策，完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以及通過中華儒商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揚，倡導“先富者”富而思源、富而感恩、回饋社會、回報人民，積極擔負社會責任，向“后富”地區(qū)投資生產、轉移財富、支持公益、做好慈善等，踐行“先富帶幫后富”，這總歸是充分利用市場資源，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思想的重要舉措，當然是非常值得鼓勵和倡導的。至少我們的民營企業(yè)家們應該有中華儒商的民本情懷和德為財本的倫理素養(yǎng)，并學習效仿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同時也是優(yōu)秀企業(yè)家的羅伯特·歐文為工人階級謀利益的精神；在現實中，應倡導企業(yè)家們像福耀老總曹德旺、華為總裁任正非、鴻星爾克董事長吳榮照等那樣，不做金融資本玩家，致力于制造實業(yè)，并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助力國強民富的使命感。但總體上，國家主導的再分配只能作為共富的輔助性手段，富人階層的慈善捐贈等只能作為補償性手段。

3、勤勞何以致富：一個不能忽視的邏輯關系

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五千年燦爛文明無不是無數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奉獻智慧、自強勤勞的結果。勤勞致富是我們不遺余力所倡導的正向價值觀，也是一種樸素的財富真理。但問題在于，任何勞動者的勤勞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因而也受到這些條件的制約，這些條件的核心是生產關系及其所有制基礎和性質。我們知道，在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里，無論勞動人民如何勤勞，也的確創(chuàng)造了無限豐富的物質財富，支撐了人類社會的正常存在和持續(xù)發(fā)展，但通過勤勞致富的人及其事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卻非常罕見，原因何在？事實上，勤勞能否致富，并不取決于勤勞本身，也不取決于勤勞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取決于勤勞者所生活其中的社會歷史條件；勤勞與致富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私有制的人類文明史的常態(tài)倒是，越勤勞越貧窮。

看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資本論》對19世紀英國和歐洲雇傭工人勤勞和生存狀況的描述，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再看看19世紀80年代法國工人領袖拉法格的《懶惰權》（又譯為《悠閑權》），就知道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所倡導的勤勞本質上就是讓雇傭工人世世代代做奴隸，是一種“你勤勞我致富”的資產階級剝削邏輯。拉法格甚至熱情地謳歌勞動人民“懶惰”的需求和渴望：“工人階級應從心底拔除統治他的并且使其本性退化的罪惡，以驚人的力量崛起，……制定一條鐵律，禁止任何人每天工作三小時以上，地球，古老的地球，會因歡樂而顫抖，感到一個新的天地在騰起！”經過廣大勞動人民的長期斗爭和科技的大發(fā)展，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和民生狀況有所改善，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制度弊端及其惡果，因而波及約8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普遍提出要消除“1%與99%”貧富對立。

顯然，勤勞致富的前提是，勞動者自己掌握生產資料并能得到一切相應的回報。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小生產的小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本身就是私有者，生產經營規(guī)模較小，這時他越勤勞就會越富裕，這具有比較直觀的線性因果關系。另一種情況是在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時勞動者聯合為一個勞動集體，共同掌握生產資料，分工協作、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勞動產品，即按照勞動貢獻大小進行消費品的分配（按勞分配），或者按照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需要進行分配（按需分配），這樣都會達到雖有差異但基本相近的共同富裕。前一種情況在我國非公經濟中還有一定存在，即個體經濟，他們基本上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來實現自己生活的富足。而非公經濟中的民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是有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經濟，按照歷史規(guī)律，當然也難逃馬克思所論證過的勞動者越勤勞越相對貧困的悖論。這大概也可視為近30余年我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深層次原因吧！因此，要想實現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勤勞致富，那就只有一條鐵律——基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社會主義共同勞動、共同享有的共富之路，亦即只有公有制基礎上的勤勞才能全民致富。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根本原因。質言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共富邏輯更加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

四、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邏輯

歷史邏輯是探析共產黨人追求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和認識過程?；蛟S可以說，共同富裕是我們觀察170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100年中國共產黨史乃至500多年社會主義史的一個新視角。

1、社會主義思想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價值追求

我們知道，在過去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最令人痛不欲生的現象，就是“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富者廣廈萬間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而路有凍死骨”這種違背人情天道的境況！這就是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所著力改變的人間慘狀，期盼著人類大多數成員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和文明能夠使他們平等共享。這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現實淵源——一個與現實根本對立的美好愿望。縱觀歷史，無論是空想共產主義產生之前的奴隸、農民或農奴起義，亦或被宗教界描述為理想天國的伊甸園、極樂凈土，都針對當時的極化現象而高呼平等、共享的口號一路走來；空想社會主義者也都向往著公有制、人人勞動、人人享有的美好“烏托邦”。筆者曾經論證，私有制社會的基本矛盾造成一個顛倒了的理想世界：“現實的私有制社會倒逼出一種想象中的公有制社會；現實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催生出一種思想上的消除了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無階級社會；現實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映射出一種哈哈鏡般的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共享一切社會財富的美好狀態(tài)”。

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時候，已經可以從飛速發(fā)展的社會化大生產中越來越看得清這種共同富裕的前景了——“正是由于這種工業(yè)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chuàng)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fā)展。”“只有通過大工業(yè)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給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顯然，這個理想世界正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為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社會的徹底顛倒，是勞動異化的徹底揚棄和人性的徹底復歸。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工人階級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目的正在于砸碎那個異化的奴役勞動的鎖鏈，而獲得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整個世界——共享自己的勤勞所得；以至于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事實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奔向共同富裕的有益探索。顯然，共同富裕是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一種為每個人自由全面發(fā)展奠定基礎的階段性生存狀態(tài)，實際上包含著與它前后關聯的生產資料公有、共同勞動及共享文明、幸福和自由。從這意義上可以說，一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就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歷史。

2、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共同富裕的艱辛探索

在國際共運史上，可為典范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擺脫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從而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以至于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提出一個15-30年的中長期奮斗目標，一個包含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全面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目標。早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領導中國人民持續(xù)走向共同富裕的奮斗史，現在看確有道理。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的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直接結果就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振興和人民解放，為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經濟政治制度。建國伊始，毛澤東同志就提出：“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fā)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他接著豪邁宣告：“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1953年《中共中央關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指出：通過合作社將農民群眾聯合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事實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用了一代人多點的時間，在曲折的探索中使中國在極低收入的條件下實現了舉世公認的比較公平、相對較高的人類發(fā)展水平，從而為中國繼續(xù)走向共富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創(chuàng)造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繼承中華文化“小康”“大同”理想的精華，凸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理念。他指出：“我們允許一些地區(qū)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他還提出了實現共富的兩步路線圖，第一步讓一部分人或地區(qū)先富起來，第二步先富帶后富達到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納入社會主義本質范疇，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且多次從反面強調共同富裕的極端重要性，“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可見小平同志看待共同富裕問題的歷史高度，以及共同富裕在鄧小平理論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他還前瞻性地提出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時間表，設想上世紀末在達到小康時，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絕不能動搖。”胡錦濤同志也指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jié)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他提出的科學發(fā)展觀，就內含著對共同富裕的深刻訴求，有學者甚至把科學發(fā)展觀看成是中國共產黨的“共富發(fā)展觀”，意味著開始不可逆轉地落實鄧小平關于實現共富的第二代發(fā)展戰(zhàn)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里重申“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使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wěn)步前進。”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協調、共享等五大發(fā)展理念，并“把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就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舉措”。可以說，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為我們今后實質性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五、新時代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

綜上可見，實現共同富確實有客觀規(guī)律，為此我們需要探討造成貧富分化的原因，并在科學認知“因果關系”的基礎上，確立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及其相關改革方略。

1、造成貧富分化的一般原因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我們發(fā)現造成貧富分化的一般原因主要是：

第一，商品經濟價值規(guī)律是貧富分化的基本原因。價值規(guī)律是一切商品經濟的最基本規(guī)律，它的一個具有“雙刃劍”效應的經濟作用就是，自發(fā)地調節(jié)資產和收入分配，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在小生產自然經濟發(fā)展后期，商品經濟愈益發(fā)達，這個作用造成小生產者和小商人的劇烈分化，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創(chuàng)造了經濟條件。據此或可說，私有制條件下價值規(guī)律在抽象的意義上蘊含著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guī)律的胚胎，其作用形式和結果蘊含著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導致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的萌芽。因此，只要是私有制范疇內的商品經濟或更為發(fā)達的市場經濟，無論競爭多么自由和公平，價值規(guī)律都會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最根本原因。生產資料私有制使少數人擁有大多數生產資料或生產條件的所有權，因而具備了支配和剝削他人勞動的權力；商品經濟的產生天然地與私有制連理同枝，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被商品化，勞動者被雇傭化，私人剩余價值規(guī)律起著絕對作用，致使資產階級無止境追逐剩余價值或利潤，無產階級只獲得自己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即工資，而利潤和工資的差異之大，也為迄今全部的資本積累史所證明。

第三，基于私人剩余價值規(guī)律的按資分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直接原因。這是內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分配方式，是剩余價值規(guī)律的內在要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和慈善捐贈等并不能克服貧富分化和巨差。不僅馬克思主義并不蘊含這個所謂二次三次分配可以消除兩極分化的理論邏輯，而且在實踐上除了使窮人日子很不體面地稍微好過些，并不能根除他們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奴隸地位，遇到經濟波動和自然災難時依然難以逃脫赤貧的命運。近些年來國際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發(fā)達國家廣大勞工階級的命運就是證明。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生貧富分化的多種原因

由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市場經濟、非公經濟和按資分配等體制機制，因而會形成貧富分化和巨差的多種原因。

第一，市場經濟一般規(guī)律的自發(fā)作用，是形成貧富分化的市場原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也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不過屬于大生產基礎上的發(fā)達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相當程度的決定性作用，因此，與市場相關的一切規(guī)律特別是價值規(guī)律都會發(fā)揮作用，它必然自發(fā)地導致資產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只不過，冠于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定語，而是其根本的制度約束，因此，本質上說，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應該能夠克服市場經濟的自發(fā)性，特別是價值規(guī)律造成兩極分化的盲目性。但由于過分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尚未發(fā)揮好國家的主導作用，事實上就未能阻斷貧富差別擴大的趨勢。

第二，非公經濟在全國所有制結構中占大多數（具有“56789”占比特征），是我國現階段貧富分化的產權原因。“我們不難發(fā)現，只要允許私有制和資本要素參與分配，隨著資本的積累，貧富差距的擴大、財富的兩極分化就是一種必然趨勢。”非公經濟是相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言的，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范疇，在市場主體的微觀乃至中觀層面，私人剩余價值規(guī)律依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fā)揮作用，因此，在占比較大的非公企業(yè)內部存在貧富分化的客觀必然性，這是在由市場決定的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出現雇傭勞動收入與資本收益天壤之別的重要原因，而就業(yè)占比很少的公有制企業(yè)按勞分配的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顯得相對次要。這也說明，不減少初次分配環(huán)節(jié)的非公經濟占比，不擴大按勞分配的勞動者覆蓋面，就無法在社會階層這一衡量共同富裕最重要層面上消除起決定性因素的貧富巨差。

第三，中國不同城鄉(xiāng)、地域及其自然資源稟賦和交通等條件，是造成區(qū)域、城鄉(xiāng)貧富差距的自然原因。眾所周知，我國地域廣闊、地形地貌復雜、自然資源分布不均、很多地區(qū)交通不便，乃至城市和鄉(xiāng)村的自然稟賦及其功能等，都直接影響到不同條件地區(qū)人民群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況。相對而言，東部、東南、城市條件優(yōu)越發(fā)展較好；中西部、北部和鄉(xiāng)村特別是山村發(fā)展條件較差。

第四，工農、行業(yè)和產業(yè)等歷史基礎和發(fā)展差異，是造成貧富差別的產業(yè)原因。工農差異不僅有新中國建國前的歷史原因，也有建國后工業(yè)化積累的需要及其對國家現代化發(fā)展所做貢獻和犧牲的原因；行業(yè)差距應該說主要是有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和政策選擇所導致的，一些行業(yè)公益性、基礎性較強，在市場競爭中不占優(yōu)勢而逐漸落后。

此外，社會福利或民生保障體系不完善、不平衡和不充分，均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貧富狀況。

3、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和改革方略

根據以上貧富分化的因果邏輯，反過來可以發(fā)現共同富裕的客觀規(guī)律，并確立共同富裕的圓滿實踐邏輯和改革方略。

第一，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或國體所決定的。共同富裕是由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所決定的，對于社會主義制度而言具有內在必然性；同時也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初心使命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從溫飽到小康特別是消除絕對貧困的全面勝利，歷史仍將證明，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和英明領導是全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保證。

第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產權基石。如前論所示，與私有制蘊含兩極分化根本不同，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內在根據或根源性內因。公有制意味著勞動人民掌握生產資料、駕馭生產條件，因而控制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也就掌控著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不過是這種自我主宰的自然結果而已。習近平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fā)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因此，不斷做強做優(yōu)做大公有制經濟，不斷提高最大多數勞動人民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最深層基礎。

第三，按勞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渠道。與資本主義性質的按資分配導致兩極分化完全不同，按勞分配是內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必然趨向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這里需要申明的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按勞分配本身是按照勞動者付出的勞動量進行分配，跟商品交換遵循同一的原則，因而會由于“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而造成有差異的共同富裕。顯然，這與市場經濟中由于價值規(guī)律所決定的優(yōu)勝劣汰，跟私人資本邏輯中剩余價值規(guī)律所決定的利潤工資的巨大反差，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格局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遵照勞動主體型分配原則改革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體制機制，才能真正使共享發(fā)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實處，使廣大勞動人民滿意。”那種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不是均貧富、不是吃大鍋飯、不是同步富裕等觀點，肯定沒錯，現實中也沒人如此主張，因而這種強調可能不了解按勞分配與共同富裕之邏輯關系；那種強調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的觀點，會不會不贊成通過稅收、產權等改革來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狀況呢？看來還是要普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及其內在機理的理論。

第四，高質量的勞動聯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勞動者的高效高質量勞動及其團結聯合，從單純生產的角度看是為了凝心聚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人的生存與發(fā)展看，是為每位勞動者提供一種情感和精神的家園，使之在勞動組織中自然生成物質之外的歸屬感、獲得感、成就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以至增強勞動者的主人翁意識；而在非公經濟組織中，既可以在民營企業(yè)推行職工持股和股份合作制，來助力“勞資兩利”和縮差共富，還可以增強勞動者與資本談判的能力，來形成對資本在生產領域、初次分配中濫權壟斷的內在規(guī)制，助力雇傭勞動者分享資本收益和縮差共富。有些西方國家也積極支持民營企業(yè)職工持股，且工會力量較大，便形成與資本方的較強談判能力，較大限度地保障了勞工的權益。這個經驗也可提升為市場經濟中保障勞工權益的一條輔助性規(guī)律，在中國則可通過強化和改善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和職工代表大會來實現。

第五，不斷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標志。嚴格說來，民生保障體系并不是獨立于國民經濟體系之外的偶然存在，而是內生于國民經濟體系的性質和發(fā)展過程的。過去我們曾經探索過在公有制經濟組織內部徹底解決就業(yè)、教育、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等民生問題，但后來被作為“包袱”甩給社會或市場了，經濟組織成為單純“賺錢機器”，而“社會”或“市場”又沒有完全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和能力，其結果就是，民生保障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和規(guī)模擴張而同步改善，新的民生“幾座大山”壓在人們頭上，改革發(fā)展的大多數紅利難以及時惠及最廣大勞動人民。因此，新時代共同富裕必然與民生保障緊密相關，按照勞動人民生存發(fā)展的客觀需要來配置民生資源，既是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其完善程度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標志。

六、結語：通過五種分配方式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這里說的分配方式，是包含分配原則、分配途徑和分配層次的。依據上述分析和經濟現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可以通過“五種分配方式”來充分施放正效應，它們在總體分配中分別起不同的作用。其中：

一是運用好起決定作用的“勞主資輔”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輔體的產權基礎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按資分配為輔體的分配原則和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已表明了其主方式和主渠道的地位。

二是運用好輔助作用的“國家法策”分配方式。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既會影響到作為微觀主體的企事業(yè)單位的初次分配（如國家規(guī)定每小時或每月最低工資），更會較全面影響個人、家庭、群體、階層、城鄉(xiāng)、地區(qū)、產業(yè)和民族等再分配。

三是運用好起調節(jié)作用的“物價變動”分配方式。市場主體和政府制定或調整與生活有關的消費資料（含住房）和勞務價格，都會影響財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

四是運用好起脹縮作用的“資本市場”分配方式。證券、債券等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動，會引起參與者財富和收入的膨脹或收縮變動。

五是運用好起微補作用的“捐贈窮弱”分配方式。應鼓勵有條件的個人和單位捐贈財物給窮人、弱者和遭災難者等。此外，“家庭關系”等因素也會起財富和收入的各種重置、轉移等分配效應。

上述“五種分配方式論”比有學者提出的“三次分配論”更加準確。

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提供國民收入的單位，其分配原則和性質是由單位的所有制或產權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單位外部的市場決定的。撇開所有制和分配原則對初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和主要調節(jié)作用，而只講“市場力量”“市場機制力量的作用”，屬于背離基本事實的西方經濟學的有誤觀點。

第二，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最近十幾年黨中央文件的多次表述，初次分配不是“效率優(yōu)先”或主要講效率，而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在高質量發(fā)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第三，夸大中外基金會和捐贈作用是片面的。因為公益的概念比捐贈的慈善概念要大得多，許多基金會并非主要從事捐贈財物給窮人、弱者和遭災難者的。即使一個社會有不少個人和單位進行捐贈，那對于縮小該社會各階層等貧富差別也只起揚湯止沸的極小或個別作用（國家行政性規(guī)定的單位和地區(qū)扶貧捐贈另當別論）。其道德和宣傳的正效應很大，必須鼓勵和贊揚，而對于全社會及其各階層的共同富裕效應小到難以真正成為一次分配。

因此，我們還是應在不斷做強做優(yōu)做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基石上，通過上述五種分配方式扎實地整體推進共同富裕。

（作者：吳文新，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特聘首席教授、學部委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海納百川經世濟民”，原刊于《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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