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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中國是“法國”，中國也是“德國”
點擊：4814 作者：司馬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5-09 14:01:06
【作者按】讀到朱勇先生一篇短文，講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并用，實行禮樂政刑綜合治理，此文觀點弄得我一早晨挺精神，激活了我的思考，愿借此機會吐槽幾句。
曾幾何時，有一位人物跑到政法大學，大講了一通他的所謂“法大于天”，效果嘛，自然相當好啊，猶似河北太極大師Yan芳通靈表演，咋看咋熱鬧。
彼時，某報通欄標題把此公所講“法大于天”夸張強調到令人吃驚的地步，還記得讀報的我，頓覺身體高難扭曲，幾乎承受不了這份雜技般刺激，象是要從高臺上栽落下來……但見尊者引頸大跳，舞之蹈之，仿佛要與地球引力徹底過不去，盡管語速緩慢，但那法大于天的尖利之聲刺破星空回響悠遠。
其時也，有人附和：來我法大視察者，誰人曾講到過這種高度？法大于天呵，對法律之重要強調到如此之地步未曾有過哩……
法大于天么，啊哈，高固然高，可不覺得懸嗎？法當然重要，但可逾天乎？可大于天乎？法為何物？天為何物？
2009年，筆者曾有一篇舊文，茲摘錄其中一段，以示對這個問題，筆者有過較長時間的疑慮和思考。
中國的“大法黨”（有些文學意味的形容詞）借過“法治”的旗號，欲行“法大于天”之實，其正在走向社會主義法治的反面。須嚴正指出：“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的單句中，刪掉任何成分都不行，“大法黨”打著程序正義的旗號行刪除憲法原則之實，也照例不行。
首先，必須阻止“法律萬能論”走向“社會主義法治”的反面
我主張“法不能大于天”，強調“法”還是要安于世俗本色，踏踏實實“治天下”，法的重要性怎么高估，也不能“天上地下連起來”一塊治，因為“法”是人訂的，其本身就是“治下之物”。
“治下之物”反過來要大于天，無異于“有法無天”。
無疑，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權大于法”，“長官意志大于法”一類蔑視法律之惡，當在法治建設進程中悉數革除。但是，法并非沒有自己的局限性與工具性，其維護社會秩序，用于階級專政，保障統治階級利益，并且作為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將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消滅而自行消亡等等特點無不決定，法不可能大過天。
法律萬能最要命的是兩條：一是將法治簡單理解為“建構成文法”，以為成文法越多，法治水平便越高。法律萬能框架下的法律建構當中沒有給予“習慣法”以應有的地位；二是片面強調法律、法條，而忽視了法律建構背后的“法理的價值”和“自然法的價值”，忘記了法理與自然法必須遵從天理、天道。
“法大于天”必然助長“以法為天”的“理性建構主義”的驕狂，法的驕狂不已，法的恣肆妄為，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有法無天”，“有法無天”的社會，必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甚而疑似一個有悖于立國宗旨的社會。
其次、法律做不到“無所不能、至善至美”
有人主張法大于天，是因為一時糊涂（也包括從來就糊涂，基本上沒有明白過）；有人主張法大于天，是因為看不明白這個政治原理，心里存有疑慮；有人主張法大于天，是因為他太明白了，但基于某種個人化的原因不能接受這個原理；有人主張法大于天，是因為心里有個“另存為”不能刪除——他們接受了普世價值的政治模本，要膜拜“憲政太極球”，所以橫看豎看中國的政治原理就是不順眼。
……
如果您覺得以上這幾個小自然段有些繞，可以略過不看。揪著“法大于天”說事兒，與其說“胡同大爺”突然間有了法理學思考的興趣，不如說現實的政治異動逼迫我們不得不警惕某些人所為。
“法大于天”里面這個“天”，說到底是天道，即世道人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個不以人民之心為心的法律建構，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任你法條籬笆墻密不透風，以民心散亂民怨沸騰為標志，足證此法不靈，此路不通。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那個周公，資格足夠老了吧，地位足夠高了吧，在歷史上也算是有代表性了吧，這個人可是孔老夫子的偶像啊。他怎么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后世者細究他老人家的本真意思，不僅將國家治理的依據從天神領域轉向人類社會自身，更重要的是把德放在了治理國家重要的位置上。
隔壁王奶奶說，不講以德治國，國家缺德，那還能成國家嗎？豈非國將不國？……王奶奶就是我們胡同普通老百姓，但把她的平常話連綴起來，跟倪萍姥姥語錄一樣，系為老百姓樸素語言，常講出社會主義法治思想與理念某些真諦。
幾天前，五四青年節，習在中國政法大學也講了一些與王奶奶的話近似的名句：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立德樹人，德法兼修……”
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這話講得平白，不如“法大于天”宣言者般有Yan芳大師通靈表演特技效果，但符合兩個道統：
一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道統，二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的道統。
記得此前老江同志也曾經講過“以德治國”的話，他是把“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放在一起講的，但這個講法遭到了某些人的頑強抵抗和有組織的反彈，后來也便不了了之了。
中國確實有些獨特的國情，這個國情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我們的歷史沒有斷過，向歷史學習，將歷史作為我們的信仰，將歷史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和觀照現實的參照系，中國人從來不缺這份文化自覺。在這份文化自覺中，怎樣治理國家，除了秦二世那個小傻瓜等少數暴虐外族治者外，史上系統的治國理論中幾乎不存在嚴刑峻法孤軍深入而忽略其他治國手段的“法大于天”模式。
古代關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理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
其一，德主刑輔。道德法律共治天下，道德占據主導地位。孔子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唐律疏議》闡釋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其二，道德法律各有分工。道德與法律的作用方式不同，實施功能有異，分別調整不同的社會關系，各有自己的作用領域。道德注重家庭、家族及私人社會的親情友情，法律則強調權利義務的一體對待。
其三，道德與法律相互支撐。道德與法律基于其目標的共同性，保持其價值導向的一致性，在功能作用方面相互支撐。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以道德原則為指導，某些重要的道德倫理規范直接納入法典之中；另一方面，在規范實施上，通過道德評價，提倡守法、息訟觀念，培育民眾對法律的敬畏；同時，在各級官員審斷案件時，也對案件涉及的道德因素及地方習俗加以考慮。
好了，打住，寫長了，喧賓奪主啊！“德”與“法”不是賓主關系，但“法”無論如何不能搶了“德”的戲。中國是“法國”，中國也是“德國”。
2017年5月8日晨寫于北京南鑼鼓巷8號
附文：中國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智慧
作者：朱 勇
國家與社會是一個復雜的集合體，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方式具有多元綜合性。中國古代在治國理政方式上，實行禮樂政刑綜合治理。在這種綜合治理中，道德與法律是兩大主要手段。中國古代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共同治理，為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積累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
理論探索
在理論上，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對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國理政方針曾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視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國家治理離不開道德，應以道德規范調整人際關系、約束個體行為，并從觀念上端正人心、導民向善。先秦法家重視以法律手段治理國家。他們認為，國家治理離不開法律，主張“明主治吏不治民”，以嚴格的法律強化約束各級官吏；同時，強調以嚴厲的刑罰禁暴止奸，實現秩序。
漢代以后，正統儒家主張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秦朝專任刑罰，導致民怨沸騰，二世而亡；漢初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也難以適應后來的社會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主張儒法結合、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正統儒學應運而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時也提出德主刑輔、德刑并用的治國主張。經過漢中期改造后的正統儒學，堅持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則，并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形成了系統的治國理論。
古代關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理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其一，德主刑輔。道德法律共治天下，道德占據主導地位。孔子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唐律疏議》闡釋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其二，道德法律各有分工。道德與法律的作用方式不同，實施功能有異，分別調整不同的社會關系，各有自己的作用領域。道德注重家庭、家族及私人社會的親情友情，法律則強調權利義務的一體對待。其三，道德與法律相互支撐。道德與法律基于其目標的共同性，保持其價值導向的一致性，在功能作用方面相互支撐。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以道德原則為指導，某些重要的道德倫理規范直接納入法典之中；另一方面，在規范實施上，通過道德評價，提倡守法、息訟觀念，培育民眾對法律的敬畏；同時，在各級官員審斷案件時，也對案件涉及的道德因素及地方習俗加以考慮。
治理原則
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關鍵在于針對社會成員，引導其思想，規范其行為。中國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方式，就是緊緊抓住人的思想情感與行為舉止兩大著力點，以道德撫慰人的情感、引導人的思想，以法律規范人的行為。同時，注重道德法律相互配合、相向而行，共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
歷史上，東西方很多國家依靠宗教進行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引導人們的思想，填充人們的精神世界。在中國古代，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統儒學，堅持國家治理方面的人文精神。西周時周公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將國家治理的依據從天神領域轉向人類社會自身。此后，在中國歷史上，超自然的宗教始終沒有取得國家治理、社會管理方面的核心地位。
中華文化在設計調整社會關系、規制社會秩序的規范體系時，既堅持道德治理，強調端正人心、導民向善；又堅持法律治理，加強對犯罪及重大失德行為的刑事處罰。一方面，通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提升個體的道德水平，啟發個體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通過立法建制，構建完備的法律體系，調整社會關系，規制人們行為，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適應民族需求的道德與法律相結合的治國之道。
治理實踐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盛世，在治國理政方面大都既重道德又重法律。歷史上的開明之君，大都重視道德與法律的共同作用，推動國家發展。
比如，處于中國古代鼎盛之時的唐代，統治者對于德法共治原則就有深刻認識。一方面，注重道德治國。貞觀之時，輕徭薄賦，富民教化，任用賢臣，從諫如流。另一方面，注重法律治國。唐初統治群體積極推動立法活動，形成以律、令、格、式為主體的法律體系，基本覆蓋了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唐朝法律體系完備，制度規定得體，“得古今之平”。唐朝關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政治實踐，成就了包括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的大唐盛世。兩宋明清各代王朝，皆以唐朝為治世之楷模。
法律與道德，性質功能不同，調整手段各異，各有作用范圍。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應相互排斥。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既不能絕對依法治理，而完全摒棄道德的功能；也不能絕對以德治理，而否定法律的作用。道德與法律兩大規范體系，相互配合、共同作用，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人文情懷，既為構建社會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礎，也在世界文明史上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政治法律文明。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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