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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年多來，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已成為社會新聞輿論界高頻率的話題之一。即認為政府通過特許經營、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方式，與社會資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風險分擔、長期合作的所謂PPP模式（或簡稱公私合作模式），是增強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提高供給效率的一個最有效途徑。無疑的，這種模式是我國近些年來經過TOT（轉讓—運營—移交）、BOT（建設—經營—移交）等辦法探索出來的，在一定限度內有利于充分發掘社會資源來為人民生產生活服務的方式。但筆者同時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模式絕不是盡善盡美的，其中有些問題似乎還有認真分析研究的必要。

　　首先明確，所謂PPP模式，它雖然是一種公私資本合作的經營形式，但與其它公私合營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有所不同，即它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它所經營的對象必須是政府的公共投資項目，是政府職責份內的事情；二是需有社會資本（其中包括非公的私人資本）來參與共同完成[1]。因此，本文討論的對象只限于公共產品和服務及其有關問題，而不涉及其他產品，也不涉及當前流行的所謂混合所有制問題。

　　什么是公共產品？就是由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生產的產品，或稱公益性產品。它一般都具有非分割性、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點，以及由此而來的“白搭車” 問題（free rider problem）。因而一般地說，在公共產品面前，市場機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甚至是失效，“失靈”的。例如，在城市的道路、路燈、地鐵、公交、公園、供熱、供電、供水、供氣、醫療、環境衛生、養老服務等等市政公用設施，以及遍布全國的水利、港口、碼頭、管線、國防等等，既不能分塊、論斤出售給各個居民；每個居民享受了它們的效用，也并不妨礙其他居民獲得同樣的享受。因而在許多場合，誰都想“白搭車”，不愿花錢去購買。于是生產提供這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費用最好就只能由政府用財政支出買單。政府為了減少財政負擔，在某些準公共產品可以計量計價收費的情況下，當然也可以向實際享用其效用的居民以收費的方式收回一部分或全部成本，甚至還可獲取盈利。但由于我國政府的性質決定了，政府這種收費行為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人民。這是與其他一般企業為賺錢而出售產品的行為所根本區別之點。因此，政府的這種收費便不是收的愈多愈好，賺的愈多愈好，而只能把費額定在公平合理的適當水平上，甚至虧本收費，或完全免費，也樂而為之。例如，北京公交車費，成人刷卡打對折、學生再打對折、老人全免。市政府一年為此而需支出上億元的財政補貼也在所不惜。這里說明，我國政府實際是把公共產品當作是給人民提供社會福利來生產和供給的，充分體現了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性質。

　　就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產品而言，其政府雖然不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但為了籠絡人心，以維持其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也不得不對一些公共產品采取低價或免費供應政策。如歐美發達國家居民用的水電價格一般都不算高，路燈照明更是分文不取。因此，即使在國外，以賺錢牟利為目的私人資本，一般也不會熱衷于把公共產品作為自己投資賺錢的領域。

　　不僅如此，有許多公共產品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具有自然壟斷性質，規模大、沉沒成本高、運轉周期長、利潤率低，甚至虧損，以致以贏利為目的私人資本，除某些特殊情況或官方授權而外，一般都不大愿意投資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數據顯示，自去年全國推廣PPP模式以來，截至今年5月，在25個省市已確定安排1043個PPP項目、總投資1.97萬億元中，真正落實簽約的還不到10%[2]。個中原因，自然與PPP模式本身的復雜性，協調費時，一般難以一蹴而就有關。但在筆者看來，這與公共產品的公益性和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之間的矛盾才是更重要的阻力所在。很明顯，政府希望私人資本與自己合作興辦某項公益事業，資本家首先考慮的是自己投下資本后能否獲得與投到其他領域一樣的、或者更多的利潤。如果眼見城市道路、地鐵、環保問題等等建設投資的周期長、風險大、盈利微薄甚或虧損，除愿當雷鋒者而外，誰還愿意去甘作犧牲冒險呢？

　　在此情況下，有的提出，推行PPP模式必須以保證私人資本獲利為前提。這的確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但問題是，政府將怎樣去保證參與PPP模式的私人資本獲利呢？辦法不外有二：一是提高公共產品價格。這是老百姓最擔心的，也是最不愿意看到公益事業私有化的根本原因；二是由國家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這無異于慷公家之慨以肥私，是不可取的。僅以公私 “股權合作”的方式來說，比如公私合資共建某項地鐵工程，如果核算結果利潤為零，甚至更少（這是很可能的）。這時政府就要給予財政補貼。這時政府對經營地鐵公方的補貼當然是其興辦公益事業應有之舉；但政府對資本家補貼以保證其獲得足夠利潤，就顯得很不合理了。因為這實際是要用屬于全體人民辛苦積累起來的財政資金去補貼個別資本家的經營虧損，其實質就是一種化公肥私的行為；而且只補貼了投資于公共產品領域的個別資本家，而并末一視同仁地補貼其他領域的資本家的虧損，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

　　當然，若以公私合作的“政府購買”方式來說，例如由政府出資購買由有志于從事公益事業的私人資本家所興辦的養老服務事業的辦法，從理論上講應是可行的，對人民有利的。但前提是，這個私人資本的持有者（或募集者）所從事的養老服務事業必須不以贏利為目的；這個私人資本的持有者（或募集者）同時也是服務事業的主持管理者；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的價格，可以將其必要的盈利計入在內，必要時也可以給予一定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但這盈利最多不能超過其他領域具有同等資本規模的私營企業高管的一般純工薪（不包括期權、股權、紅利等收入）水平；同時政府對其服務經營過程還須嚴加監督管理，如監督制定養老服務機構主要的有關服務制度、收費標準、安全衛生要求、適當的娛樂文化生活設施，并要定期檢查，以保證入住老人能幸福愉快地安度晚年。這樣，接受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的私人資本的持有者（或募集者），在他所投資經營的服務范圍內，實質上就等于是由政府委任的養老機構的管理者，他所獲得的盈利，實際則相當于在其他領域具有同等資本規模企業的高管人員所應得的工資，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因此，他也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了。很顯然，這種購買服務的方式要比股權合作的方式有利得多也合理得多。即既有利于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增加公共產品，更好地惠及民生，而又不致于傷及公有經濟的發展。唯一的問題是，是否有那樣不圖厚利，甘愿從事于非營利的慈善事業的資本持有者（或募集者）。在筆者看來，現有不少的事例實際已作了肯定的回答：有。君不見，國內外不是都有一些富翁在大把大把地撒錢去從事不以贏利為目的的教育事業、或衛生慈善事業么！原因是：按資本的本性來說，作為其人格化的資本家，當然是為剝削賺錢而存在和發展的，而且賺的愈多愈好。但是，世界是多樣性的，人總是一個社會的人，資本家作為一個在既定社會的人的追求、發展要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除了受資本決定性的影響外，還很可能受其他諸如國愛主義、集體主義和慈善事業的光輝事跡及其享有社會盛譽等等客觀現實的影響。因而他們中有的往往會在逐利有成之后，進而還希望在逐名的廣闊空間再上一層樓，乃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當然也肯定有不少沽名釣譽，甚至企圖以借做善事為掩護去牟取更多利潤的小人。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認有真心實意地樂于做善事的富翁存在。

　　順便指出，適合于運用“政府購買”方式來實現PPP模式的，除養老服務而外，大體屬于民政服務事項都可以納入其中。諸如兒童、救助、救災等等公共服務，因為其性質和特點與養老服務有些類似，都是直接與居民民生需求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事宜。因此，政府基本上都可以按照處理養老服務的原則精神來購買這些同一領域里的服務。應當看到，這些民政公共服務絕非小事，也是有關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習主席最近在考察東北工業基地時指出：“抓民生也是抓發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基礎上，積極引導群眾對居家服、養老服務、健康服務、文體服務、休閑服務等方面的社會需求，支持相關服務行業加快發展，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有效對接，相得益彰。”[3]習主席在這里說的“積極引導群眾”就包含了政府要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去發動、引導群眾和私人資本參與民政公共服務事業。只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并未涉及較大型的公共產品及其基礎設施建設問題。

　　以上說明，我國政府為居民生產供給公共產品，乃是政府自己所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其為筑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所必須固守的重要陣地，因而是不容私人資本任意侵蝕和占領的。這個觀點和政策措施，不僅為新中國建立后所長期堅守、行之有效、并深得人心，而且至今也為廣大勞動群眾所津津樂道，甚至連那些主張“國退民進”的著名“精英”也是認可并積極推崇的。如有的說：“我國國企要像歐美國家的國企那樣……在歐美民主國家中，國企的性質是拾遺補缺，專做賠錢的生意。因為薄利或可能賠錢，私人不投資，但又是社會必須的項目，由政府投資來做，如郵政、自來水、城市公共交通，帶有社會福利性質；再一個是耗資巨大，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項目（如大型水利工程）和國防工業等，私人無力投資和管理，也必須政府投資來做”。[4] “精英”在這里所羅列的應由政府來經營的產品可以說都是公共產品。

　　令人納悶的是：為什么一些號稱要為普惠民生而努力的人，反而非要大規模地普遍讓私人資本來參與經營公共產品呢？經筆者初步考察，從社會輿情來看，不外有如下幾個缺乏說服力的理由：

　　1、是說國家的資金不足。那為什么我國過去盡管總體經濟實力相對要小許多，但政府卻能一直承擔起所有公共產品的生產供給之重任，而且在很長時間里能維持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局面，而今當GDP大大增長后，反而顯得國家資金不足了呢？是因為現在不得不隨著群眾對公共產品的要求增加而使國家財力供給不足嗎？陳云同志早就說過：“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5]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選擇“量入為出”的治國之道，而硬要去冒“大躍進”教訓的風險呢！退一步說，縱然國庫現有資金短缺，我國不是還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作后盾嗎？

　　2、是因為私人資本過剩而需要從公共產品領域給它們讓出一條出路。這里暫且不論究竟誰要為出現私人資本過剩局面負責的問題，使人們困惑不解的是，為什么贊成PPP模式者，有的卻主張國家銀行應予優惠貸款，鼓勵扶持資本家積極參與PPP，說什么“金融部門對社會資本投資的鐵路項目應給以優惠支持政策”，[6]顯出其資本又很短缺的樣子。這豈不是與過剩之說自相矛盾嗎？必須明確，公共產品領域乃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經濟之固有陣地，有如城墻之基石。如果社會資本真的過剩了，那就該另尋良策，而不應讓他們來挖社會主義的墻腳；如果社會資本實際是缺乏資金而硬要銀行去優惠貸款扶持，那豈不是有意放縱他們“空手套白狼”，更放肆地來挖社會主義墻腳么！

　　3、是因為私人資本經營公共產品比國家經營的效益更好，質量更高。由于私人資本逐利的本質決定了在通常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例如，據媒體報道，江蘇宿遷市從2000年開始將134家公立醫院全盤私有化后，雖暫時受到當局贊賞，但經專家調查發現，卻不能持久，是失敗的，致使后來當局不得不重建公立三甲醫院。[7] 再如，全國推廣帶有私有化、市場化傾向的醫療改革，即改變過去醫務人員收入、基建、設備等全部由財政支出為“以藥補醫”或“以查補醫”的創收機制，不僅造成了看病難、看病貴，備受詬病；嚴重的醫患矛盾，也不能說與此無關。

　　4、可以化解地方債務。據官方審計報告顯示：到2013年中期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已達17．9萬億元之巨，[8]隱患深重，的確需要積極設法化解。但這巨額債務本來就是各地方政府不切實際地增加借款和舉債來擴大建設規模，甚至是高標準地大建樓堂館所等等原因造成的。現若再以債轉股的形式將一些私人債權轉入公私“股權合作”的PPP模式中，則勢必錯上加錯，無異于“飲鴆止渴”，使私人資本有了更直接擠壓、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契機，后果將更難設想。

　　必須明白，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在新自由主義不斷忽悠侵蝕之下，迄今已被大大削弱或喪失。據全國第二次經濟普查資料的數據顯示：早在2008年末，全國二三產業中企業總資產207．8萬億元，其中公有制企業資產僅占32．8%；國有企業的資產占比更少，只有30%。[9]不言而喻，隨著私有經濟較公有經濟更快速度的發展，迄今后者所占比重必然更少。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曾一再強調：我們 “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為主體”，“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10]黨的十八大四中全會制定了 “依法治國”的根本原則，并指出 “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為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可見，當前無論從哪方面說，及至從依法治國的角度來看，試圖用私人資本來削弱國有經濟在公共產品領域里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占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群中，幾乎是一致認為，國有經濟退出一切競爭性、營利性領域，而只去從事公益事業，或如前面所提到的只可投資于公共產品領域，專“做賠本生意”；然而在當下為推行PPP模式，連這塊“做賠本生意”的地盤也將難以保全。國有經濟竟被逼進了死胡同，退無可退了。

　　可喜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已看到了這種形勢的嚴峻性，因而正在及時對癥下藥，作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署；特別是習主席在日理萬機、百廢待興之際，還親自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力挺國企，強調“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11]尤其重要的是，今年6月5日，習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12]僅過一個多月后的7月17日，在長春考察國有工業企業時，又面對職工語重心長地說：“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必須抓好創新、質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13]而一點也沒有要削弱或縮小國有經濟的意思。這當然也包括對本來就屬于國有經濟所固有陣地的公共產品領域，不容私人資本去任意侵蝕、擠壓，從而使之能更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到更加物美價亷或免費的公共產品與服務，而且還更有利于筑牢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為將來社會主義向更高級階段發展創造更有利條件。

　　注釋：

　　[1] 參見：記者趙婧、趙晶：《PPP將成化解政府債務利器》，《經濟參考報》2014年12月5日，第二版。

　　[2] 見記者崔文苑報道：《PPP“婚姻”如何持久》，《經濟日報》2015年5月21日第6版。

　　[3] 新華社長春2015年7月19日電：習近平17日下午在長春召開部分省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經濟日報》2015年7月20日第一版。

　　[4] 轉引自丁冰：《正確理解〈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思想理論教育導刋》，2014年策7期第81頁。這里

　　[5]《陳云文選》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48頁。

[6] 見記者張彬報道：《社會資本投資鐵路仍面臨諸多障礙》，《經濟參考報》2015年5月8日第3版。

　　[7] 參見李玲：《中國醫改仍未能 醫院創收機制應回歸公益》，烏有之彡網刋，2015年4月6日

　　[8] 參見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4年6月2日報道。《參考消息》2014年10月3日策4版。

　　[9] 筆者根據《經濟日報》2009年12月26日刋載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主要數據整理計算結果。

　　[10] 《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032—1033頁。

　　[11] 習近平：2014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參加上海人民代表團審議會議上的講話。

　　[12] 見新華社2015年6月5日電，《經濟日報》2015年6月6日第1版。

　　[13] 引自《2015經濟日報》2015年7月19日第一版。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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