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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明顯痕跡的詩人和作家。魏巍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的革命情懷與戰士品格。他終生以筆當旗，以筆當號，以筆當武器。他那帶著濃烈激情噴射出的文字，像宣言，像戰歌，像子彈，像烈火，把大愛與大憎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從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到寫抗美援朝的長篇小說《東方》，從以抗美援越戰爭為題材的一組報告文學《人民戰爭花最紅》到以紅軍長征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從以獻身石油戰線青年為題材的一組散文到后來出版的雜文集《新語絲》，在這一條粗略描繪的創作軌跡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文藝戰士沖鋒陷陣的身影，能夠看到他與那種丑化歷史、虛無歷史之類作家的涇渭分明。

魏巍作品的影響面極其廣泛，影響力度也極其深遠。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他的所有作品里都沒有一絲無病呻吟的羸弱之音，有的卻是火一般燃燒的熱情和滾燙的赤子之心；他的所有作品都沒有任何玩弄技巧或審美套話的應景之筆，有的只是發自肺腑的歌者語言和人民心聲。魏巍總是在作品里明確地擺明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褒揚什么、鞭撻什么，贊頌什么、斥責什么，都直抒胸臆，絕不含糊，既入木三分，又躍然紙上，體現了一名無產階級文藝戰士無私無畏的情懷，展露了一個革命作家對黨、對人民、對軍隊、對事業、對理想和信念的無比忠貞與赤誠。

魏巍的作品用實例告訴我們，寫文章、搞創作是要有立場的，是要敢于斗爭、好惡分明的。這不是淺薄，而是思想徹底性的表現。那種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脫離群眾的文風和作風，是魏巍最為鄙視與痛恨的。這可以說是魏巍作為信仰衛士、人民衛士所遵循和秉持的文學黨性原則。

從功能和價值的角度看，魏巍的作品——從抗戰時期開始直到21世紀初葉——可謂是記錄我們黨、軍隊和國家不平凡歲月和重大歷史事件的不朽史詩，是難能可貴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史和社會主義文學史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他的作品是同時代脈搏一起跳動的。他的作品時刻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關心著時局的變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他的許多文章尤其是后期雜文，多是對現實有害事物所立刻給以的反應與抗爭，真可堪稱“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在這一點上，魏巍于當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我一直在琢磨：他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想，如果用魏巍女兒的話來講，那就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忠心不改，為人民事業奮斗不息”。（魏平《共產主義事業必將山花爛漫》，《青松與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談會論文集》，2008年版，第14頁）如果用他自己告誡青年時常說的話來講，那就是“苦讀馬列，深入群眾”。的確，正是因為“苦讀馬列，深入群眾”，他才能“對共產主義忠心不改”；正是因為“苦讀馬列，深入群眾”，他才能“為人民事業奮斗不息”。可見，這兩者是完全一致的。別小看了魏巍的這“八個字”，這是他能做到“頂天立地”的根本原因，是他在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驚濤駭浪中能擔當“開頂風船角色”的精神動力，是他能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忠實踐行者的真實法寶。

魏巍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歌者。他的作品昭示我們：一個作家只有心里光明，才能看到生活中的光明；只有心里美好，才能表現出生活的美好；只有心里向上，才能使其作品的精神向上。反之，一位作家若是心里陰暗、骯臟、消極、圓滑，那這些東西勢必會在其作品中流淌滲透出來的。有些作家——甚至是名氣很大作家——的作品，不免也成為這一法則的例證。最近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某些作家的表現，也給這個判斷做了很好的注腳。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2007年8月魏巍因右臂血栓入院，2007年9月9日寫就《新語絲》最后的一篇文章，即《“身賴工農熔俗骨，書攻馬列鑄詩魂”》。這一天，正是毛澤東逝世31周年，而文章是為紀念去世近一周年的好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楊柄而寫的，其題目就是采用楊柄的兩句詩。在醫院里，魏巍天天打針、輸液，右臂腫脹不消，他一邊輸液一邊用腫脹的右臂翻閱楊柄編輯的兩部像磚頭一樣厚的大書《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與美學》和《列寧論文藝與美學》，舉不動了就把書放在胸脯上，不時還得用輸液的手翻頁，所以輸液的手常常跳針、回血。醫生、護士為此批評他，他卻說：“我在工作，不能不動。” 2007年9月9日，魏巍在日記中寫道：完成紀念楊柄的文章，了卻了我的心愿。（魏平《共產主義事業必將山花爛漫》，《青松與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談會論文集》，2008年版，第15頁）魏巍《新語絲》的最后一篇文章獻給了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看來這是很有象征意義的。

我記得哲人說過：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后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魏巍是戰士，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chuai，四聲)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更英雄，只可惜，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魯迅：《戰士和蒼蠅》，《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頁）

回顧魏巍的作品及其命運，會給我們諸多的啟示。這里，我試著用魯迅的三段話，來表達自己領悟這種啟示的體會：

一是，“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斗性的，那么，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頁。））

二是，“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為自己筆下留情，將來失敗了，敵人也會留情面。殊不知那時他是決不留情面的。做幾句不痛不癢的文章，還是不做好。”（《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330頁。）

三是，“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斗，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頁。）

魏巍文章中的好多話，是可以提煉出上面這些意思的。這恐怕也是我們今天學習和紀念魏巍的意義所在。

作者：董學文 來源： 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