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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丨回顧與展望：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

點擊：作者：程恩富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11-10 07:11:18

回顧與展望：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

——訪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程恩富學部委員

（訪談嘉賓：程恩富；訪談人：本刊編輯部）

【內容提要】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和發展歷程已有五百年，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時期、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開創時期、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也可以綜合理論與實踐的特點，濃縮為四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空想社會主義及其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實踐、（斯大林、毛澤東）計劃社會主義及其實踐（含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鄧小平、習近平）市場社會主義及其實踐（含蘇聯新經濟政策）。文章對此作了詳略不同的新闡發和評論。

【程恩富，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首席教授，曾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

● 程恩富教授，您好！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提出了“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思想和實踐基礎。但是，在蘇東劇變后，國內外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失敗了，可否請您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程恩富：世界社會主義從誕生到現在已有五百年，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劃分。我認為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空想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時期、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開創時期、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世界社會主義命題所涉思想內容和實踐模式極為豐富，相應的爭論問題、難點問題也頗多。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被國內外反動勢力顛覆和破壞以后，1992年美國著名右翼學者福山教授的代表作《歷史的終結》一書，謊稱社會主義的歷史將終結。國內外有不少人認為社會主義失敗了，或認為社會主義本身是錯誤的，或認為資本主義將一統天下，這些結論極其荒謬。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著名講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思想和實踐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正面闡述一個問題后，經常會批評國內外的錯誤觀點。這正是我們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希望的。馬克思主義領袖和學者需互相支持，共同“亮劍”錯誤觀點，而不能當所謂開明紳士。）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憑空而來的，因為世界社會主義有著五百年的積淀和探索。

福山屬于美國右翼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一派，他在出名后也覺得自己的言論有些極端，略有某些補充，也小罵大幫忙地指責美國政治體制弊端。西方社會科學各派有一個特點：極端成派。這個特點，最早是復旦大學的一個年輕教師給我講的，他說西方各學派喜歡極端成派。我認為這句話很有道理，是西方學派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如西方經濟學領域，貨幣學派說貨幣最重要，凱恩斯學派說需求最重要，供給學派說供給最重要，產權學派說產權最重要。不僅是經濟學，還有如弗洛伊德的極端泛性論，等等。西方學術或價值觀的極端成派，往往各派可以先后獲得諾貝爾社會科學獎。如果講究唯物辯證法，科學揭示各種事物及其相互關系的本質，就難以獲得資產階級把持的諾貝爾社會科學獎，因為這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其實，馬克思主義一派可以抵他們好幾個學派，因為他們各派加起來的科學性也比不上近代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等均是如此。

● 世界社會主義是從空想社會主義起源的，您能否先給大家講解一下空想社會主義孕育和發展的情況。

程恩富：在空想社會主義誕生以前，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提出，在奴隸主內部實行類似公有制，就是奴隸主不要有私人的財產，奴隸主內部大家財產共有，免得奴隸主內部鉤心斗角，但要統治奴隸。這個思想被后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繼承，即既然奴隸主財產可以公有，那么為什么全社會不能公有？全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就沒有階級了，沒有貧富對立了嗎？公有制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他在這方面還有一定的思想貢獻，盡管他是奴隸主思想家，但是他主張奴隸主內部財產共有，這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思想。

在中國古代和近代有沒有這樣的思想呢？中國過去有這樣的劃分，小康之前是貧窮，小康之后是大康社會，再之后是大同社會，分成這樣四個階段。有一本書專門寫大同社會思想專著，叫《大同思想》，對歷史上主張大同的或類似大同的思想作了概述，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學哲學的、學經濟學的、學宗教學的等，都應當看。不過，他們說的大同是不是就是全社會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呢？多數都不是。真正主張類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大同思想的是康有為。20世紀90年代末，我仔細研究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盡管很多人認為他是亂說的、不值得看。但是，經過認真閱讀、仔細研究后，我發現他的思想還是很有價值的，所以我決定放下別的工作，寫一篇為他翻案的文章，提高他在中國思想界乃至世界思想史中的地位。他的思想與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三民主義思想，與太平天國洪秀全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領域里面搞社會主義，搞按需分配，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是要發展的，這體現在《資政新篇》中）都不同，他是真正的中國空想社會主義者。2000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前幾年因為國學熱，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附帶繼續抬高康有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套用馬克思的一句話，大衛•李嘉圖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或終結者，我說康有為是中國國學關于社會發展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終結者。以后就沒有人再超過他了，如他的學生梁啟超依然停留在資產階級思想領域，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胡適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思想。超過康有為思想的歷史人物就是毛澤東、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了。1902年康有為寫成的《大同書》是用國學的語言闡釋其思想的，如將“實行公有制”稱為“去財界”，“全球取消國家”稱為“去國界”，還有“去家界”等。

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包含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7世紀中葉前。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發軔于16世紀。1516年，英國的托馬斯•莫爾用游記的方式寫了《烏托邦》（原書全名《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至今已500多年。在《烏托邦》中講述了一個十分美好的社會，那里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從事生產勞動，而且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和娛樂，那里沒有酗酒、妓院，也沒有墮落和罪惡。具體說來，此書前半篇嚴厲批評英國的圈地運動，這種“羊吃人”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封建社會末期資本主義初期的丑惡現象；后半篇是與航海家對話，描寫航海家到了一個島嶼，這個島上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它的各項制度是怎樣規定的，如風俗、交通、生態環境等。因為是公有制，所以人們出游不用帶很多東西。托馬斯•莫爾做過大官，因為政見不同，被捕入獄，他在監獄中寫了《烏托邦》一書，壞事變好事。意大利的康帕內拉也是這樣，因起義失敗被抓，他在監獄寫了《太陽城》。推薦大家去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些名著。其中有些人利用宗教來滲透和傳播他們的社會主義思想。

第二階段：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有杰拉德•溫斯坦萊、梅葉、摩萊里、馬布利等。他們的重要觀點是用“法典”的形式對新社會作出明確的規定，批判包括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內的各種私有制，對私有制導致經濟不平等，進而導致社會政治不平等進行論述等，已經接近歷史的實際，有了初步的階級觀點。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場為原型。

第三階段：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前半葉。馬克思、恩格斯重點評價的三位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有法國的圣西門，他是買賣國債賺了錢，退回書齋寫書；傅立葉下海經商賺了錢，退回書齋寫書；還有英國大紡織業資本家歐文。他在賺了很多錢后覺得不合理，為什么工人勞動，我也勞動，但工人卻很貧困。他認為社會三大問題最主要。一是私有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他是慈善家，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食堂、第一個托兒所，他認為如果不改變私有制，就只能做做慈善事業，而無法徹底改造惡果眾多的社會，所以他決心改變私有制。二是私有制導致西方的兩性和婚姻家庭關系比較亂，存在各種政治聯姻和經濟聯姻及不當的性關系。三是宗教。因為宗教不主張革命，主張聽從命運，做好事懺悔、發善心才能進天堂等，就像佛教說的寄希望于來世。歐文講的還是比較正確的，當今世界依然存在這三大問題，各種問題主要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私有觀念派生的，如貧窮、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戰爭等。歐文作為大資本家，能想到類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點，可見他不僅思想先進，而且人格也很偉大。

● 您是如何評價這三位空想社會主義者的？

程恩富：馬克思、恩格斯曾用過三個詞：偉大的、批判的、空想的。如果只用一個相對貶義的詞“空想”來評價，是不全面的。他們首先是偉大的，在馬克思主義沒有出現之前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他們與馬克思比才是空想，顯得落后了。空想不是亂想，他們是人類重要的思想家，不僅現在這樣說，幾百年幾萬年也可以這樣說。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評價思路和精神，我對空想社會主義者作與眾不同的三點新評論。

第一，他們改造的總體目標是進步的，其中多數人所追求的人類社會終極目標是正確的。圣西門就沒有提出消滅私有制的問題，恩格斯講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多一些；傅立葉主張股份合作制；以歐文為代表，還有之前的托馬斯、莫爾、康帕內拉等，都主張人類社會的最終目標是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貨幣關系，要么實行按勞分配，要么實行按需分配。康有為的目標是成立一個全球政府，逐步取消民族國家，實行世界成員統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沒有主張實行按需分配的方案。他講到收入在農業領域約分十個等級，在工商業中約分二十個等級，那基本上就是按勞分配。我分析康有為可能是考慮如果按需分配，社會發展就沒有動力了。其實，在按需分配制度下，勞動是有規范的，如果你不勞動或不好好勞動，會受到個人心理和社會環境的約束和譴責的。比如日本的山岸社，成員有幾千人，世界上有七個國家都有山岸社的社區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上曾發表文章介紹過山岸社。這個山岸社就類似共產主義社區。山岸是個人名，20世紀50年代在農村工作，通過機械化養雞發家致富，之后進行改革，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不好，就利用自己的土地和資金成立組織，號召有錢的人加入，畢業的大學生等沒錢的人也可以加入，實行人人勞動和按需分配，但每晚要學習一小時，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所以好吃懶做的人沒有，有的話就自動退社了。還有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集團公司，在中國也有投資，是比較標準的合作社制度，人數很多。蒙德拉貢是一個西班牙小鎮，內部分配較公平。我去訪問過，也寫過介紹蒙德拉貢和以色列的文章。基布茲合作社曾是以色列的主導經濟制度，但現在受到私有化的侵蝕。一開始到以色列建國的人是贊成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其中有一些人原來是居住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的。世界上這三個案例是值得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盡管現在不占主流。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不是私有制、私人家庭農場，而是合作社、集體經濟、國有經濟，然后是全球公有制或世界人民公有制。

第二，他們改造社會的總體方法是改良主義的，難以全面實行或根本行不通。歐文在美國搞了兩次合作社實驗，在英國搞了一次公平交易市場，取消資本主義商業和中間剝削。他這三次實驗都失敗后耗盡了個人財產，走向民眾進步的憲章運動。而傅立葉是進行學者型的呼吁，呼吁統治階級、領導人實行他的制度，呼吁有錢人、剝削階級拿錢來投資，這種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與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組織起政黨，通過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起來斗爭，掌握政權后再來推行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思路是不同的。

第三，他們改造社會的總體理論是當時人類的進步思想，但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比顯得落后或錯誤。如傅立葉把人類從開始到現在的情感分成若干階段，認為到情感的最高階段就要實行他倡導的制度，而歷史唯物主義是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兩對基本矛盾分析的。可見，凡是主要從思想變化、價值觀變化、人性變化、道德變化、倫理變化來說明該社會形態及其演變的觀點均屬于歷史唯心主義。最近，法國著名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皮凱蒂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一書，也是從人類價值觀演變及其選擇來闡釋不同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政策。而我理解的唯物史觀，是強調從生產力、所有制、經濟基礎視角來分析大多數重要的社會問題，然后再結合分析人的價值觀、情感、人性、文化、政治等重要變量或因素，并形成歷史發展、制度變遷和政策安排的“合力論”或“決定論”，從而總體上是一種“非經濟唯一決定論”或“經濟為基礎的多因素合力論”。那種完全否定“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是片面的。

這三點評論是有獨特性，而有些文章習慣用現實流行的觀點去裁剪和評論空想社會主義。如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主張消滅私有制，消滅市場經濟的觀點是空想，這等于在批評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三項基本經濟制度思想，即全民公有制、按需分配、計劃經濟。否認這三條就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者，就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者，或者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有些人借批空想社會主義者來否定共產黨的最高綱領，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性質的最低綱領去否定共產主義性質的最高綱領，這不合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產主義的講話精神。人類的最終走向還是共產主義。

● 您剛才有提到，過去曾有人利用宗教來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呢？

程恩富：我一直有一個科研計劃，就是“馬學”應該與宗教（如佛教、道學等）對話，找出共同點和分歧。我看過臺灣大法師“星云大師”的光盤，基本套路是說當今世界人心壞了，所以出現貧窮、暴力、污染等問題，怎么才能和諧和幸福呢？就靠改變良心。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這與韓國最有名的一位社會學家的觀點一樣，他是世界社會學學會的副會長，寫過一本十萬字的書叫《重建人類社會》，也很通俗，講社會和全球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其中心思想與佛教一樣，也是認為當今世界人心不好，導致戰爭、貧窮、瘟疫等問題。怎么辦？改變人心。馬克思主義與他們前半部分是一樣的，認為人心普遍壞了是會出現國內國際大問題，如果人心不壞，怎么會出現那么多問題呢？但馬克思主義與他們的重大區別，在于認為這些問題是直接或間接由私有制決定的，歸根到底是私有制帶來的，所以提出要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觀念，這樣人心和行為都不容易變壞。

馬克思主義應該與宗教溝通，有所肯定有所否定，從本質上應當否定，但某些理念和提法有通融性和吻合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有兩面性。如果運用得好，也可以起到一定積極的作用；如果運用不好，宗教將起反面作用。就像蘇東劇變時，東正教等全部站在反共一邊，這是要高度警惕的。宗教及其寺廟過度發展沒有必要。共產黨員不能信教，但在古巴、老撾這樣的國家，共產黨員之所以能信教，是因為在搞革命之時就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如果說信教的人不能參加革命，那樣革命就不可能開展。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全民信教的社會，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后再允許黨員信教，這有何必要呢？現在有些人主張共產黨員都可以信教，這是錯誤的。不能因為這兩個國家允許共產黨員信教，似乎就可以此為樣板了。現在還有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不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行了，如果把儒釋道等恢復起來，就能根本解決社會的倫理道德。這是誤說。孔子的思想具有雙重性，要恢復西周制度在那個時代就不被許多人接受，他的政治思想是落后的、保守的，而抽象的倫理道德加上新的內容，是任何時代都可以用的，如“三人行，必有我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國學好的方面是要弘揚的，能運用的要盡量運用，但像有些課本把魯迅和紅色文化的作品去掉，把有價值的古文刪掉，把金庸等人的作品來替代（加一點金庸的好作品也可以），這是不對的。不僅當時空想社會主義者運用了宗教，而且當代西方國家搞革命，也要巧妙地運用宗教，現階段我國自然要適當運用。

● 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需要從歐洲三大工人運動中溯源，對此您如何評價？

程恩富：歐洲的三大工人運動是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大實踐來源之一，是其產生的實踐基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是重要的轉折點：生產力方面的變化是以英國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次產業革命結束，并在20年代就爆發了顯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全國性經濟危機；生產關系方面的變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先后在英法等國家占主導地位，逐步實行了社會化大生產。作為生產關系的階級表現是階級斗爭不斷激化，本來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參加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工人階級的反抗此起彼伏。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國家無產階級開展了獨立的政治運動，發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運動，即法國里昂絲織工人兩次起義、英國憲章運動、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它表明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為馬克思主義產生奠定了現實基礎。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分別是德英法三個國家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當然不限于這些。

● 這里涉及一些常見難題，如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有沒有私有制？有沒有商品貨幣關系？

程恩富：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專門研究過經典作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論述，并在1988年第一期的《復旦學報》發表了一篇關于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的文章，1991年出版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專著也有這方面的內容。

概括說來，從馬克思到鄧小平，有三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觀。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三位經典作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觀=全社會公有制（沒有私有制和集體經濟）+全社會按勞分配（沒有集體所有制就沒有集體所有制的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沒有商品貨幣關系）。全社會所有制指全民所有制，不是有些人認為的股份制就是社會公有制。股份制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中指社會集資的私有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不是公有制企業。它與個體或合伙的所有制不同，是從社會集資的眾多私人所有的企業，是馬克思說的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極揚棄，為什么說消極揚棄？因為私人控股的股份制還是私有制，是私有制的高級形態。正如黨的文件所說的，如果是公有資本控股，那就具有明顯的公有性質。

后來斯大林在1937年降低標準，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采用斯大林的標準，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宣布進入社會主義，都是因為降低了制度標準。這就產生了第二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觀=兩種公有制（基本消滅私有制，但有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存在）+兩種按勞分配（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為主體（保留商品的貨幣形式，流通領域有一定的市場調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經濟制度觀=公有制為主、非公有制為輔+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過去稱商品型按勞分配，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是產品型按勞分配，發不流通的勞動券）+計劃主導型或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可以概括為私有制主體+按資分配主體+計劃指導型市場經濟。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叫計劃主體型經濟，主導與主體有重大區別。現階段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調控主要體現在量上和力度上大不相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能只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不講政府的作用，只講混合所有制，而不講國有企業發展壯大。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經濟日報》曾同時發表三篇文章，我寫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糾正在混合所有制和市場決定作用兩個尖端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我在《求是》雜志2014年第16期發表一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成績單”》，批判新自由主義在外國造成的惡果，提醒中國不要推行新自由主義。當時中央要求各部委黨組立即學習并匯報。

從上述三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觀來看，我們不能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是空想或有空想的因素，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設想的社會主義沒有商品貨幣關系，沒有私有制，沒有集體經濟的。但現實卻存在著這些。是誰錯了？誰都沒有錯。因為社會主義的標準不同。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果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標準，我國還沒有進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越南就據此宣布他們還未正式進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標準的社會主義社會，認為還是處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也沒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提邁向社會主義或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市場經濟。

● 您如何評價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沒有商品貨幣關系論述的突破嗎？

程恩富：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一樣的。列寧之所以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向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標準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列寧也曾講過，我們目前實行的經濟政治制度也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從寬泛的意義上講以共產黨掌權為標志，并逐步實行公有化和計劃化，盡管實行新經濟政策，但這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性政策，而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永恒政策，所以列寧在世時沒有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論著中可以清晰地獲得認知。

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精髓，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個時期存在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時期在中國就叫新民主主義社會，是1949—1956年的“小過渡”。也有從1949年到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結束的“大過渡”理論，這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新，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我國主流輿論說毛澤東這一理論，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的界定。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是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觀。

還是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得對，既然生產資料大體都公有化了，那么1956年以后在經濟上的階級斗爭總體上就不存在了，但是思想政治領域有相對獨立性，該領域的階級斗爭還可以存在。當然不能把很多問題都歸結為階級斗爭。同極少數不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壞分子”作斗爭，不能稱之為階級斗爭，列寧講過共產主義社會也有“壞分子”。總的說來，要堅持鄧小平關于階級斗爭既不能擴大也不能否定的理論精神。改革開放后的《憲法》《黨章》都肯定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的。

● 談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就涉及怎樣評價斯大林，怎樣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就，怎么解釋蘇聯解體等問題。對此，您有何見解？

程恩富：我認為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成績是最主要的，失誤和缺點是次要的。斯大林最大的錯誤是肅反擴大化。我問過俄共中央黨的副主席對斯大林的評價，他也持這一觀點，而對赫魯曉夫的評價很差，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并強調蘇聯不是必然解體和劇變的，而是被國內外反動勢力破壞的，是“被破壞”“被顛覆”“被解體”。我贊成俄共的這一精確評論！現在中外自由派都在妖魔化斯大林，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敢公開為斯大林辯護。十年前，原教育部黨組成員、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教授寫過一本關于斯大林經濟思想的書，因為斯大林的《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名著是經典文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長遠意義，因為將來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搞計劃經濟時還是繞不過斯大林經濟思想的。

我在研究斯大林的經濟思想時發現他錯得不多，但是有一句話他講得過分了，大意是：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生產過剩和商品過剩的經濟危機，是因為勞動群眾購買力低，社會主義勞動群眾有錢難以買到東西，認為是購買力強，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優點。我一直不贊成這個觀點。社會主義工資發放后應該有充足的物質和文化商品來保障供應，買東西排隊不是優越性，而是要改進的。買東西排長隊，是因為對輕工業和農業等重視不夠。至于在生產力水平較低、人口激增、保家衛國被迫大發展國防的計劃經濟時期，要發各種票證，那主要是為了維護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最低生活保障，否則就會餓死人，人均壽命也難以提高。所以，不能用現在不斷變化的國內外情況來盲目批評計劃經濟。

對斯大林犯的肅反擴大化錯誤應該客觀公允地進行評價，它與歷史上資產階級執政時犯下的反人類和反人權的錯誤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如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和眾多局部戰爭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員死亡數，是肅反擴大化死亡人數的幾千倍。如果蘇聯沒有遭到法西斯國家入侵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或者沒有解體和倒退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那么現在其綜合國力應該等于或略大于美國的。眾所周知，測算蘇聯以物質實體經濟為主的國民收入與美國的GDP在內容上有很大差別，美國的GDP包含很多虛假和虛耗的成分。如萊溫斯基案件為美國創造大約1億美元的GDP，而原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這類GDP。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國民經濟路子總體上十分必要，是有效應對德意日法西斯和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集團的迫切需要。沙俄總體上是個農業國，而美國已是較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中，俄國遭受巨大損失。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取得了巨大歷史成就，1946-1950年，蘇聯國民收入為美國的20%，但截止1980年，美蘇經濟力量對比已比較接近：（1）國民總收入：蘇聯7054億美元，美國10528億美元，蘇聯是美國的67% ；（2）人均國民收入：蘇聯2667美元，美國4730美元，蘇聯是美國的56%；（3）鋼產量：蘇聯14800萬噸，美國1038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43%；（4）石油產量：蘇聯60300萬噸，美國43000萬噸，蘇聯是美國的140%。蘇聯的建立和高效發展，開辟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紀元，其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所顛覆和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人類悲劇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是打敗法西斯的第一主力，并促進歐洲、亞洲、美洲十幾個國家先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促進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剛果、索馬里、貝寧、莫桑比克等國家民族解放，且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為了應對美英發動的冷戰，客觀上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東風壓倒西風”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有：（1）促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和廣大民眾的一系列反思和反抗；（2）促進資本主義各國通過福利制度和國家干預等緩和階級對立關系，被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動經濟社會發展；（3）促進某些資產階級政黨的左翼化、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所領導的工會的壯大；（4）促進世界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事業、新老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事業、人權平等和自由民主事業。

蘇聯為什么瓦解？有人認為蘇聯是被軍備競賽拖垮的，或者認為國民經濟和生活水平沒有搞上去，或者認為是民族和宗教問題解決得不好，等等。還有一種影響較大的觀點是斯大林模式或蘇聯體制必然崩潰論。在我看來，斯大林模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內涵表現為：思想文化上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政治上是共產黨執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經濟上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體制。這一制度模式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思想文化領域多樣化、政治領域民主化和經濟領域商品化的不足和失誤，必須認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盡管如此，這一制度模式仍具有資本主義制度無可比擬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取得了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體育、民生和軍事上的重大成就，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制度一統世界的格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斯大林模式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主義逐漸演化為三種道路：一是中國、越南、老撾的社會主義全面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民主政治體制；二是古巴和朝鮮的社會主義適當改良，逐漸增加市場機制、私有產權成分和民主機制；三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資本主義改向，實行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倘若說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潰或失敗，那就等于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都必然崩潰和失敗。顯然，這種貌似有理的“傳統模式必然論”既經不起邏輯分析，更經不起當今現實的驗證。斯大林模式走向資本主義，只是有關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選擇的可能性之一，并不具備必然性。

那么，關于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資料和研究成果中，我們主要篩選了四類：一是原蘇共領導人的反省；二是獨聯體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獨聯體國家學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國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我認為，蘇聯劇變、解體和蘇共喪失執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組織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因為現存的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越南、老撾、古巴、朝鮮）都是蘇聯模式的變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比蘇聯更左，但是并沒有走向崩潰。

我總結的主因有三。其一是思想原因：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而僵化的思想理論和傳統宣傳教育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所引發的思想混亂。蘇共二十大給蘇維埃帶來不能恢復元氣的打擊。這是破壞蘇聯國家合法性的第一步。蘇聯官方千方百計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蘇共二十大以后，又盡可能地譴責、揭發斯大林。轉變太大，引起人們思想的混亂。蘇共二十大實際上引起社會思想的分裂，分成兩個陣營：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其中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群體，逐漸成為以后幾十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第二，西方和平演變所引發的思想混亂。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心理戰。截至197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各種方式參與出版關于蘇聯的書籍1500多種。簡言之，在蘇聯黨內外的思想理論較為僵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顯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況下，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從而成為蘇聯劇變和解體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或先導性思想原因。

其二是組織原因：蘇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馬克思主義干部，而存在嚴重弊端的組織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蘇共領導集團成員選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斯大林時期，保密性成為官階等級名錄制的鮮明特征和重要原則。特別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員名單一直處于嚴格保密。官階等級名錄使這一壟斷特權階層逐步強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把自己同社會和人民隔離開來，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黨內民主原則，遮蓋了普通共產黨員和社會監督的視線。第二，非馬克思主義干部逐漸進入蘇共領導崗位。一些俄羅斯學者將蘇共執政時期的社會精英劃分為四代。第一代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對于他們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優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義者，是斯大林社會主義意愿的守紀律的執行者。第三代是黨內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魯曉夫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成為他們的領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蘇聯“社會精英”，完全是成分駁雜的一代。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新推薦的領導人中大多數是從20世紀30年代中走過來的“機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執行者，已經不習慣于承擔責任和獨立地作出決定。戈爾巴喬夫當上黨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傳統組織體制的弊端，在短短幾年之內便以干部年輕化和改革為名，大規模撤換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原有黨政軍主要領導，突擊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或立場模糊的干部，從而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組織和干部這一重要基礎。因此，曼德爾指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蘇共領導集團，是以干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來竊取權力的。

其三是政治原因：蘇共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主動背棄蘇聯社會主義。1991年3月17日，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試圖放棄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并解體蘇聯，因而舉行是否解體蘇聯的全民公決。據俄羅斯新聞社2011年3月2日報道，據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調查顯示，42%的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第二，有意背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少研究者認為，民主德國的命運及整個德國問題被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以最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從中可窺見戈爾巴喬夫背棄社會主義的決心。而美國總統布什早已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意圖，在1988年年底就對美國駐蘇聯大使沃爾特強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地圖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國。蘇聯克格勃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蘇聯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證實：1989年年末，戈爾巴喬夫同美國新任總統布什在馬耳他島會晤時，“抵押”了民主德國，并聲明蘇聯準備不把美國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對手。1990年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美國。在兩位總統顧問和外國使館首領出席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似乎很隨便地聲明，如果德國人民愿意的話，他同意承認統一后的德國成為北約成員國。最令俄羅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爾巴喬夫用簡單的點頭不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實上明確廢止了作為蘇聯衛國戰爭勝利體現的《波茨坦協定》規定的結果。

可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利用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機制，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蘇聯（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和解體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這一總結并不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偏離，因為具有辯證性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否定關鍵人物、領袖及其領導集團在某一具體歷史事件和時點上的決定性作用或力量。

綜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長期的思想理論混亂是基礎性原因，長期的組織政策失誤是關鍵性原因，而實行“改革新思維”的政治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與政治、理論與實踐、領袖與群眾、個人與集團、制度與政策、統一與解體、改革與“改向”、長期與短期、內因與外因、政治與經濟等關系及其正負效應，其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是蘇聯劇變和解體。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觀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這個論斷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古人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實際上，如果否定了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的歷史，把毛澤東領導時期黨與共和國的歷史說成漆黑一團，那就必然會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使人們在政治上迷失前進的方向，最終落入西方反共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陷阱。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已經提供了慘痛的教訓。習近平同志說過：“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 您對毛澤東時代是怎么評價？

程恩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話中說改革前后的兩個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的基礎上開創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慶祝新中國70年前后，馬克思主義者用大量的統計資料說明毛澤東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民生“八位一體”建設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成就是第一位的，失誤是次要的。例如，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包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了比較完整獨立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GDP年均增長6%的較快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和社會保障顯著改善。政治方面的建設成就是建立了共產黨統一領導的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城鄉基層民主制度。簡言之，我們要從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現實條件與歷史使命、各自成就與歷史經驗、兩者之間的關系三個視角來正確對待和評價。在2020年中宣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理論熱點面對面》一書中，已把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定論為“奇跡”。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有“大躍進”的比例失調、“文化大革命”的極左現象，這些是要批評和糾正的。但也要看到在“大躍進”時期我國生產的第一塊手表、第一輛汽車等很多第一都是“大躍進”時期制造出來的，更有以后制造的“兩彈一星一艇”（核潛艇）。某些失誤主要是由于沒有經驗，經濟建設也是要逐步積累經驗的。還有就是，中國在當時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封鎖的情況下，后又與蘇聯鬧翻的情況下取得的。我國被迫要積極備戰，就要消耗大量經費，建設“大三線”和“小三線”。現在看來這些舉措的經濟效益不高，也導致第三產業沒有得到更好的發展，但對應對當時緊張的國際形勢是必要的。另外，那個時代我們國家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援助也比較多，還有“左”的政策，再加上人口的激劇大量增加。在國內外一系列不利的狀況下我國當時的GDP增長達到6%多，已超過了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增長最快，而日本從戰后到現在的GDP增長沒有超過6%，而且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還比較多。總之，中國的問題都是具體體制機制造成的，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是根本制度的問題，只要私有制占主體，其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是不會長久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

現在有些輿論有意貶低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政績，而過分贊揚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的政績。例如關于國民黨抗戰問題，蔣介石是總體抗日的，但屬于被迫抗戰、消極抗戰、中共促進的抗戰、時常反共的抗日、大批國軍投降的抗戰、節節敗退的抗戰。慈禧清政府也曾下令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與蔣介石均表現為治國治軍嚴重失誤，都該為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八國聯軍戰爭、抗日戰爭的重大損失負責。我們不能僅憑蔣介石日記來證明其抗戰決心，因為有明顯為自己辯護的情況。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梁柱教授質疑中國社科院一位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學者的觀點，大家可以關注《中國社會科學報》梁柱的兩篇文章，網上可以搜索到。又如，釣魚島問題，蔣介石也應該負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談判時，羅斯福曾提出將琉球群島歸還中國，但蔣介石不表態，在他的日記中也不寫這個重要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是打敗德國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英美等國家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我和博士生王巖已寫完關于抗日爭議問題和假設中共執政可以單獨打敗日寇的長篇論文。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歷史學研究可以和必須運用假設方法。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執政，就不會節節敗退，也不會傷亡那么多人。這完全可以通過中共組織的抗美援朝、珍寶島戰爭、支持越南戰爭等來論證。臺灣地區學者李敖雖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是，自從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掌權后，中國就沒有挨過欺負。過去我們宣傳上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正能量評價不夠，而現在又過分抬高，都是片面的。

● 關于當代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否請您談談具體情況和看法。

程恩富：從本人前后去開會或訪問過的其他四個社會主義國家說，一是越南的革新社會主義。推進“革新開放”，堅持以社會主義目標和黨的領導為核心的五項原則，致力于把越南建設成為“民富國強、社會公平、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二是古巴的社會主義漸進改革。美國不顧聯合國大會多次投票要求，數十年非法封鎖古巴，是其遭受上萬億美元的損失。2011年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經濟社會政策方針》，主張以“毫不停歇”且“有條不紊”的漸進方式推動古巴經濟現代化。古巴已允許個人轎車、小飯店等領域的私人經營。三是老撾的革新開放。1991年老撾黨“五大”確定“有原則的全面革新路線”，提出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等六項基本原則，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四是朝鮮的社會主義革新。堅持金日成—金正日的主體思想、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方針，實行工礦企業價格雙軌制和農村三戶以上家庭共同承包責任制。

進入21世紀以來，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左翼政黨取得執政地位，社會主義思潮重新興起，一些政策開始付諸實踐。譬如，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的“21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提出“社群社會主義”或“印第安社會主義”；巴西勞工黨在2007年舉行的“三大”上，提出“勞工社會主義”。正如著名拉美研究學者徐世澄研究員所分析的，20世紀末拉美左翼開始崛起并一度主導地區政治生態，雖然在2015—2018年出現“左退右進”的變化，但2018年以來拉美政壇又呈現出“左右博弈”“左右共治”的態勢；左翼力量呈現復蘇態勢，在拉美經濟第二大國墨西哥首次掌權、第三大國阿根廷重新執政，多國溫和左翼領袖成立拉美“普埃布拉集團”，以整合地區左翼力量；左翼政黨、共產黨等力量多次召開會議，反對美國干涉。

此外，尼帕爾共產黨執政，白俄羅斯實行國有經濟占70%的邁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都是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進步，值得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