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講話“云遮霧繞,玄之又玄,其實是能力不夠、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問題的是非對錯,又怕承擔責任,所以只能裝腔作態,故作高深”。
-----習近平
從政是一項極具復雜性、艱巨性的工作,沒有較高的語言文字能力也即超群的學識、智慧、魄力等綜合素質,必然力不從心甚至事與愿違。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就是說優秀的政治家,往往同時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學問家。
偉大的政治家必有非凡的思想,偉大的思想必有非凡的表達。這也就是柏拉圖堅稱的,要么哲學家成為執政者,要么執政者成為哲學家,理想國才能出現。
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哲學家馬可·奧勒留給這一理論以有力的印證。他既宏圖大展,又人格高尚,巨著《沉思錄》流芳百世。“在二戰中拯救英國和世界的鐵血英雄”丘吉爾,1953年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少有這樣的幸運,胡適因而感嘆:“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是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余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
領導者的政治思想素質、道德品格素質、文化專業素質、組織能力素質,需要多方面長期的修煉和不斷刻苦學習來提高、保持。能力靠思維來養成,而修煉思維能力最基本的途徑就是結合工作勤奮學習并筆耕不輟。學習可以提升寫作水平,寫作必定促進學習深入。如此循環才能不斷增長知識,磨練意志,鞏固學習成果,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些動輒依賴秘書的官員,往往是思想貧乏或思維混亂的平庸之輩;那些講話只會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枯燥無味者,往往缺乏變革意識、開拓精神或創新能力,工作中往往要么不作為,要么亂作為。
毛澤東因而極其重視領導干部的寫作能力訓練,他一生親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并把“親自動手”作為一項規定,要求全黨嚴格推行。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
重視寫作使我黨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輝煌勝利。在淮海戰役的65天中,華東野戰軍的“秀才”們一共創作了40多首歌曲,后來選擇7首有代表性的歌曲,配上朗誦,連成《淮海戰役組歌》,并在押送56名國民黨高級軍官戰俘赴后方時演唱,贏得了這些特殊觀眾的熱烈掌聲。他們深有感慨地說:“聽了你們的歌,證明我們是必敗無疑的了。你們能文能武,人才出眾,戰爭還沒結束,你們的歌已寫出來,唱起來了,真叫人佩服!”
20世紀起,各種論戰此起彼伏,雄文一出,震聾發聵,摧枯拉朽,風靡一時,于是人們對寫作社會功能的重視也與日俱增。
戰火紛飛中,毛澤東激情澎湃地在延安禮堂縱論文藝創作,還作出一支筆勝過三千毛瑟槍的妙喻。這與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宣稱“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也不愿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的言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時期的蔣介石也在1950年國民黨的一次中常委會上,拿出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不無悲憤地說:“就是這么一本小小的書,把我們趕到海島上來了。你們寫得出來嗎?”可謂創痛巨深、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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