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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國有企業事關國家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非常重視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7月4日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強調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盡快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等。

      為深入學習和領會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產業人網組織了“學習習近平對國企改革重要指示專家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系列論述講話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要求，結合國企改革的現實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討論。與會學者和專家，從不同角度，圍繞國企地位、國企作用，國企責任，如何科學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國企改革需要注意的問題等等暢所欲言，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許多真知灼見，也體現了他們拳拳的愛國愛黨之心。 

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1、為什么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

      與會專家學者均認為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在地緣政治環境日趨復雜的今天，作為國有經濟命脈的承擔者，國有企業肩上的擔子顯得更加沉重了。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攻擊國有經濟，甚至視國有經濟為害的雜音；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行到深水區的時刻，也出現了不少想渾水摸魚，化公為私的舉動。這些外部因素無形中都對國有企業改革施加了巨大壓力，也對搞好國有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習總書記重要指示恰逢其時，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出了總要求、指明了大方向，表明了我們黨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決心，堅定了我們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中國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指出，為什么我們一定要強調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重要意義是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社會主義經濟學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國家所有制，所以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第一步就是把生產資料收為國家所有。在公有制社會，國家代表著整個社會，因此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于國有形式。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每一個政權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我們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就是公有制，很多人不理解這一點，他們覺得好像加強經濟建設，掌握政權就行了，他不知道沒有國有經濟，政權是掌握不住的。沒有公有制，社會主義政權靠什么維持？靠私營經濟交稅來維持，你不為私營經濟服務怎么辦？你還能搞社會主義嗎？國有經濟如果搞垮了，共產黨就待不住了，我們有一些領導干部看不清楚這一點。

      第二，國有經濟是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國有經濟承擔著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控重任，解放初期，我們在上海打了兩場經濟仗，第一仗是銀元之戰，主要靠行政命令，第二次是糧面之戰。資本家藏糧食、棉花，猛抬物價。當時把全國國有經濟的資源集中到上海，迫使價格下跌，打贏了這一仗。因此，市場競爭是實力的競爭，沒有國有經濟的支撐，宏觀調控就不可能成功。市場經濟不講別的，是講的實力，說空話是不管用的。

      第三，國有經濟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小康社會不是簡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需要的小康是共同富裕的小康，沒有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小康。私營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我們現在研究分配問題有一個毛病，講到分配不講所有制，它忘掉了，馬克思主要的基本道理是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體現，是資本——勞動對立的表現，只要有資本主義必然有兩極分化。假如說是兩極分化條件下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并不是共同富裕。講共同富裕離開公有制是說不通的，我們很多人寫文章講共同富裕，不提公有制是錯誤的，這就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剛才說的，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為完全不講所有制的社會，就是庸俗社會主義，我們現在研究分配問題很多人都是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排到第一位。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有一定進步性，但他的錯誤在于，把分配看成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經濟學的中心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因為是所有制決定分配，而不是相反。國有經濟是我們建設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沒有公有制怎么實現共同富裕？所以總書記提出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既符合馬克思基本原理，也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

      社科院政治學所彭才棟的發言以《從世界化進程看國際企業的重要性》論證了落后國家必須做強做大國企才能趕超發達國家的歷史必然性。他認為，第一，生產社會化程度越高，國有企業越重要。首先是生產社會化表現為生產集中化，生產集中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實行國有，典型的就是托拉斯，從托拉斯私人壟斷到國有壟斷實際上在管理成本上沒有任何差別。生產社會化還表現在社會分工的發展不僅僅是生產集中化，產業結構越升級，市場越失靈，市場越失靈，越需要國家干預，國家干預的形式就是建立國有企業，與輕工業相比重工業更應該建立國有企業。

      第二，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起步越晚，它的發展越依賴于國有企業。首先，工業化起步晚的國家，它的幼稚產業面臨著工業化國家的競爭，需要有一定的保護才能實現工業化；其次，工業化起步越晚，它的資金來源越窄，但同時工業化所需的資本門檻在不斷提高。產業結構越升級，所需的資金規模越大；第三個因素，國家安全惡化的問題，因為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是越來越難以保障獨立自主地發展的。由于這三個因素影響，比較成功地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實際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英美的貿易保護主義階段，這些國家基本上是私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但是政府實行貿易保護關稅為顯著特征，比如英國和美國。第二個階段是德國、日本的政府主導工業化階段。關稅保護并不是很突出，而是采取其他措施推動工業化發展，包括財政補貼、壟斷組織甚至建立國有企業、制定經濟計劃等等。第三個階段是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階段，其特點是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的管制的發展。在三個階段中，國有企業的作用是用是越來越突出，在英美階段國有企業是很少，但是實際上有些企業，比如第一美國銀行和第二美國銀行，實際上這兩個企業還不能算國有企業，它政府的股份僅僅是五分之一，但是它起到了一個國有企業作用，起到了央行的作用，但是正因為起到了這種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和私人銀行就攻擊它，這說明自由主義對國有企業的破壞。

      但是在德日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階段出現了新的現象，就是德國國有化比重很高，相比之下，日本在最初搞了一些國有企業，但是很快就處理掉了。對比一下，為什么有這個區別？是因為德國的外部環境更為險惡，因為德國長期處在兩大國的夾擊中間，東邊是俄國，西邊是法國，這兩個國家都想瓜分德國，德國面臨著兩面作戰的壓力，所以它第一要保證鐵道部門掌握在軍事部門手里，東西兩線同時調兵需要鐵道部門的配合，鐵道是德國工業化時代最主要的一個工業部門，其他的配套部門也在國有化，所以德國的國有化是很突出的。總的來說，后發國家的起步越晚越依賴于國有企業。

      第三點，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是處于衰落的態勢，這一態勢與我國長期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是有一定關系。首先，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在發達國家是夕陽產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是比較弱的；其次，低端產業所需要的技術、資本，包括對科學管理的要求都是比較低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私企獲得比較大的發展空間有一定客觀基礎的，但是未來它的這個基礎恐怕將不復存在。

      中國要搞自主創新，要提升產業結構，實際上就是跟發達國家爭奪飯碗的問題，所以面臨的外部壓力很大。科技創新風險大、周期長，老一代的私企過分注重眼前利益，它是不愿意投資的，而且我國的私企現在基本上就是家族企業制度，而且是以經驗管理，壽命一般不超過5年，期待它們向中高端產業進軍是很不現實的。因此中國未來要實現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國企肯定是主力軍。

      學者吳銘認為，習總書記的指示實際上涉及到了經濟主權問題。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主要支柱，而不是私營企業。習總書記要求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是要在世界經濟斗爭中形成一支主力軍，國有企業要在一帶一路上成為主要抓手，向全世界擴張中國經濟體系。它跟毛主席的經濟主權觀念有相同點和不同點：一是都注重經濟主權思想；二是均參與構建中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毛主席是以第三世界為重點，中國為主導，也向美國－－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擴展，習主席也是，也是以亞非國家為重點，可能還會向拉美國家延伸。在經濟思想上毛主席以革命和支援第三世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為思想基礎，中國現在某種程度上靠的是綠色、共贏、和平、共享為紐帶，依靠技術和資金的輸出構建一個經濟體系；三是毛主席的重點在亞非拉美國家，習主席的也會向拉美延伸。毛主席注重革命與政治上對這些國家的支持，習主席更注重經濟、技術、金融上的支持，但是也有政治上的支持。

      吳銘指出，中國應重視從政治、技術上支持相關國家，淡化資本的作用。因為如果從資本上去爭奪這些國家的話，那么中國的資本的影響力跟美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不一定有優勢，只有在政治、技術上實實在在支持這些國家，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他們才會和我們團結起來，同時也相信中國會更加注重從思想上影響這些國家。

      與會專家學者均認為，國有企業是實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物質前提和重要保障，我們一定要根據習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在新形勢下探索出一條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好路子、好方案。

      2、如何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

      各位學者均認為，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面臨機遇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必須認真思考并給出有操作性的路線圖和方案。要平衡好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的關系、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搞好國有企業的民主管理工作。

      周新城教授圍繞以上幾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習總書記的指示有三點非常重要，一是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應該要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它把搞好國有企業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來說，基本經濟制度內容是什么？首先要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二是加強國有經濟主導地位；三是引導資本主義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把國有經濟搞好了，增強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引導作用，用國有經濟來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其中有一句話非常重要，大意是混合所有制只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我們搞混合所有制是為了實現這個制度，我們搞混合所有制是為了增強公有制主地位，為了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向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這個就指明了混合所有制發展的方向。國有企業在改革中不僅要壯大自己，而且能夠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往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是我們搞混合所有制的目的，類似于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就是混合所有制。現在總書記提出這個問題了，我們通過混合所有制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但是我發現，很多的宣傳不提這句話，實際上走到邪路上去了，想把混合所有制作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形式，讓私有經濟來控制國有經濟，總提讓私有經濟參股國有經濟。用十五大報告的話來講，我們搞股份制是擴大國有資本手段，利用股份制來擴大國有資本的資本地位。這個主體要弄清楚，搞這個事情干嘛，是壯大國有經濟，搞好國有經濟，而不是搞垮國有經濟，是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不是反過來讓它引導。現在搞混合所有制實際上是兩種思路和兩種做法，就會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

      經濟學者安生指出，在資產貶值的時期，也是最容易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時期，在股市危機的時候國有資本在救市的同時，可以考慮通過控股，建立國有控股公司，由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國有化的政治意義是維護社會穩定，而且國家可以靈活調撥國有企業的利潤，促進經濟均衡發展，但私有企業卻不可以。如果大量的資本、資產是私人的，除了擴大貧富差距以外，沒有什么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比如英國的鐵路私有化是非常失敗的，除了少數人獲得了極大的利潤之外，其他人都承擔了私有化的成本。

      安生認為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最關鍵的問題是建設強有力的干部隊伍。一個國有企業，其實包括民營企業也是這樣，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干部隊伍，清廉、能干活、聽黨的話這是比較關鍵的幾點，這也就是后來習總書記說的加強管理，堅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其實所有的經濟模式，包括當時的土地改革，包括人民公社，搞得好與不好的關鍵在人，三分之一公社搞得很好，三分之一的搞得一般，三分之一很糟。所以搞好國有企業，下一步就是如何讓這些有公心、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如何做，這個是比較難的事情。

      國有企業在創新中大有作為。安生認為，經濟的發展說到底是要靠科技創新，創新需要國家財力的投資。美國的許多高科技比如網絡、智能手機等等如果不是美國政府投資的話是不可能出現。美國現在的科研方式，尤其是基礎科學其實都是國家訂貨的方式，所以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也是高度計劃性的，不能一概而論說國有企業效率低或者是民營企業效率高，只能說許多技術是國家發展之后，作為消費品迎合市場消費方式來推廣的。

      學者蕭江提出了個人對于搞好國有企業的一些見解。首先，應該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提高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政治地位，建立和一府兩院平行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因為國有資產是屬于全民的，是應該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托經營者來經營的，所以國資委最好是直接對人大負責，由全國代表大會直接選舉機構領導人，每年要向人大報告工作。

      第二，在若干領域如稀土、鋼鐵、有色、煤炭等行業應該要新建一批國有企業。單靠行業協會來高行業自律，實際上沒有力量。應該恢復八大工業部，或成立行業總公司。另外這個問題也可以和化解過剩產能結合起來，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看，經濟危機之后一定要有一個資本消滅的過程，只有資本消滅之后，才能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在這個過程中，比如說資源枯竭的煤礦以及現在這些不良的資產，那么國家把這個礦權給收購回來，作為一個國家的儲備，包括土地，這是戰略性、資源性的行業方面。

      第三，要修補民生領域的短板。建議成立非盈利性的中國基本藥物集團總公司，國家組織統一生產和配送，價格比現在起碼能夠下降一半以上，如果藥品和醫療器材真正實現國家統一生產的話，價格會大幅度的下降，這樣國企的影響力和社會價值就顯現出來了。此外，很多房地產企業是靠貸款來維持現金流，現在這些有泡沫的地方，國家把貸款收緊之后收購一些房屋作為公共的福利房，能夠既解決房地產去庫存問題，又能解決民生問題，同時拉動內需。

      第四，像新疆這種政治問題壓倒經濟問題的地方，如果單靠公安政法系統維穩，壓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夠建立大量國有企業、合作制企業，就解決了經濟發展和就業問題，也將人納入了穩定的生產生活秩序內，這就能夠穩定社會。

      著名時評家張捷認為，做大國企，不是一定要搞樹型結構的做大，要學會像日本的財團那樣企業之間互相持股，通過循環交叉持股，網絡狀地做大。我們國有企業的發展和過去不一樣的在哪兒？就是我們的技術手段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計算機、數據庫、網絡、大數據使得管理成本比以前降低了太多，所以企業的規模效益和管理成本的比值巨降，規模效益都起來了，大企業就有活力了，所以企業規模就可以做得更大了。在這個背景下，企業真正做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時候，在企業的內部管理上，公權更有力量。資本主義大鍋飯比社會主義還好吃、還腐敗、還要厲害、效率還要低，不能以此否定國有企業。

      學者胡思想指出，做大國有企業不能回避壟斷問題。壟斷并不是“惡”，許多西方國家其實是默許甚至鼓勵壟斷的，比如，日本就是鼓勵壟斷的，因為只有把國內的企業集中起來做大做強，才能在國外跟跨國公司競爭。我國在稀土、水務等戰略性資源和產業要成立國家壟斷的產業集團，獨家經營，對我國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產業，已經做大的互聯網企業必須出讓一定的股權給國家。在事關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的大數據領域，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股權的10%-20%出讓給國家，才能保障最起碼的網絡信息安全。

      3、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面臨的幾個問題

      近年來黨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重要性越來越有清晰的認識，對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有了更清晰的定位，總書記的指示就是這種認識和定位的最好詮釋。與會學者對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周新城教授認為，《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關于今后政府從直接管企業轉向管資本、管投資的提法不很妥當。國有企業不能理解成為國家手里的一大把錢，管好這把錢就行了，全民所有制是一種經濟關系，不能說不管企業，正相反，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按照明顯的共有性來改革企業的管理，應該是管企業的。搞混合所有制更應該加強企業管理，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造企業內部人與人的關系。毛主席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認為關于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管理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國內推崇蘇聯的管理辦法，就是實行的一長制“馬鋼憲法”，毛主席對此非常不滿意，他認為這種管理辦法下的企業內部關系是“貓鼠關系”，工人感覺不到主人的地位。這個時候鞍山市委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就總結鞍鋼的經驗，毛主席把鞍鋼的經驗總結概括成為“鞍鋼憲法”，他們的中心問題就是工人是主人，企業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應該建立起符合全民所有制性質的管理制度，真正體現勞動者是主人，這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很多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關系已經按照資本主義管理制度來實行，工人是被雇傭的。毛主席為什么重視鞍鋼憲法，因為國有企業還要把人與人的關系搞好。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時候，不能說管資本就行了，還要注意改革企業內部的關系，管理上能夠符合全民所有制的形式。

      學者蕭江指出，黨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說法已經很明確，但是在現實中落實的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這個原因在哪里呢？現在有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就是意識形態和具體政策的背離問題，我在研究醫療改革的過程中，我覺得資產階級自由派有很多戰略和策略值得學習。他們首先會給老百姓畫一個餅，說按我說的完全私有化、自由化你們就能過得更幸福，先籠絡人心；另外一個是掌握議程的設置權，比如說鐵道部這個事，往往他們先拋出一個議題，說下一步鐵道總公司要再拆掉，然后我們去防守，說為什么不能拆掉，這樣就一步晚步步晚。既然總書記現在把國企改革的方向明確了，下一步就是要提出具體的做強做大國有企業的路徑、步驟和方法，甚至具體的目標和時間表都需要配套，否則領導在決策的時候缺乏正確的意見和參考，看到的都是自由派的觀點和方案，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就很難執行下去。

      蕭江還提出了在發展國企的過程中如何團結民營企業家的問題。許多民營企業是擁護黨和政府的，現在有人在制造輿論，就是把國企和民企對立起來，認為民企現在發展不好，就是因為國企擠壓了，下一步在輿論上也要有些引導。

      對于國有企業在國有經濟的比重的降低趨勢，學者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學者肖小華認為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要落到具體標準上。比如說做強做大是相對于過去，還是相對于民企？還是相對于世界500強？他人問，做強做大的衡量標準是擴大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他還建議應該從一般的演進規則去研究國有經濟，如果我們在企業不同的周期有演進機制的指導，我們就能更有理論自信。

      張捷提出要解決三農問題，農村就一定要走集體化的道路。現在農村種田的人以老年人為主，再過十年二十年誰來種田？沒有集體化就吸引不了年輕人到農村從事農業，集體化能幫助年輕人解決在城市打工也無法解決好的人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4、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需要厘清的一些觀點

       周新城教授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領域的爭論最大的兩個問題，一是所有制問題，即是要搞好公有制還是搞私有化；二是市場問題，即改革的方向是徹底的市場化還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有個很不好的現象，一提到國有企業改制就是賣國企，賣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改革，不賣就不是改革，不是搞好國有企業。吳敬璉在接受鳳凰臺的采訪時就說，社會主義跟國有不國有沒有關系，社會主義不一定要國有經濟，甚至說鄧小平沒有講國有經濟，這是公開造謠！ 

       鄧小平同志講，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跟集體經濟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經濟不就是國有經濟嗎？湖北省一個統計局的局長公開說國有經濟是怪胎，官不官民不民的，還跟私營經濟爭奪資源，改革應該把所有國有經濟消滅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出臺后，某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表示反對，說這不是改革是反改革，國有企業怎么能做強做優做大嗎？應該把它消滅。所以在國企這個問題上的斗爭應該說是非常激烈的。

       彭才棟駁斥了兩個錯誤觀點。第一個錯誤觀點就是“關于亞洲思想和經驗的總結”提出的比較優勢戰略，該戰略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批判依附理論。依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認為工業制成品對初級產品有剝削，所以搞比較優勢戰略，搞自由貿易對國家發展是不利。比較優勢戰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利用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批判依附理論，但是它沒有作出正確的解釋。在彭才棟看來，亞洲四小龍當時面臨的首先是世界市場分割為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兩大平行市場，在資本主義市場內部，當時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在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它們就根本沒有怎么發展經濟。拉丁美洲實行進口替代，這樣就惡化了工業制成品的競爭，相對減輕了初級產品的國際競爭。同時亞洲四小龍本身的經濟體量很小，不足以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這些是它們能夠依靠初級產品發展起來的最重要的經濟背景，當然還跟美國的國際戰略是有很大的關系，與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是有直接關系的。

      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需要消除幾個誤區。

      安生指出，首先消除認識上的誤區，現在主流經濟學始終認為國家參與經濟一定是效率低下的，但事實是任何超過兩層以上的管理體系，所采用的管理方式都是很接近的，大部分的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在管理方式上都是接近的，都是高度計劃性的。此外，有人指責國有企業的官僚性質，其實股份制企業也一樣，因為企業的考核方式不能不是集中的。

      彭才棟認為有必要宣傳國有企業在創新轉型中的重大作用。有新聞報道提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發表的《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2-2013》藍皮書中指出，以辦理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擁有發明專利數，還有新產品工業總值與科技經費支出比這四項指標為依據，說國企的創新表現最差，國企拖了創新的后退。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國家所謂的專利，實際上絕大部分沒有多少科技含量，所以用專利數量來衡量是很不合適的。科技進步水平，用另一個指標來衡量可能更合適，那就是國家科技進步獎。2011年到2014年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獲獎項目5個，其中中央企業主導、參與的項目4個；一等獎獲獎項目49個，其中央企、地方國企主導、參與的項目25個，超過半數。這些指標比剛才藍皮書提的指標有說服力多了。還有的用“新產品工業總值與科技經費支出比”這個指標，但新產品工業總值有很大水分，因為我們很多新產品工業實際上都是進口高附加值的組裝，本質上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總之，在當前，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自主創新和產品升級的情況下，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是非常重要的，堅決支持習總書記的講話。

        蕭江認為，1998年穩增長成功的經驗不是當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而是與經濟周期的變化、簡政放權和基礎投資的發展，包括房地產的大躍進是有直接的關系。當前投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宏觀經濟的下降造成的。歷史早就證明在完全私有制的條件下，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發生的，和國企沒有什么關系，不能把經濟下行的責任推到國企身上。相反，國企在轉方式、調結構中有著巨大的作用。經濟結構性失調最主要的幾個問題，一個是戰略性和基礎性產業發展不足，一個是廣義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產業過于碎片化導致無政府狀態的競爭，要解決這些問題都要靠發展和壯大國企。壯大國企，不光是從國家性質和黨的性質來講，也有經濟上的實際意義。

       最后，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國有企業有著光榮的歷史、輝煌的成就，它的歷史功績和時代價值不容否定，它必將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承擔更多的歷史重任，大有可為。雖然我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多，相信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國有企業干部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國有企業一定能做大做強做優。理論工作者應該積極投身到國有企業改革的事業中去，到基層多調研，多提建議，為國企發聲，為“共和國的長子”的發展提供持續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