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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緊張關系升級之際，美國社會中的精英開始重新反思過去的對華貿易政策，他們在問自己，是誰再次跟丟了中國？

有媒體報導說，川普（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轉變是急需的糾正還是災難性的逆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看待將中國吸納入世這一最初決定。

美國科技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主席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日前在《國家評論》上撰文說：“誰跟丟了中國？”（Who Lost China?）

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陷入激烈爭論，“誰跟丟了中國？”

“現在我們聽到一場新的辯論‘誰第二次跟丟了中國？’”他說，中國正朝著全球技術領先地位邁進，并在經濟和軍事上日益挑戰美國，那么誰應當對這件事負責？

阿特金森認為，從歷屆美國政府和華盛頓的貿易經濟機構、到中國本身，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美高級談判代表：我非常失望

2000年，克林頓政府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結束對中國的年度審查程序，助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次年12月11日，中國就正式入世。

當時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中國高級談判代表的卡西迪（Robert B. Cassidy）今年已73歲，他仍被這個問題困擾著：當初美國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否錯了？

“當你退休時，你會想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告訴《紐約時報》說，“但是我沒日沒夜地工作，獲得了怎樣的結果？”

他說，他的工作只幫到了大企業，而不是普通工人。“我非常失望。”

18年后，克林頓宣揚的中國入世對美國“百利無一害”的情景非但沒有出現，更是在短時間內養肥了新對手。

當時克林頓政府的美國官員們認為，他們跟中國官員進行了艱難的討價還價，迫使北京同意削減關稅、允許外國投資中國工業，并給予外國銀行更多的自由經商權利，甚至讓北京同意，如果在12年時間內確認因進口中國商品激增對美國造成傷害，美國可對中國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最后這條是克林頓政府認為的“保命繩”。

中國開出的交換條件是，“只要”美國放棄一年一度決定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伙伴關系的法律程序，改為永久性最惠國待遇。

但是在中國入世18年后，既沒有達到當初倡導其入世時的樂觀預期，更沒有在政治和市場上變得更開放。克林頓政府當初萬無一失的買賣為何失敗？

中國最惠國待遇之殤

任何一個國家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需要和所有成員國達成協議，但最重要的是與美國這個世界上的主導經濟體達成協議。而獲得美國對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承認是最關鍵的一環。

永久最惠國待遇是指《1974年美國貿易法》中的《杰遜−凡尼修正案》規定。該規定拒絕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最惠國待遇，但規定了總統有權每年對某一特定國家放棄適用《杰遜−凡尼修正案》，同時保留說，這種放棄可以被國會的聯合決議推翻。

也就是說，每年美國總統都必須遵循這一規定，考慮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放棄適用《杰遜−凡尼修正案》。但從1989年之后，國會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總統的放棄適用決定發生激烈辯論，但沒有哪一次推翻過。

情況一直到2000年前，克林頓在中國入世問題上發表過多次的樂觀演說。

《紐約時報》周五（7月27日）報導說，克林頓關于中國入世的理想主義言論，當時被華盛頓的大多數精英接受，但有一位貿易律師對此持懷疑態度。

更在幾年前，這位律師就在《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發出警告，如果允許中國加入WTO，重商主義的中國將成為一個“主導”貿易國，那時候，“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制造業工作是安全的”。

這位律師就是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川普政府的現任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朗普）本人在2000年曾調侃說要競選總統，并著書《美國：值得我們擁有》（The American We Deserve），書中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長期挑戰”。

他還說，會任命自己的美國貿易代表，并取得更好的談判交易。

紐時的文章還說，對2001年中國入世的評估決定了當今對華貿易激辯中的川普政府立場。

根據川普總統的年度貿易議程報告，針對中國的貿易舉措是川普政府貿易議題的一部分，同時包括更廣泛地糾正美國長期貿易政策以及對國際貿易機構WTO進行改革。

18年前的兩大入世警言成真

第一，18年后回頭看，當時警告美國會流失大量制造業工作機會是對的。在克林頓政府2000年同意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美國國內的勞工、環境和人權組織聯盟都表示反對。

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斯科特（Robert Scott）曾在2000年預測，如果允許中國入世，美國制造業將丟失近百萬的工作崗位給中國競爭對手。

在美國同意中國入世后，對華外國投資從2001年的470億美元迅速增長到十年后的1,240億美元。放開的投資和進口限制，以及中國龐大的市場前景，大批跨國公司進駐中國，中國快速躍升為世界制造業大國，對美出口出現飆升。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奧托爾（David Autor）等的一項研究估計，僅1999年至2011年間，受中國商品的競爭影響，美國損失了大約240萬個工作崗位，尤其是制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城鎮地區受到的沖擊最大。

回顧18年前，在美國制造業就業問題上，最早批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

第二，當時美國國會激辯中，警告中國不會因為經濟變得更開發自由的警言也成真。

克林頓當時打出的“中國自由愿景”獲得很多精英的認同，他曾說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中國會變得更自由。但是18年后，中國表現讓人失望。

如果將互聯網本身變成控制國家的工具。“這是奧威爾式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兼中國專家科恩（Jerome Cohen）告訴紐時。

中國經濟的改革力度有減無增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改革的力度已經開始減弱。它簽署的入世協議中有明確遏制國有企業發展的條款，它當時也許諾只會以商業條款來運營國有企業，但18年來一直沒有很好履行這一承諾。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拉迪（Nicholas Lardy）估計，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僅占中國工業總產值約20%。但在過去幾年，中國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是私人投資的三倍，國有企業再次成為中國經濟決策的核心。

他介紹說，中國指望這些公司成為半導體、電動汽車、機器人和其它高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并通過國有銀行的補貼和融資為其提供資金。

中國支持龍頭企業的舉措引起了美國公司的抗議，現在這些公司發現自己正在與一個國家競賽。例如，在太陽能和風能方面，中國的國家投資造成了行業產能過剩，導致許多這一行業的外國公司倒閉。

還有，中國至今未完全遵守世貿組織規定，允許外國銀行開展人民幣業務。而它承諾不會強迫外國公司轉讓他們的技術，根據7月份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大約五分之一的在華外國公司——主要是航空航天和化學工業，表示他們已經被強迫交出技術，才能在中國做生意。

同時，中國也利用世貿組織機制本身鉆空子。紐時的報導說，比如在一個案例中，它阻止了高科技產業所需的稀缺原材料出口，損害外國公司的利益；但當世貿組織通過一系列限制、準備對北京進行裁決時，它就取消障礙，但隨后又下令阻止了另一種原材料出口。

哈佛大學的吳教授表示，“核心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履行廣泛的（WTO）義務，而是它能否遵從協議的精神。”

美國政治歷史學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表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欺詐能手，可以創造性地利用舉措在WTO和其它國際貿易規則的漏洞中自由穿梭。”

過去美國政府的不作為也是問題所在.

到2005年之后，美國企業干脆停止了向小布什政府申請援用保障措施，因為美國政府在可以用的時間內，拒絕提供這類救濟。在奧巴馬八年任期內，也只批準了一起數量激增救濟案例。

對后任美國政府的不積極作為，就連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巴爾謝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都指責說，她的繼任者本可以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起訴中國，讓后者履行協議。

一位前小布什政府的高級官員對此的回答是，“通過提高保護主義壁壘無法實現國家利益。”這位前官員表示，進口增長并不意味著中國行為不當。而奧巴馬政府的官員也提出了類似觀點。

另一方面，對制造業工作機會流失導致失業的美國工人，過去17年中，美國政府幾乎沒有為他們提供再培訓計劃或給失業職工的社會安全網項目投入資源。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年美中貿易逆差是812億美元，處于可控階段；到小布什時期，中國對美國出口出現激增，2008年美中貿易逆差達到2,790億美元，是雙邊貿易的第一個歷史高點。

到奧巴馬時期，因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美中貿易短期下滑，隨后再次出現第二輪猛漲，到2015年美中貿易逆差最高到了3,558億美元。

現在到了川普上任，從鋼鋁稅到301知識產權調查關稅，中美雙方的貿易角力在繼續。

那位當年強烈質疑允許中國入世的律師、現任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本周四（7月26日）出席國會聽證時說，解決中共貿易問題需要時日。

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在2018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解決我們與中國的問題，靠依賴只有在世界貿易組織提起更多案件，這種想法充其量是天真的，而且最糟糕的是會讓政策制定者分散注意力，意識不到挑戰的嚴重性。”它建議說，美國必須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

萊特希澤曾說過，美國應該單槍匹馬，以嚴厲的關稅威脅中國，甚至考慮在WTO中持極為激進的立場解決對華貿易赤字。

“我相信有些問題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但大體上看，跟中國的貿易問題將持續多年。”他告訴國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