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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不能讓司徒雷登妖霧重來——紀念毛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69周年！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8-08-19 10:55:49

69年前的8月18日，毛主席發表了他的曠世名篇《別了，司徒雷登》【點擊閱讀】。

毛主席為什么要寫這樣一篇文章？

這是因為，司徒雷登是一個象征性的人物，他的離去，意味著“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的失敗。

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第一次真正徹底擺脫了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險，走上了獨立、自由的光明道路。

歷史是曲折的。將近70年過去了，司徒雷登在中國又有重新登上神壇的趨勢。這意味著，那些試圖“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勢力并不甘心，斗爭并沒有結束，只不過是明火執仗的戰爭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爭。

司徒雷登重返神壇之日，就是中國淪為美國的殖民地之時！

一切熱愛中國的獨立與自由的人，都應該阻止這種局面的出現，都應該重溫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的宣告——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下面這篇文章，是筆者此前寫的兩篇關于司徒雷登的文字，綜合在一起給大家看，希望能夠幫助大家認清司徒雷登的真面目！

謹以此文紀念毛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69周年！

在今日中國自由主義精英的神龕中，有兩位來自美國的“圣人”——“武圣”陳納德，筆者曾有專文評述，這里不贅【點擊閱讀】。“文圣”則是司徒雷登。

網上有一篇標題冗長的《他是一生“假裝”愛中國，惡名遠揚的美國壞人！卻為何我們欠他一聲“謝謝”！》，讀了以后感覺如果中國人民不跪倒在司徒雷登面前舔他的腳趾，那簡直是忘恩負義。

人要自卑到何種程度才會寫出如此自輕自賤，讓祖宗羞慚得從墳墓里跳起來的文字，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最讓中國精英不滿的，是毛澤東主席1949年撰寫的評論名篇《別了，司徒雷登》【點擊閱讀】，為司徒雷登蓋棺論定，這傷了他們的玻璃心，也讓他們耿耿于懷，每當他們跪舔司徒雷登的時候，就要把這篇文章拿出來詆毀一番。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遷葬杭州西子湖畔，《南方周末》專門發了一篇混雜著唏噓、報復、得意等感慨萬千情緒的文章《別不了的司徒雷登》，算是君子報仇，六十年不晚，終于替“精神教父”司徒雷登出了一口鳥氣。

其實，精英們對毛主席的這篇文章還真不必如此歇斯底里，念念不忘。

本著一向為人寬厚的性格，以及在政治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讓步，對大歷史中個人卻多予同情性理解的原則，毛主席在文章中對司徒雷登著墨并不多。《別了，司徒雷登》文三千多字，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只有三段，字數不足五百。

總的來說，毛主席是把司徒雷登作為美國侵略政策的象征來評述的，對其個人還是手下留情。

雖則如此，但毛主席在文章中有一段話，分量卻很重——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云人物之一。”

這段話點明了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活動的全部本質——

司徒雷登是一個美國人，后來更成為美國政府的代表，雖然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執行美國的侵略政策，這就使他不能不成為美國侵華的象征性人物。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司徒雷登呢？

司徒雷登在中國活動的時間很長，概括起來說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占據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即辦教會學校，主要是燕京大學；第二部分只有兩年，即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先說第一部分

不能完全否定司徒雷登于中國從事的“教育”活動在傳播知識，培養人才方面起過一定作用，但這類學校本質上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工具，則是毫無疑問的。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一方面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迫割地賠款，進行軍事、經濟侵略，另一方面用傳教士辦教會學校的方式進行文化滲透，給中國人洗腦，力圖使中國人，至少使中國精英成為“自愿的奴隸”。

在侵略中國方面，美國由于是“宴會的遲到者”，比英法等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晚了一步，所以尤為重視后一種，即文化侵略。

美國教會大學的辦學方針是要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讓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時，接受西方文化，培養一大批完全接受美國價值觀，并拜倒在美國面前的精英知識分子，通過他們做“精神領頭羊”，更有效地實現美國資本勢力控制和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標。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革命先驅蔡和森就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成為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尋求向海外擴展勢力，由于英、日、法等國已經在中國建立勢力范圍，因此美國便使用福音主義、教會教育以及社會服務活動來向中國滲透。”

比如燕京大學1919年成立時，就是由華北地區的幾所教會大學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匯文大學、通州華北協和大學、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分別由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美國女公會、公理會、英國倫敦會等合辦。

燕大傳教色彩極為濃厚，“固無日不以宣道為目的”，主張“道德第一、學識第二”。教育的主旨就是要求學生接受基督教，成為該教的忠實信徒，聲稱“只有受到好的教育才能讀好《圣經》，讀好《圣經》才能上天堂”。

司徒雷登接掌燕京大學之后，盡管在傳教方式上有所改進，即不再像其他教會大學那樣，用各種手段強制學生皈依基督教（原因是富有傳教經驗的司徒雷登認為這樣做效果不夠好，他在燕京大學通過開展“基督教團契”，即組織課外活動傳教，反而吸引了更多學生通過參加活動皈依基督教），但燕大作為教會學校的本質并沒有任何變化。

司徒雷登本人出生在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自己也是一名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資深傳教士，正是因為傳教有成績，才受到長老會的青睞，得以出任燕大校長。

美國的這一策略也為其他西方列強所仿效。

從1882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將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末，西方各國教會在華創辦的教會大學竟占中國高等教育的80%。

1919年“中華基督教大學聯合會”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之江大學、協和大學、嶺南大學、雅禮大學、文華大學等14校，學生共2017人，常年經費共122萬銀元。

此時的中國國立大學僅有5所，即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常年經費為149萬銀元。

可見，在經濟實力上，教會大學已完全可與當時的國立大學分庭抗禮。

那么，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究竟在中國搞了些什么教育呢？在中國教育領域辛勤耕耘七十年，曾經任教燕京大學的雷潔瓊，1950年在《世界知識》雜志發表《從司徒雷登看美帝文化侵略》一文，指出：

“在司徒雷登所進行美國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國學術研究事業完全失去起獨立性。研究機關的經費靠美國補助，出版靠美國補助，研究進修也靠美國補助，此外學校講課以外國書為基本，學生以留學美國為求學目的，文章以在美國發表為光榮，成為徹頭徹尾的買辦教育文化。”

雷潔瓊還揭露，在日本占領華北期間，“司徒和漢奸偽官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幾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都是司徒的‘中國朋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司徒雷登一直試圖以中國承認“滿洲國”為代價讓日蔣媾和。

曾經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蔣蔭恩，20世紀50年代初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個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認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學：

“不止于宣揚美國物質文明，販賣美國生活方式，還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學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漸漸地失去熱愛自己祖國的心情”。

崇拜美國，鄙視中國——這就是燕京大學的“教育”所達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教育活動”的主要效果。

1967年版的《毛澤東選集》，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注釋中說，“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這個評價對司徒雷登來說，是恰如其分的。

以燕京大學為主要代表的美國教會大學，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數十年，對美國來說，最主要的收獲就是在中國形成了民國時期蔚然主流的親美買辦知識分子傳統，這些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強烈認同美國，以美國的立場為立場。

這一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后受到批判和壓制，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再次強勁復蘇，今天仍然是中國知識精英的主流傳統，中國的知識界仍然是各國知識界中最親美的知識界，并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強烈影響。

時至今日，美國從他們在中國培育的“親美買辦知識分子傳統”中究竟獲得了多少政治、經濟和文化收益，已經無法詳細統計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所取得的“戰果”，遠勝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刺刀、大炮。從這個意義上說，司徒雷登對美國的確是“居功至偉”，他在中國被知識精英視為“精神教父”，受到各種贊美和膜拜，也就順理成章了。

再說第二部分：

司徒雷登、蔣介石、馬歇爾合影。

1947年，根據馬歇爾的提名，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完成了從“教育家”到美國政客的華麗轉身，并一度成為國民政府的“太上皇”。他在這一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至今沒有得到認真清算。

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他是一生“假裝”愛中國，惡名遠揚的美國壞人！卻為何我們欠他一聲“謝謝”！》一文，這樣概括他在中國的大使生涯：

“他一直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希望能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無奈國民黨不聽他的，共產黨也不聽他的，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只能以失敗告終。

在這段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成了仁慈善良的父親，而國共兩黨成了頑劣的小男孩，完全不能體會“父親”的一片苦心——洗地洗得如此無微不至，跪舔舔得這般情真意切，令人嘆為觀止。

司徒雷登其人，正如畢業于燕京大學，對司徒雷登了解甚深，南京剛解放時和司徒雷登打過交道的我國資深外交家黃華所言，他是一個“美國利益至上主義者”，在中美利益發生沖突時，他會自覺的、毫不猶豫地站在美國一方。

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追求的主要目標，就是落實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達成的在中國分割勢力范圍的協議——美蘇大致以長城為界劃分勢力范圍。

長城以北，包括東北和新疆為蘇聯勢力范圍（外蒙古已經獨立并得到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承認），長城以南，則為美國勢力范圍。

1945年12月，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協助羅斯福總統一起策劃了雅爾塔協議的馬歇爾將軍，領杜魯門總統之命赴華調處國共沖突，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中國發生內戰，根本的動機卻是要落實美蘇根據雅爾塔協議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點擊閱讀】，避免中國的統一損害美國利益。

馬歇爾仆仆風塵，八上廬山，南北奔波，所求無非如此。

1947年6月，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同年7月20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

在這樣的時刻，馬歇爾舉薦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雷登在中華民族處于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候，置中國于美蘇雅爾塔協定預設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一開始，他還利用大使的身份，頻頻致電美國國務院，推動援助蔣介石，避免國民黨全面失敗，待到遼沈戰役之后，看到蔣介石已經大勢已去，司徒雷登已經顧不上繼續假裝“愛中國”了。

他利用自身的關系和美國的影響力，推動國民政府“換馬”，即利用李宗仁取代蔣介石，拋出“和談”煙幕，試圖在中國劃江而治，搞“南北朝”。

蔣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

作為雅爾塔協議策劃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斯大林，也心照不宣的配合美國政府行動，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與國民黨和談。

美國和蘇聯，斯大林和杜魯門，都可謂揣著明白裝糊涂——他們口稱希望中國恢復和平，但心底都明白，一旦“南北朝”的格局形成，南北雙方的任何一方都無力掙脫美國或蘇聯的控制，美蘇在中國的利益就都有了保障。

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后來心有余悸的寫道：

如果當時中國搞成了“南北朝”，則“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6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3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所幸當時真正有力量決定中國命運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國或蘇聯；是毛澤東而不是杜魯門、斯大林，更不是司徒雷登或李宗仁。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點擊閱讀】的新年獻詞，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南京國民黨政府做鳥獸散，美國，還有司徒雷登試圖在中國搞“南北朝”的陰謀完全化為泡影。

司徒雷登畢竟在中國生活多年，深諳中國歷史，他的手段是老練的，也是毒辣的。他在積極活動讓蔣介石下臺，李宗仁上臺，搞“南北朝”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考慮萬一“南北朝”失敗的“plan B”計劃。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主動向美國政府提出比馬歇爾“兩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使中國再陷四分五裂、軍閥割據的建議。

他致電美國國務院——

“鑒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并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占祥）節制西北，四川、云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不僅如此，司徒雷登也沒有忘記分裂中國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國務卿艾奇遜說——

“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廣州政府（即解放軍占領南京后逃到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著名學者張文木分析說——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的時候，美國及其幫閑反動勢力即將退出中國的時候，司徒雷登先生一點也不善良，他已顧不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20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局，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司徒雷登滯留在南京，沒有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這一行為又被精英們解讀為美國和司徒雷登本人對中共的善意，似乎完全是由于毛澤東和中共共產黨“不識抬舉”、“極左”，才錯過了中美建交的最好時機。

真實的歷史當然不是這樣。

1949年，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美國決策者認識到，哪怕美國心里有一千個不愿意，他們也無法阻擋中共建立新政權。但面對新的形勢，美國仍然不愿意無條件接受失敗，幻想“對新政權的承認是可以使中國新政府接受國際義務的有效杠桿”，即用“承認新政權”，換取新政權承認美國從蔣介石那里獲取的特權。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新中國的三項條件:

一，在事實上控制著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

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擔其國際義務;

三，得到中國人民普遍認可。

這三項條件中，第一、三項是隨著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和事態發展自然能夠解決的。關鍵是第二項，戰后美國與國民黨政府訂立了《中美商約》（被當時輿論稱為堪比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那樣的賣國條約，蔣介石在條約中向美國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海、領空和領水）等條約，由此取得了許多在華特權，維護這些特權正是美國政府首先關注的問題。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刻，毛澤東主席是非常愿意改善中美關系的，但這種改善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完全平等，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

南京解放后，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繼續留在南京。毛主席對此十分重視，特派原燕京大學學生黃華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除負責接管國民黨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與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而司徒雷登也急于與中共最高層進行某種方式的聯絡。于是雙方開始了一段新中國與美國關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觸與對話。

在接觸中，雙方很快就發現彼此之間缺乏基本的共同語言。

中共方面認為，“如果美方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

司徒雷登則一再堅持要中共承擔其所謂的“國際義務”，實際上是要新政權承認國民黨政權與外國訂立的條約和協定，也就是要承擔維護美國在華特權的義務。

這顯然與中共的一貫立場是針鋒相對的。

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鄭重聲明不承認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國民黨政府單獨訂立的一切對外借款和喪權辱國的條約、協定和諒解。

同年10月，又再次宣布“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

此后又多次重申這一立場，并在一系列政策聲明和報刊文章中，對中美商約和其它美蔣之間在這一時期締結的條約進行了猛烈抨擊。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立場沒有妥協的余地。

正是因為美國不肯平等對待中國，不愿意放棄在中國獲得的特權，所以才使司徒雷登和黃華的接觸沒有任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