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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國內就對華政策展開了激烈辯論，特別是今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表了《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和奧巴馬政府高官接連在南海等問題上發表狠話之后，辯論很快進入高潮。

　　美國政界、學界、軍界、媒體和商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一些國外著名人士也加入進來。無論是參與辯論者的廣泛性，還是辯論的深度，均屬前所未有。這場辯論無疑將對美國政府今后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產生較大影響。

　　辯論集中在三大問題上

　　一是自尼克松以來美國八任總統一直基本遵循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否有效？

　　包括部分官方人士在內不少人開始質疑這項政策。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原先為“接觸”政策設定的兩個主要目標都沒有達到：

 一是原先認為通過接觸加速中國對外開放可以促使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演變成一個美國希望的“民主國家”。但30多年后的中國不但沒有實現美國期望的自由化，而且意識形態更濃厚了；

二是原先認為這個政策可以促使中國幫助維護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而不是挑戰它。“但我們卻看到中國正在建設一系列替代制度，這明顯說明中國不滿美國領導的戰后秩序。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尋求建立另一個國際秩序。”

　　此觀點集中體現在《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研究報告中：

該報告認為“未來數十年，中國代表著并將仍然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長期處于戰略對抗的可能性很高。”

報告說，華盛頓現有的對華政策，肯定中國經濟、政治整合到自由的國際秩序中來，是以美國的主導地位和長期的戰略利益為代價的，不能稱之為有效。美國早就需要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作出更為連貫的回應。

　　該報告發表后，很快引起全國性的熱烈辯論。贊同和反對的都有。反對者認為30多年來中美關系發展如此之快而且相對平靜恰恰得益于美國歷屆政府執行的這項接觸政策。

　　不過，從辯論的總體情況看，關于自尼克松以來兩黨歷屆政府執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的共識，今天雖然不像某些美國媒體所說的“已經瓦解”，至少已出現了分歧，受到包括官方人士在內的部分人士質疑，要求調整現行對華政策的呼聲明顯上升。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評估中美關系的前景？是否沖突不可避免？

　　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為代表，認為只要中國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發展下去，中美對抗甚至沖突是難以避免的。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與其等待未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無法控制，不如現在就聯合起來應對它。他說：“中國可以等待，但我們不行。”如今持這種觀點者仍屬少數，不占主導地位。

　　不過較多的人擔心，如果雙方不加管控和克制的話，有可能導致沖突。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向反對米爾斯海默觀點的布熱津斯基也開始認為中美關系有可能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

　　第三個問題是怎樣調整對華政策？有三種不同的對策建議：　

　　一是主張調整為所謂“純遏制”政策。但迄今為止只有美國國務院前官員何思文（原名“斯蒂芬·哈納”）一人提出這個觀點，沒有代表性。

　　二是將“以接觸為主，遏制為輔”調整為“以遏制為主，接觸為輔”。

　　這主要是上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的作者等人提出的建議，該報告認為美國應該接受，甚至支持一種以對抗為主、合作為輔的中美關系，建議制定一項針對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亞洲的大戰略。報告提出了六項具體建議。報告說：這項新戰略的重點“是抗衡中國力量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其占上風。”不過，報告提出的基于對抗為主的政策建議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的杰弗里·貝德。他在辯論文章中指出：“如果我們遵循這些專家的建議——將中美關系定義為一種不加約束的對抗關系，那么我們終將招致沖突。”

　　三是主張基本上繼續執行“接觸加遏制”政策，但要加強防范和遏制力度。在辯論中持這種觀點者居多。他們提出的具體政策則多種多樣。最明確主張堅持歷任總統的對華政策的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杰弗里·貝德。他說：“我殷切希望并期待，繼尼克松后第九任總統在面對不斷發展與變化的中國時，不會拋棄美國歷任領導人一貫的對華策略，繼續建立和維護中美關系，構建亞洲的新和平時代。”不過，他同時指出：“如果美國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仍然采取行動，對美國的同盟國及合作伙伴的安全造成危害，或者破壞國際公約和世界秩序……美國需要做的是相應地調整策略。”

　　對華政策辯論背后

　　引發美國國內本輪對華政策大辯論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美國國內大選的帷幕已經拉開。每次大選前，美國的智庫和媒體都要就內外政策展開辯論，為下屆政府出謀劃策，對華政策將與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和美俄關系一起成為這次大選外交政策三大首要議題。

　　二是美國對未能實現它30多年來一直期望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能實行“民主化”和“自由化”以及幫助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目標深感失望，尤其把中國近兩年多來為維護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所采取的正當、合法舉措，如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南海爭端特別是在若干島礁進行基本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建立以及中國軍事實力的快速增強等，均視為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或“威脅”，由此而開始質疑過去30多年執行的接觸政策。這完全是一種霸權主義的心態。

　　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首先是時代大變遷所致。整個世界進入了大變革時代，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治理進入深度調整期。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新著《世界秩序》一書中所說，美國為首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已開始漸漸地行不通了，非西方國家都在要求改變這種秩序。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崛起和美國自身實力相對下降的大趨勢下，美國不知如何應對，內心十分焦慮。基辛格去年10月與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對話時說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他說：“19世紀以來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歐美，21世紀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亞太。亞洲最大的變量是中國在未來20年的持續增長，中國的選擇將影響和改變世界。美國必須考慮還有多少時間、多少空間可以維持現存秩序，并需要構思未來的世界秩序。”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是中美兩國間實力對比正在深入轉化。雖然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影響力五大方面都還有很大差距，但總趨勢是在不斷縮小，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在軍事現代化和高科技研發方面的快速發展和進步遠超美國的預期。美國權威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今春在全球40個國家就美國和中國在全球的形象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48%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將最終取代美國，只有35%的人認為不可能。美國還擔心中國正在進行的新一輪經濟改革一旦成功，不但美國大企業不再能在中國獲得高額利潤，而且中國將有更強的競爭能力與美國爭奪海外市場，從而影響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變化。

　　對華政策影響有待觀察

　　在美國歷史上，每到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都要就內外政策進行一場廣泛的大辯論。

　　就對華政策而言，最主要的有三次：

一是新中國成立后不久，50年代初在美國國內開展了一場關于“誰失去了中國？”的辯論。當時較普遍地指責對蔣介石支持不力，導致他敗退到臺灣，共產黨獲勝。　

第二次是蘇聯解體后，這場辯論的主題是中國是否會步蘇聯的后塵而很快崩潰？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是否已完全消失？當時占上風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有時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會長的蘭普頓等極少數人持相反觀點，認為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依然存在，強調美國繼續需要中國。

第三次辯論發生在1995年秋至1996年春期間，當時的臺海危機致中美關系一度墜入低谷。先是由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外交學會為首在各智庫內掀起了一場新的對華政策大辯論，主流思想是批評克林頓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錯誤，呼吁盡快恢復與中國的“全面接觸”，并且促使克林頓政府召開了對華政策內部檢討會。據美國媒體透露，在那次檢討會上克林頓總統承認他的政府前一階段的對華政策是錯誤的，并認為中美關系“不是簡單的貿易、技術或促進人權的雙邊關系，而是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關系。”最后，克林頓接受了大多數智庫的建議，制定了一項新的對華政策，包括恢復停止了較長時間的兩國元首會晤。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大辯論均會對美國政府的決策和社會輿論產生不同程度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次也不會例外。鑒于這次參與辯論者空前廣泛，尤其是辯論的主題是是否要根本改變執行了30多年的“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這次辯論對中美關系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要大于中美建交以來任何一次辯論。

　　主要體現在：一是美國對華戰略猜疑將加深，從而將影響中美關系的健康、順利發展，也會影響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和信任。據美國權威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近三年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正面看法不斷下降，2014年對中國持贊許態度者從2011年的50%降到35%，今年6月23日調查的結果顯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者竟然上升到54%（但18～29歲的美國青年中對中國持贊許態度的卻上升為55%），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一個趨勢。

　　二是下屆美國政府不管哪個黨派和何人執政都會對對華政策做某種程度的修改或調整，總體上將趨硬。至于這種調整的幅度和力度目前尚難作出較準確的判斷，至少要等到明年大選特別是大選后新總統及其團隊發表內外政策宣示后才能清晰起來。

　　不過，綜合判斷，美國不會根本顛覆過去30多年來歷屆政府的基本對華政策，基本仍將是“接觸加遏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兩手政策”。與此同時，在繼續保持接觸的同時，將不斷加強遏制的力度。但無論力度多大，總體上美國也將盡量避免發生重大沖突，盡管美國國防部正在加快完善應對可能爆發沖突的準備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