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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劉強東、馬云等人頻繁談論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共同富裕，在網絡上掀起了輿論熱潮。

一、對十九大的響應：劉強東與他的“先富帶后富”計劃

12月4日，劉強東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呼吁“先富帶后富”：

【30年前我們說好要讓先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后幫沒有富起來的人，現在我們已經富起來了。】

他之所以這樣呼吁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是：

【中國富到了什么程度?富到了有人說賺一個億是一個小目標了，富到了一個月賺幾十億已經成為一件讓人痛苦的事情，富到了全世界買買買，在這么富有的時候，在我國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這是整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已經富起來的我們這些富人的恥辱。】

(http://news.duote.com/54/161467.html)

以上兩段指向明確的談話，就是讓輿論嘩然的原因。劉強東的話很明顯是在響應剛剛開完的十九大的號召。在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總書記還說，“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此前，劉強東還在與知名媒體人秦朔對話時談及共產主義：

【咱們中國提出共產主義，過去很多人都覺得共產主義遙不可及，但是通過這兩三年我們的技術布局，我突然發現其實共產主義真的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因為機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經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政府可以分配給所有人，沒有窮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國有化了，中國只需要一家電商公司，銷售公司就可以實現了。沒人再為物質去工作，大部分為精神，為感情去奮斗。人類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點藝術性的、哲學上的東西。】

http://tech.sina.com.cn/i/2017-08-19/doc-ifykcypq0328162.shtml

事實上，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也談論過“先富帶后富”，十九大召開后，馬云對新京報表示：

【企業家要履行先富幫后富的責任。在脫貧攻堅上，習總書記說，“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這是別人沒有走過的路，是非常了不起的歷史承諾，也是我們企業的責任。企業家的地位不是來自財富排名，而是來自為社會創造財富及財富的擔當，企業要利用財富資源發揮帶動更多致富的作用；我理解的經濟平衡發展不是為了求大鍋飯式的平衡，而是激勵和倡導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企業家走共同富裕之路。】

早在2016年“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馬云就談論過“計劃經濟”，認為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大：

【昨天在一場交流里，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我認為這個觀念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我們對一個國家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中醫的醫生在沒有發現X光和CT機之前我們是沒辦法把肚子打開來看一看，所以中醫的號脈，望、聞、問、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指揮系統，但是X光和那個出來以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數據時代我們對國家和世界的經濟、數據明確的掌握，就像世界經濟我們將會有一個X光機和CT機，所以30年以后將會有新的理論出來。】

可以看出，技術的發展已經使計劃經濟、共同富裕、共產主義呼之欲出。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然后人們的生產關系依賴這些變化、與這些變化相適應地發生變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劉強東、馬云等大資本家已經強烈感受到生產力的發展與變化，而我們某些官僚和公知卻還迷信根本無法適應當前生產力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當然，像馬云等資本家雖然意識到生產關系變革的來臨，但他們談論的“計劃”，依舊是企業層面的“計劃”，是利用大數據優勢謀求企業的巨額利潤。

相比之下，劉強東要更有覺悟，開始推進先富帶后富，劉強東并不是只說話不做事的空談家，他前不久就被河北省阜平縣平石頭村正式推選為名譽村長，并承諾“要給平石頭村建一所最好的小學，老師的工資由自己來發，保證每月的工資不低于1萬塊錢”，他還承諾“5年內讓村民家庭平均收入翻10倍”。

他的這些許諾，并不是一時興起，空口無憑。說他不是空談家，是因為劉強東還為平石頭村的脫貧致富之路設計規劃了可行的方案，他在接受央視財經專訪時給出了五個方向：

1.優先招收所有村民來京東工作;(京東自己的物流運輸需要龐大的快遞員隊伍來支撐，這點不成問題)

2.發展旅游;(招商引資，借助國內已有的成熟方案和和經驗，比如農家樂，果園采摘等等，現成的方案多樣且成熟)

3.建立特色農產品品牌;(就地開發特色生態農業，京東包銷售，問題也不是很大)

4.對村民進行捐助;(這一點，只要覺悟到位，沒有操作的難度)

5.解決孤寡老人的養老問題。(對比前四條，算是輕車熟路)

依托京東龐大的電商與物流體系，以及其背后強大的資本，通過上述五個方向對平石頭村進行扶持，我想未必五年，最快三年劉強東就能實現他許下的這些承諾，正如他之前為他的家鄉江蘇宿遷所做的一切那樣，他可以高薪雇傭老鄉，可以包生產包運輸包銷路，這一切都只不過基于他有這樣的覺悟和財力，他的公司就是中國第二大的電商公司，并且自己一體化強大的物流體系，可以為他在不怎么影響他的商業投資方向以及盈利狀況的前提下，實現回饋社會的理想。

二、劉強東扶貧的兩大利器：大數據技術和成熟可靠的電商平臺

劉強東能或者潛在可能成功扶貧的關鍵在于，首先是京東的體量足夠大，積聚了足夠的消費者市場，因而能夠分析掌握出市場的大數據。大數據和成熟的電商平臺能讓劉強東準確而及時的把握住消費者的需求，并把這一需求反饋到決策環節，制定出準確的生產計劃指導農村生產。正是通過認清消費者需求從而決定生產這一點，劉強東才會強調要保留并保持符合當地天然條件的農產品，換句話講，不要那種全民“種香菇”“種大棗”，而是針對消費者需求制定相應的生產計劃。

正是認清了人民有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現實中存在嚴峻的食品安全問題的現狀之間的矛盾，劉強東才要發展生態農業，比如京東的“跑步雞項目”，京東金融和政府合作，按照國家建檔立卡的貧困戶，給每個貧困戶發200到300個雞苗，讓雞自己去找食，不給喂食，安裝上計步器，雞每走一步，計下一步，每個雞需要8個小時行走100萬步以上，然后利用京東的網絡銷售，讓消費者可以吃到真正的綠色的雞肉。按照“跑步雞項目”飼養成本雖然會增加，但是符合京東標準后百分之百回購，京東平均售價是150到160塊錢，而平時農民養一只雞只能賣30到40塊錢，并盡可能讓利給農民，這一切都基于大數據分析和京東電商平臺積累的消費市場。

此外憑借劉強東所掌握的人脈、資金、技術、議價能力，京東自身在電商中的競爭優勢，以及龐大而完善的物流體系等，他可以將生產以外的成本盡可能壓低，這樣可以最大化返利給農民，拯救在市場充分競爭中被排斥到底層的農民。正如劉強東在這次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言時所說：

【優質的農產品因為物流成本高出不了村，我們解決了物流問題，降低了到大城市之后的售價，從而打開了銷路。貧困地區的貧困根源是物流，因為貧困導致物流去不了偏遠的地區，消費者付出的物流價格比北京上海貴30%以上。因為物流成本高，優質的農產品出不了村，到了北京上海價格也非常高。目前，我們花了十年已經建立了覆蓋全國的龐大物流網絡。到年底有500個物流中心，中國有60萬個新農村，每個村有快遞成員，實現了金融物流對整個全中國的覆蓋。】

中國農民的貧困，因個體種植戶處于全產業鏈的底端，既要受大型種子、化肥、農藥公司的剝削，又難以防范各種天災風險，還要直面外資大型農業公司的傾銷與競爭，在市場上完全缺乏價格談判能力，如此循環往復，農業的利潤被壓到甚至無法進行勞動力再生產，但是有了劉強東的大數據和計劃模式在后面支持，這些風險和壓力就會減小，甚至消失。

有了基于大數據分析市場需求的生產計劃，劉強東把原本的農業生產模式加以改善，并利用自己的優勢打開銷路，從而實現創收，這是區別于一般富人的慈善模式，是真正雙贏的先富能從中得利，并且帶動后富。劉強東的扶貧幫富計劃確實在為消費者提供優質農產品的同時，給農民帶來利益。但是他也為京東筑起了一個強大的平臺，如果他能將平石頭村的案例成功而迅速地推廣開來，那么京東就勢必會形成一個從消費數據分析到制定生產計劃，再到指導生產，再到運輸銷售消費的商業閉環，這儼然是一個基于大數據和可靠電商平臺的經濟計劃模式。基于這一體系，劉強東充分利用京東良好的市場口碑積累下的市場，并充分挖掘出這個市場的需求，制定出合理的生產計劃，將廣大的農村勞動力理性的組織起來生產來滿足這個市場的需求，從而既解決了部分農村脫貧致富的難題，又進一步促進和做大了京東的市場體量。

當然，不能忽略的是，平石頭村盡管貧困，但自然條件相對不錯，基本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完善，外出務工人員較少，也就是說在整個脫貧過程中，因為政府先期投入的公共工程，劉強東不需要發愁替農民解決農業用水的問題，不需要為了運輸而開荒拓路，他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他手頭的資源，并把紅利(剩余價值)盡可能多的釋放給村民。

三、政府和國企在大數據和電商經濟中不應缺位

可以看出，隨著大數據和電商經濟的發展，對經濟進行統籌計劃已經成為可能。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關系做出相應的變化，這是連資本家都感受到的。如馬云表示“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問題在于，是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這一進程，還是由私人資本、外國資本主導這一進程。如果大數據和電商經濟等控制在私人資本甚至外國壟斷資本手中，它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己的數據優勢和平臺優勢，擊垮其他競爭對手，吞并中小企業，不斷將資本觸手伸向經濟各個領域，謀求巨額壟斷利潤。這實際上是企業層面的“計劃”，而不是全社會的計劃，不服務于全民利益和國家戰略。隨著財富加速向少數壟斷企業集中，社會將進一步分化。此外我們還需要考慮的是，涉及十幾億民眾各方面隱私的大數據掌握在私人資本和外資手中，會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社會主義力量在大數據和電商經濟中不能缺位。在農村脫貧致富方面，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較差的塘約也提供了一個范例。塘約進行土地集中經營，興辦企業，發展特色種植業和養植業，發展運輸公司、建筑公司、水務管理公司等，不斷外出招商。塘約道路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依賴于對市場需求的準確分析和銷售渠道的廣泛開拓。但由于政府無法給塘約提供大數據和大型國有電商平臺的支持，使得塘約在這兩個方面相較劉強東京東有一定的劣勢。

1、我國主要的大數據資產掌握在私人資本和外資手中，容易被國外情報機構獲取，威懾國家安全

目前我國主要的互聯網數據資產，都掌控在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手中，這些數據很容易落入國外情報機構手里，嚴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越來越多的人在網絡上看新聞、逛論壇、發微博、玩微信、購物、炒股、理財、轉賬。上網公民的每一次購物交易，每一次的付款記錄，都會成為大數據的原始輸入，最終轉換為你個人全面無可抵賴的信息。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不僅拿著第一手的原始數據，還掌握著強大的數據處理分析技術，這些數據分析結果，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流向了美國和西方。

此前就有爆料稱，美國公司Effyis銷售某中國大型公司的全部數據，而該公司的主要客戶包括美歐的情報機構下屬單位。該公司后被日本數據分析公司HottoLink收購。這樣運作的結果是，中國上億網民的部分個人隱私、子女親戚信息、個人行蹤、性格特征、生活習慣、政治傾向、政治判斷能力、對時局的看法等等被美國日本掌握，存在極大的戰略隱患。

如果外國掌控我國較為完整的大數據情報系統，掌握甚至連我國相關部門都不掌握的經濟信息、政治信息、民生信息、民眾心理特征等，就能夠在經濟戰、外交戰、生物戰中取得信息優勢，能輕而易舉地發現我國相關要害人員(經濟專家、外交談判人員、生物科學家等)的親友信息、個人偏好及弱點，進行威逼恐嚇、定向收買乃至定點清除，迫使我國經濟戰線、外交戰線的相關人員叛變成為外國棋子，出賣我國重大情報及利益。

2、大數據核心技術多數掌握在外資手上，存在嚴重安全隱患

我國互聯網的諸多核心技術，如云技術，多數掌控在外資企業手上。阿里巴巴的云計算技術位居業界翹楚，目前運行在阿里云之上的企業，包括證券、銀行、還有眾多的國內大企業。其中的信息安全，令人擔憂。中國私營企業不愿意做周期時間長、投資回報不確定的底層技術開發，而市場又無法換來外國的核心技術。例如，中國沒有研究所或機構在數據庫研發領域持續追蹤，中國在數據庫技術上，仍然是一個使用者的角色。國產數據庫很多是把開源扒拉過來，在這基礎上改一改，但并不表示你理解了它的設計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大數據統計實驗室主任劉睿民指出：

【我國大數據庫幾十年一直用國際技術，就是別人建倉庫，我們把數據裝到別人的倉庫里，按別人的規則規范使用管理自己的數據，還用別人的倉庫管理員(CPU)管理數據，最終都是國際技術說了算。】

長此以往，我國互聯網方面的技術會被始終鎖定在依附性位置，一方面要向技術主導方提供巨額使用費，另一方面也極易泄密，對我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十分不利。私人資本是追逐短期收益的，如果沒有國家戰略層面的規劃與支持，不可能承受“趕超戰略”所需要的長期虧損。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唯有發揮社會主義優勢，依托國家研究機構和國有企業，推進互聯網方面的底層技術開發和技術升級，才能永久性解決這一問題。

3、運用大數據改善民生，是國家意志，國家力量必須主導

在電商和互聯網公司這種關系國計民生乃至國家安全的領域，本應由政府制定相關的戰略規劃，由國有企業布局其中并做大做強，主導行業發展，各種經濟成分予以配合，這樣才能最廣泛的服務于人民大眾，結果現在反而讓私營資本占了主導作用，反映出政府在這方面缺乏有戰略意識、創新意識和管理才能的人才，所以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兩大非常重要資源——大數據和電商平臺中缺位。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下午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習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指出：

【“要運用大數據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大數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作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進‘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等，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不斷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民生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強化民生服務，彌補民生短板，推進教育、就業、社保、醫藥衛生、住房、交通等領域大數據普及應用，深度開發各類便民應用。要加強精準扶貧、生態環境領域的大數據運用，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助力，為加快改善生態環境助力。”】

這說明，中央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大數據對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國家管理、人民生活的作用，所以才提出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為了更好地服務民生，國有企業必須介入“互聯網+”各個重要領域。在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等方面，國有企業都大有可為。在大數據和電商等領域，雖說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已經坐大，但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也絕非無法涉足。京東的崛起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京東在進入電商領域時，馬云淘寶已如日中天。在別人認為電商做物流是傻子的年代，他頂著虧損把京東的物流做起來了，也大幅提高了在京東網購的體驗。劉強東為員工們提供更好的待遇，提供各種各樣如原來中國國企般的福利（如為員工子女開辦幼兒園），都是為了使員工有更好的精神面貌，為買家提供更好的服務。在這樣的商業思維實踐下，京東終于扭虧為盈，突破淘寶的壟斷，成為國內第二大電商。

借鑒京東的經驗是有益的。以我國國有資本的實力，為了實現國家大戰略，大規模投資介入互聯網+領域沒有難處，關鍵在于需要組建一支既有共產主義信仰、又有戰略意識、創新意識和先進管理才能的人才隊伍，制定趕超計劃，為員工提供優于京東的待遇，使員工“以廠為家”，保證員工的工作精神、創造力和服務客戶的質量，通過市場競爭，去打破今天私人資本與外資壟斷的有害格局。

通過各種手段（包括侵害農民和工人正當利益）實現資本積累，是私人資本的性格，并不是所有私人資本都有劉強東這樣的覺悟。而外國資本特別是壟斷性跨國資本進入我國，往往帶有政治和戰略目的，與西方政府和情報機構關系密切。由私人資本、外國資本深入主導中國農村的生產和銷售，甚至還存在架空中共基層組織的隱憂。與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相反，我國國有企業的核心責任之一是服務公共利益、實現國家戰略。顯然，如果我國國有企業掌握主要的大數據資產，并在電商領域有一席之地，以國有企業強大的資本力量，才能夠更好地服務我國農村農民，夯實政權組織基礎和國家穩定，更好推進廣大農村的脫貧致富工作。

只有依托國家力量，突破外國技術封鎖，掌握網絡核心技術，建立起完善的國家大數據管理體系，國企在電子商務領域做大做強，才能不斷鞏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黨和政府才能更好地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我們黨帶領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謀求發展的根本目的。保證全體人民更多的參與到共建共享發展中，才能保證全體人民特別是困難群眾分享到更多的發展紅利，才能最終促進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