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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要強調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這針對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試圖以非意識形態化的方式 “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不難看出，這種創新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引向“普世哲學”，并最終消解在當代西方哲學的諸多流派中。從近年來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研究范式的轉換、價值哲學以及中西馬哲學的關系等討論中，都可以看到這一傾向。糾正這一偏向，不僅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能否健康發展，而且關系到科學看待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征時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頁)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這一點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基礎的哲學，則更是長期疏遠了共產主義。這種疏遠盡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誤解，從而把共產主義視為只是一個與哲學沒有什么關系的政治概念， 但從根本上說，則是用非意識形態化的觀點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從學理上說，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共產主義底蘊，關系到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幾乎所有重大原理和概念、范疇的正確把握，是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首先要加以關注的。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個標志性成果的“重疊現象”

　　學界公認，《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形成的標志，而《共產黨宣言》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公開問世的標志。值得注意的是，兩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標志性著作都以“共產主義”為基調，出現了哲學與共產主義的“重疊現象”，這并非偶然。蘇聯學者巴加圖利亞曾指出，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標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有許多“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已經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們還自命為“現實人道主義者”。《共產黨宣言》更是以“不屑于隱瞞自己觀點”的鮮明立場，把自己的全部學說定位在“共產主義”這一基點上。因此，列寧特別指出：“我們應該象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稱自己為共產黨。我們應該重復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以《共產黨宣言》為依據的。”(《列寧全集》第29卷，第178頁)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基本依據。

　　首先，這一聯系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同舊唯物主義以及所有傳統哲學劃清了界限。在被恩格斯稱為“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有這樣的論斷：“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頁)這里深刻揭露了包括舊唯物主義在內的傳統哲學之所以只能“解釋”而不能“改變”世界的原因，就在于它們不能超越“市民社會”，即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各種“解釋世界”的哲學歸根到底就是換一種方式承認現存的社會。而在新唯物主義看來，資產階級社會是人類社會劃分為階級以來的歷史發展的最后階段，是一個把階級壓迫和剝削推向極致的社會形態，是應該而且必然會被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共產主義超越的社會。新唯物主義是以超越資產階級社會，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作為自己的目標，而由于無產階級是超越資產階級社會、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主體，因而這一哲學以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為無產階級爭取解放斗爭服務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反過來，現代無產階級只有借助新唯物主義這一利器，才形成了表達自己客觀歷史使命的階級意識，形成了本階級自覺的世界觀，并用以指導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標志和馬克思成為共產主義者兩者具有同時性，揭示了無產階級和新唯物主義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從而表明一切企圖超越階級立場的解讀，都是對于新唯物主義的誤解。

　　其次，這一聯系使得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同形形色色的實踐哲學劃清了界限。馬克思在第一次提出“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于這一概念有著明確的界定，他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頁)很清楚，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不是形形色色主觀主義、意志主義的實踐哲學，因為要使現存世界革命化，不能靠宗教式的幻想和幻想的力量，甚至也不能僅靠道德激情及其所引發的群眾熱情，而必須靠科學的理論和為真理而奮斗的精神去引發人民的持久歷史活動。同樣，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也不是僅關注當下個人生存狀況的生存論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因為要正確地認識和解決個體生存的現存狀況，必須立足于超越現存的歷史高度，從未來汲取實踐的力量。這樣，個人生存問題的解決，就不是一種生命的感悟，而是改造世界的解放活動，是革命階級的行為。馬克思因此斷言：無產階級代表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頁)哲學實踐觀的形成和科學共產主義觀的形成在青年馬克思那里具有同步性，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科學社會主義觀的內在一致性，從而表明，離開工人階級的解放實踐這一基點，都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誤讀。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主義的這種內在聯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強調這一聯系，也就是強調要堅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階級性和實踐性的統一上去推進這一理論，而不是對此加以割裂。近年來很強勁的對于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否定，在哲學上的表現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努力“洗刷”其共產主義印記。如果說1983年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時，圍繞著馬克思1844年手稿爭論的焦點是“馬克思主義是否可以同時也是人道主義”的話，那么近年來則是有一種復活人本主義的現象，其幌子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或者叫“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下的人本主義”。他們力圖推倒1983年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大討論中關于區分人道主義兩個層面(即歷史觀層面和倫理道德層面)的結論，提出這種區分“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論上是不周密的，是講不通的”。否認這種區分，就是要把人本主義作為歷史觀，把人性論作為歷史敘事的基本框架。這不僅使得客觀地、科學地認識歷史成為泡影，而且使得超越一定時代的統治思想成為不可能，從根本上取消了“改變世界”的理論依據。

　　共產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表明，這一哲學本質上是工人階級世界觀，是通過工人階級的解放實現人類解放的行動指南。只有在這一過程中，哲學才能走出書齋和精神貴族的狹小圈子，成為廣大人民創造生氣勃勃的新生活的實踐力量，從而實現哲學向人民的回歸。這一以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為標志的新型世界觀，實現了認識論、邏輯和辯證法的統一，以及自我意識、階級意識和人類意識的統一，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統一的哲學，從而實現了哲學向現實生活的回歸。它不但根本區別于自我封閉的傳統“體系”哲學，也根本區別于西方現當代形形色色的“生存論”哲學。

　　共產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占據了歷史制高點和道德制高點，因此能夠超越以往哲學“解釋世界”的局限，成為能夠“改變世界”的新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概念不僅是突破了人的感性存在的感性活動，而且還是以工人階級實踐為基礎的人類解放活動，因而本質上是“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類性、人道性是工人階級階級性的拓展，不是抽象人性引領和創造歷史，而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先進階級引領歷史，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促進人性的改善和升華，最終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把共產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清除會導致什么?

　　無論如何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都不能抹煞這一哲學的以下性質：它把對于時代精神的闡釋建立在對于客觀世界和歷史規律的科學認識之上，把對于人的關注和現實苦難的解救奠立在科學批判資本主義并依托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之上，把哲學的實踐品格歸結為以“生活的生產”活動的內在矛盾為源泉的現實的人及其發展規律的歷史過程之上。這樣，共產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位置就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共產主義是時代之謎的解答和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共產主義不僅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歷史不可改變的必然趨勢，而且是推動當代人類實踐活動最強大的動力和運動方式。共產主義的科學闡發還是馬克思完成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轉變的關鍵性環節，因而是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形成的重要基石。

　　毫無疑問，把共產主義基因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剔除，就會從根本上閹割和顛覆這一哲學：它就必然從工人階級及人民大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蛻變為有閑階級的“思想把玩品”和“文化鑒賞品”，從以真理為追求、人民利益為根本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蛻變為“個人獨白”和流行思想的附庸(也就是當代西方強勢文化的附庸)，從有著嚴格無情的實踐檢驗和客觀標準的思想邏輯蛻變為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主觀感悟。如果把這種蛻變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化”，那么它將在這一現代轉型中喪失自己的根基，最終混雜在當代西方諸多流派中而被消解。

　　從學理上看，把共產主義基因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剔除，會直接導致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現實的個人”等同于生存論哲學的“此在”，從而消解了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人學根據。實際上，作為唯物史觀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是馬克思哲學變革的重大成果，是超越“抽象的個人”的結果。它既從根本上推倒了各類只存在于哲學家頭腦中幻想的“思辨的個人”，也從根本上推倒了只存在于歷史某一時段卻被永恒化的“經濟人”一類設定，上述兩者都是“抽象的人”。因此，“現實的個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條件連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實踐的結果，因而他是歷史的;然而“現實的個人”又不等同于“現存的個人”，或者說，“現存的個人”只是“現實的個人”的一種形態，前者總是被歷史超越的，而后者則是一切歷史活動的絕對前提，是不可能被歷史所超越的。“現實的個人”也不是沒有個體性的共性人，而總是以有著非常具體社會關系類型和自主活動類型為其表現形式。同樣，“現實的個人”不是“孤立的個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與他人形成各種聯系并因而總是屬于一定社會形態的個人。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物。

　　把“現實的個人”混同于現存的個人，根子在于迷失了歷史的方向，否定了使“現存革命化”的根據。當海德格爾著力消解傳統形而上而指認“此在的本質在于他的存在”時，他實際上消解了對于現存的一切進行革命批判和改造的依據。類似海德格爾這樣的話費爾巴哈早就說過，理所當然地也被馬克思所批判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說明既承認存在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存在的東西——這也還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對手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那里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證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7頁)顯然，馬克思雖然不贊成先于或游離于存在的人的本質，但并沒有把人的現存和其本質加以等同。存在不是凝固和僵死的，而是存在著內在矛盾的運動，而當矛盾處在激烈對抗并形成革命的客觀條件時，使千百萬受壓迫者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存在與本質間的分裂，即“異化”。這時馬克思主義者不是要求人民去消極地“認命”(即承認“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質”)，而是通過對“現存”的革命改造去掌握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將費爾巴哈“存在即本質”的觀點斥責為“對現存事物的絕妙的贊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2頁)

　　把現實的人限于“此在”，會使我們在一系列重大價值上發生誤判。由于剔除了對于社會的革命變革的探索，清除了實踐的歷史指向，于是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什么是學問、如何辨別學術水平的高下就必然出現偏差。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真理性的思想體系，毫無疑問具有知識性，但是這一知識不是無價值偏好的客觀知識，而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為基礎，以實現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為追求，因而能否回答、解決重大現實問題就成為判斷其水平高下的根本尺度。“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知識的這一根本性質，馬克思主義研究就會走入死胡同。時下那種鄙視對于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熱衷于在西方話語圈子討生活的傾向，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就是不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不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不以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主線，而是力圖把“西馬”以致西方哲學的研究，或者純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學科建設的主體。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學術性”，而關注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只是“意識形態”，就是這一傾向自以為有力的支撐。實際上，當一些人陶醉于從西方搬來的一些詞句、甚至將廣大群眾以致學界都看不懂作為“學術”來炫耀時，我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批評那些“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0頁)須知道，能否中的，不僅檢驗箭手的水平，也檢驗著箭的質量。現在有些被視為“好箭”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陳詞濫調的翻版。

　　概括起來，馬克思通過對于傳統形而上的批判，在告別思辨哲學傳統的同時，并沒有否定歷史發展的邏輯、切斷歷史進步的未來、屈從于現存的事物而泯滅自身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本性，沒有向折衷主義、相對主義、實證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解釋世界的哲學”倒退，這里的關鍵就在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實現了有機的統一。由此也不難看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引向生存論哲學方向，用海德格爾的“此在”闡釋馬克思的“現實的個人”是多么嚴重的誤讀。我們正在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和中央倡導的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相得益彰，還是漸行漸遠，的確值得反思。

　　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主義的統一上推進哲學創新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說，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主義的關系可以更為深入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和形成研究，從而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比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立場和他自稱共產主義者的關系，這里有個時間差。按列寧的說法，從1843年底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這些文章可以看出馬克思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列寧全集》第26卷，第83頁)但是，此時馬克思并沒有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在這種客觀判斷和主觀認同的距離背后是什么?從中可以找到馬克思對于早期共產主義各種流派的思考和取舍的線索，發現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精髓。又如，哲學觀點和共產主義觀在馬克思哲學形成中的關系問題，這里存在著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從青年馬克思思想轉變看，大體上有一個規律：當他直接介入實際斗爭時，階級立場、政治觀點的轉變起著引領作用;而當其退居書房研究問題時，實際知識的駕馭則引領著世界觀的轉變。從時間段上看，1843年4月前，馬克思處在“善良的前進愿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狀況，其政治觀點的急劇轉變，推動著其哲學主題及其論證方式的轉變;而此后的歷史研究、經濟學研究又成為推動其哲學觀點、政治觀點轉變的主要力量。這種狀況告訴我們，不要片面地把青年馬克思思想演進中的某一因素夸大為一個階段的特征，例如所謂的“哲學共產主義”階段或“實證人道主義”階段。

　　但是，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主義的內在關系，更為重要的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需要。近年來，套用西方哲學從近代以來的“認識論哲學”向現當代的“生存論哲學”的轉向，提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要有一個“生存論轉向”問題的風氣很盛，上述把馬克思“現實的個人”解讀為海德格爾的“此在”就是一例。在力促這一轉向中，高調地提出了打破“主客體二分”的對立思維模式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看，費爾巴哈的錯誤并非在于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路線，運用“主賓原則”進行主客二分，而在于沒有完成歷史實踐領域的主客二分，根子在于不懂得實踐的辯證法。“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于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實際上，主客體的區分不僅是認識的前提，也是實踐的前提。如果不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不是唯意志論的實踐，主客體的界限是不可能抹去的。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不僅表現在實踐的過程，也表現在認識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認識論、辯證法和邏輯相一致就是經典的表述)，因此不能用主客體的相互作用抹煞兩者的本質區別。即便是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的人，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矛盾關系中，其界限也是分明的。正是基于這種區分，才有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之分，以及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舊唯物主義之分。而這一區分，在今天的哲學研究中依然是基本問題。

　　實踐哲學、生存論哲學為什么取代不了認識論哲學?原因在于，任何面向未來的哲學，其論題并不都是實踐的，其論證更不都是能夠直接依托實踐檢驗的，就是說不能得到充分的經驗證明的，因而通過科學認識而揭示的理論邏輯就必不可少。對于開創性實踐而言，正確的認識是實踐成功的前提，“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解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問題，關鍵在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確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如果真的用生存論哲學取代了認識論哲學、用“此在”取代了“現實的個人”，就從根本上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也實實在在地挖空了培育理想信念的基礎。這就和我們那些試圖通過生存論哲學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的初衷南轅北轍了。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