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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李捷：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績不容抹殺

《中國社會科學報》第502期 作者：李捷

【核心提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

自毛澤東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時有泛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犯的錯誤說成是“罪惡”。例如，把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重大決策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困難，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為。二是用西方的“權力斗爭”說來歪曲和圖解黨的歷史，把延安整風、高饒事件，乃至廬山會議錯批彭德懷、“文化大革命”造成劉少奇冤案等等，統統被說成是毛澤東為了“個人權力”而搞的黨內斗爭。三是有意抹殺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把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說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

在這種“非毛化”思潮的背后，實際上是近年來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作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打著“反思歷史”的旗號，專門撿我們黨犯錯誤的歷史來大做文章。在他們的筆下，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所謂“血淋淋的歷史”；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的歷史性巨變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今不如昔甚至還不如重做西方列強殖民地的所謂“倒退發展史”；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毛澤東作為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領袖的形象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還要殘暴的“封建專制暴君”。由此可見，他們所要虛無掉的正是中華民族的脊梁與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的驕傲與希望。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得好：“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反之，“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由此可知，“非毛化”絕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而是個歷史觀的問題。歷史觀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價值觀念的集中體現。它所涉及的是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問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根本問題。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對歷史人物、歷史現象、歷史事件的褒貶，直接影響到對當今相關人物、現象和事件的價值判斷。一定要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并對國民進行相關教育的極端重要性。

為了達到“非毛化”的目的，有人還從表象入手，割裂歷史，炮制“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毫無貢獻”的說法，這顯然有悖于歷史事實。中國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的。說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點，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1956年。其實在此之前，這種探索就已經開始了。其成果具體地體現在1954年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里，體現在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里。

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4年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不僅明確了共和國的性質，而且從根本制度上把有別于蘇聯蘇維埃大會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起來了。再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和新中國一起誕生，并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延續下來，成為長期堅持的基本制度。還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就把有別于蘇聯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根本上確立起來。

以上這些，都是同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各國相比獨具特色、富有創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制度結晶。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動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同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也具有時代的和歷史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盡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任務，體現了理論創新上的高度自覺，并且在許多方面開始具有自己的特點，但從經濟體制上說未能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制約，而那些具有中國特點的制度也因為不斷受到“左”的沖擊，或者未能繼續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堅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開始發展，中共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被根本動搖，此后幾經反復，終于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使“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演變成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根本實現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歷史轉折，就歷史地落在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由此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也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