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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斌 ：臺獨背后那只不為人知的黑手--從陳映真先生病逝談起
點擊：6826 作者：吳斌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6-11-26 13:05:38
【摘 要】客觀上說，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上半期，黨外運動中臺灣左統派力量遠遠大于臺獨，為什么會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走向衰落呢？當然，蔣家王朝對左統派的殘酷鎮壓和屠殺，以及對臺獨勢力的變相包庇是首當其沖的一大原因。蔣家王朝對共產黨的鎮壓力度遠大于臺獨，這就使臺灣民眾心理中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白色恐怖陰影，比“臺獨”問題更為深廣，這就使解嚴后左統派的發展障礙比臺獨更大。
1、陳映真及其背后的臺灣左統派
據媒體報道，臺灣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臺灣左翼進步文學重要旗手陳映真于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陳映真195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面攤》，其后發表了《我的弟弟康雄》、《故鄉》等小說，在文壇脫穎而出并獨樹一幟，成為臺灣文學界的新銳代表人物。1968年陳映真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被捕并移送綠島，1975年獲特赦。1977年參與鄉土文學論戰。曾獲“吳濁流文學獎”及中國時報“小說推薦獎”。1985年創辦《人間》雜志，以其社會責任感和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左翼立場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陳映真始終堅持中國統一，1988年參與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擔任創盟主席，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而不懈地工作。2010年獲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為首位加入此協會的臺灣人。
陳映真
陳映真是臺灣左翼和社會主義傾向的統一派(可稱統左派，本文簡稱左統派)代表人物，其相關組織包括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臺灣勞動黨、夏潮聯合會、《海峽評論》雜志、中國統一聯盟、《人間》雜志出版社等等。其中曾任臺灣勞動黨副主席和榮譽主席的林書揚亦于2012年10月11日晚間23時50分因病赴北京治療期間逝世。
林書揚
林書揚，臺灣省臺南麻豆人，1926年生。臺灣光復后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1950年因“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麻豆支部案”被捕并判無期徒刑，1984年出獄，長達34年7個月，是迄今為止海峽兩岸在白色恐怖下坐牢最久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出獄后又以三十年的時間領導臺灣的工人運動與民族再統一運動，是當代臺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林書揚先后參與發起“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黨、勞動黨。林書揚歷任勞動黨副主席、榮譽主席，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勞動人權協會會長，以及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林書揚與陳映真于一九九一年五一節并肩戰斗
2、臺灣左統派曾一度壓倒臺獨，領臺灣黨外民主運動風氣之先
放眼今日之臺灣，國民黨已成土崩瓦解之勢，而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獨”勢力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滋生蔓延。然而，在上世紀50至80年代前半期，即便是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一直在臺灣左統派手中。左統派的衰落及臺灣黨外民主運動被臺獨勢力逐步把持，恰恰發生在蔣經國宣布“解嚴”之后的80年代末及90年代，準確地說1987至1999年之間。而在之前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上半期，臺灣的左統派始終領導著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民進黨于1986年臺灣解嚴前夕成立，它剛剛成立時其實是一個派系復雜即包括獨派，也包括統派，同時也深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政黨。民進黨中"新潮流"派系的創黨骨干當年熟讀社會主義經典，他們在美國留學時曾組織學習馬列小組，這些人至今還被稱為“民進黨內的紅衛兵”。包括民進黨在內這股新一代政治勢力都曾經受到前述左統派團體如夏潮聯合會及《夏潮》雜志的深入影響。
《夏潮》雜志于1976年創刊，宣揚民主和愛國主義，結合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反帝前輩和196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組成“夏潮聯合會”，以促進中國統一、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正義、鄉土關懷、文化提升為宗旨，主張反帝反獨，宣傳“保釣”反帝的思潮，宣揚社會主義。左統派的《夏潮》是當時臺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政治類刊物，是海外學術論文引述最多的文獻，清華大學資政史專業曾用一個學期來研究這本雜志。《夏潮》雜志首任總編蘇慶黎是臺灣共產黨的重要領袖蘇新之女。蘇新早年曾參加日本共產黨屬下的臺灣民族支部，后脫離日共自行創立臺灣共產黨。臺灣光復后，蘇新主編《政經報》、《臺灣文化》等報刊，并與謝雪紅及中共中央派出的臺籍干部蔡孝乾、張志忠建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開展地下革命活動。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后，蘇新先到上海，后赴香港組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定居大陸，曾當選全國政協委員、臺盟常務理事、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理事，1981年逝世。
蘇慶黎
蘇慶黎在臺灣大學讀書時就是臺大黨外活動女明星之一，當時她結識了楊逵、王曉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她以雜志為觸媒，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又參與各種社運，廣交黨外和社運人士。在陳鼓應介紹下她與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和康寧祥等黨外人士，同時在《臺灣政論》、《夏潮》雜志從事寫作工作，蘇慶黎當時出任《夏潮》雜志首任總編輯，《海峽》雜志總編輯，又協助成立了1988年的工黨及1989年的勞動黨，且均任首任黨秘書長。而陳映真于《夏潮》第四期時參與《夏潮》工作，與蘇慶黎一起奠定了夏潮的左翼社會主義風格，出版三年后于1979年1月被國民黨當局查封。
2004年蘇慶黎病逝于北京。1998年，蘇慶黎患胸腺癌要在北京做外科手術，蘇慶黎打電話給陳菊托付后事：“我媽媽在高雄，如果我萬一不治的話，希望你能夠照顧她。”陳菊則“克服所有困難”當即飛赴北京為好友打氣加油。2009年5月21日臺灣高雄市長、民進黨元老陳菊率團前往北京展開破冰之旅，陳菊此行的官方發布行程，只有一個屬私人性質的活動，那就是去祭拜故友蘇慶黎。在蘇慶黎墓地，陳菊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對著慶黎的骨灰壇，感觸很深。與蘇慶黎在臺灣最威權困難的年代，共同度過很多艱難痛苦的歲月。慶黎在2004年離開人世，她有很多未競的事業，它對臺灣的關心，她對臺灣農民、勞工長期的投入，她當時在臺灣辦《夏潮》雜志，那個年代對臺灣非常有影響力。那個時候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是對抗整個獨裁者對我們的統治，沒有那么清楚分誰是什么派，大家都是受壓迫的人。慶黎因為歷史發展過程的悲劇，承受很多的壓力和痛苦。這次我能夠到北京，我非常牽掛我的姐姐，我一定來看她。撫摸她的骨灰壇，看著她漂亮的照片，蘇慶黎在我們那個年代非常有魅力，永遠讓當時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人難忘，她是永遠的蘇慶黎!那時候我跟慶黎在黨外，被國民黨視為四大女寇。人除了政治之外還有人性。我們是在一個威權的時代共同一路走來?；ハ喾龀郑餐咕墚敃r加諸在我們身上的很多壓迫。所以，今天我來看慶黎，不是要陳述各自的政治立場。現在慶黎已經離開了。我們都要記得她在那個年代曾經為臺灣的農民、勞工奔走，為他們發言，為他們說出很多公平的話?！?/font>
從陳菊在蘇慶黎墓地的發言中，可以看到那個年代蘇慶黎、陳映真等左統派創辦的《夏潮》在臺灣的影響力?？梢哉f，《夏潮》當年影響了臺灣一大批民主進步青年，影響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在解嚴后臺灣環保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等運動的骨干中，都曾受到《夏潮》的影響，而當時臺獨勢力及其理念的影響力，則遠不能與之相比。
然而，歷史的吊詭卻不禁令人唏噓，進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自蔣經國宣布解嚴后，臺獨勢力迅速興起，左統派則日益衰落，而民進黨自1987年至1991年前，亦不斷清洗其與左統派和馬克思主義的淵源，逐步發展成一個善于欺騙和操縱底層民眾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社會主義政治傾向的鐵桿臺獨政黨。
今天，民進黨在臺灣之所以有大量的支持者，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為臺灣的老百姓支持臺獨，主要原因是民進黨以反抗國民黨權貴的關心底層人民利益的民主社會主義傾向的政治姿態出現，使一些臺灣老百姓誤以為其代表自身的利益。臺獨意識形態并不是臺灣人民內生的，而是由外在的日本和美國強行植入的結果。由于國民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臺灣黨外民主運動有非常鮮明的依靠底層和動員民眾的左翼色彩，美國自始至終對這股力量進行利用和引導，并使之與臺獨意識形態進行綁定和混血，制造了民進黨這個左不左右不右、男不男女不女、中不中外不外的陰陽人怪胎，并將一大批臺灣老百姓綁架上臺獨戰車。
3、左統派在80年代后半期衰落，蔣家王朝變相包庇臺獨是一個重要原因
客觀上說，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上半期，黨外運動中臺灣左統派力量遠遠大于臺獨，為什么會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走向衰落呢？
當然，國民黨蔣家王朝對左統派的殘酷鎮壓和屠殺，以及對臺獨勢力的變相包庇是首當其沖的一大原因。
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說，我們與國民黨的矛盾是階級矛盾，而與美日扶持的意圖分裂中國的臺獨勢力來說，則是民族矛盾，因此我們寧可支持世仇和死敵國民黨來反對臺獨和民進黨。
然而，國民黨蔣家王朝做的恰恰相反，在1987年解嚴之前，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臺灣親共的左統派之屠殺和鎮壓力度，遠遠大于臺獨。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合影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曾在其文章、著作和電視節目中指出，蔣氏父子表面上嚴打“臺獨”分子時，但真正被槍斃的只有1人。1976年12月25日，臺灣“總統”嚴家淦也在國民黨的一次會議上聲稱，據他的記憶，遭到處決的“政治犯”“臺獨”分子只有鄭評。另有學者考證，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臺因臺獨問題被槍斃的還有宋景松、陳智雄二人。也就是說，蔣家王朝在臺獨裁期間總共殺過1至3個臺獨分子。
被槍決的"臺獨"分子陳智雄
而蔣家王朝又是如何對待在臺灣的共產黨及親共的臺灣本土左統派的呢？僅在50年代初，蔣家王朝就殺死了1100余名大陸秘密派入島內的干部。1949年前后，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關于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臺，上世紀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賣，島內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被捕，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余人。1993年，臺北六張犁墓地發現201個在馬場町刑場槍決而被時代棄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據民間機構的統計，蔣家王朝在臺灣白色恐怖期間被以共黨罪名殺害的人數約五千人，被判處徒刑的上萬人。按照當事人陳明忠的估算，因為“匪諜”案件被捕者達十四、十五萬人，其中約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在臺灣總人數不到百分之十五。
也就說說，蔣家王朝白色恐怖期間殺了五千多人的共產黨及左統派，而僅僅殺了1至3個臺獨。蔣家王朝對共產黨的屠殺鎮壓力度遠遠大于臺獨，這就使臺灣民眾心理中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白色恐怖陰影，比“臺獨”問題更為深廣，這就使解嚴后左統派的發展障礙比臺獨更大。
因此，盡管臺灣左統派的力量遠遠大于臺獨，但是亦遭受被蔣家王朝全面殘酷屠殺和鎮壓，而臺獨分子則被蔣家王朝和美國變相保護下來，這就是臺灣黨外運動的領導權后來被臺獨勢力掌控的一個重要歷史原因。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待臺獨分子手下留情，而對待共產黨及親共左統派則十分殘忍血腥，一個重要背景是蔣家王朝是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而臺獨勢力亦由美國和日本一手扶持。蔣家王朝和臺獨勢力都是美國在臺灣扶持的干兒子，后者是美國計劃未來取代蔣家王朝的未來政治接班人。陳明忠指出：“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權了，殺‘臺獨’分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
我們來看蔣家王朝是如何對待臺獨分子的。1964年9月20日，臺灣“警務司令部”以鼓吹“臺灣獨立”、“涉嫌叛亂”將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逮捕。由于美國對臺灣當局施壓，臺灣當局企圖讓彭明敏3人“回心轉意”，然彭3人既不認罪，也不接受引誘，故臺灣軍法處判處彭明敏8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間，因美國施壓，國民黨當局于1965年11月3日特赦彭明敏，彭明敏僅做了一年的牢。彭被特赦后，受到24小時監控，國民黨再度企圖拉攏他，蔣經國還親自召見他，但所有這些都不能改變彭明敏的“臺獨”理念。1970年1月3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公然私運當時分離主義民主運動學者彭明敏出臺灣抵瑞典，9月27日彭到美國，被聘為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在美國進行分離主義運動。同時期，美國使館大力介入臺灣地下臺獨運動案件。在美期間，彭明敏變本加厲地宣傳“臺獨”主張，很快成為美國“獨派領袖”，本來趨于沉寂的“臺獨”活動因彭明敏的加盟再度猖獗起來。1992年11月自美返臺，先后任民進黨顧問，創辦臺灣國際論壇基金會和“彭明敏文教基金會”，任會長。1995年2月加入民進黨，3月被民進黨推舉為“總統”候選人。
如果蔣介石、蔣經國當年像屠殺、鎮壓共產黨和左統派那樣屠殺臺獨分子，或者按照同一標準和力度對待臺獨分子和左統派，那么1987年臺灣解嚴后，臺獨分子肯定不可能獲得黨外民主運動的主導權。
白色恐怖:非常年代國民黨槍殺共產黨
4、大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是臺獨得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上所述，即便是在殘酷屠殺和鎮壓下（四千人被殺，近萬人被判刑，十四五萬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統派仍然是臺灣黨外運動中的主導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據陳映真回憶：
【從七零年到八零年，是臺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一九七零年，臺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島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么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從此作為出發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國民黨告訴青年人，你不要被共產黨利用，美國和日本是我們的重要盟邦，誰要這么調皮，就有共產黨嫌疑。北京當時是在文革時期，調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呀，打倒美帝國主義呀。在兩邊這樣的情況下，運動分裂了。留學生應該"站邊"了，你選擇哪一邊的中國?產生了"我是誰?"的問題，"中國是什么?"的問題。一批人，像馬英九，是反共愛國聯盟，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改革保臺，但還是要反共，還是以前《自由中國》的老問題，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你看立場站得這么穩!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真是產生了觸及靈魂的改變，有的人因此離婚了，有的人放棄學業了。這種情況，后來侵染到島內來。那時已經有各種復印技術，他們把大量的宣傳品寄到臺灣，雖然受到郵檢的攔截，但終究還是流進來不少。第三波左翼運動，就這樣起來了。跟過去兩波的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系，是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雜志，《夏潮》。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跟當時臺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當時起到很大的影響?！?/span>
那么為什么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在臺灣解嚴之后，以夏潮為代表的臺灣左統派卻迅速被臺獨所邊緣化呢？90年代臺獨勢力在臺灣迅猛增長，跟當時國民黨領導人兼掘墓人李登輝的刻意扶持有密切關系，而李登輝是蔣經國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然而，臺灣左統派在80年代后半期這個本來應該取得黃金發展態勢的階段卻依然呈現衰退之勢，并在90年代徹底迅速被邊緣化，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及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對臺灣左統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國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和黨政高官群體，培養了大批親西方或者說親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就連趙太爺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那個時間段竟然成了黨的總書記，而《夏潮》一代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被這些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和知識分子視作“極左”并對之進行打壓和嘲諷。如果說臺灣左統派在蔣介石、蔣經國血腥屠殺下仍然可以頑強堅持和成長的話，來自祖國大陸內部的釜底抽薪，對臺灣左統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擊。
陳映真在1991年時曾十分悲憤和無奈地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由西化派、買辦化“智囊”統治了１０年】：
【８０年代以后，大陸上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分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劃”。西方正以高額之匯率差距和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知識分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６０、７０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向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１９４９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后”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于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后”，緣于民族的素質，緣于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于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艷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開放改革以后，即使從海外看來，卻能生動地感覺到中國大陸因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摸索，相應于社會生產關系上的巨大改變，而產生了思想上的“兩條路線”的分化。“河殤”系列以國家體制派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推出，在大陸全國范圍內引起激烈的震動和爭論，更是形象地表現了這個思潮上的分化。】
80年代后半期以來，美國在大陸成功的思想文化滲透，抽掉了臺灣左統派們得以發展壯大的政治根基。對于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大陸官員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更樂于和港臺富豪及國民黨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臺灣多年經營所培養的左翼社會主義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臺灣槍斃那1100多派到臺灣的精銳干部，都被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背叛和拋棄了。他們拋棄了中共群眾路線，并且目光短淺，看不到在臺不得民心的國民黨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統一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和大資本家身上，不注重在臺灣普通人民中間發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臺灣曾經強大的植根于臺灣人民中的左統派力量。據與陳映真有交往的著名左翼學者汪暉回憶：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適逢香港回歸時刻，大陸的主管方面漸漸疏離了長期為中國的解放事業而斗爭的左翼，轉而將香港的幾個企業大佬作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今天香港的危機與這個路線的轉變是相互關聯的。
真正讓陳映真感到孤獨的，是他到了大陸以后發現他跟所有見到的大陸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講到他們在愛荷華，他調侃中國革命的發言惹得陳映真大怒。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島開一個環境與文學的會，陳映真基于他對資本主義生產與環境的關系的唯物主義解釋，對環境問題做了理論分析，結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對；張賢亮在會上說：寧夏最歡迎大家去“污染”(投資即有污染)了。從青島回到北京后，陳映真約我見面，感慨良久。作為左翼統派的代表，他的憤怒不僅產生于政治立場的隔膜——在這方面，反而是自以為脫離了“政治立場”的大陸作家或知識分子更加重視“政治立場”，更習慣于黨同伐異。他的憤怒中包含了一種對政治地基變動的感覺。陳映真對歷史變遷的敏感遠非他的大陸同行能夠理解。他看到這個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帶著憂患之心反思自己經歷的時代，而他的大陸同行卻歡天喜地?！?/font>
汪暉的回憶還明確指出：
【1997年，我去中研院參加學術會議，陳光興拉我去參加臺社的活動，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陸身份”。那一次訪臺期間，我也見到陳映真，看得出來他很孤獨，被“獨派”攻擊，被年輕一輩的左派疏離，甚至追隨者也在分崩離析。大陸的政治家關心統一，卻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對于統一的理解，他們的統一觀也是“去政治化的”。陳映真就說，他被邀請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宴會，與那些當年參與迫害他們的人同桌共飲，就像被拉郎配一樣。而實際上，官方更加重視那些擁有政經權力的右翼。】
《夏潮》雜志1979年1月被國民黨查封后，陳映真于1985年創辦了《人間》雜志，同樣取得巨大的影響，但最后竟然因為財務問題在1989年停刊了：
【這個雜志辦了四年──我也沒有想到這個雜志的影響會非常大──出了四十七期。?？脑蚝芎唵?，就是財務不行。因為這種雜志跟其它不一樣，只有少數廣告，而資本主義下的雜志是靠廣告的?！?/span>
當然，無論是《夏潮》，還是《人間》，包括中共那1100多在臺被國民黨屠殺的派遣干部，都已經被80年代后半期以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視作要打擊和消滅的極左，而日本和美國對臺灣臺獨勢力的政治和資金支持卻在解嚴后更加光明正大史無前例地成倍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左統派不走入衰退期，反而是奇怪的事了。
蘇慶黎晚年在北京對大陸對臺政策失誤之痛心跟陳映真是一致的，對此紀欣在2004年撰寫的悼念文章中曾有一些披露：
【2000年國民黨下臺、陳水扁上臺，回想大陸長期以來對臺政策及憂心其未來方向，蘇姊不免有些牢騷、感慨，但這正反映出她一向率直、敢言、永遠不放棄自己信念，及勇往直前的個性特質。】
1987年臺灣解嚴，當時正是以陳映真為代表的臺灣左統派發展的關鍵時期，而也是在這一年，大陸政壇跟陳映真立場、觀點相似的左翼社會主義代表人物鄧力群被時任中共總書記、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趙太爺清除出權力核心樞紐，從而徹底淪為邊緣化的半民間人物。這是臺灣左統派地基被瓦解掉的一個重要政治標志。
從1987年至1989年，以趙太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日益發展壯大，并且在1989年差一點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亡黨亡國的歷史深淵。這股勢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潛伏下來，并在1998年后順利地在中國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改革，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程度，國有資產流失程度，醫療、住房等公共福利領域的市場化程度都已經遠遠高于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局面下，臺灣左統派即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敘事，已經被徹底瓦解。既然在大陸思想輿論和實際經濟政策中，都如陳映真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進行統治，臺灣左統派如果要堅持親大陸和統一，就必須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就必須批判大陸占主導地位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及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這必然使自己進一步遭受大陸的政治冷遇。因此，臺灣左統派在1987年之后一直處于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狀態，而本來影響原本比左統派小的臺獨勢力1987年后就順勢把控了臺灣黨外民主運動，進而把控了臺灣政局的領導權。
換句話說，假如1987年后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大陸左翼社會主義政治力量仍然能夠在政治權力核心樞紐占據一席之地，從而抑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發展壯大及抵制后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激進推進的話，那么今天臺灣左統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臺獨勢力形成強有力抗衡的局面，那么在高雄擔任市長的，可能不會是臺獨分子陳菊，而是類似蘇慶黎這類即便是臺獨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統派骨干。在臺灣左統派成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陸不犯幼稚性錯誤的話，臺灣與大陸的和平統一在國民黨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為可以期待的現實！
曾任中共總書記的趙太爺在其回憶錄中有這么一段內容：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杰等六位經濟學家，他們都是臺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杰，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臺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對于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于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杰博士等人的意見后，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并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于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在那個年代，中共總書記將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臺灣中研院院士們招來視作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的高級智囊，要將他們提供的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藥方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而類似陳映真、蘇慶黎這樣的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根本宗旨的臺灣左統派，卻被他們視作“極左”，進行冷遇乃至嘲諷和打壓。
因此，臺獨勢力得以發展壯大并主導臺灣政壇，美國只是外因，在中國最根本的內因，是以趙太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官員們的內政外交政策及對臺政策。如果臺灣有一天分裂出去，這些人所發揮的釜底抽薪和內部攻破堡壘的作用，是美國、日本遠遠不能實現的。
對中國共產黨統一臺灣產生了根深蒂固的破壞性作用的，一個是大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一個就是當年和蘇慶黎之父蘇新一起建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臺灣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共中央派出的臺籍干部蔡孝乾，而蔡孝乾和中國大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又恰恰是同一類人。
1950年，中共在臺灣省的地下黨被國民黨全盤破壞，一千多干部黨員全部遇害，其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共在臺灣省的最高領導人、老臺共的骨干、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因貪圖物質享受被捕，隨后叛變投敵。而蔡孝乾其實是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抗戰時還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進入臺北，但很快被花花世界所腐蝕，他為追求物質享受，竟然向臺灣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贊助，并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后必予關照。如此腐敗作風，自然落得被捕投敵下場。與之相反的是，絕大部分基層黨員反而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假如當年蔡孝乾沒有進入臺灣，那么全國解放后乃至改革開放后，他很可能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這樣的革命意志薄弱者，在一度放棄了從嚴治黨的改革開放年代，肯定會蛻變成腐敗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
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被捕
供出了國府內部層級最高的間諜吳石，再由吳牽連出朱諶之。
在八十年代，另一個重要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則是著名的阮銘，他于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 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的工作。1948年考進北京燕京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一直到1958年為止，先后擔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青年團委書記、以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8年至1961年之間，阮銘調任為北京日報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則調至中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工作。1977年阮銘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到1982年理論研究室被王震撤銷為止。在此期間，阮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的指示下在大陸培養了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知識分子，并以改革為名為大陸制定了資本主義轉型方案。1982年12月8日，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王震給中央書記處并中央常委寫信，反映該校教員阮銘等的問題。信中說：1977年阮銘到中央黨校工作后，寫過不少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而且還是一個道德敗壞、品質惡劣的人。然而，至今他對自己的問題毫無認識，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立場。信中提出，黨校對阮銘的處理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為應開除黨籍；一種認為留黨察看兩年；還有極少數同志為其說好話。”王震請示中央該如何處理阮銘。12月16日，陳云在王震信上批示：“耀邦同志：應該開除阮銘黨籍，調出黨校，并由中央宣傳部通知各報，不讓阮銘再在報上發表文章。”1987年1月，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問題，中央紀委發出《關于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和行動是違背黨章總綱、違反政治紀律的，要求所有黨員和黨員干部必須遵守黨的政治紀律。通知指出，不管是誰，其地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如違反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的紀律的制裁，隨后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開除黨籍。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一時，但是卻最終只開除了四個，然而，更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卻被趙太爺等人保護下來。
1988年阮銘赴美不歸，賣身投靠臺灣間諜組織，并成為臺灣情報部門控制海外民運團體的主要干將。阮銘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在民運內部展開誹謗、詆毀、圍攻、封殺等政治活動，使海外民運完全被臺灣當局所掌控。同時，阮銘還是總部位于紐約市的人權觀察組織“中國人權”的理事會成員，經常抨擊“中國人權”。1997年阮銘任臺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此后因經常發表極端激進的臺獨言論而獲陳水扁賞識。阮銘于2002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2004年獲聘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成為激進的臺獨分子。美國情報機構及李登輝之所以當年信誓旦旦要將中國肢解成滿、蒙、藏、疆、臺、華北、華南七個國家，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掌握對付大陸的戰略核武器——大陸的那一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和知識分子，這股勢力中的人物一旦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獲得名義上的最高法定權力，中國會馬上重蹈蘇聯亡黨亡國及被肢解的悲劇。
阮銘是大陸資產階級高官在80年代的文膽和智囊，按照其親美反共的《河殤》之類的文化理念，他們與臺獨勢力暗中勾結乃至合流，是歷史的必然。
與之相對照，蘇慶黎、林書揚、陳映真等左統派人物則完全是另一類知識分子。陳映真們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學在臺灣的繼承者，臺灣一度生機勃勃的左統派也是中共革命歷史在臺灣留給改革開放的一份珍貴遺產和解決臺灣問題的最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今天在臺灣民間，存在類似諸如《夏潮》、《人間》這樣曾經一度有廣泛影響且真正支持兩岸統一的媒體和政治團體（更不要說是堅持左翼社會主義政治立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肯定會給予其不亞于國民黨高官和富商同等地位的高度重視。遺憾的是，這份寶貴的資產，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已經被那些徹底丟掉了中共革命傳統和群眾路線、只重視臺灣權貴和富商、輕視臺灣左翼和底層人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們敗壞干凈了。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認真總結80年代初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及對臺政策方面的經驗教訓，是一個緊要課題。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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