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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歲的英國共產黨員：毛澤東是“社會學界的牛頓”

點擊：3871 作者：記者來源：戰友發布時間:2016-10-30 12:39:52

在金庸的小說《倚天屠龍記》的結尾，有這樣一句話：張三豐瞧著郭襄的遺書，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個明慧瀟灑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活了過百歲的人的故事中，總會帶著這樣滄桑的歲月感，而今天圈哥要給大家講的這個百歲老人的故事，也是如此。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出生于1915年的她今年已經101歲了。她擁有加拿大和英國雙重國籍，但中國卻是她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可以說她是用自己的一生見證了中國這一個世紀的故事，和中國共產黨95年來的發展。

伊莎白拿著自己年輕時的照片

伊莎白本人也是共產黨員，她信仰共產主義并一生追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來自西方國家、享受中國政府特殊待遇的外國老專家。

從傳教士之女到新中國英語教學的拓荒者，扎根在中國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親饒和美（HomerG.Brown）和母親饒珍芳（Muriel J.Hockey）在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任教，他們都是來自加拿大的基督教傳教士。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時代，有一半時間在中國度過。小時候，父母常帶著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觸到很多中國西部的少數民族人群，也讓伊莎白漸漸對人類學產生了興趣。

伊莎白父母的身份證

高中畢業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繼續學業。1938年，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一年，23歲的伊莎白從多倫多大學兒童心理學碩士畢業，她選擇回到了中國。“我從小就經歷過四川地區軍閥混戰,還常常撿子彈殼玩,因此并不害怕戰爭。”伊莎白這樣說。

少女時期的伊莎白和父母

當時日軍截斷了中國的海鹽供給路線，內陸鹽價暴漲。中華基督教協進會計劃在興隆場籌建一個食鹽供給合作社，使當地百姓免于受苦。伊莎白受雇于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來到了興隆場。

她的任務是和同事俞錫璣一起進行逐戶調查，了解當地農民的經濟生活狀況，為建立合作社做準備。從那時起，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的關注與調查，持續了伊莎白一生，中國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過她的足跡。

伊莎白在中國農村

1940年，伊莎白回到成都探親，結識了當時在成都金陵大學任教的大衛·柯魯克（David Crook）。大衛是英國記者，曾加入過西班牙反法西斯國際縱隊，是一位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2年，為投入反法西斯戰爭，伊莎白和大衛分別在英國參加了加拿大婦女軍團和英國皇家空軍，并在大衛的祖國英國結了婚。

而少年時曾迷惘于自己的信仰的伊莎白也在丈夫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她說：“遇見David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國共產黨員。終于認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為之奮斗的目標。”

伊莎白夫婦

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來到十里店，觀察和采訪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的整個過程。當時，他們和當地村民一起參加了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開座談會,田間地頭也有他們的身影。

據《武安縣志》記載,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憶:“他們深入田間、打谷場、擔糞路上，凡是有我們村上人活動的地方他們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邊走邊說一起到地里,還接過我的镢頭刨了一會地。”

1947年，伊莎白夫婦在十里店的留影

在當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婦“是高級知識分子,但沒有一點架子”,村民回憶:“他們見到我們總是問寒問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們勞動的時間還長。”從采訪、筆記整理、謄寫打印、裝訂分發文件、照相、沖洗到提水、掃地、通訊聯絡,他們都是親自操勞。

最終，經過這段時間詳細的考察，伊莎白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社會調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真實地記錄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

1948年夏天，伊莎白和丈夫告別了十里店村，前往石家莊西部一個叫做南海山的村子，那里駐扎著由葉劍英、王炳南直接領導的外事學校，他們受邀在此教授英語。這所外事學校幾次移遷，幾次更名，終于發展成當今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對此，伊莎白說“我們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歸于“組織上的安排”。“當時先說有兩個選擇,一是去新華社做對外宣傳報道；二是去教英語。我們選了新華社，老柯想做記者。但后來又說，因為外事活動中外語人才缺乏，還是要求我們去教英語，所以我們就去教書了。”就這樣，伊莎白和柯魯克在英語教育崗位上度過了自己的后半生，成為新中國英語教學的拓荒者。如今，他們的許多學生活躍在中國外交和英語教學領域。

盡管已經是著名的英語教授，伊莎白最喜歡的身份仍然是人類學家。教學之余，她一直關注著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夫妻倆曾于1959年-1960年兩次回訪十里店，將采訪經歷寫成《陽邑公社的頭幾年》。1964年，農村掀起“學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兩次。退休后，伊莎白還一直以重慶璧山大興鎮為例，研究中國農村的發展。

伊莎白與中國朋友合影

上世紀80年代后，伊莎白還幾度重訪四川。之后，伊莎白還與美國東北大學的歷史教授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再次回訪興隆場，合作完成了一部更為專業、系統的學術研究著作。

這部著作2013年8月終于在美國正式出版，名為《Prosperity'sPredicament:Identity,Reform,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興隆場的困惑：戰爭時期中國農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其中涉及中國抗戰時期農村的經濟、教育、性別關系、鄉村建設實驗等話題。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歷史做出了一份貢獻。

“百分之三百”的中共擁護者，終生追隨共產主義

伊莎白和丈夫都是共產黨員，很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對毛澤東那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積極”。后來在北京的外國人，給這一派很“左”的人起了個外號，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號召什么，他們就三倍地擁護。

伊莎白受到溫家寶總理接見

在伊莎白家的客廳，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幅畫像。“他們都是偉大的人”,伊莎白充滿崇敬之情地說。毛澤東畫像購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頭，在墻上已經掛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細讀《毛澤東選集》，在她心目中，毛澤東是偉大的社會學家。

對伊莎白來說，共產主義信仰一旦認定就一生追隨。在經歷了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衰退、文革時的沖擊、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變遷后，依然如此，始終對中國紅色革命充滿深情。

李克強總理與伊莎白交談

雖然在“文革”時期，伊莎白和丈夫都曾蒙冤。在二戰中做過情報工作的大衛被誣陷為“國際間諜”，在秦城監獄關押5年之久。伊莎白也被造反派隔離審查3年。

不過同諸多外籍人士一樣，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來的關照，“周總理派人照顧我們的孩子，安排他們到工廠去學習技術，使他們成為有技術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后，孩子們回到英國念書，他們都是有技術的工人，自己賺的錢就夠學費和生活了，我們沒有資助他們一分錢。”

伊莎白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兒子

雖然蒙冤多年，但大衛和伊莎白都不認為中國應該為“文革”時期的暴行負責。大衛在自傳中寫道：“我于1973年被釋放。老朋友和新朋友都問我，在‘中國人’如此對待我后，我為什么不離開中國。我的回答是，如此待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的敵人。”當問及伊莎白在那段經歷后是否對中國失望時。她說：“Never.（從不）”。

她甚至珍惜能夠直接見證中國這段重要歷史的機會，“我是一個社會學家。要想社會發展，不能老墨守成規，想進步就要拿出新東西，需要很多試驗。既然是試驗，就不可能保證都成功，那么多種不同的路線，出現錯誤是難免的。拿活人做試驗，就會有犧牲，但也不能不做。”她形容毛澤東是“社會學界的牛頓”。

她比中國人還“中國”

伊莎白的丈夫大衛已于2000年去世，如今伊莎白一個人住在那套他們一起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公寓里，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晚上十一點半睡覺，過著簡單規律的生活。101歲高齡的她，仍然在不間斷地閱讀。在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眼中，母親是一個熱愛閱讀各類共產主義書籍并同情共產黨的人。

從工作到退休，伊莎白已經在北外生活了60多年。她家的布置就像大多數中國老年人家里那樣，有著從過去那些年代一路走來的印跡，墻上還掛著周恩來的畫像和字。只是書架上的各類英文書籍，還提示著她外國學者的身份。

說“外國學者”也并不準確，以伊莎白和中國的淵源，她甚至比很多中國人更“中國”。從青春少女到白發長者，從人類學家到教育家，經歷20世紀中國的風云變幻——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設新中國、改革開放，在伊莎白豐盛的一生中，中國是她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