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抓住并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以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是黨在百年奮斗中得出的一條寶貴經驗。從特定意義上說,10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回顧和總結 100年來黨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歷程、重大成就和基本經驗,對于我們在新的征程上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挑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黨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歷程
100年來,我們黨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實踐,始終貫穿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和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整個歷史進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注意抓住并解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我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同歷史階段,這一主要矛盾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
為拯救民族危亡,改變中國的悲慘境遇和命運,中國人民和仁人志士進行不懈抗爭和探索,輪番出臺了各種救國方案,但均以失敗告終。1921年 7月,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面對北洋軍閥及其依附的帝國主義勢力對人民的壓迫,1922年 7月召開的黨的二大指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明確提出了民主革命綱領。在領導工人開展罷工的過程中,黨逐漸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黨推動并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領導全國反帝反封建偉大斗爭,掀起大革命高潮。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黨的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并對中國革命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大革命雖然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
隨著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大革命走向失敗。1927年 8月,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此后,黨領導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起義。毛澤東領導軍民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黨領導根據地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由于黨在工作中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紅軍連續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鞏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毛澤東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為了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者,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全面抗戰路線,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辟廣大敵后戰場和抗日根據地,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英勇作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黨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經過浴血奮戰,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1946年 6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的支持下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妄圖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為了徹底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黨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領導廣大軍民逐步由積極防御轉向戰略進攻。同時,黨中央在解放區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土地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黨領導人民解放軍打贏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總之,黨領導人民無論是開展大革命、土地革命,還是進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是為了解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深刻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在解決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基礎上,努力解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和人民面前,還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困難,面臨著很多考驗。軍事上,人民解放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經濟上,新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這表明,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為了徹底解決這一矛盾,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黨將官僚資本沒收歸人民的國家所有,并采取措施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同時完成土地改革,進行社會各方面民主改革,實行男女平等,鎮壓反革命,開展“三反”“五反”運動,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消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殘余勢力。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初步發展,中國已經具備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機和條件。1952年 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上寫的批語中,指出了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即“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為了徹底解決這個矛盾,1953年,黨中央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導下,黨有步驟地推進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由初級到高級逐步過渡的改造形式。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黨領導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成為黨面臨的嶄新課題。1956年 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個問題,即“十大關系”,初步提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新方針,標志著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新的重要認識。9月,黨的八大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并深刻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這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1957年 2月,毛澤東發表了《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發表時改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八大的正確判斷和毛澤東關于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的理論觀點,為我們黨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學指導。這一時期,黨帶領全國人民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顯著成就,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注意抓住并認識和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1978年 12月,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9年 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就對當時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準確、全面的判定。這一論斷,在后來黨的幾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黨的十二大指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黨的十三大基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明確指出:“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四大指出,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位置。黨的十五大強調,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貫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牢牢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解決這一矛盾,還需要進行長時期的艱苦奮斗。黨的十七大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兩個沒有變”的重要判斷,為全黨保持清醒頭腦、深刻把握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提供了重要指導。這一時期,黨帶領人民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在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方面取得輝煌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領導人民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懈奮斗。
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為了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十九大強調:“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和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要求,繼續深化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認識,并作出了一系列戰略性部署。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根據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提出了“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方針和 2035年遠景目標,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體現了黨中央以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依據,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戰略謀劃。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科學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基礎上,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生機活力。
二、黨領導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取得的重大成就
100年來,黨在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分析和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要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意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解決不同歷史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引領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實現黨的理論的重大創新
一方面,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探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實際,豐富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特別是進一步闡釋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辯證統一關系原理,并以此為指導揭示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同時也深刻指出其在不同時期的具體表現形式。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推進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矛盾解決的過程中,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獨創性經驗。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大理論觀點,第一次明確闡述社會主義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及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提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在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黨不斷深化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逐漸形成了要根據主要矛盾“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必須更加重視和始終堅持發展生產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等重要理論觀點。
另一方面,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探索,也有力地推動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飛躍的歷史進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于對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我們黨弄清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和前途等問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基于對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深刻認知,我們黨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把改革作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并在此過程中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深刻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標志著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境界,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新發展,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重要體現。
(二)引領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發展
100年來,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解決,推動了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這主要表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復雜的社會矛盾中認識到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通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戰勝國內國外一系列嚴峻挑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改革開放以后,黨從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出發,將改革開放作為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新判斷,而且從全局上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并將其落實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項工作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三)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100年來,黨始終將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貫穿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之中,將滿足人民需要鐫刻在時代答卷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鄧小平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政治立場,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在推動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從生存、生活到發展的利益得到切實和全面的維護。黨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行了不懈奮斗,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這些成就概括為一點,就是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從受奴役受壓迫到翻身當家作主人,從饑寒交迫到全面小康,中國人民的生存、生活、發展利益得到有效實現和切實保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體現了我們黨在解決中國社會矛盾問題中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黨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解決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人民徹底擺脫了被欺負、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了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黨提出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領導人民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積累了重要物質基礎,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繼續科學分析、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其轉化方向,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黨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在推進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中帶領人民持續推進小康社會建設。從黨的十二大首次把“小康”作為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到黨的十三大制定“三步走”現代化發展戰略,到黨的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到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到黨的十八大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再到黨的十九大作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戰略部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錨定目標、接續奮斗,使全面小康目標一步步成為現實。中國的全面小康,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小康;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需求,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小康;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多維度、全方位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成就,深刻體現了我們黨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中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和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為崇高理想奮斗和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完成黨的各項工作和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切實貫徹和集中反映。
(四)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100年來,黨通過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也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黨領導人民通過解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既有力地推動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極大地增強了他們反帝斗爭的勝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動了維護國際和平事業的斗爭,極大地增強了世界和平力量。黨領導人民通過解決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這個占世界 1/4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不僅是中國社會變革和歷史進步的巨大飛躍,也是國際共運史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極大地支持和推進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黨領導人民通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有力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向世界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當下,黨領導人民正在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努力。在 100年來接續奮斗的基礎上,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我們黨還提出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等,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
三、黨領導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經驗
100年來,黨領導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豐富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對于推進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解決、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認識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是行動的先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為我們黨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斷推動社會主要矛盾解決提供了行動指南。毛澤東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各種矛盾“呈現著復雜的情況”,“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特別強調,“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牢牢把握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這一主要矛盾及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制定了相應的方針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努力鉆研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和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基本觀點,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并指出,“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黨的十九大適時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判斷,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國際與國內等多維度出發進行思考得出的正確結論。在新征程上,我們要繼續深化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并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一是要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深入學習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階級與階級斗爭、社會生產與人的需要的思想,為研判、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理論支撐;二是要重點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中蘊含的觀點和方法,避免僵化地理解和運用個別詞句、論斷,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三是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努力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善于總結黨探索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經驗,并將其升華為科學理論認識,為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提供進一步科學指導。
第二,以我國基本國情和實際為基本依據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列寧指出:“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我們黨百年來的歷史深刻說明,黨和人民事業能不能順利發展,與我們能不能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準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略策略密切相關。而只有認清我國的基本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在諸多社會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銳地抓住主要矛盾,并自覺圍繞推動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來部署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今天,科學認識和處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要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我們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來謀劃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將認識我國基本國情同世情、黨情變化相結合,不斷加深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特別是要認識到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過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三,堅持依靠人民群眾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發展是社會矛盾運動的過程,推動這個過程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是解決一切矛盾、戰勝一切困難的根本保證。毛澤東指出:“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歷史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最廣泛的群眾的動員,我們才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解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鄧小平指出,“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才能順利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極其艱巨復雜的任務”。在改革開放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推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深刻指出:“只要我們緊緊依靠人民,就沒有戰勝不了的艱難險阻,就沒有成就不了的宏圖大業。”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繼續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通過正確認識、科學把握和努力解決不同歷史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斷推動我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當前,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意氣風發地向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邁進。在新的征程上,面對更加復雜多樣的矛盾和挑戰,我們必須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奮發進取、迎難而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在解決矛盾、化解風險中推動發展,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美好的未來。
作者:田天亮,安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田克勤,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1年第6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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