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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34年前在這里萬名農民摁下紅手印堅持走集體化道路

點擊：  作者：忠言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綜合編發  發布時間:2016-09-03 07:51:46

 

 

　 【揭秘】34年前，周家莊萬名農民摁下紅手印誓走集體化道路

 

　　（作者：忠言；原載：家庭百科）

 

　　在安徽小崗村，有個十八人摁下紅手印偷偷單干的故事；

 

　　然而，在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也有摁下紅手印的故事，那是周家莊萬名農民誓保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堅決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摁下的紅手印。

 

　　只是這個紅手印故事被人為刻意掩藏。如今，是揭開這個秘密的時候了——

 

這是1982年11月第一生產隊全體社員，為保留人民公社制度摁下的紅手印，明志繼續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成立于1958年的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光輝歷程，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的頑強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其健康發展、共同富裕、社會和諧的成功實踐，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昭示著中國三農問題的光明前景。

 

　　1982年，在全國政策性、強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壓力之下，周家莊人民公社黨委實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意愿，排除種種干擾義無返顧地選擇繼續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共同富裕道路。周家莊人民公社6個生產隊的萬名社員用勇敢和智慧抵制住了解散人民公社的風潮，勇敢摁下紅手印明志，保住了人民公社經濟集體體制。

 

　　當時，擔任周家莊人民公社黨委書記的雷金河怎么也想不通，新中國開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有什么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什么錯？況且，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建設，人民公社已經具備了十分雄厚的物質基礎，十分適合社會化的大生產，如果分田單干必然是對先進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嚴重破壞。

 

　　人民公社前身合作社時期的老賬本

 

　　當時，許許多多的公社頂不住壓力紛紛解散，周家莊人民公社面臨生死考驗。當時，河北省調整縣級領導班子給縣委書記的一大任務就是把周家莊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雷金河這位老共產黨員陷入深深的思考：我們黨一貫講實事求是，為什么在解散人民公社問題上就不能實事求是呢？就不能尊重群眾的愿望非要搞“一刀切呢”？

 

　　“大家都知道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除了一兩戶之外，其他的社員都不愿分地到戶。” 如今年逾古稀的劉建中親自參加了當年征求群眾意見的討論會，至今記憶尤新。人民公社帶頭人、“老堅決”雷金河，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開始了他的頑強的力爭。先是拖，拖不過。雷金河心急如焚四處奔波向上反映情況。

 

　　老書記雷金河用過的筆記本

 

　　雷金河（1921-2001）1937年參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晉州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帶頭人。在他的帶領下，1949年周家莊誕生了第一個互助組，1951年建立了晉州市第一個合作社，1956年6個村聯合誕生了1500多戶的高級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雷金河任黨委書記。

 

　　雷金河也是河北省和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人大代表，且由于周家莊人民公社早就是河北的先進典型，也認識了不少上級領導。據傳雷金河在抗戰時期就是威震敵膽的游擊隊長，作戰英勇，與當時駐扎冀中的彭真、呂正操等八路軍高級將領亦有生死之交，這也成了他能頂住巨大壓力的資本。他多次京，向當年的老首長陳述鄉親們的愿望，但中央領導都不敢給予明確答復，只是讓他“再觀察一下。”

 

　　游客留言：人民公社好

 

　　鮮為人知的是，為了表示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決心，周家莊農民采取了十分特別的辦法明志，以示保衛人民公社的堅定決心。在傳達討論上級解散人民公社的會議后，社員們都不愿意分。于是，每家派代表在保留人民公社的“生死狀”上簽上名字，摁上了鮮紅的手印。

 

　　除此之外，雷金河還向當時的河北省省委書記李爾重同志寫下保證書：“不分包到戶,社員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戶的農民。如果干一年，我們沒有其他公社好，我們就將地分了。”就這樣，在廣大干部群眾齊心協力地抗爭之下，周家莊的人民公社經濟體制才最終“換湯不換藥”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但省里提出的條件是必須把公社的名稱改成鄉。

 

　　人民公社大食堂毛主席畫像

 

　　30多年來，周家莊“人民公社”雖然改成了鄉，但經濟體制和和核算單位沒有變，他們實行的是集體聯產承包，社員們仍掙工分，年終分紅。社員們以熱愛集體為榮，始終保持了高亢的勞動熱情，日子一天比一天紅火。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就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鄉民享受免費醫療、教育、住宅等10多項福利或補貼，而且福利范圍和水平在不斷擴展和提高。當初，從公社出走搞單干的幾戶人家又紛紛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多年來，周家莊在以農為主的基礎上，大力發展集體企業，壯大集體經濟，已經建有修配廠、印刷廠、五金水暖廠、軋鋼廠、建材廠、紙箱廠11家，建有商業、建筑、服務企業7家，成為周家莊重要的經濟支柱。2011年周家莊人均純收入12095元，集體公共積累35566萬元。與1978年相比，公共積累增長70倍，社員收入增長93倍，工農業總收入增長116倍，被國務院授予全國文明村鎮，被中組部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人民公社展覽館榮譽室

 

　　“公社是顆常青藤，社員就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周家莊精神，就是堅持理想信念，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農民實際出發；堅持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堅持一個原則，國家集體個人三兼顧。

 

　　老書記雷金河對農民懷有深深的感情，曾五次拒絕組織上讓他轉干的機會，始終保持了普通農民的本色，被稱為為共產主義奮斗的硬漢子、“老堅決”。他的繼任者們依然保持著“老堅決”的優良作風和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堅定信念。

 

　　雷金河去世后，原河北省委書記、省長李爾重撰文紀念他，他們共同經歷了保衛人民公社的那場風波，李爾重同志的壓力甚至比雷金河還要大。

 

　　全國勞動模范公社老書記雷金河雕像

 

　　李爾重語重心長地寫道：“用'解雇相威脅',用'金錢為誘餌',用'激發個人利己主義為經典',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支配奴隸的辦法。用這種觀點觀察公有制生產體系,當然不可能懂得'個人之所無,正是眾人之所有',當然是看不出光明的前景。然而成千上萬的先烈,確實與剝削階級留下的傳統思想完全決裂為共產主義獻身了,王鐵人式的英雄們確實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貢獻了一切。我們能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創造原子彈、氫彈、導彈、衛星,就是在這種精神下,使落后的設備煥發出不可想象的作用的。革命的人民思想是可以擺脫舊思想束縛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威力是無法衡量的。這是歷史證明了的”。

 

　　周家莊實踐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她像一顆璀璨的明珠閃耀在冀中大地，成為中國農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范。盡管由于種種政治上的原因，多年來周家莊很少被主流媒體宣傳報道，但是這里依然吸引了廣大農民的目光，并得到許多國際友人的贊譽。實踐證明，周家莊道路是社會主義的陽關大道，是中國億萬農民的夢想和期盼。

 

　　人民公社展覽館榮譽室

 

　　人民公社大食堂

 

 

　　周家莊人民公社第九生產隊

 

 

 

　　由王任重題寫園名的人民公社公園“農民樂園”

 

　　周家莊合作史紀念館

 

 

　　企業產品

 

　　記述周家莊人民公社的書刊

 

　　周家莊衛生院

 

　　公社社員住宅

 

　　周家莊千畝梨園

 

　　周家莊農民文化宮

 

 

 

　　寫于杜潤生逝世之際——中國集體村莊的啟示

 

　　（作者：潘毅；原載：破土工作室）

 

　　近日，杜潤生的去世，又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人民公社孰優孰劣的問題推到了輿論的前沿。1980年代以來，“分田入戶”的小農經濟在經歷幾年短暫的繁榮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滯。到1990年代，已經不能提高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計，而且制造了“三農問題”。那么，今天我們該如何來重新看待這段歷史，又有何經驗、教訓或反思。潘毅教授帶著我們走進周家莊。與數十萬個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莊成功地將集體合作社存續至今。在今天的中國，它的經驗當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對著全球化資本流動和城市化的沖擊，情況令人擔憂。但是，在杜潤生過世之際，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審視周家莊的發展，提升當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將有助于我們從必然性邏輯回到歷史情境，從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評價歷史上的集體經濟，另一方面打開未來的合作經濟的想象。

 

　　中國人比較厚道, 在人過世之際, 一般不會說三道四。但是在中國農村改革之父逝去之際，再望神州：三農問題越演越烈。空心村、留守兒童、獨居老人、兩億七千萬農民工，幾千萬個分離家庭……這是一筆死人賬，還是一筆活人簿？還真是不好說。

 

　　關于杜潤生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人民公社孰優孰劣的問題上。關于這個問題，三十多年來一直不能蓋棺定論。此刻，人亡，棺蓋，我們就大膽來個論定。

 

　　“分田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明顯是對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實踐的一種拋棄。1978年以前，中國的制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為主要標志，期間伴隨著對自由市場的否定和對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強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制主導的生產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戶”的改革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意味著生產方式和資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變，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主導下的生產方式為市場主導的私有經濟所取代。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從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否定轉變為大力贊揚外資、民營在內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時至今日，就規模而言，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

 

　　在農村，這一改革歷程最鮮明地體現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體，以家庭經營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在中國農村重新取得了統治地位。從1978年末小崗村宣布“包產到戶”、“打響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槍”，到1985年全國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工作全部結束，全國共建9.2萬個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82萬多個。僅僅6年時間，就把艱苦奮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從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歷史舞臺。

 

　　過去多年，人們給予杜潤生力推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高度評價，認為這一制度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

 

　　小農經濟的弊端

 

　　然而，農村在經歷幾年短暫的繁榮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滯。九十年代以來，小農經濟不單不能提高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計，而且制造了“三農問題”。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既無法實現規模經營、亦無力通過積累實現擴大再生產，這使得農民增收困難，亦使得農村變成了純農業社區，農業之外的多種經營無從談起。由于人多地少，農業人口無法完全被小農經濟吸納，于是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便出現了，這是中國半無產階級化的前奏。

 

　　農民工問題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農村和農業生產已經無法容納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打工潮”在19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國特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路徑，促成了“世界工廠” 的發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的隱患。由于出口導向型的工業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需求以及國內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一旦國際市場供求出現大的波動，就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勞工工資長期偏低造成內需不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堪憂。而在農村，由于農業產出低，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年輕的精壯勞動力紛紛流向城市，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乏力，更帶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聞的社會問題。

 

　　在農業生產領域，規模化經營被政府視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現出的“公司+農戶”以及扶持種田大戶的做法，無不著眼于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以期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這樣的規模化經營操控在公司和少數大戶手中，廣大農民的生計依然難以改善，甚至淪為農業雇傭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莊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為集體合作生產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對中國農村乃至于整個中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目前，主流的論述對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態度。關于過去的歷史，我們有待探索，目前，還留下來的集體村莊，我們出于好奇，終于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來到周家莊集體村莊，土地面積21046畝，人口4495戶，13029人。周家莊實行兩級管理，下轄10個生產隊。由于短暫停留，除了驚訝周家莊的發展水平，就是村莊內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條，家家戶戶分有一套不算豪華、但是整潔的別墅。對于帶著對人民公社許多負面印象的我們，周家莊作為一個特例，它的存在，挑戰了我們的“常識”，也讓我們意識到“常識”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流建構。2010年的三月份，我們再次來到周家莊合作社，在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訪了2個生產隊，瀏覽了豐富的檔案。為了深入研究，我們留下了研究助理，她們對村莊進行了多次的深談，也做了錄像記錄。直至2012年，我們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莊做田野研究。

 

　　周家莊隸屬于河北省晉州市，從1952年建立第一個村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轉為聯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莊對外的名稱因時變化，但它的合作社體制一直沒有變化，迄今已歷六十多年，是極少數沒有中斷的維持集體經濟實踐的村莊。生活在周家莊的許多社員今天仍依賴著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是周家莊的主要勞動形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的機會。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小農經濟早已取得主導地位的今天，周家莊合作社存續至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我們周家莊，沒有一個到外面打工，也沒有一個外嫁女。我們有開小店的，也有開小工廠的，但也是在村莊周圍，沒有去遠的。”在走訪中，不止一個村民對我們說著類似這樣的話。當我們多次問：“你們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勁嗎？”，最典型的回答是：“我們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農村勞動力，一般年齡比較大，年分紅收入達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里總勞動力比例25%。其他的年輕人，在集體工廠里工作，年分紅收入大約是30000元到35000 元。剛生完孩子的婦女，呆在家里，說：“不操心！待孩子長大一點，就可以回到工廠里上班”。周家莊沒有退休的概念，八十歲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個看門人，年收入也可到一萬多元。乍看，周家莊的生活無憂——“省心”兩字是我們在村中聽到最多的詞匯；間中，也會聽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滿生產隊隊長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個小賣店。他說：“我生意好的時間，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們這里一年考慮一趟。”

 

　　對于一個多年研究農民工的團隊來說，這個安居樂業的村莊似乎展示了一條能夠解決三農問題、消除勞動力剩余、免于“離土又離鄉”的打工命運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卻為當下的“中國現實”提供了另類的可能性。如果說合作社的農業生產和集體企業體現了優勢的話，那么，周家莊是如何達到有效的勞動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如何能夠做到有效降低監督和管理成本呢？請看李長江的《集體經濟養懶漢？周家莊勞動管理有辦法》。

 

　　集體村莊的優勢分析

 

　　周家莊走的是一條工農牧業共同發展的道路，有效地解決了城鄉分隔、工農分家的發展模式，改變了城鄉空間永久性的分離。

 

　　周家莊的經濟主要分為農業和工業兩部分，前者以生產隊為單位，后者則主要是指集體企業。由于合作社的再生產的投資主要來自于自身積累，因此在工業發展初期，以農補工，用農業生產的收入來進行工業投資，興辦了一批集體企業。

 

　　1974年，由于社隊企業的發展，工副業收入已經占到約全社總收入的25%。1980年代后，隨著大環境逐漸走向開放，集體企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到1992年，集體企業已經發展到18家，后來雖然集體企業的個數有所減少，但在總收入中一直都占據絕對優勢。這種條件進入到以工補農的階段。1990年農業應提留66.65萬元，但由于工業的盈利已經比較可觀，當年不僅免除了農業的這筆提留，還從工業利潤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萬元補貼農業，用于農業生產者的年終分配。2009年，合作社農業生產更是獲得補助合計216萬元。

 

　　另外，對于集體企業，公積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別為純收入的7%和3%，其他，大約86%的純收入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參加集體企業生產的社員之間分配。適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過度調節可能造成的平均主義，在兼顧公平的同時比較好地堅持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除了工業，周家莊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也不斷轉型，實現了有自己特色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1979年以后，國家數次提高棉花的收購價格，極大地調動了棉花種植的積極性，周家莊的棉花無論單產還是總產都屢創新高，給合作社帶來了豐厚的現金收入。

 

　　2000年以后，周家莊開始推進農業的多樣化經營，尤其是推廣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生產。周家莊大田作物主要種植冬小麥、夏玉米和谷子，早已完全實現了機械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目前農業勞動力僅占全隊勞動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糧田之外，小麥種植全部改為種子田。種子的收購價格要高于普通小麥10-20%，周家莊鄉之所以能夠做到，正在于其集體生產所具備的規模優勢，不僅能夠提供足夠的土地面積，而且實行統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證種子品質。

 

　　此外，果樹種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園和采摘園，占地面積達900畝，主要發展觀光農業，兼有果樹、草莓、蔬菜、生態養殖業等經營種類。

 

　　2009年，周家莊就實現工農業總產值5.65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4.9億元，農業總產值5252萬元，第三產業產值1736萬元，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87.6%，農業僅占9.3%。

 

　　與當下招商引資下借助外來資本進行投資的發展路徑不同，集體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集體經濟的公共積累。各生產單位（生產隊和集體企業）扣除成本之后的純收入在分配給社員之前，還要先行扣除公積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于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和推行公共福利事業，在上世紀90年代就對老年人、貧困孤寡人口進行補貼，并提供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等等。

 

　　周家莊對社會經濟的啟示？

 

　　與數十萬個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莊是發展得比較成功的個案，在今天的中國，它的經驗當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對著全球化資本流動和城市化的沖擊，情況令人擔憂。但是，在杜潤生過世之際，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審視周家莊的發展，提升當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將有助于我們從必然性邏輯回到歷史情境，從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評價歷史上的集體經濟，另一方面打開未來的合作經濟的想象。

 

　　今天，中國的工業化和整體經濟水平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換句話說，那些當年制約集體經濟發展的缺失的歷史條件很多已經具備。在這樣一個變化了的歷史條件之下，周家莊集體經濟的實踐對于我們解決市場經濟下嚴重的“三農”問題，對于我們探尋一條真正推動農村發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別的啟示意義。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是必然的趨勢，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該以怎么樣的方式取代小農經濟？

 

　　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是其農業生產還是集體企業，周家莊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種集體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個體的勞動力只是勞動分工中的一環參與生產。當然，這并不是合作社獨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業化生產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點。而合作社與后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兩個基本方面：首先是產權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這就避免了建立在產權私有化基礎上的剝削的出現，保證了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礎上，勞動成果能夠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實現按勞分配。

 

　　毫無疑問，與那些背井離鄉在“世界工廠”里打工的農民工相比，與那些分田單干后守著幾畝薄田勉強度日的農民相比，周家莊的集體經濟為其成員提供了一個另類的、同時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綜合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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