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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人生沉思錄：心理傷疤越多，成功概率越大

點擊：作者：觀察者網來源：張文木發布時間:2015-11-29 13:56:48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后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38部分，其余部分請見作者專欄。自即日起，為了答謝大家的長期厚愛，張文木老師委托觀察者網贈送由《中國投資》雜志社承印、有作者蓋章簽名的《人生沉思錄》[第一冊和第二冊]。隨書還將附贈《中國投資》2015年5月和6月號，當期刊載了張文木老師的封面文章《亞投行的時代意義——世界權力體系轉移及中國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和《明末的人禍和天災——從張居正改革談起》，共50套。點擊鏈接，了解贈書活動詳情。)

　　1551.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

　　1552. 心理傷疤，是人因心靈脆弱受到沖創的紀錄，更是人戰勝脆弱和克服困難的刻痕。心理沒有傷疤的人是沒有的，如有，那這人如果不是神也一定是天使，反正不屬于這個社會。但總揭心理傷疤，更會使人無片刻安寧。一般而言，越是敏感的人，心理傷疤就會越多;同理，這樣的人成功的概率也會越大，其前提是不能將敏感變為脆弱。治愈心理創傷的方法是用不斷的實踐成功讓它“結痂”“鈣化”和平復。國家亦然。

　　1553. 懷柔，得抱在懷里用手揉。

　　1554. 書多聚神，會多亂心。

　　1555. 簡論丘吉爾

　　1945年2月10日、11日，三國首腦在雅爾塔召開第七、第八次會議。討論的主要內容有修改蒙特勒海峽公約問題，以及最終審議會議的各項文件公報等。八次會議內容主要集中在歐洲戰后安排。最后，會議發表了《蘇英美三國克里米亞會議公報》。

　　公報分九個部分。其中第五部分“關于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可能是對大英帝國及整個歐洲殖民主義具有致命但丘吉爾又不好意思拒絕的部分。宣言第一段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聯合王國首相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為了本國人民和被解放歐洲各國人民的利益，彼此進行了協商。他們共同宣布，他們已經商定，在被解放的歐洲處于暫時不穩定的時期里，三國政府在幫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前軸心國各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其迫切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將協調它們的政策。[1]

　　這言下之意，就是目前歐洲已無力治理這個世界，我們美國、蘇聯連同英國將代理這種權力，未來世界的政治經濟問題的解放方向，將由三大國(實際上是美蘇)來“協調”。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開篇提到的“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前軸心國各國人民”的概念已暗含了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范圍。也就是說，本“宣言”的原則將同樣適用于英帝國內的原殖民地國家。

　　在歐洲建立秩序和改建國家經濟生活應當通過這樣的途徑來達到，即能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后痕跡，并按照他們自己的選擇建立民主機構。按照大西洋憲章關于各國人民有權選擇他們賴以生活的政府形式的原則，必須確保被侵略國家以暴力奪去主權和自治權的各國人民恢復其主權和自治權。

　　為了改善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實現這些權利的環境，如果三國政府認為情勢需要，它們將共同幫助任何被解放的歐洲國家或歐洲前軸心集團仆從國的人民：(1)創造內部和平的條件;(2)采取刻不容緩的措施，以援助貧困的人民;(3)建立廣泛代表居民中一切民主力量的臨時政權，并責成它盡快通過自由選舉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4)必要時協助這些選舉的進行。[2]

　　這實際上是在重申一戰后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呼吁，當時威爾遜這一呼吁直接殺傷的是歐洲的世界殖民統治，這次羅斯福和斯大林拉著丘吉爾呼吁“各國人民恢復主權和自治權”直接殺傷的主要是大英帝國。值得注意的是，這實際上在告訴原殖民地——當然包括英帝國的——國家，你們的主權和自治權我們將幫助你們予以保證。這些原殖民地國家的主權一旦建立，那大英帝國的末日也就接踵而至。如果有些國家沒有能力獨立實現主權，那三國承諾以暫時托管的方式來逐漸達到目標。“宣言”還表示：

　　在研究與歐洲其他聯合國家以及臨時政府或其他政府直接相關的問題時，三國政府將與它們進行協商。

　　當三國政府認為歐洲任何被解放的國家或歐洲任何前軸心國集團仆從國家的情況使得這些行動成為必要時，三國政府即成立適當的機構，以便履行本宣言所確定的共同責任。[3]

　　破產的大英帝國的世界遺產就這么被“三大國”分割了!不幸的是，英國自己這份家業在被人拍賣時還要被迫扮演著“數錢”的角色。羅斯福和斯大林已成了世界的真正主人!

　　“宣言”第六、第七部分涉及波蘭和南斯拉夫，基本反映了蘇聯的意志。第八、九部分為會后議程安排和結束語。

　　總之，繼德黑蘭會議后的雅爾塔會議既宣判了軸心國的死刑，也給大英帝國下達了死緩通知。艾登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他說：

　　羅斯福之厭惡殖民主義并不限于對英帝國。這是他信奉的一個原則，而且也是著眼于它可能帶來的好處。他實指望，從前的殖民地一旦從他們的主人那里得到自由，就會在政治經濟上依靠美國，而他是不用擔心別的國家能擔當得了這個角色。[4]

　　會議結束時羅斯福和斯大林的心情大有一種“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5]的感覺，他倆此時的關系幾乎就是準“哥們”的關系。就在公報發表的前一天(2月10日)，羅斯福還就“在國際組織中票數問題”求斯大林——而不是丘吉爾——幫他“救火”。他告訴斯大林：

　　尊敬的斯大林元帥：

　　我已經考慮到了——因為我必須這樣考慮，我可能因大國在國際組織大會上擁有的投票數的差別而在美國遇到可能的政治麻煩。我們已經商定，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家代表會議上支持接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個共和國為國際組織全體大會成員，而我無疑將履行這項協議。我感到有點不安的是，人們可能會說，美國在大會上只有1票。所以，為了使美國國會和人民完全贊成我國加入國際組織，或許我必須要求增加在大會的一個投票數以使美國擁有平等的地位。

　　我希望在碰到這個問題之前就知道，如果我在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必須這樣做的話，您不會提出異議，并且將支持這種建議。如果您在復信中把您的意見告訴我，我將十分感謝。

　　您誠摯的富蘭克林·德·羅斯福[6]

　　這封信長話短說，就是我承諾了支持“接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個共和國為國際組織全體大會成員”，現在也希望你在表決時支持我“增加在大會的一個投票數”的要求。第二天(2月11日)，斯大林即給羅斯福回信，信不長，有情有義：

　　尊敬的羅斯福先生：

　　您2月10日的信函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即既然因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列入大會成員國名單而使蘇聯的票數增至3票，美國擁有的票數也應當增加。

　　我認為，美國的票數可以增加到3票，就如蘇聯及其兩個主要加盟共和國一樣。如果需要，我準備正式支持這一建議。

　　致

　　深深的敬意!

　　約·斯大林[7]

　　羅斯福與斯大林這種“兄弟般的友誼”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8]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后，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說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后來終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著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系，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9]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10]。而上面所表現出的哥們義氣，只不過是從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如果說德黑蘭會議使英國人意識到歐洲的沉落，那么雅爾塔會議則使英國人意識到了大英帝國的完結。英國人民對此如此痛心以致不等太平洋戰爭結束便拋棄了丘吉爾。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11]，“三巨頭”里已是“遍插朱萸少一人”[12]。

　　因歐洲戰事結束，英國戰時內閣解散。5月8日，就在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丘吉爾向英國人民宣告，英國已經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原本認為憑借戰爭勝利功勞定能順利連任首相的丘吉爾，卻在1945年7月5日大選中慘敗。保守黨只獲得了197席，而工黨卻贏得393席，得以組閣，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當選首相。

　　這時的丘吉爾一定將自己與已經四連任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比較。7月26日，卸任告別會后，丘吉爾與艾登單獨談了半個小時。艾登寫道：“他傷心得很，可憐的老頭兒。”他告訴艾登，他今天上午告別會上“不但沒有感到自在一些，反而覺得更加難過，好像剛受了傷又動到傷口，倍增痛苦。他不禁感到他所受的待遇未免太殘忍了”[13]。艾登知道，這些天美英蘇三大國正在德國召開決定世界前途的波茨坦會議，而丘吉爾卻被他的人民趕了下來，這是丘吉爾內心真正的傷痛。丘吉爾告訴艾登，他曾向新政府建議，如果必要的話至少讓能貫徹他的政策的艾登“去波茨坦幫一個時期的忙”，但他們告訴丘吉爾“沒有必要”。[14]不僅如此，更“殘忍”的事還在二十多天后，8月15日，艾德禮政府在向英國人民宣布接受日本投降的廣播里，“丘吉爾先生竟沒有被邀請對全國說幾句話!”[15]

　　這時的丘吉爾一定想到了張伯倫，一定理解了當年英國人擁護張伯倫綏靖政策的原因。雅爾塔會議后，英國人覺得丘吉爾讓他們失去了大英帝國，他們對丘吉爾徹底失望了。雅爾塔會議后的丘吉爾算是對羅斯福徹底失望了，以致對這位他曾信任的“老鄉”結下終生怨恨。

　　1945年4月12日下午羅斯福去世，丘吉爾在回憶錄中稱“有很多壓力讓我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因而未能參加羅斯福的葬禮。[16]但同樣也“有很多壓力”，也“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的斯大林則與丘吉爾的態度完全相反，據哈里曼回憶：

　　4月15日大使館簡樸的追思禮拜引來了四百人之眾，莊嚴肅穆地哀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員部所有副部長到場，只有李維諾夫因病除外。米高揚率領其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主要助手前來，還有安東諾夫將軍代表紅軍總參謀部，以及蘇聯海軍的加夫里洛夫上將，各聯合國家大使館的高級外交官和在莫斯科的每一個美國人——使館工作人員，軍人和新聞記者。莫斯科從未見到對一個外國政治家如此情感盈溢。[17]

　　1954年6月，已80歲高齡的丘吉爾訪問美國時，當聽到尼克松告訴他說自己剛讀完他的二戰回憶錄第四卷《命運的關鍵》時，丘吉爾說：在羅斯福去世前四個月中，他丘吉爾與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聯系，也沒有諒解。尼克松回憶說，“他(丘吉爾)以令人吃驚的直率態度補充說，‘羅斯福總統已經不是原來的羅斯福了’”。[18]丘吉爾告訴尼克松：“羅斯福過早地迫使英國和其他殖民帝國容許其殖民地獲得獨立”，他認為，“這些國家尚未準備好就負起管理國家的責任，其結果比獨立前更糟”。[19]

　　最能表現丘吉爾對羅斯福怨恨的事件是1954年4月他與正在倫敦訪問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的那場辯論。當時法國軍隊在奠邊府即將遭到重大軍事失敗。雷德福曾敦促丘吉爾幫助法國人維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爾感到惱火并粗暴地問：英國自己不愿為保住印度而作戰，為什么要為法國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對這位用“鐵幕演說”忽悠倒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說：如果英國人拒絕與我們一起去擊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國會也許對英國人會不高興的。丘吉爾一聽這話就氣不打一處來，生硬地回擊說：“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20]

　　雷德福可能聽不懂丘吉爾這段話的含義，尼克松也可能不理解丘吉爾為什么要動這么大的氣，如果我們了解了上述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的背景，了解到羅斯福與斯大林針對英國結下的盟中暗盟，就對丘吉爾的心情不難理解了。這話簡單意譯就是：羅斯福昨天利用我與希特勒的戰爭及我對美國援助的依賴，在幫助我打敗希特勒之后又將我踹倒。同樣，當我看到美國被蘇聯拖著，甚至被拖垮的時候，我當然高興，更犯不上這時再去為你救火。曾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內閣中的農業部長和杜魯門內閣中的商業部長的亨利·華萊士的觀點“一直是冷戰年代美國激進派批評論點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戰期間更躍為主流”[21]，華萊士看透了丘吉爾鐵幕演說的目的，他說：

　　英國政策顯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間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戰鋪路。[22]

　　總之，丘吉爾是不幸的，這是由于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時候，他碰上的對手是斯大林和羅斯福。除了留下了更厚的著作和更長壽的生命外，在政治成就方面，丘吉爾與這兩位對手相比確實不是一個量級。即使如此，相比而言，丘吉爾對斯大林更有好感，這可能是由于斯大林在打敗他這位反共斗士過程中始終沒有用陰招。據奧•阿•勒熱舍夫斯基在《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一書中披露，“丘吉爾不止一次在私人談話中表示，‘斯大林從未欺騙過他’，他在1946年發表了富爾頓講話之后非常想和斯大林見面”。丘吉爾言下之意是在影射羅斯福曾欺騙了他。[23]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之際，丘吉爾在英國下議院演說，其對斯大林的評價既中肯又耐人尋味。他說：

　　斯大林是一個世上無出其右的最偉大的獨裁者，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24]

　　丘吉爾說這句話時可能同時也聯想到自己。1942年，斯大林曾先給他與之聯袂再造歐洲“神圣同盟”[25]的機會，但被他拒絕了——為此還惹得斯大林很生氣，即使如此，后來斯大林許多場合還是很義氣地拉著美國與丘吉爾一起參加了戰后利益“分紅”。因此，他對斯大林與美國結盟不僅沒有怨意，而且對斯大林本人充滿敬意，因為，他也曾想與羅斯福結盟暗算斯大林。令他沒有料到，當然也令他最為痛心的是，他被羅斯福這個“老鄉”出賣了。這使得他在接手英國時，英國還是一個世界帝國，當他卸任時，英帝國的財產已被人拍賣。與斯大林、羅斯福正好相反，丘吉爾留下了超長卷的著作，失去的卻是整個大英帝國。正因此，英國人民回報丘吉爾在二戰中“貢獻”的是不等太平洋戰爭結束便將他趕下了臺。艾登在與斯大林、羅斯福比較中評價丘吉爾說：

　　他也是豁達大度，易動感情的人，但這在會議桌上卻是不利的條件。丘吉爾喜歡說話，不喜歡聽話。他總是急不可耐地要找機會講話，輪到他講話的時候就更不肯放過了。但是，外交賭局上的贏家，何嘗都是最熱心辯論的人呢。斯大林有時就故意逗他發作。[26]

　　作為一個談判對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厲害的一個。是啊，如果讓我這個積30年形形色色國際會議經驗的人，挑選一個出席會議的班子，我第一個就挑斯大林。不用說，此人是鐵面無情的，不用說，此人也是胸有成竹的。他從無一字廢話，也從不大發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他深沉而鎮靜，從不大聲說話。他避免莫洛托夫反復使用的那種使人生厭的否定語氣。他善于運用較為巧妙的方法取得他想要的東西，卻又不顯得那么兇狠。[27]

　　艾登對羅斯福的評價可能是丘吉爾不便直說的看法的轉述。他說：

　　羅斯福這人的首要特色在于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在認清眼前目標并善用手腕達到這個目標方面，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有了這些稟賦，因此眼光就不夠遠大。美國人中流行一種對昔日的英帝國的反感，總統對此是抱有同情的。因此，盡管他對世界事務所知甚博，卻老是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美國并沒有“伙同”英國整俄國。其結果是在英美關系上造成了某些混亂，便宜了俄國。[28]

　　丘吉爾又是幸運的，他活到了斯大林和羅斯福死后的那個沒有巨人(或說“山中無老虎”)的時代。正因為沒有巨人，1946年3月丘吉爾那極富煽動力的“鐵幕演說”才能在美國那些找不到北的政客們身上奏效，才能在美國忽悠出一個麥卡錫和凱南，最后才能將美國大兵們忽悠到并耗死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與此同時，丘吉爾還以羅斯福之道還之于美國之身，就在美國在前方與紅色中國較勁的關鍵年頭，英國與英聯邦國家率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29]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才明白了這個事理，尼克松再用羅斯福的德黑蘭方式與毛澤東聯手，在一周內拋棄了整個西方。美國由此才躲過一劫。

　　1556. 氣候變化對中國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條件的影響是有規律可循的，學者程洪認為：

　　歷史上北方農牧交錯帶是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區，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溫度降低1℃，中國各地氣候相當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減少100mm，中國北方農區將向東南退縮100km，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km。[30]

　　這就是說，“氣候變暖變濕，意味著中國農區向北擴張，宜農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區變得不宜農作物的生長，農區向南退縮，宜農土地減少。”[31]氣溫變化與糧食產量的變化也有一定規律可循。學者張家誠研究認為：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年平均溫度變化1℃或降水量變化100mm，中國糧食畝產將分別有10%的變化。[32]

　　天氣決定收成，收成好壞決定國柞的長短，這是中國中世紀國運興衰的基本線索。因此馬克思說：

　　我們在亞洲各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收成的好壞在那里決定于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決定于天氣的好壞一樣。[33]

　　1557. 人類的食物選擇面的擴大和尋找食物的方式從狩獵轉為勞動，導致人類從動物中分離出來并成為自然界的強者;工業技術使人類賴以生存所需資源的范圍擴大，工業活動使人類創造生存資源的活動從耕地中解放出來并由此導致人類活動的空間的擴大，這些極大地改變了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與遙遠的古代相比，工業在近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動性和自覺性。

　　1558. 用辯證法可爭取人生極限，用唯物論可守好人生底線。

　　1559. 意大利歷史學家貝奈戴托•克羅齊說：“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再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現的成熟，才把它們喚醒。”[34]

　　1560. 1917年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社會主義者要像列寧那樣具備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能力;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1561. 個人崇拜哪個地方都有，為勞動人民所必要的權威是必須有的。[35](毛澤東)

　　1562. 好學問當通天接地。

　　1563. 諸葛亮在創業之初，將蜀漢的國都建在遠離中原的川西成都，此為謹慎之舉：它保證了蜀國據險偏安，也有利于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戰略;其不足之處卻是對北出劍門路途艱難程度估計不足，且又拉長、削弱了對上庸和荊州的控制力，而失荊州和上庸，蜀漢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峽以西。諸葛亮明知“王業不偏安”[36]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僅使蜀漢政權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還使《隆中對》提出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目標成了遙不可及的畫餅。此實乃諸葛亮——比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膽識的表現。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上聯是對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聯則是對“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37]之說的另種表述。[38]

　　1565. 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39];評價劉備“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40]，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41]的評價大體一致。1959年6月，毛澤東同吳冷西談話時也認為：“劉備同孫權、袁紹一樣，都有多謀寡斷的缺點，不如曹操多謀善斷。”[42]魯迅將話說得透，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多智而近妖。”[43]

　　但這都是技術性比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質。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審勢”。研究諸葛亮，不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劉備更會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跡。二人比較，劉備更具經營中原的大視野。都在漢川，劉備想方設法向東發展，而諸葛亮則東轅西向，復漢在劉備那里不僅是說辭更多的還是冒死的實踐，而在諸葛亮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詞，我們見到的卻是日益遠離中原卻又貌似攻勢的逃遁。“堪笑書生輕性命，每逢險處更徘徊”[44]，用陸游這句自嘲的話評價諸葛亮也是合適的。

　　1566. 宋人蘇洵也看出諸葛亮《隆中對》的不切實際。他在《權書·項籍》中對此批評得比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45]

　　毛澤東在讀蘇洵的上述分析時進一步補充道：“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于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46]其實，兩分兵力也是在關羽失去荊州、進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漢中與荊州聯系缺環后不得已的事。不駐重兵于漢中，誰能保證不會重蹈商紂王因用力東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虛顛覆[47]的覆轍?問題的關鍵在于毛澤東說的“千里之遙”這四個字，正是由于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致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出現的戰略缺環;也正是因為立都于成都，才使劉備率兵東進陷入同樣也讓一百多年前公孫述政權糾結的“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48]的危境。

　　毛澤東借曹操的話說：“劉備很厲害，不過得計稍遲。”[49]這個“計”，如結合毛澤東以重慶為重點的三線布局，筆者認為并不是“隆中對”中的“計”，而是說劉備認識到重慶的戰略地位的時間——很可能就在失去荊州和夷陵失敗后——太遲。

　　1567. 在識人問題上，劉備的失誤已不是“得計稍遲”而是太遲：天下還有讓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后方“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50]、皇帝被打敗且“于永安病篤”后，不急及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擁雄兵于數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門的宰相嗎?如果有，那就是諸葛亮。書說“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這說明在皇帝打敗且病情日深時，諸葛亮不是主動接駕而是被劉備臨終前從成都召到永安的——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后，劉備話題直涉九鼎之事——這已讓人感到他對諸葛亮的擔憂，囑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51]在諸葛亮表態“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后，劉備才詔敕后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52]——這已讓人感到他對無時間處理諸葛亮問題而無奈。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準備北伐，出發前又作《出師表》：“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53]通讀全文，無非是在告訴其身后“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對我曾有“你辦事，我放心”[54]的囑托。可以設想，如果劉備能多活兩年，僅就諸葛亮在國事出現重大危機的章武三年(223年)間的政治表現而言，劉備對這位愛惜羽毛勝于愛國的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將會大打折扣。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55]，“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56];評價劉備“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57]，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58]的評價大體一致。

　　1568. 公元222年8月，劉備兵敗夷陵，陳壽在《三國志》中說：“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59]永安，長安也。永安，今奉節，治所在重慶市，地處瞿塘峽口，荊楚上游，控巴蜀東門，為川東軍事重鎮。書說劉備“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這一細節告訴我們，劉備步入城后即改舊名，這有強烈的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們不能說劉備要遷都于此，但可以肯定劉備決意帝鄉此地。次年(公元223年)劉備病逝于永安宮。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說劉備定居永安是因為他自覺“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60]，這種以在烏江邊長嘆“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61]的項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劉備失敗后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顯然是不準確的。毛澤東批評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62]

　　1569. 禍，拜斜為正。咼[wā]，斜戾之謂，《說文》：“口戾不正也。”媧[63]，誣詞。

　　1570. 許多人不敗在聰明而敗在不老實。

　　1571. 和平時期的政治需要“狐貍”，戰時政治則需“獅子”。(朋友箴言。)

　　1572. 毛澤東說：“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為科學。”[64]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即矛盾的辯證存在和發展，徼，則是規定矛盾的邊界。矛盾是無限存在和發展，但具體矛盾則是有邊界規定和不斷轉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僅知道主要矛盾還是不夠的，還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圍和相互轉化的邊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決和轉化矛盾，轉化而不是消滅矛盾才是解決矛盾的要義，也是戰略哲學的要義。

　　1573. 高手接招后——通過心交——感觸到的不僅是賽局的輸贏，還有對手——不問其身份如何——事業的大限。

　　1574. 1965年1月9日，斯諾問毛澤東為什么你總是說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65]毛澤東這句話很有哲理，辦事之難難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鞏固和消化戰果，就需要幾乎是翻倍的資源，而不能消化的戰果多了就會透支我們的資源并拖垮我們的國力，弄不好還要與當地人民結怨，而怨意積累多了就會化為怨恨，今后再來化解這些歷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資源。沙俄帝國在中東鐵路上犯過這樣的錯誤，蘇聯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戰略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到處出兵，“輸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為了化解這些怨忿又要到處支出并持續透支資源，結果將蘇聯生生拖垮。懂點軍事辯證法的人都會知道，對軍事據點控制的關鍵在于對其半徑的控制。十個控制點需要的就是控制十個半徑面的資源。較遠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沒有控制南北緯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腳，而中國遠沒有這樣大的資源。禮花因虛而明，禮炮因空而響，虛實矛盾是可以轉換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對斯諾說的“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的哲學深義。

　　1575. “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商量辦事，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66](毛澤東)

　　[注釋]

　　[1]“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大盟國領導人克里木會議公報”(1945年2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頁。

　　[2]“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大盟國領導人克里木會議公報”(1945年2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618頁。

　　[3]“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大盟國領導人克里木會議公報”(1945年2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頁。

　　[4][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95頁。

　　[5][北宋]王安石《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6]“羅斯福和斯大林關于兩國在國際組織中票數問題的通信”(1945年2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頁。

　　[7]“羅斯福和斯大林關于兩國在國際組織中票數問題的通信”(1945年2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頁。

　　[8]參閱“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頁。

　　[9]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頁。

　　[10][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頁。

　　[11]波茨坦會議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國柏林西南的波茨坦舉行。這是戰爭期間三國政府首腦舉行的第三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以及三國的外長等。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已于1945年4月12日因腦溢血逝世，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第一次代表美國參加會議。會議期間正值英國大選，英國首相丘吉爾半途回國參加大選。由于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失敗，丘吉爾下臺，新任英國工黨首相艾德禮偕新外長貝文于1945年7月28日參加了會議。

　　[12][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13][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967頁。

　　[14][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964頁。

　　[15][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975頁。

　　[16][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5頁。

　　[17][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29頁。

　　[18]轉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19]轉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

　　[20]轉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2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頁。

　　[22]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頁。

　　[23]參見[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頁。

　　[24]轉引自[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25]神圣同盟。拿破侖帝國崩潰后歐洲國家結成的意在通過維護歐洲內部穩定以延續以歐洲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同盟。英俄主導的歐洲反法聯軍擊潰了拿破侖后，1815年9月26日，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倡議下，俄、普、奧三國在巴黎發表宣言，締結所謂“神圣同盟”，公開宣稱共同捍衛歐洲君主政體，稍后，幾乎歐洲所有的君主國家都簽字加入這個聯盟。曾聯合武裝干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扼殺希臘獨立運動，討伐波蘭起義，鎮壓匈牙利革命，并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1848年歐洲各國普遍發生革命風暴，“神圣同盟”解體。

　　[26][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97頁。

　　[27][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98頁。

　　[28][英]安東尼·艾登著，瞿同祖、趙曾玖譯：《艾登回憶錄·清算》，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95頁。

　　[2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大豐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國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推動之外，還有英法國家反美的“影子”。與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英聯邦國家比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一樣，六七十年代非洲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也多是與英國政治聯系密切的國家。”張文木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25頁。

　　[30]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31]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32]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頁。另可參見何凡能、李柯、劉浩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中國古代農業影響研究的若干進展》，載《地理研究》2010年12期。

　　[33]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頁。

　　[34][意]貝奈戴托•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

　　[36]“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諸葛亮：《后出師表》，載闕勛吾等譯注：《古文觀止》(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頁。

　　[37]毛澤東多次稱贊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據薄一波回憶：“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會議上的發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講一次，當我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幾位同志插話，毛主席突然站起來講：劍英我送你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接見廣東葉劍英研究會等談話記錄》(1994年7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88996/89988/6038440.html。

　　[38]史念海：《論諸葛亮的攻守策略》，載史念海:著:《河山集》(第1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300～301頁。

　　[39][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頁。

　　[40][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頁。

　　[41]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晉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筆者認為，文中的“權”字，如理解為“權變”而不是目前譯家理解的權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內容。

　　[42]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4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

　　[44]“一春客路厭風埃，小雨山行亦樂哉。危棧巧依青嶂出，飛花并下綠巖來。面前云氣翔孤鳳，腳底江聲轉疾雷。堪笑書生輕性命，每逢險處更徘徊。”[南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三《嘉川鋪遇小雨景物尤奇》。

　　[45][宋]蘇洵著：《權書》，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47]商紂在討伐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西面周人的防范，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乘機對商朝發起進攻，牧野一戰，商亡。毛澤東在評價帝辛(即商紂王)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

　　[48]《后漢書》卷四十三《公孫述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頁。

　　[50]“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6頁。

　　[51]“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7頁。

　　[52][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頁。

　　[53][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頁。

　　[5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上臺當黨中央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個“你辦事，我放心”的影印字條，說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接班的“臨終囑托”。史學家不否認“你辦事，我放心”紙條確實是毛澤東手書，但不一定是毛澤東的臨終遺囑。參閱《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