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適齡青年踴躍報名應征的積極性不高,參檢人數逐年遞減,致使出現“征兵難”的客觀事實。而且,“征兵難”的問題一年比一年突出,這也是各級兵役機關特別是基層專武干部最為頭疼的一件事情。導致“征兵難”的主客觀因素很多,但一些專家和學者總把目光集中在“體檢標準、年齡界限過于死板”、“城鎮戶口青年征集受限”等因素上,雖然有一定道理,可還是顯得“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沒有把根源問題說清楚,講明白。
筆者就大學期間的工作實踐和調查了解,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五個方面:一,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與父母的寵溺無度使得新生代(尤其是九零后)嬌生慣養,難以適應部隊的艱苦生活;二,市場化經濟的倡行和西方五大精神毒草的蔓延讓人唯利是圖,不慮家國;三,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令許多獨生子女陷入“忠孝不能兩全”的窘境;四,軍隊建設在“厚賞重罰,非諸俱行”這八個字上做的還有所欠缺,造成眾多仁人志士對“當兵入伍”望而卻步;五,部分青年對“亡天下”與“亡一姓”認識不足,在思維上墜入了“替誰保家衛國”這一偽命題的陷阱。
一,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與父母的寵溺無度使得新生代(尤其是九零后)嬌生慣養,難以適應部隊的艱苦生活。
這幾天,一篇《95后因拒服兵役被罰11萬 全縣單位內禁招聘此人》的新聞在網上迅速走紅。該新聞的主人公叫李宇,男,1995年6月出生,壽陽縣(隸屬于山西省晉中市)濱河管委會青年,共青團員,2015年9月自愿報名參軍到部隊服役。但在服役期間,因怕苦怕累、不愿受部隊紀律約束,拒不參加正常的訓練和操課,以種種理由逃避服兵役。縣人武部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先后多次前往李宇所在部隊耐心談話、教育引導做工作,但該青年拒絕思想教育,拒絕繼續留隊服現役,態度極其消極,并以絕食等極端行為相要挾,在部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直至被部隊按思想退兵做出處理。
“李宇現象”并非個案。“90后”新兵是中國軍隊歷史中管理和培養工作最艱巨復雜的一代,挑戰著基層軍事主官。據解放軍某部一份有關九零后新兵的調查報告顯示,九零后到部隊時普遍怕吃苦,有26%的九零后新兵在訓練期間曾找借口逃避訓練,其中3人私自離隊跑回家。個別九零后新兵難離礦泉水、可樂罐,甚至要求在崗樓里安裝空調。而部隊機關大院站崗執勤的九零后新兵中,有些手機時刻在手,屢禁不絕。駐旅日久,他們自由散漫、不守紀律、獨立生活能力不強、自私、犧牲精神差、脆弱、不善于團結協作等缺點和毛病也日益顯露。
此外,他們在部隊經受挫折時心理相對脆弱,患心理疾病的概率較以前要高。具體體現為:打不得、罵不得、碰不得、高難度的動作不學、有危險的課目不練。
溯古望今,我們不禁要問:那支信奉“生死沉浮尋常事,樂將宏愿付青山”的人民軍隊去哪了?在中共九十年的歷史中,又是什么使得這支軍隊能克服艱難波折、奮斗不息?是什么使其在內憂外患的多重壓力下突破險境、絕處逢生,直至打出了今天的東方強國?答案是紅色精神!
瑯玕出西極,光采粲九州!正是“草勁何懼疾風寒”的紅色精神,磨煉和孕育了一代偉人,培養和催生了無數革命志士,令他們義無反顧,將自己的青春和鮮血匯入中國革命滾滾洪流的熱情。曾幾何時,“它”曾令我軍驅除外侮,痛擊日寇;亦曾讓華夏奮揚國威,挫敗美帝!因此,紅色精神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在和未來的。它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我們民族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時值當下,如何讓“軍民團結”的井岡山精神、“蔑視困苦”的長征精神、“期于必成”的延安精神、“勇于開拓”的北大荒精神、“戒驕戒躁”的西柏坡精神以大眾喜聞樂見且兼入腦入心的方式得以傳承,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老大難題!
二,市場化經濟的倡行和西方五大精神毒草的蔓延讓人唯利是圖,不慮家國。
市場化經濟既能帶來物質的繁榮、工業的發展,也能帶來貧富的分化與人心的異變。
因此,美國在實施市場化經濟的同時,還不忘將平等守信的“契約精神”置于案榻;日本在效仿援引之刻,也始終將舍己成仁的“武士精神”奉為圭臬。這多多少少制抑了市場經濟對人倫道德和理想信仰的蛀蝕。
但中國在建立市場機制的剎那,卻將“文化道統”棄如蔽履,間接令西方的五大精神毒草“乘時抵隙”,蔓延開來。
“娛樂至死精神”讓百姓耽于庸俗,醉生夢死,這就失去了“智”; “成功學”教人變相厚黑,專為一己,這就失去了“禮”;“歷史虛無主義”讓青年蹈藉彝倫,三觀盡毀,這就失去了“義”;“極端消費學”鼓動大家奢侈糜爛,窮資盡歡,這就失去了“廉”;“性自由學”讓國人志欲無饜,甘于下流,這就失去了“恥”。
智、禮、義、廉、恥,是為人間五常。五常不樹,斯國殆亡!
面對現在只知崇拜“唯利是圖,不慮家國”這一理念的社會群體,單一宣揚什么“孔家舊學”已是治標不治本,必須加大決心,用“民族主義情節、大一統情節、愛國主義情節、英雄情節”改造我們的精神世界,用馬克思的民主計劃經濟學、帕特·迪瓦恩的談判協商經濟學和中國傳統的“管子輕重術”重構我們的經濟基礎,教化人心之舉方有可為!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大環境,卻還期盼人人“爭相入伍,多愿效死”的景象,只能是癡人說夢。
三,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令許多獨生子女陷入“忠孝不能兩全”的窘境。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成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目前,適齡青年群體中,獨生子女占據了相當高的比例,尤以城鎮最為明顯。這也無形中為兵員征集帶來一些不利影響。長期從事軍務動員工作的四川省雅安軍分區浦建國、田野,濟南軍區張世鋒、張路的調查表明,從各地近3年的兵役登記情況看,在報名參軍的應征青年中,獨生子女占了約一半。有的地區比例更高。
相對而言,獨生子女家庭條件較好,習慣自我為中心,從小拈輕怕重,短于為人處世,令其入軍從戎,家長自然很不放心。
其次,子女也囿于孝道親情,不能全身心的報國盡忠。由于沒有兄弟姐妹,自己一旦背井離鄉,不能朝夕在畔,父母又由何人照料?!
《孟子·萬章上》有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這是秦漢之際甚為流行的原則和道義。雖然世易時移,但是此話中的精神和影響難以磨滅。的確,讓一個獨生子女放棄“孝悌之責”而去“安疆戍邊”,在心理上是不好接受的??扇绻兇庑Х?ldquo;蘆衣順母”的典故,“鞠躬盡瘁”這四個字未免無處安放了,等于無形之中丟掉了凜然壯節!真是應了李密那句“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盲目采用美國政府“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所造就的窘境!
其實,關于艾奇遜的這種錯誤論調,毛澤東同志在建國前后早有回應:“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
回顧毛澤東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和人定勝天,審視如今嚴苛生育政策所帶來的難題——老齡化危機、勞動力不足與征兵難等等,我們都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當年的高瞻遠矚和卓異見識。
四,軍隊建設在“厚賞重罰,非諸俱行”這八個字上還有所欠缺,造成眾多仁人志士對“當兵入伍”望而卻步。
據齊齊哈爾市人民防空辦公室副主任井占芳、華北工學院“火炮設計與制造專業”教授孔慶堂等人調查走訪的情況來看,目前國家優撫安置政策基本符合國情,總體不錯,但某些在具體落實上存在偏差走樣和力度不夠,部分需要進一步調整完善。
筆者認為,在不改變或者現有優撫政策作部分微調基礎上,重點解決好落實尤其不走樣的落實問題,對進一步搞好優撫工作至關重要,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征兵難”的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比如有的地方優撫安置與地方人事制度改革、企業改制發生矛盾后,不是積極設法解決,而是單純以犧牲優撫對象利益、違反優撫安置政策為代價處理矛盾,導致有的地方不認真落實政府安置指令。河南、福建還出現過某些鄉政府以“財政困難”為由,誘導想當兵的青年簽訂“免享優撫金協議”。山東單縣孟路反映,該縣農村2003以來年均義務兵優撫標準被壓到650元,僅為當地農村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不到,距《兵役法》規定“不低于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的要求甚遠。顯然,調整完善優撫政策,尤其糾正現有合理政策的落實方面出現的偏差,是目前緩解“征兵難”的現實和有效途徑之一。
當然,僅僅把“調整完善優撫政策”作為解決“征兵難”問題獨一無二的“靈丹妙藥”,也不盡現實。要知道,有相當一部分勵志“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大好青年,他們的訴求和愿望并非執拗于“經濟的”,而更多是“政治的”。 而如今部隊轉士官、考軍校尤其在直接提干等方面,還是存在許多不正之風,這就間接冷了懷有遠大抱負、想要建功立業之人的心。
所以在今后的軍隊建設中,我們要在“厚賞重罰,非諸俱行”這八個字上下足了功夫,爭取讓那些毫無能力、品行不端,只懂跑官、要官的人受處分,沒出路;讓那些扎實肯干、嚴守紀律的同志被提拔、受重用。
五,部分青年對“亡天下”與“亡一姓”認識不足,在思維上墜入了“替誰保家衛國”這一偽命題的陷阱。
保家衛國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是一種神圣的職責。捍衛國家安全是每個公民的使命。防止外敵入侵,不僅是中國軍人的最高責任,也是每個老百姓最神圣的任務和最明確的目標。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朱德曾經慨然興嘆:“錦繡河山收拾好,萬民盡作主人翁。”其中蘊含的民族氣節和龍虎精神溢于言表。
正是在這種信仰的指引下,華夏民族才能在內憂外患之時,前赴后繼、涌現了無數的英雄和義民。其中既包括軍人領袖:“忠直勇果”的周子隱、遺風余烈的岳鵬舉、“倡義舉勇”的文天祥、“志決身殲”的史可法;也有平頭百姓:“奮戈反擊”的謝遷、“驅除韃虜”的古芬興、“不棄漢冠,投河而死”的郭靖。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此之謂也!
然而,隨著反腐的不斷深入,一些貪官污吏尤其是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人的落馬,使“軍人”這一曾經高潔無比的稱謂在廣大人民群眾心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霾。再加上漢奸公知不斷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關乎“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投放煙霧彈,導致青年一代普遍產生了焦慮和困惑。
有些誤入歧途的九零后大學生甚至公開叫囂:“參軍干什么?我們替誰保家衛國?替貪官污吏嗎?”
這種認知是極端錯誤而且危險的。
華夏有兩亡,有四忠:“兩亡”便是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中提出的“亡國”與“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換國號、江山易主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后世顧頡剛先生將其引申為政權的更替與民族的興亡,至為精辟。“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
所謂“神忠”,是忠于天下百姓,提倡的是一種“天下大同”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所謂“人忠”,旨在扶危濟困、匡救一邦,亦即忠于自己國家的人民,此即愛國主義之核心要理;所謂“犬忠”,是指忠于某個王朝或某個人,亦即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紂為虐、阻諫質納者;所謂“狼忠”,是指那些見風使舵,首鼠兩端,相時而動,一心一意只忠于自己和權力的人。
以此而論,羊續、白求恩可謂神忠,岳飛、文天祥可謂人忠,聞仲、比干可謂犬忠,而陳友諒、秦宗權可謂狼忠矣!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神忠和人忠正是我們應該竭力奉行的,而犬忠、狼忠正是我們要加以摒棄的。
正如復社夏允彝所言:“起兵抗清,乃為億兆黎民,又豈徒效‘朱明’?”意思是,我夏某抵御外侮,是為了不讓國家陷入“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的亂世,百姓不致“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難道是為了保護昏君奸臣嗎?!
夏允彝正應該是我們當代青年加以深刻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拋卻“大道理”不談,單從利害關系而論,我們也應該投身行伍,積極參與到保家衛國的偉大事業中來。因為國家的前途與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哪有一刻離得開呢?
想當年,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大舉滋侵,不僅像彭雪楓、左權這樣一心“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的豪杰英烈奮起抗擊,就連白崇禧、劉湘一類“果于殺伐,好用權謀”的梟雄惡霸也決心誓死一戰。這是為了什么?難道是為了保護南京國民政府嗎?!非也!
道理很簡單:以谷壽夫、板垣征四郎為首的昭和軍閥集團如狼似虎,欲壑難平,假使讓他們霸據中華國土,自己再想要“南面稱孤,作威作福”,難道有可能嗎?
同理,在今天,戰火的硝煙雖已遠去,但放眼世界,部分地區的局勢仍舊動蕩不安。通過釣魚島爭端、南海事件,我們可以看出昔日的敵人亡我之心未死,時刻掐謀思算,待機再起。假使我們現在對國防建設漠然視之,不肯參軍入伍,貢獻己力,他朝戰端一開,九零后們再想保證以前 “食則饕餮盛宴,玩則歌廳酒吧”的生活,也無異于癡心妄想!
有國才有家,國是千萬家,誠是至理!
在中國,只有七類人會極力歪曲“保家衛國”的積極意義,他們分別是美、日、韓等國在中國扶植的洋買辦,能源系大佬,變賣農民土地的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賤售國有資產的企業高管,煤老板等實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房地產開發商,還有依附于以上六類集團之上的“天天喊著要特權”的知識分子。
因為一旦國家有難,這些國之蠹蟲可以瞬間搖身一變,成為“彼國”之人,絲毫不影響其原來的生活質量。這是我們不能不明鑒的。
我相信大多數九零后們并沒有他們的驚人“資本”和“厚黑”之心!我們以及我們所摯愛的親朋好友依舊要在這故土之上繁衍生息、工作學習。勢之所迫,豈有它哉?!保家衛國已經成為了我們正確而又睿智的唯一選擇!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華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不管誰管?!
我們替誰保家衛國?
答案是:替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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