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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中國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
　　
　　正如20世紀80年代，托夫勒預言那樣：“我們正進入一個文化比任何時候更重要的時期”。21世紀，國際競爭態勢發生了由“硬力量”到“軟實力”的戰略轉移。榮格曾說過，二十世紀中葉以后，人類“造成了許多潛在的焦慮”。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現代化就是理性化。當人類的理性越發達，焦慮就越嚴重，而我們國家最大的焦慮則在于對中國文化存在的焦慮，即處于湯因比所謂“挑戰與應對”的態勢。一方面，外來文化的滲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屢屢被萎縮，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化深陷媚俗、淺薄、浮躁之中。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下，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因為它涉及人類生存和社會運行的合法性問題”。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迷失與西方文化的滲透
　　 中國傳統文化在濫觴之時便形成了“中國中心觀”，但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經濟、軍事、文化沖擊下，中國人開始走上重新審視本民族文化的艱難歷程，中國文化由此也走上了一條持續衰落的道路，傳統文化的流失和歧變觸目驚心。從五四以后對傳統文化的第一次批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新文化思想以及建國后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建構，以及后現代語境中對傳統、現代和后現代的共時態反思，使占主體地位的傳統文化被社會主義文化所取代，民族文化面臨著被解構的危險。一方面，世界文化的形成其真正的內在動因則在于文化本身，即不同文化之間具有同一性，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容。另一方面，在每個時代，總有某個或某幾個民族的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其他民族的文化則處在相對落后的狀態。文化間的沖突和碰撞，強勢文化必然給弱勢文化帶來沖擊。現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滲透深入到各個領域，中國文化正被區別于中國文化的多重異質文化所覆蓋，而且其殘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過程進一步掃蕩，中國文化已經或正在被邊緣化，這就是我們國家擺脫不掉的文化焦慮。然而，這種資本輸出帶來的文化傳播的趨勢幾乎是不可抗拒的。
　　（二）中國大眾文化與文化的大眾化
　　大眾文化的崛起是人類在發展中的一種巨變，標志一種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現。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 中國文化的大眾化已經漸成趨勢。大眾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化的主要實現方式，因為一個民族價值觀和道德文化都是通過大眾文化的傳承而得以生存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人們普遍認同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眾化進程，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文化的民主”，是社會走向平等的歷史性標志。但“它的特性在于能吸引人，而不在于能使人有所實現”，使國人產生了對“如何才能靠文化牟利”的焦慮。一方面，文化大眾化在獲得了大量的受眾的同時，對傳統文化消費結構有著強烈的破壞作用，消解了高雅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之間的區別，模糊了高雅藝術與商業活動的邊界，排除了文化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扼殺了藝術欣賞的想象力，使文化走向媚俗、平庸和平面化，成為“無深度文化”。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用工業化的手段，以滿足人們好奇心為內容傳播著人類共同價值觀念的同時，也是傳播意識形態消極因素的強大力量，渲染著脫離現實社會的、違背人類本性的和民族歧視的極端化傾向以誤導民眾，從而與中國倫理背道而馳，導致了精神貧乏空虛，瓦解了道德的基礎。可以說，中國大眾文化發展中出現的道德背離現象的根源在于它“直接地屈從于商品化、商業化與市場”。正如康德由盧梭的文明批判理論而提出了反思：有了文化，人類的秉賦得到發展，但同時又摧毀了人的美好天性，所以文化存在著“必須怎樣前進”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當然，文化大眾化不等于“泛娛樂化”，大眾文化中的庸俗和膚淺的價值傾向，并不是大眾文化的必然歸宿，問題在于如何給予大眾文化的傳播發展過程以正確的價值引導，以消除其對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脅。
　　 中國經過這一百年來的折騰，摧毀了舊文化結構，卻沒有新的文化結構同步產生和置換，這就加快了中國傳統文化失效和消亡，最終中國經濟的崛起并沒有帶來文化的崛起。
　　
　　二、出路：建構中華新文化，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說明了文化對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的影響，以及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哈瑞森、福山、亨廷頓等研究現代化的學者都不斷提出論證，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這也是勞倫斯?哈里森和塞繆爾?亨廷頓為什么在主編的《文化的重要性》書里，把此書的一個母題命名為“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原因。現在是我國文化危機與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刻，要繁榮興盛中華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為根本途徑。
　　首先，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準確定位和正確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個國家亡國不是這個國家被異族占領，而是文化不能被傳承。正因為如此，法國作家都德在《最后一課》里這樣寫到，當了亡國奴的人們，掌握了自己的母語就掌握了開啟自由大門的鑰匙。在中國傳統文化劫后余生，身受重創以及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熟稔與認同遠不如上個世紀的情況下，我們面臨著一個困境，即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中國傳統文化能否以它的歷史形態證明它在現當代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實現馮友蘭先生所說的“闡舊邦以輔新命”。要用寬容和理性的態度來重新定位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避免貴古賤今和厚古薄今，密切關注和發掘傳統文化中值得弘揚的精華，并將其有效地融入時代潮流，自覺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其次，正確處理中西文化的關系，加強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整合與同化，塑造“中華新文化”。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上曾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模式，如“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新學為體，舊學為用”；“罷黜西方百家，獨尊中華文化”；“全盤西化”等等。這些模式更多的是某種“文化的壟斷”或“文化的統制”。事實上，中西文化不存在孰優孰劣的比較，面對西方21世紀歷時態的多種“文化”，共時態地照單全收或全盤排斥，都不可能獲得價值的體認，因為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必須注意到中國的語境。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指出，“現代化并不意味著西方化。”即使存在一種全球性文化，那也只能是“一種不與特定時間或空間相聯系、沒有民族根源與民族裔的文化”。這種“膚淺”的文化不可能取代民族文化，因為“它沒有觸動絕大多數民族成員的心弦，這些成員是按階級、性別、地域、宗教和文化劃分成的習慣性共同體。”多元時代不是求同，而是求異尊重差異性。正確的思維應該像羅素所說的，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既要向西方學習，又不要成為其奴隸，即亨廷頓所言，我們完全可以既要現代化，又要中國化。在中西兩種文化過濾和文化交互作用中，選擇符合人類文明精神的精華，重新鑄造我們中華民族的靈魂，建設符合現代化需要的中華民族的新的科學文化，達到 “中西合璧”，這就是我國未來文化轉型后的“中華新文化”。這是一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多元文化，其中中國文化處于中心話語地位。
　　第三，正確處理大眾和文化的關系，警惕和抵制大眾文化的低俗化和媚俗化現象。世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大眾文化也要隨著變化發展的大眾而變化發展。但文化大眾化不等同于“大眾的參與”，應當警惕大眾化帶來的精英文化的“邊緣化”和文化淺表化的“反文化”現象。在市場邏輯中的大眾文化被嚴重地物化，是無法給人們在價值取向上的正確引導。如何保證站在時代和歷史的高度上，使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彼此能夠保持在一定張力的基礎上尋找最佳結合點，最終以優秀的文藝作品和真正的文化力量感動大眾，引領大眾的精神，形成一個時代的氣質，這才是大眾化的真正要義。大眾文化要給人以正確的價值引導需要超越市場，問題在于要提供一種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條件。一方面，用文化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引導，避免大眾文化產品的價值偏離。對于文化大眾化關鍵在于提倡和抵制這兩端，難點在于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這是對于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一項新考驗。另一方面，完善文化產品的評價機制，正確處理文化與大眾的關系問題，用大眾對文化產品鑒賞力的提高來促使大眾文化產品追求思想和藝術的高品位。只有文化與大眾形成良性的互動，人民大眾才能在大眾文化的指引下不斷進步，進步的人民大眾又促使大眾文化不斷向前發展。
　　 最后，深化對中國文化體制的改革。一方面，中國龐大的文化管理體制，依然沿襲固守傳統的思想意識、運營模式和管制手段，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勵創新，而在于控制。正如哈貝馬斯說過的，最大的困境來自于“行政行為領域和文化傳統領域之間界限的模糊，也就是，文化系統被行政行為進行有意識的控制。”當然，無論在任何國家和地方，文化規制是需要的，但文化領域應當有屬于自己的自治空間，有平等對話的機制。中國文化復興和文化軟力量崛起的主體并不僅僅靠政府，更多地是靠社會。只有當文化活動超過了邊界，國家規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規制的唯一目標就是在文化創造和公共利益之間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文化管理中頗具中國特色的部門分割、交疊、缺位問題，造成的職能交叉與權責不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文化危機更多的是我們自己所制造的。中國的文化問題是綜合的問題，必須要有綜合管理的機制，必須達到綜合權能的統一。從根本上而言，沒有文化管理體制的大變革，就不會有中國文化的復興和文化軟力量的崛起。因此，要擺脫文化危機，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確要求，著眼于激發活力、壯大實力,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在面上推開、向縱深進展。只有這樣才如同馬克思所說的，我們也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總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里處理中國的文化危機，必須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同時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重塑“中國文化身份”，使中國由“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進入“文化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