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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國家政治認同整合機制的實踐思考

點擊：作者：蘭青松王茂美來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布時間:2015-03-16 22:58:03

　　【內容提要】生活在村落中的少數民族，政治生活主要在社區政治體系中進行，社區政治體系是在國家與社區的互動中建構起來的。多民族國家政治認同整合機制的構建應以社區政治為“實踐場域”，拓展社區居民政治實踐空間，有效均衡與協調社區公共資源和發展社區經濟，充分利用社區現有資源，并關注社區成員的利益需求，以實現多民族國家政治認同的有效整合。

　　村落社區在少數民族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社區政治體系與國家之關系以及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性，決定了社區政治是政治認同整合“實踐場域”的最佳選擇。政治實踐空間的不足是少數民族村民政治認同無意識的根本原因。政治認同整合必須以拓展村落成員的政治實踐空間為基礎平臺，從社區政治體系的運行現狀出發，通過非組織形態公共領域的制度化、完善現有社區權力運行機制、使親屬合作關系向組織合作關系過渡等方面，來拓展與完善村落成員的政治實踐空間。利益是人們關注政治體系的根本動力，政治認同整合必須關注少數民族成員的利益需求，建構有效的社區利益均衡機制。少數村落成員在實踐中擁有平等的利益表達權和話語權，是建構有效利益均衡機制的關鍵。經濟發展是政治認同整合的根本保障，改善少數民族村落的基礎設施狀況，加強村落的對外交流與互動，增強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內源動力，是實現政治認同有效整合的根本性保障。

　　一、社區政治：政治認同整合的重要“實踐場域”

　　學者徐勇描述的鄉村社會是：“鄉村社會已不再是封閉的、與外部隔絕的、自給自足的、缺乏分工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是進入了與外部、與他人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和依存度的‘社會化小生產’階段。”[1]在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狀況、民族傳統文化等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少數民族村落成為地域邊界、精神文化邊界、利益邊界、甚至是家族邊界交互重合的共同體。村落中的土地及周圍的自然資源是少數民族成員的“衣食之源”；村落中的民族宗教信仰是少數民族成員的“精神家園”；村落中的各種互助合作關系、民族文化、民族節日活動，是少數民族成員的“情感歸宿”；村落中的各種人情世故是少數民族成員的“生活調味劑”；村落中的各種傳統道德、民俗、慣例、是非輿論是少數民族成員生活秩序、利益分配的“維持者與監督”。這些都表明，少數民族村落具有多重功能，它是社會的具體呈現，少數民族成員的社會化、政治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等，主要在村落中進行和完成。

　　從社區政治體系來看，我國社區政治是在國家與社區原有治理模式的互動中建構起來的，它既源于國家進行統一管理的需要，也源于社區內在的需求動力，“村民自治作為一項外部性的制度嵌入到鄉村社會后，也必然受固有的鄉村社會特性所制約。”[1]由此決定了社區政治兼具國家與社區的雙重特點。這種雙重性體現在社區政治體系的各個層面：在國家政治理念占主導性地位的前提下，社區本身擁有的反映社區情理的本土價值理念以隱性的方式同樣在發揮著作用；國家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社區政治的建構與運行提供了明確的規范依據，同時社區原有的治理習俗與模式對社區成員同樣起著規范作用，實踐中《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制度規范得到了變通執行；社區政治組織機構的設置數量、設置模式、職務及對應的權力和責任的大小、職位的職責范圍等，同樣也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而設立的，執行國家政治體系的相關政策是這些組織機構的重要任務之一，實踐中這些組織機構的功能發揮還得依托村落原有的權力運作模式；社區政治體系中的村干部行為具有明顯的雙重性，他們作為社區和國家之間的“中間人”，其行為在社區與國家的選擇區間中，因社區差異和自我利益權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社區政治的建構基礎集社會性與政治性為一體，它是“非官方”的自治體系，其組織機構、人員組成都不屬于國家官方系統。社區政治體系同時也是國家旨在提升國家認同而進行的一體化的政治建構，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社區自治體系由社區成員民主選舉自治機構的組成人員，體現了自下而上的建構方式。另一方面，社區政治體系的建構，是在國家自上而下的指導下，依照國家相關法律與政策的規定來操作的。由此可見，社區政治體系的內容組成、建構基礎、建構方式，都是在國家與社區的互動中建構的。正如中共十八大報告所言，“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2]

　　從社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的政治認同之關系來看，社區成員的政治認同兼具了對社區政治體系的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之間辯證關系體現為：社區政治體系的認同主體同時也是國家認同的主體，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影響著國家認同；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一定的張力關系，社區政治體系所代表的是社區共同體的利益，這一利益具有局部性和排外性，國家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共同體的利益，國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對社區政治體系施加影響；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以國家認同為根本保障，社區政治體系缺少了國家的有力支撐，也難以實現對社區的有序、有效治理；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以國家認同為最高目標與最終歸宿，政治認同是國家政治體系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合法性支持，一體化國家認同的形成是國家努力實現的目標。

　　由此，從村落在少數民族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社區政治體系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社區層面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這三個層面可看出，社區政治無疑是政治認同整合“實踐場域”的最佳選擇。

　　二、拓展政治實踐空間：政治認同整合的基礎平臺

　　從法理上說，我國少數民族的政治建構為少數民族成員提供了廣闊的政治參與空間，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在社區層面，對少數民族成員的政治參與權利都給予了明確的制度與法理規定。但受制于我國正式制度和法理規定的“剛”性不夠、制度和法理規定“因人而異”的現實，實踐中少數民族成員的政治參與機會并不多。從社區層面看，社區村干部選舉、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參與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徑。實證調查結果顯示，不少村落的村干部選舉均處于非正常運行狀態，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極少召開甚至是不召開；在國家層面，我國《憲法》規定：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遺憾的是在本研究的所有調研對象中，包含村干部在內的所有村民均表示無人參加過任何人大代表的選舉。“民主關注的并不是政治位于何處，而是如何體驗政治。”[3](P40)在缺少政治實踐的前提下，要求少數民族成員對政治有明確的感受是不現實的。從現有的少數民族社區自治狀況出發，可考慮從以下幾個層面拓展社區成員的政治實踐空間。

　　其一，非組織形態公共領域的制度化。習慣對村中事務有所議論是村民的一種生活方式。實證調研結果顯示，輿論成為村落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在非正式場合議論村治過程、村落的利益分配問題及村干的工作行為等稱之為村民的議論性參與。村落中紅白喜事的場所、小商店旁、有固定時間安排的趕集市場等，往往成為村民們議論性參與的集散地，“初級市場形成了鄉村中一個其結構和功能不同于自然村落的熟人社會——這是鄉村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熟人社會……初級市場為農民和干部們提供了一個非正式但卻十分重要的議事場所。”[4](P408－409)與那些有一定組織依托的公共領域相比，這些公共領域零散而具有自發性，故暫且稱之為非組織形態的公共領域。顧忌別人說閑話是村民的特質，可運用村民慣于議論性參與而建構一定的監督機制。村民議論可通過以下途徑影響公共權力的運作：通過議論對村級正式組織的決策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村民對于村落的公共事務議論多了，很容易形成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的形成早晚會有一天通過各種渠道對村級正式組織產生影響；議論對干部的公共行為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如果村民認為干部處理問題不公時，在一定的場所進行訴說成為首選，希望得到村民的理解和同情，事實上這樣的訴說能取得一定效果，如果村干部對此置之不理，聽到議論的相關人就會感到沒面子，同時思考采取一定的方法挽回自己的面子；議論還可維護村落公共權力的權威，如果村級組織做出了有利于村民的公共決策，而個別的村民不履行應盡的義務，村民的議論對他來說就是一種壓力。誠然，村民們對村落事務有所議論似乎是天經地義、歷來有之，只不過公開化、合法化、制度化的議論機制卻并未形成，“我們以為，當討論、辯論和論戰成為思想和政治的游戲規則時，政治、思想等就不再受少數人暗里的操縱和控制，也不能再躲在權力的背后愚弄民眾了。”[5](P24)

　　其二，完善現有社區權力運行機制。自1987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以來，農民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獲得了法理依據，作為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向村民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村民會議每年審議村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并評議村民委員會的工作；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在少數民族村落，這些規定主要還停留在“書面”而并未走進實踐。少數民族村落目前所存在的兩大問題壓縮了村民的政治實踐空間：一是村干部產生的非規范操作，村干部“內定”、“指派”、選舉程序不規范等現象較為普遍；二是村委會和村級黨組織集決策者、執行者、監督者為一體的角色地位。在村治過程中，無論是“農業稅費”時期，還是“后農業稅費”時期，村委會和村級黨組織集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于一身，差別只在于：“農業稅費”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協助鄉鎮政府征收各種名目繁雜的稅費，村干部主要扮演汲取型角色，村民與村干部之間接觸頻率高并伴有一定的矛盾沖突；“后農業稅費”時期村委會和村級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實施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農支農等“農村新政”，村干部主要扮演宣傳型、輸送型角色，大大減少了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沖突。據調查，“后稅費農業”時期的少數民族村民在村治體系中處于原子化狀態，除非是被列為新農村建設示范點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示范點的村落社區(如水族村落社區)，這些村落中的村民還能感覺到村落公共事物與自己相關。一般的少數民族村落，既沒有集體財產，也沒有“農業稅費”時期該完成的任務，村民盡管身處社區政治體系中，實踐中卻更多處于社區政治體系之外。由此，必須使村民在村治中“身體力行”，真正實現村民在社區自治體系中的主體性地位。正如“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力。”[6]

　　其三，由親屬合作關系向組織合作關系過渡。親屬關系在少數民族村落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少數民族的親屬關系范圍甚廣，既包含直系血親、旁系血親、姻親等有明確法律規定的親屬關系，還包含各種結拜而成的兄弟姐妹關系。早期的大部分少數民族村落由家族繁衍、擴展而形成，家族曾經是我國農村社會治理與發展的“中軸”，其功能滲透于鄉村社會的各個領域，“村落家族的功能可以分為兩大方面：族內功能和族外功能。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觀之，族內功能的基本作用在于維持村落家族的生存與發展，保證村落家族作為一個系統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族外功能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證村落家族作為系統與環境之間的交流，或稱能量變換和物質循環，即如何從環境取得推動系統的動力與活力。”[7](P105)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與家族傳統功能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基礎逐漸被削弱，“現代社會的演進，在突破家族的界限的地方，均要求它能適應這一變化，并與現代社會交流。這種交流往往使村落家族內部積聚起一種分解力量，因為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家族文化的價值觀頗為不同。”[7](P105)由此，家族傳統功能與地位的逐步消退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普遍現象。當然，這種消退并不是單向的，“在現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呈現為雙重的運動：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受歷史運動總態勢的推進，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社會的某些因素，當代社會條件的某些因素，又可產生強化家族文化的客觀要求和主觀愿望。”[7](P147)少數民族村落中的各種親屬關系依然在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親屬之間相互合作、互幫互助村落中占主導地位。這并非表明，少數民族村落的家族功能一成不變。隨著時代發展，少數民族村落的家族功能也發生了轉型。盡管少數民族之間的親屬合作關系并沒有很強的排外性，但這畢竟是建立于“身份”、“人情”基礎上的合作關系，而非以契約、規則為中介的合作。誠然，親屬合作關系也能增強村民抵抗風險的能力，并對村落秩序給予一定的維持，但長期如此下去，則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少數民族成員繼續維持的小共同體狀態，與之相適應的是封閉、落后的小共同體意識；二是親屬合作關系在現代化力量的沖擊下逐步分解，失去親屬合作保障的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分散化的個體狀態，村落成員之間失去凝聚力，這正是目前大部分漢族村落面臨的現狀。少數民族村落的親屬合作關系至少表明，村民之間依然有很強的合作意識和合作傳統，在此基礎上采取因勢利導的措施，使之從親屬合作關系向組織合作關系過渡，也是拓展村落成員政治實踐空間的又一重要舉措。

　　三、公共資源的有效均衡與協調：政治認同整合的核心任務

　　利益是一切政治行為的根本動力，在資源總量并不能滿足所有個體需求的前提下，人們對政治體系的認同狀態取決于其能否建構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以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公共資源的分配權。中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政治動員之所以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動員口號并沒有解決小農生產者所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的所有權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是利益意識覺醒最快的群體之一，“因為他們原來就處于整體性利益結構的邊緣上，因而被控狀態(從經濟領域說)相對薄弱些，使他們容易產生沖擊原有利益結構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要求，從而使中國經濟改革的大潮得以首先在農村掀起。”[8]奧爾森的集團理論指出，“除非在集團成員同意分擔實現集團目標所需的成本的情況下給予他們不同于共同或集團利益的獨立的激勵，或者除非強迫他們這么做，不然的話，如果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有理性地尋求使他們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們不會采取行動以增進他們的共同目標或集團目標。”[9](P3)關注社會公共利益的正義性分配，是政治的本職任務。對于少數民族村落來說，村落中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是成員的衣食來源，村落中的人均耕地面積顯示出，適宜耕種的土地相對于村中的人口數量來說是短缺的；此外，國家近年加大了“惠農”補貼，這些補貼經過“層層過濾”，最后進入村落的也是所剩不多，在村民沒有任何其他可替代生活來源的情況下，這些補貼也成為村落公共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此，在村落公共資源短缺的前提下，對公共資源的爭奪手段通常表現為兩種：一是村干部利用體制賦予的權力和體制本身的缺陷，優先占有資源或將優先權給予那些與村干部有特殊關系的人或家庭；二是一些村民利用家族或其他關系公開對公共資源提出占有和使用。這樣的資源分配關系，是村民對村干部的總體評價不太高的原因，它使村民缺乏政治參與的興趣與動力?？梢?，構建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是推動村民參與和關注社區政治的主要動力。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進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2]

　　少數村落成員在實踐中擁有平等的利益表達權和話語權，是建構有效利益均衡機制的關鍵，“農民利益缺乏真正意義的政治表達是中國農村逐漸衰落和農民淪為弱勢群體的主要原因之一。”[10]平等的利益表達與話語權不僅是機會的平等，還必須是過程的實質性平等：利益相關人要擁有發表各種意見、質疑、詢問、協商等權利的同等機會，且行使這些權利的利益相關人要受到相應的保護；利益分配過程必須以規范、公開的程序與規則為依據。羅爾斯對機會平等與過程平等之關系進行了很好的論述，“公平機會原則的作用是要保證合作體系作為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除非它被滿足，分配的正義就無從談起，即使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在純粹的程序正義中，利益分配一開始就不是對一定量的可用于已知個人的特定欲望和需求的利益的分配。”[11](P88)當然，羅爾斯認為，只有在一種正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才能存在正義的程序；且正義的程序若被人們恰當地遵守，其結果也會是正確的或公平的，而無論它們可能會是一些什么樣的結果。羅爾斯的理論觀點給予的啟示在于，機會平等是建構利益均衡機制的邏輯起點，過程平等是利益均衡機制形成的保障條件。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說機會和過程的平等一定會帶來結果的平等(因為結果平等的問題本身又牽涉到利益相關人的主客觀差異等一系列復雜問題)，但值得肯定的是，機會和過程的平等是能給人們帶來一種平等或相對平等感的，這種平等感的獲得恐怕是更為重要的。平等的利益表達與話語權既是建構少數民族村落利益均衡機制的主要信息來源，也是疏通村民利益需求矛盾的主要渠道。美國政治學家蓋爾斯敦把公民所需的德行分為四類：一般德行(如守法、忠貞等)、社會德行(如獨立、開放心靈等)、經濟德行(如工作倫理、延后滿足的能力等)、政治德行(如尊敬他人權利的能力、參與公共對話的意愿等)，其中參與公共對話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德行，公共對話是一種政治說服而不是控制或強制。[12](P171)1998年至2006年，云南發生涉及少數民族參與的較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共52起，其中一半以上是因水源、土地、山林、礦藏等利益矛盾而引起的。僅2008年上半年，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就因利益糾紛問題而引發了兩起震驚全國的群體性沖突事件。①在公民日益注重自我利益訴求的時代背景下，要求政治體系必須擁有有效的利益均衡機制來解決各種利益矛盾。利益均衡機制的形成必須是利益相關者平等協商的結果，實踐中政治體系沒有為公民提供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和保障公民擁有平等的話語權，是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重要因素。

　　平等的利益表達與話語權還存在如何具體操作的問題，“將缺乏自我表達與自我組織的廣大村民引導到能夠自我表達與自我組織的現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核心任務。”[13](P175)平等的利益表達與話語權必須采取規范化、組織化的方式進行，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確保目標的實現。正如前文所指出，少數民族村落成員并不缺乏合作意識，但他們目前的合作尚處于主要以親屬關系為合作范圍的封閉合作狀態。這種小范圍的合作猶如奧爾森指出的，“集團規模小，一個成員的行為就會對其他成員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個體間的關系非常重要。”[14](P34)當然，這種合作關系與少數民族村落的封閉性密不可分。即，村落與外界環境之間存在“荷包蛋現象”，蛋黃歸蛋黃，蛋白歸蛋白，互不融合相關。[15]目前云南大部分少數民族村落還處于杜贊奇所描述的狀態，“其一，在鄉村社會中，市場狀況并未能操縱所有經濟交易；其二，國家立法并未能很好地保護交易雙方的利益。”[16](P170)在這樣的狀態中，村民個體往往只有依賴親屬或村落權威力量，才能更好地預防與抵抗生產、生活中的風險。然而，很多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往往是部分小團體或地方權威的策劃煽動結果。運用村民的依附性、從眾性而驅使村民采取非規范的手段進行利益訴求，結果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與代價，其中也反映出這是村民在自我權益缺乏保障前提下的無奈之舉。由此，少數民族村落成員形成組織化、規范化的利益訴求方式，才是其真正獲取平等的利益表達與話語權的明智之舉，這就必須注重村落民間組織的建設。學界一般將村級組織分為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和非法組織。正式組織是指按照法律規定成立并履行一定正式功能的組織，它有鮮明的組織程序、目標和規則。非正式組織指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也沒有明文禁止，但在實踐中得到民眾認可和擁護的組織。非法組織指法律明文禁止的組織，主要體現為宗派組織和非法宗教組織。無論是村級正式組織還是非正式組織，都應該能夠承當以下功能：一是村民通過這樣的組織來傳達自己的意志，表達和保護自己的利益，監督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二是依托這樣的組織，村民能增強自我保護的能力；三是這樣的組織能幫助農民搜集信息、彼此交流經驗、提高自身素質，共同規劃社區治理與發展；四是它能減低國家管理農村社會的成本和代價，穩定農村社會秩序，成為國家在鄉村治理的助手。當這樣的組織形成之時，也是村落成員與政治體系之間良好互動關系的形成之時，這恐怕是政治系統的最大生命力所在。“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公共領域，對任何類似真正的民主(或‘激進’民主，用當代話語來說)的認知都是不可能的，古希臘人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并不比滋養并賦予其生命力的公共領域更強大。”[17](P132)

　　四、經濟發展：政治認同整合的基礎性保障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2]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已為人類實踐所證明。從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延續來看，經濟發展成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生產活動結果的直接體現，為人類生存的延續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從人類的交往活動來看，各種交往工具、交往服務、交往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都離不開經濟發展，它們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從人類的發展來看，人類獨特之處在于其總是有提升自我的需求，而人類提升自我過程中所依托的各種資源，同樣離不開經濟發展的支持。經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影響還在于，經濟生產實踐活動是把人類社會各個環節聯結起來的中介，“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實踐的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18](P109)經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并不代表經濟單向性地決定一切，而是表明經濟發展對人類其他方面的發展具有基礎性影響，也并不否認其他因素的積極作用。“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并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19](P506)

　　經濟與政治之間處于復雜的互動狀態，經濟發展為政治發展創造可能性條件。馬克思主義非常強調經濟基礎對政治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但也從不否認政治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經濟的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并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偟恼f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19](P482)經濟與政治互動的復雜性在于，這種互動是在一定的時空背景及社會歷史文化基礎上進行的。“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于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系，認為這種聯系并不存在)向前發展。”[19](P477)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作用中，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結果呈現各種狀態，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充斥著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排斥、相互牽制、相互融合等現象，但經濟發展始終為政治發展創造可能性條件。二者之間既有相對明確的邊界，又能相互促進是政治與經濟關系的最佳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另一個層面，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總體發展并不均衡。從宏觀來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所呈現的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現狀已經表明，那些集西部、邊疆、農村為一體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依然處于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末端；在微觀層面，實證調研顯示，少數民族村落成員人均耕地面積少，收入來源單一，人均收入較低。以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財富資源過度集中化，既給政治參與帶來很大的障礙，也潛隱了很多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憐的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講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么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被人輕視。”[18](P367)在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縮小收入差距以實現少數民族經濟的均衡發展，是實現政治認同整合的基礎性保障。經濟發展從根本上影響著政治認同的理性程度，決定著政治認同的呈現狀態和變遷。本研究中的少數民族村落，大部分村民尚處于溫飽或剛脫離溫飽狀態，例如傈僳族村落均有一定比例的住戶存在飲水困難或水質未達標，對外交流的交通基礎設施狀況很差，這些都從根本上制約著村落成員的政治認同。目前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存在的一大現象是，除了那些民族文化傳統遺產被確定為具有重要保護價值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或是那些被國家列為主要支持與幫扶對象并作為重點示范基地來建設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或是那些本身擁有天然稟賦的自然旅游資源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外，其他大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區均處于經濟發展的邊緣化狀態。由此看來，國家的“外援式”發展投入應該注重區域均衡。這些投入應該主要用以改善少數民族村落的基礎設施狀況，加強村落的對外交流與互動，增強少數民族的內源發展能力。少數民族村落的經濟發展將會對少數民族的教育發展、對外交流、村民低層級凝固化的社會地位狀態等方面產生一系列影響。當然，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優劣兼備，但這卻是少數民族村落發展和政治認同整合所必須經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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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①其中一起發生于2008年4月20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縣政府工作組在對該縣猛硐鄉灑西片區礦山進行治理過程中，與村民無法就補償地基和耕地方面達成共識，當政府試圖幫助開發公司強行開工開礦時，雙方發生了激烈沖突，造成5名警察受傷，另外聚眾襲警人員10人受傷、1名苗族村民死亡。另一起發生于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發生因膠農與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而引發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當地500多名群眾與公安民警發生沖突，致2人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眾受傷，9部車輛不同程度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