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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如何定義和處置“僵尸企業”上，有些觀點存在著嚴重的邏輯錯誤，可能會影響政府決策致其出現偏差。 

       有關“僵尸企業”的邏輯錯誤

中央關于加強供給側改革的提法出臺不久，一些“理論高人”就已給出了所謂的路線圖：供給側改革=去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清退一批國企央企。

其邏輯關系是：當前經濟下行，主要是供給方面的問題——供給方面的問題出在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主力是國企央企——原因是國企央企背離市場規律盲目擴張、壟斷經營所致——他們大而不倒、利益固化、垂而不死，形同僵尸——要激活市場動力，釋放供給側的活力，就要堅決處置這些“僵尸企業”——要打破壟斷，借此機會讓更有活力的私企進入，實現動力轉換和轉型升級——因為國企央企由政府出資，所以要用行政化手段實行強制清退。至此，一場以去產能為名義，以處置“僵尸企業”為主題，實際上以圍剿國企央企為目標的戰役已然全面布局。

我們來逐一細數其中的邏輯錯誤。其一，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總是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場飽和與產能過剩。而且一個行業的產能過剩，還帶有一定的市場周期波動規律性，不必大驚小怪。

既然搞市場經濟，就要相信市場的力量，它會用那只看不見的手殘酷地懲罰盲目投入者和落后的產能，使之逐漸趨于平衡。而后，或因供給減少，技術進步，需求上升，價值低估，又驅使更多的資本投入，再次進入產能過剩的周期。循環往復，優勝劣汰，生生不息。而今，對于突然而至的產能過剩，我們卻視之如洪水猛獸，急于要干凈、徹底地清除之，不是讓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而是要動用政府行政化的手段進行強制清退。事實上，中國市場已基本不存在產能不過剩的領域，卻偏偏只針對國企央企中的個別行業推行去產能。試問，這是什么市場邏輯？

其二，假如要發揮政府的必要干預作用，減少過度市場化導致的資源盲目浪費，進行局部性的調控，也并無不可。但是，必須以市場化手段為主，行政化手段為輔，同時還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汰弱留強，自由整合。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還沒有在產業政策上做好準備，就將去產能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層層下壓。從當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講，地方有關部門拿國企央企開刀，才是最順手和最容易出政績的。于是我們看到，各級政府都把完成任務的突破口聚焦在國企央企身上，而對私企外企如何去產能問題卻鮮有提及。試問，這是什么干預邏輯？

其三，這邊說要去國企央企的產能，那邊就迫不及待地主張讓私企外企來兼并重組，理由是私企外企的效率更高。

有人用全員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等經濟學指標的比較，來證明國企央企的效率低于私企外企的結論，以及私企兼并重組國企央企的必要性。但是，得出上述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稱之為“傻瓜式經濟學暗示”的結論，本身就是一批經濟學家的裝傻行為。在做這樣的統計比較時，他們故意有選擇地忽略掉一些核心指標。

就拿產能過剩明顯的鋼鐵、煤炭等傳統行業來說，國企央企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負擔，遠遠高于私企外企。比如在安全生產、環保投入方面的差距，比如在照章納稅、稅負高低方面的差距，比如嚴格按勞動法合理用工按時付薪方面的差距，比如這些傳統老企業離退休職工待遇與社保差距的企業兜底支出方面的差距，比如解決老廠礦職工安居問題即棚戶區改造支出方面的差距等等。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說其一不說其二。試問，這是什么統計邏輯？

       應準確定義“僵尸企業”

從字面上分析并在語境下理解，“僵尸企業”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長期虧損、扭虧無望；二是長期停工或間歇停工；三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和既有條件下，基本不可能起死回生；四是人員、設備、資金可能已經被抽走，基本放棄了對企業的拯救。最后，是在出現上述這些非常情況之后，因為受制于某種因素的困擾，出資人不愿（或不能）讓其徹底清退。這樣的企業，才與僵尸的形象掛上鉤，才算得上是“僵尸企業”。

與此相對應，企業如果遇到暫時的、階段性的虧損，雖然壓縮了部分產能，但并沒有整體停工，在周期性行業虧損過后，有望迎來行業整體性復蘇，企業職工與生產設備俱在且完好無損，尤其是企業管理層一直在努力扭虧自救，這樣的企業就不能被稱之為“僵尸企業”。否則的話，不僅中國，全世界范圍內大多數企業都可能被稱之為“僵尸企業”了，包括中國絕大多數的出口加工型中小私營企業，也都是“僵尸企業”無疑。

國企央企中有沒有這樣的“僵尸企業”呢？答案是有的，而且還很多。這也就是為什么一些人在國企央企的數量上不斷進行攻擊的原因。從中央到地方，國企央企大概還有幾十萬的戶數，但是確實有很多實質上已經處于“僵尸”狀態。

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僵尸企業”存在于國企央企的母體之中呢？據筆者調查，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這些企業原來都是全民所有制建制的企業，并沒有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改組成公司制企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一直沒有理順注冊資本金和企業所得稅歷史欠賬問題。按照現行的工商稅務管理要求，這些企業必須補齊一大筆稅費，才能辦理企業注銷手續，這導致企業寧愿將之“僵尸”化擱置，也不愿意去徹底清退。

二是這些老企業一般都背負著相當數量的在職和退休職工，而企業出資人歸屬問題幾經變更，十分復雜。社保繳納問題也是五花八門，糾纏不清。在職工安置問題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與當事方企業的上級集團公司之間互相踢皮球。在這些棘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企業不敢觸碰這個馬蜂窩。

三是一些企業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與政府部門、銀行和其他企業上下左右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債務關系。還有一些是在位的政府領導或前任拍板上馬的項目，責任不知該如何追究。企業還在，問題就被長期擱置在那里。一旦要清退，老問題又都被牽扯出來，剪不斷理還亂，所以就任由它“僵尸”化擺在一邊。

這些“僵尸企業”拖累了國企央企動力轉換和轉型升級的速度，應該進行進行適當的處置。

首先，我們要準確定義和仔細甄別“僵尸企業”，不能將產能過剩行業的國企央企全當成是“僵尸企業”，良莠不分地進行一鍋端。

其次，以行政化手段處置真正的“僵尸企業”，政府必須要精準發力、有所作為，不能一再拖延，貽誤時機。至于如何解決行業性產能過剩問題，還是要建立一個健康、公平、有序、規范的市場。這才是政府要致力打造的，有效化解產能過剩的體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