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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當前美國國內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對以往幾十年間美國奉行的以接觸為主的政策及效果進行反思與評估，辯論的參與者可大致分為強硬派、順應派和維持現行政策派，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出發點和政策主張。這場大辯論反映出中美關系新態勢的大背景下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上的多元思考，引起各界的高度關注。辯論雖必然會對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產生影響，但不致引發根本性變化。

 

　　當前，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正在美國國內進行，這是自1989 年以來規模最大、也最深刻的一場辯論。

 

　　辯論主要是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政治學者和美國外交專家之間進行的，許多前政府官員也參加進來。辯論的主題是: 

 

　　從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實行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否失敗了?中美關系像現在這樣一方面合作一方面競爭的態勢是不是可持續? 

 

　　美國下一任總統是否需要大幅度調整甚至改變對華政策? 辯論參與者主張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派: 對華強硬派、對華順應派、維持現行政策派。

　　

　　1 對華強硬派的基本主張

 

　　對華強硬派認為，從尼克松對中國的破冰之旅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基本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與中國接觸，而且不斷拓展和深化接觸; 同時對中國增長的國力進行對沖，在東亞地區維持一個對美國及其盟國有利的平衡。

 

 

　　美國希望通過這樣一種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戰略，使中國成為現行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但近年來中國內政和外交的發展與美國這一目的背道而馳，中國在自己的周邊正在建立替代現行國際體系的結構( 包括地區貿易協定和新的政治機制) 來服務于自己的利益，而使美國邊緣化。

 

　　中國越來越挑戰現行的國際體系，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幻想破滅了。2015 年3 月，美國外交學會發布了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拉克韋爾( Ｒobert Blackwill) 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泰利斯( Ashley J． Tellis) 合寫的長篇報告，呼吁實質性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引起廣泛重視。報告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現在是并將在今后幾十年中都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

 

　　美國在冷戰結束時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即美國樂觀地得出結論認為，一個以自由的規范和機制為基礎的新世界秩序是可行的，中國會加入這個秩序并從中獲益，甚至會接受美國的領導地位。

 

　　中國的崛起不會破壞國際體系的穩定，相反會對這種穩定作出貢獻。因此，美國對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失去了警覺而采取了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美國“太多關注于接觸、融入和援助，而對確保中國的負責任行為或曰平衡中國關注太少”。

 

　　美國對于中國取得了比美國預期更大的成功、但提供的合作卻遠少于美國預期這一事實認識得太晚，對華政策調整拖延得太久了。而現在中國采取的大戰略是，在國內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在國外，安撫周邊，鞏固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國成為亞洲最主要的國家。

 

　　也就是說，“美國把中國融入自由國際體系的努力現在導致對美國在亞洲卓越地位的威脅，并最終可能對美國的全球權利產生嚴重的挑戰。”

 

　　中美兩國競爭的加劇將成為兩國關系的新常態。“中美兩國處在一個不可逃脫的相互反對的陷阱之中。

 

　　美國尋求保護它的全球霸權———如果它要促進它不斷變化的國家利益必須這樣做———而中國力量的崛起則要銷蝕美國的超強地位

 

　　因為這對中國運用其不斷積累起來的力量重組現行政治秩序以服務其自身利益是最危險的外部制約因素。”報告稱: “為此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的上升”。

 

　　兩位作者也承認，由于當前全球化的現實，這個戰略不可能建筑在遏制的基礎之上，除了別的原因，沒有一個亞洲國家會參加這種遏制。

 

　　但也不能簡單地繼續當前的接觸政策，而是應當對現行政策進行實質性的改變，加強對中國的牽制和平衡，減少與中國的合作。

 

　　報告提出的具體措施包括: 重振美國經濟; 對兩國間的合作項目重新區分，有的可以繼續，有的要削減，有的要終止，如政府間的技術轉讓項目; 加大對國防的投入，既發展防衛力量，又發展進攻力量;

 

　　在亞太地區加強美國的海空軍存在，增強向亞太周邊地區投放力量的能力; 強化美國的同盟體系; 把“再平衡”戰略拓展到“印太地區”

 

　　把印度洋包括進來; 在亞洲達成排除中國的新的貿易安排，考慮無限期地把中國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之外; 增加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征稅; 反對中國倡議的可能有助于中國崛起的任何新的國際機制，等等。

 

　　報告還說: “雖然有中東的混亂以及與俄羅斯的關系緊張，但是美國總統在今后幾十年中要集中力量處理對美國最大的戰略挑戰，即中國國力的崛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弗里德伯格( Aaron L． Fried-berg) 一直對華持強硬立場。

 

　　2014 年，當南海問題突出時，他寫了《中國最近的強硬: 對未來美中關系的涵義》一文。他斷言，中國最近的強硬不是戰略上的根本轉變，而只是策略的調整。中國現在只是比以前更強烈地尋求達到它長期以來的目的。

 

　　中國不斷增長的強硬是它的傲慢和不安全感的一種混合反映。如果美國不能有效地作出反應，中國就會對它的鄰國采取“分而治之”的戰略。

 

　　他認為中國提出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是這種戰略。與布拉克韋爾和泰利斯一樣，他并非主張完全放棄接觸，而是認為“只有伴以足夠有力的平衡來保衛現行的秩序并迫使中國繼續在其中行事，接觸才能產生效果”。

 

　　以往曾有學者建議中美雙方保持戰略克制，這是基于兩國處于軍備競賽邊緣的想法。但實際上，競賽早已存在了。

 

　　中國現在既有資源、又有決心把美國的力量推回去并且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弗里德伯格贊成“轉向”亞洲或曰“再平衡”，但認為力度不夠，以致引起盟國和朋友的普遍疑慮。

 

　　他竭力主張，美國必須有足夠的資源與其盟友一起實行一種戰略，使美國能繼續在任何情況下向西太平洋投放力量。

 

　　即便中國實行“反介入”和“區域拒止”。他說: “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是建筑在它的同盟體系之上的，而這些同盟反過來是建筑在一種信念之上的。

 

　　即如果盟國受到威脅或遭到進攻，美國就會來進行援助。”他甚至學著當年喬治·凱南的樣子寫了《中國行為的根源: 解讀北京的強硬》，似乎是把中國視同當年的蘇聯了。

 

　　除了強化美國的同盟體系外，強硬派一個共同的主張是扶植別的新興國家尤其是印度。泰利斯提出，扶植中國周邊國家的崛起，“結成一張網”，將產生“使中國的行為溫和化的作用”，而其中印度的作用尤為重要。

 

　　他認為，印度的疆域、經濟體量、人口潛力、軍事實力以及對民主的堅定承諾，使之成為對美國最有吸引力的伙伴。只要美國加強對地區大國的援助，它們就會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而尋求更大的獨立。

 

　　近年來，南海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個突出問題，在亞太安全會議上兩國高官一再劍拔弩張地進行辯論。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霍爾姆斯( JamesＲ． Holmes) 認為，中國與南海沿岸的亞洲國家、與美國將進行持久的戰略競爭，“來決定中國是否可以通過單邊行動來修改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

 

　　如果成功，那么北京將會以此為先例，占領根據海洋法本該屬于別的沿岸國家的水域，在它認為可行的地方阻斷海上航行自由。中國還會把第一島鏈之內的海域變成由中國的國內法統治的內海。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同盟體系將會變得松散”，“總之，北京希望使美國對盟國的承諾失信，從而讓美國感到沮喪”。

 

　　自然他也承認，因為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一個核大國，所以要阻止中國的“蠶食式擴展”會是很嚴峻的挑戰。

 

　　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饒義( DennyＲoy) 強調中美間的安全困境。他認為，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表明，“兩國間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北京要一個勢力范圍，而華盛頓不想讓與。而且作出一些讓步也不可能使兩國關系取得突破。

 

　　兩國間蒸蒸日上的雙邊貿易關系和其他交往提供了避免戰爭的理由，但沒有解決兩國間的安全困境，而恰恰是安全問題可以獨立地把兩國拖入沖突”。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林蔚( Arthur Waldron) 也沒有改變他一貫的對華強硬立場。他認為，從尼克松訪華以來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對美國從未有什么幫助，相反，只是損害了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

 

　　尤其2010 年后中國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和修正主義的外交政策開始了一個從根本上改變亞洲的政治和領土現狀的過程，并使用軍事力量來尋求遠離大陸的領土。

 

　　美國及其盟國都不理解當前的形勢，對此也沒有準備。美國政策必須作出大的改變。美國必須削減在全球各地的軍事承諾，集中對付中國可能對盟國發起的進攻。還有少數學者突出了兩國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分歧。

 

　　他們妄稱，“中國的挑戰不僅是地緣政治的; 中國還是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資本主義和自由社會敵對的國家。我們的下任總統必須處理問題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對外的強硬發端于內部的壓制”。

 

　　他們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對中國的改革、持不同政見者和自由的呼聲支持太少; 下任總統要實行一項促進中國人權的政策。主張遏制中國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

 

　　他認為，中國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國要放棄指望中國成為友好的、合作的伙伴的幻想，不管這種幻想是由幼稚的自由主義想象導致的，或者是被中國忽悠的。中美兩國早晚會發生沖突。

 

　　他在2014 年再版《大國政治的悲劇》時特地加了一章“中國能和平崛起嗎?”來重申他的觀點，盡管他的看法早就盡人皆知了。

 

　　但如何遏制中國，他自己也很矛盾。在2001 年，他提倡美國應當“逆轉現行的做法，采取一切可行的辦法使中國的發展減速”。

 

　　中美兩國經濟高度依存的現實迫使他承認，“沒有什么切實可行的辦法來使中國經濟減速而不使美國經濟受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度放緩對美國的繁榮可能是不利的……但對美國的安全是件好事”

 

　　他竭力鼓吹美國努力把“盡可能多的中國鄰國組織到類似北約的同盟之中”，反對中國把力量投放到較遠的地區，如波斯灣和西半球。

 

　　強硬派里還有個別人，我們很難稱之為嚴肅的學者，如國防部前官員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他在《百年馬拉松》中妄稱，中國有一個取代美國稱雄世界的百年(1949到2049 年) 戰略，欺騙世界是這個戰略的核心。這真是把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但這已經不屬于學術討論的范圍了。

 

　　2 對順應派的主張

 

 

　　這一派對形勢的看法與對中國行為的分析與強硬派大不相同。他們認為中國的國際行為更多是反應式的，而不是主動的強硬。

 

 

　　中國是在對鄰國的挑釁行為作出反應，對現行國際秩序中的缺失作出反應，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種種局限作出回應。中國增加針對臺灣的軍事力量是對傳統傾向于“獨立”的民進黨可能贏得選舉作出的反應。

 

　　中國倡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銀行反映了中國對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的理所當然的不滿，而且不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開發銀行都不能滿足亞洲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中國對“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支持是對美國排除中國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回應。

 

　　順應派指責“中國強硬”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問題上的立場。美國海軍學院副教授戈德斯坦反駁說

 

　　“總體上說，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迄今為止的記錄應該使人們對此抱有信心。30 多年來，北京沒有針對另一個國家去實質性地使用軍事力量”，“不論是在東海還是在南海，中國只是用非武裝的快艇去表達其對海洋的要求，這是中國不尋求在這些問題上使危機升級的一個明晰表示。”

 

　　他認為，中國確實取得了軍事技術的進展，但是“無論是在海面作戰還是兩棲作戰方面，中國采取的是有分寸的、而不是草率的舉措”。

 

　　“美國應該對中國實行更加有效的接觸戰略”，聚焦于美中兩國必須在安全方面進行合作的原則，因為這種合作是21 世紀甚至更加久遠的世界和平的基礎。

 

　　在名為《與中國相向而行》的專著中，戈德斯坦建議美國在10 個方面與中國實行“螺旋式上升”的合作( cooperation spirals) 

 

　　他認為一方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動順應可以導致另一方在別的問題上的讓步，從臺灣海峽到南海、中東，通過“這些漸進的對等的步驟逐漸建立起信任和信心，從而導致宏大的更有意義的妥協”。

 

　　他在書中寫道，美國雖然在過去的35 年中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應當為19 世紀和20 世紀前期“西方對中國的擴張受到剩余的譴責”，“不管怎么說，是美國的炮艦在長江游弋，而不是中國的船只在密西西比河游弋”。

 

　　因此，美國有責任“為合作的螺旋式上升創造條件，并采取主動措施”。戈德斯坦還直率地說，“人權問題不應該是中美關系中的主要問題”，他建議美國干脆采取“撒手不管”的政策，免得中國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幾年前，就有一些美國戰略界人士和學者提出美國應該重新審視對臺灣的政策，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進行順應。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查爾斯·格雷澤( Charles Glaser) 就是其中之一。現在他仍然主張“美國以終止防衛臺灣的承諾”來換取中國和平解決在南海和東海的海洋和陸地糾紛。

 

　　他認為，既然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問題，消除了這個問題當會增加兩國在其他問題上合作的可能性。由于臺灣海峽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變化，北京急于實現統一，美國繼續對臺灣承擔防衛承諾是極冒風險的，而且美國履行義務的條件( 所謂“戰略模糊”) 也是很危險的。

 

　　其含義是，只有在大陸“無端”進攻臺灣時美國才去保衛臺灣，怎樣才算“無端”呢? 從宣布法理“獨”到拒絕進行關于統一的談判，哪些是對中國的挑釁，哪些不是呢?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文( Mi-chael Swaine) 在他的報告中提出了兩國進行全面“相互順應”的方案: 

 

　　美國公開放棄在西太平洋維護戰略優勢的意圖，并接受在亞洲維持均勢的新政策，以換取中國放棄在亞洲建立主導地位的任何意圖。在此基礎上，兩國將就限制國防開支、軍隊部署等問題進行協調，并就兩國政策相碰撞的一些具體問題達成諒解。

 

　　他認為這將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為兩國在目標和手段兩個方面都是理性的，各方都將意識到要維持或者取得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的代價和風險，并且意識到，這種努力最終是徒勞的。

 

　　他提出，為了避免沖突，兩國“在常規軍備方面，至少在第一島鏈之內美國的軍事優勢地位應當為美中兩國真正的力量均衡態勢所取代”。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藍普頓( David Mike Lampton) 明確表示不認同強硬派的觀點，他認為在2013 年中美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中雙方達成關于“新型大國關系”的共識是為兩國關系打開了新的“機遇之窗”，“我們共同的戰略出發點應是我們不會也不必成為敵手。

 

　　雖然競爭和分歧將順理成章地一直持續，但我們可以從合作而不是沖突中獲益。我們共同的戰略必須是，彼此要著眼于我們自己的國內體系改革，每一方都無法承受將對方視為敵手的痛苦、高昂以及不必要的代價，我們的人民也不希望如此”。

 

　　但他對兩國關系的現狀有著深深的擔心: “在過去十五年中中美兩國的國內事態都從接觸向著輕度對沖，再向著重度對沖，進而向著威懾發展。威懾的那套詞匯引導人們討論威脅、意愿、能力、第二次打擊和可信度。

 

　　這套詞匯與過去四十年里人們使用的詞匯是大不相同的。”為此，他呼吁兩國進行順應和妥協，他說: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順應( accommodation) 和妥協( com-promise) 這兩個詞語都不應該被賦予貶義。”

 

　　2015年11 月，在北京的一次研討會上，他提出: “美國應當在國際體系中給中國騰出更大的空間，中國則應當再耐心一點。”

 

　　從原則上說，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也是主張中美兩國之間進行磨合、順應、妥協的。基辛格既承認美國仍然是“當前集體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又認為“它不再處在統治的地位。

 

　　他認為，“美國必須發揮領導藝術，不是作為唯一的領導，而是作為這個復雜世界的一部分發揮作用。

 

　　最終美國將與崛起的大國中心分擔全球體系的責任”。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僅標志著西方‘一家獨大’的終結，也標志著全球權力中心的相應東移”。

 

　　“為了增加中國成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國應該默許中國在亞洲大陸擁有突出的地緣政治地位，默許中國成為主導亞洲經濟的大國”。

 

　　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 Stephen Hardley)也提倡中美兩國之間進行妥協、2014 年11 月，他在澳大利亞洛維國際政策研究所作的報告中提出，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關鍵在于兩國都得回答三個問題。

 

　　中國要回答的問題是: 中國是否真的希望美國離開亞洲? 是否真的認為可以在對鄰國不斷增加經濟、外交和軍事壓力、要求它們放棄自己的領土要求、與中國妥協的同時又改善與鄰國的關系? 是否認為現行國際體系并不服務于中國的利益，需要把它推翻? 美國面對的問題是: 

 

　　美國是否準備接受一個國力不斷增長的中國最后與美國平起平坐地發揮現在美國所發揮的作用? 是否準備接受中國發展藍水海軍來保護海上航線? 是否準備勸導我們的朋友和盟友采取戰略克制，與中國進行妥協? 他希望中國對三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不”，而美國和澳大利亞對三個問題的回答都是“是”。

 

　　3 維持現行對華政策派

 

 

　　美國的前政府官員，不論是克林頓、小布什政府還是奧巴馬任內的前政府官員，絕大多數屬于這一派，他們認為維持現行政策是最佳選擇。

 

 

　　在這方面，經濟官員的觀點特點鮮明。如前財長保爾森( HenryPaulson) 、盧賓 ( Ｒobert Ｒubin) 著文說，“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最大威脅是美國經濟的繁榮可能終結。

 

　　與此相應的是，中國對美國經濟的最大威脅是中國經濟不再增長。如果兩國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并取得經濟上的成功，那就會消除導致摩擦的經濟上的不安全，增強對未來的信心，并促進建設性的關系。”

 

　　現在正在實施的“再平衡”戰略將使困擾兩大經濟體關系的許多問題得到解決: 兩大經濟體之間互利的相互依存將更加深化; 中國將增加對美投資，為美國創造就業崗位，促使美國的經濟增長而不使債務問題變得更糟; 貿易不平衡將得到糾正; 中國的經濟增速( 以及軍事發展) 將放緩。

 

　　另一位前財長拉里·薩默斯( Larry Summers) 也主張，“我們的目標仍然必須是共同的發展和繁榮”前述布拉克韋爾和泰利斯的報告出臺后不久，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貝德( Jeffrey Bader) 就發布了題為《改變對華政策:我們是在尋找敵人嗎?》的文章予以反駁。

 

　　他指出，在當前亂象叢生的世界里，“把( 東亞) 這個世界上最穩定、最有秩序、經濟上最具活力的地區變成另一個沖突的地區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中美關系確實從來都不是容易處理的。

 

　　“但美國和中國各自以及兩國合作是全球經濟的基礎和全球增長的主要引擎; 中國堅定地承諾維護核不擴散體制;

 

　　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達成了兩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使用替代能源的協定、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中國的利益所在; 中國已經完全地融入了全球經濟，在這一方面，中國與蘇聯全然不同。

 

　　在南海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分歧，美國作出了外交和軍事上的反應，為了讓中國不把事態升級，這是必要的。

 

　　但中國至少沒有尋求把別的聲索國從它們所占的島嶼趕出去，至少沒有干擾南海的商業航行。美國通過‘再平衡’已經加強了同盟體系，這是保衛美國和盟國利益的恰當和謹慎的舉措，美國并沒有不惜代價地與中國進行順應。”

 

　　前副國務卿、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和奧漢隆( Michael E． O’Hanlon)在《戰略再保證和戰略決心》一書中提出

 

　　“如果接觸政策更有效、更深思熟慮地加以實行，是可以改善兩國關系的。”由于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和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在美國的各個陣營中都沒有主張在中國實行政權更迭的力量。

 

　　他們提出，兩國之間應該就各種重大問題進行系統的“相互再保證”，這將能使“雙方針對困擾它們的上升大國與現存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制定一系列深思熟慮的政策”。從美國的角度來說，應該就軍費、軍事現代化、危機穩定、核武器、太空的軍事用途、網絡戰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中國進行“再保證”。

 

　　當然，正如他們的書名所示，“再保證”還必須伴之以“戰略決心”包括發展美國的經濟、軍事、外交資源以及國內機制的韌性、以確保美國的安全承諾更加可信，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戰略正是支持美國安全承諾的決心的重要象征”。書中指出，美國沒能使中國確信它的善意。

 

　　在有些情況下，美國沒有公開宣傳保持克制的情形，擔心這可能在國內被批評為“單方面的讓步”。在有些情況下美國口頭上的表態沒有實際行動相伴隨，因此缺乏說服力。

 

　　他們還認為，通過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機制來增進互信，這個想法是好的，但機制的設計應當改善。

 

　　總而言之，這些對話只能在對話的具體參加者之間建立互信，而不是在參與外交決策的更廣泛的群體之間，包括公眾、媒體和軍方之間。兩位作者還提出了一個具體建議: 在中國軍費接近美國國防預算一半時就不要再增長了。

 

　　前助理國務卿幫辦、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慶生( Thomas Christensen) 在他的近著《中國的挑戰》中講述了他自己在小布什政府中參與處理中美關系的一些經歷，包括兩國發起戰略經濟對話的過程

 

　　他指出，“這兩個太平洋大國都在一個區域性和全球性體系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雙方都得益于對方的增長和穩定。

 

　　從美國角度來看，中國可能出現的一個最壞前景不是繼續崛起，而是停滯甚至內部瓦解。后者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和安全后果”。

 

　　他明確表示不贊同米爾斯海默等“悲觀主義者”的說法，指出，“美中關系遠非一場零和游戲”。

 

　　美國及其盟國的目標“不應該是遏制中國，而是影響中國的選擇，從而引導中國把民族主義雄心變成合作而不是脅迫”;“促使中國改善外交政策———自 信 但 不 咄 咄 逼人———可能是未來幾代美國外交官面臨的最大挑戰”。

 

　　他認為，美國政策的核心仍然是鼓勵北京接受早先由布什政府副國務卿佐利克( Ｒobert Zoel-lick) 提出的提議，成為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克林頓政府時期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也屬于這一派。

 

　　2012 年他與中國學者王緝思合作撰寫了關于中美戰略互疑的報告，深刻地分析了兩國間存在的方方面面的互不信任，并指出這種互疑正在增長，可能對兩國關系造成嚴重損害，這是眾所周知的了。

 

　　2014 年8 月，當中美因為南海問題爭吵得不可開交時，他與貝德、海軍分析中心研究員( 退休準將) 邁克戴維( Michael Mc Devitt) 一起在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發表長文，闡述他們對這一爭端的觀點

 

　　指出對這一問題需要在更廣闊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和評判，其中指出: “美國決策者在考慮南海問題時應該注意到如何最有效地對待這一問題，以便達到下列目的: 

 

　　降低緊張，防止各方使用武力，保障國際社會的合法權益，鼓勵所有聲索方實行和解，并與所有各方保持良好關系與信譽。美國不應該把南海爭端視為與中國冷戰的開始，不應把它視為美中關系的核心戰略問題。”

 

　　邁克戴維還表示贊同海軍分析中心2014 年12 月發布的關于南海的報告，其中說，南海問題不是整個美中關系的中心戰略問題。

 

　　美國不應該實行恐嚇政策，也就是說，不應該宣布一些不準備以行動支持的政策。美國對南海的政策不應該是壓倒性地反對中國的，美國既要批評中國的行為，如有理由，也要批評美國朋友和盟友的行為。

 

　　美國進步中心對華政策主任梅萊尼·哈特(Melanie Hart) 在參議院作證時說，從尼克松以來美國歷任總統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帶來了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亞太國家的持久和平與經濟繁榮”。

 

　　這是“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最重大的成功之一”。她說，現在中國領導人試圖運用其增長的國力來塑造對中國有利的國際環境。

 

　　這既為美國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有的觀察家對兩國間新的合作機遇視而不見，卻因為“出現了新的挑戰而認為美中關系難以駕馭，應該整個兒廢棄接觸戰略，開始把中國當作戰略競爭者。

 

　　這種主張是誤導性的。”她認為美中關系的基礎沒有改變。她對中國近年來的強硬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從正面說，這顯示了中國“越來越有意愿在高度工業化國家圈子之外來發揮領導作用”，在應對氣候變化、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等方面中國都發揮了這樣的作用。

 

　　但中國的強硬也對美國的利益和現今的國際機制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現實政治的、睜大眼睛的接觸政策，是分門別類、具體問題具體處理的政策。這種接觸政策正在兩國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取得突破，但在兩國利益不相符合的領域進展就比較緩慢。

 

　　她主張“美國應當繼續保持在合作方面的現行勢頭，同時擴大在處理兩國分歧問題上的抓手。如果在處理困難問題上的成功不能更具體地顯現，這些問題就很可能腐蝕并破壞兩國正面的合作。”她并就如何處理兩國關系中的困難問題提出了建議。

 

　　弗吉尼亞大學資深教授、著名中美關系專家何漢理( Harry Harding) 也屬于維持現狀派。他不同意強硬派的觀點，也不贊成順應派的主張，覺得要與中國在某個或某些問題上達成交易有諸多難處。

 

　　他對中美關系既有憂慮，也表示了審慎的希望。他認為下一任總統的對華政策向著強硬方向的調整是有可能的，雖然沖突的風險不高，但在增加。

 

　　在美國，對兩國關系的樂觀看法在降低，悲觀情緒在增長。他也指出，一種共識正在形成，即未來的中美關系更多地取決于美國的經濟狀況，而不是中國的經濟狀況。一個更成功、更自信的美國能對中國的崛起更加泰然處之。

 

　　美國外交學會會長哈斯( Ｒichard Haas) 的專著《外交政策始自國內》的主旨就是這樣。何漢理認為，中美關系仍然是有希望的。

 

　　兩國關系螺旋形的惡化可以得到遏止，合作的領域可以進行培育，競爭可以被限制于健康的競爭( 如經濟和治理) ，而在另一些領域則可以加以規范，由于雙方的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兩國不至于發生沖突。

 

　　蘭德公司的黑考特( Scott Harold) 主張加強美中軍事交流。他認為兩軍交流肯定有風險，但對美國的收益還是大于風險。

 

　　美方希望從下至上的交流，中方則主張由上到下的交流，因此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雖然對兩軍交流有諸多限制，但是可以進行的內容還是很多的。兩軍交流不會一帆風順，但最終會幫助改善兩國的總體關系。

 

　　4 幾點基本看法

 

 

　　第一，美國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國家，對一個問題有各種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不要說看待中美關系這樣高度復雜的問題了。

 

 

　　從尼克松訪華以來40 多年中，美國社會對中美關系的共識也是相對的，大的辯論也經歷過幾次，包括20 世紀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20 世紀90 年代末的辯論。

 

　　這一次的辯論有一個清晰的節點，那就是2010 年。2008 年9月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逆勢上揚，在2010 年GDP 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匯儲備都有突出表現，引起美國的震驚。有的美國學者把它稱為對美國的“叫早”( Wake－up call ) 。

 

　　而且根據一些國際組織的估計，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是早晚的事。奧巴馬總統在2011 年的國情咨文中把它稱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由此可見美國的焦慮了。從那時以來，美國政界、學界和媒體就在不斷討論，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前財長拉里·薩默斯2015 年11 月發表的文章說，“世界還沒有為中國的崛起做好準備”，美國人在心理層面無疑也沒有為中國崛起做好準備，也就是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對美國可能喪失超級大國地位的焦慮。

 

　　在上個世紀，雖然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一般美國人仍然感覺，兩國國力相差甚遠，美國是不可超越的，這個第一把交椅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尼克松當年雖然承認美國在衰落，并且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說法，但他依然堅信: 美國人不知道如何做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如何做并列第一。

 

　　現在，中國在GDP 方面趕上并超越美國已經具有了現實可能性，美國人受不了。這種擔憂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對中美關系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兩國確實存在著分歧，但焦慮感放大了分歧，把它的嚴重性估計得過頭了。這種情緒不會很快就消失。但中國仍然是要發展的，美國人和世界總是要適應中國的崛起的。

 

　　從中國方面來說，我們也要自省。兩國國力的比較絕不僅僅是GDP。中國與美國在許多方面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即使實現了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按照小平同志先前的預測，中國也仍然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的體量大，大有大的優勢，同時大也有大的問題。我們必須全面看待自己，要耐心一點，沉著一點，低調一點，給外界一個適應的過程。永遠不要忘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第二，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內關于“崩潰論”、“威脅論”、“責任論”等的辯論都有過。但以往的辯論一般就是兩派，而此次辯論中明顯地出現了三派，明顯地出現了一種美國要與中國進行磨合、順應、妥協的主張。這是值得注意的。這與中國國力的增強、在國際事務中影響的增強密切相關。

 

　　美國一些理性的學者意識到，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中國不可避免地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原有的國際空間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中國要求更多的國際空間，這個要求是合理的。

 

　　隨著力量的增長，責任在增長，這一點十年前佐利克已經提出來了。但隨著力量和責任的增長，也要有不斷擴大的空間。

 

　　這一點似乎美國決策者和一些學者不愿意立即就承認。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國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一拖再拖，在國際社會的普遍壓力下，經過五年多才剛剛予以批準。

 

　　奧巴馬總統也不太情愿多給中國一些空間。他責備中國“搭便車”，而當中國提出一些新的倡議，要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如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時

 

　　則視之為中國要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奧巴馬政府不但自己不贊成，而且動員其盟國也不要參與，因而遭到美國國內廣泛的批評。這是造成中美兩國之間戰略互疑的深層次原因。

 

　　筆者以為，隨著中國國力的進一步增長，隨著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更多地造福各國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民，隨著美國在全球治理方面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合作，順應派的主張會在美國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

 

　　對于中國來說，有一點是清楚的: 中國的崛起不是以取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為目的的。21 世紀不會允許出現一個新的霸權國家。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民主化是歷史潮流。各國都尋求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中國只是其中之一。

 

　　21 世紀是一個共贏主義的時代。在國際關系中，一國不能追求絕對安全，不能追求一國完勝，而是要尋求互利共贏。

 

　　雙方之間或各方之間的妥協、磨合、順應是常態，只要自己的核心利益得到了捍衛，重大關切得到了照顧，犧牲一些次要的利益是在所難免的。

 

　　在上述三派中，強硬派與其他兩派的分野非常明顯，順應派與維持現行政策派就不是那么涇渭分明。本文的劃分也是相對的，主要是為了敘述方便。

 

　　在這場辯論中還有一種極少數的唱衰中國的觀點，即沈大為( David Shambaugh) 發表的《崩潰論》。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闡述的觀點與他的一貫看法不符，也不為美國政界和學界的多數人認同。

 

　　自然也有少數呼應的，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卜大年( Dan Blumenthal) 和因博登( William Inboden) ，他們認為“中國比許多人想象的更脆弱”。

 

　　第三，在本世紀中美兩國如何打交道，對兩國都是一個新問題、難問題。有的美國媒體說，美國從未遇到過中國這樣的國家。基辛格也承認，中國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沒有先例的，“中國的挑戰比蘇聯的挑戰微妙得多。蘇聯的問題主要是戰略問題。

 

　　而中國問題是文明問題:    兩種文明能否在一套規范之中共存產生一個世界秩序”，這對美國是一個難題，雙方都沒有多少這種與旗鼓相當的大國進行合作的經驗; “中國能否繼續管理它作為大國的崛起, 同時進行國內的轉型，這是我們時代的關鍵問題”。

 

　　中美關系對中國無疑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中國從未以現在這樣的身份與美國打交道。

 

　　一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仍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只要“與國際接軌”、融入現存國際體系就能取得發展，中國與美國的交道比較好打。

 

　　在2008 年9 月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身份變化突顯出來: 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經濟總量與別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金磚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上只有美、中具有超過十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仍然在現存國際體系中發展，但改革、完善國際體系的要求越來越迫切; 中國仍然享受現存國際體系的諸多公共產品。

 

　　尤其在安全方面，但自己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向鄰國、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越來越深。

 

　　在全球治理方面合作越來越寬廣，并且卓有成效，但在地區秩序方面，雙方的競爭卻越來越突出，更不要說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別了。在國際關系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中美關系這樣的大國關系。

 

　　總之，兩國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更難處理了，而且這種狀況還會繼續下去。雙方的依賴和競爭都會繼續深化。

 

　　中美兩國的學術界需要認真研究兩國如何相處，如何相互適應、相互順應，逐漸積累經驗。本文中提到的史文和斯坦伯格的建議也許不會立即得到人們的認同，但這種考慮如何順應的態度應該得到鼓勵。

 

　　第四，雖然要求修改對華政策的意見勢頭頗猛，但實際上，美國對華政策要作大的修改幾乎沒有可能。

 

　　弗里德伯格也無可奈何地承認: “美國社會中強大的有影響力的集團和個人仍然深深地致力于保持與中國盡可能好的關系，反對任何在他們看來可能使他們受到損失的措施，這一事實使動員( 對強硬政策的) 支持變得非常困難。”

 

　　“雖然世界各地對中國的關注都在增加，但卻沒有( 與中國) 進行全面競爭的欲望……轉向對中國的遏制會引發人們對戰爭的擔心。在這樣的沖突中各方都會受損，而中國的亞洲鄰國有理由擔憂受到最大的損失。”

 

　　所以他認為，在現今的政治和經濟制約之下，唯一可行的戰略是繼續接觸，同時擴大并強化平衡。這不是完美的戰略，但卻是現實中決策者可以采取的最佳抉擇。

 

　　這場辯論仍在繼續。2016 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兩黨候選人還可能就中美關系做出一些強硬的表示，說些過頭的、極端的話這是我們在以往都看到過的，特朗普現在就在這樣做。

 

　　美國需要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各個層面、更多領域，包括全球治理方面尋求中國的合作，這是大勢所趨。最近有兩個事例很說明問題。

 

　　一個是伊朗核問題經過十余年的談判達成了政治解決的協議，另一個是巴黎氣候峰會達成了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中美兩國的合作對于這兩項成就都是不可或缺的，以致奧巴馬總統一再與習近平主席通電話。有道是，事實勝于雄辯，這兩項重要的事實是會勝過強硬派的雄辯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主要從事美國政治、外交和中美關系研究；來源：《現代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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