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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紅陽：陳寅恪抹黑曹操為哪般？

點擊：  作者：長河紅陽    來源：察網(wǎng)  發(fā)布時間:2017-11-17 09:42:54

 

       【摘要】：我們回溯歷史，看一下被陳寅恪努力標榜道德的士大夫們在當時能不能用呢?當然不能!在東漢尚未崩潰的時候，陳寅恪口中的“士大夫”們/世家大族/豪族們的莊園經(jīng)濟就在蠶食東漢王朝的經(jīng)濟基礎，兼并土地，隱匿人口，截留賦稅。而這個王朝對外戰(zhàn)爭，對內的支出，包括給這些士大夫們發(fā)俸祿，無不從愈來愈少的自耕小農身上加重剝削，最后形成王朝崩潰的一個要因;東漢崩潰之后，它們又勾幫結伙形成一個個的軍閥集團，制造軍閥混戰(zhàn)，“千里無雞鳴，白骨露于野”的要緊原因之一就是它們造成的。這些人上位掌權的“典范”時代就是“以孝治國”的西晉，什么下場?

陳寅恪陳大師的學問據(jù)說是很大的。有多大?有知名學者這樣說：

【教授的教授】

不過，這句話終歸是個比方，具體這位陳先生的學問，有哪些一般史學工作者趕不上的地方，在這句話里并不能得到回答。好在有郭沫若的話可以提供參考。他曾這樣勉勵新中國研讀歷史的學子們

【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在史料的占有上超過陳寅恪】

如此可以確定的是，陳寅恪先生博聞強記，對史料掌握的熟稔絕非一般史學工作者可比。不過呢，我們也要明白，一個優(yōu)秀的史學工作者的史學功力，不應該僅僅是博聞強記這一個突出優(yōu)點，還有史識上的高明建樹——由歷史材料中概括總結出的，對歷史的認知有強過一般同行的地方。從郭沫若的話里我們看出，他對陳寅恪先生的博聞強記是佩服的，但在史識上，卻沒有類似表述。那么說陳寅恪先生的史識未必有高明的地方是可以的。所以，對于這個方面，郭沫若對新中國的學子們有信心。

陳寅恪先生的史識，實在算不上高明——《“民國大師”要的自由，是什么樣的“自由”?——再談<南渡北歸>》中已經(jīng)說得明白，陳先生的史識中，有“精英論”、“血統(tǒng)論”的成分。這樣的史識，類同于垃圾，這個不說了，不過，這先生有如此深重的“精英/血統(tǒng)”論，是否全是史識上的缺失，這個倒是需要剖白清楚。這里不妨以他的名文——《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必條后》的某些見識做個分析。

陳寅恪對曹操的刻薄評價

在這個名文里，陳先生對曹操是有些“不俗”的評價的

【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

梟杰，不是什么好詞語，不過承認曹操很有本事卻溢于言表，況且還是曠世之梟杰，從曹操的能力上講，還不算偏頗。這個認識的正確性將就吧。但是，其他語句就有些不像話了

【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姑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tǒng)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自來史家惟以曹魏司馬兩姓之關系目之，殊未盡史事之真相也。本來漢末士大夫階級之代表人袁紹其憑借深厚，遠過于閹宦階級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戰(zhàn)曹氏勝，袁氏敗。】

“閹宦階級”，就是閹黨的代名詞。這段話里，陳先生把曹操打下根基，+曹丕建立的魏政權歸入了“閹宦”一黨，顯然極刻薄了。那么，曹操真是所謂的“閹宦”一黨么?那么先看看陳先生對“閹宦”二字的定義

【東漢中晚之世，其統(tǒng)治階級可分為兩類人群，以為內廷之閹宦。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閹宦之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yǎng)”之類。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

陳先生對“閹宦”的定義僅僅是指其人的出身家庭。這個標準也算夠狹隘的。因為曹操出身是“閹宦”之家，就劃定了他的政治分野，劃定他那個政團的政治屬性，是不是也太偏頗了呢?須知，曹操創(chuàng)業(yè)的時的核心任務里，陳寅恪所言的士大夫也不少——比如荀攸、荀彧、程昱、賈詡、郭嘉，這都是士大夫中的人才，在曹操還沒有統(tǒng)一北方的微末時候，就跟著曹操，這也算“閹宦階級”?一桿桿打翻一船人么!

在中國古史中，“閹宦”也好，“閹黨”也罷，是個被人深惡痛絕的政治勢力，是個特別明白的專稱，是不可以隨便亂用的!但是，陳寅恪先生就是要稱呼曹魏是什么“閹宦階級”，倘若不是學問做的極其粗陋，這樣的刻薄言辭也實在讓人看著沒風度，太反常!如此反常所為何來?

漢末魏初時，存在一個“閹宦階級”嗎？

考諸東漢歷史，權閹/“閹宦階級”威福自用的歷史不短，自然，權閹們的親屬們——“乞匄攜養(yǎng)”者們靠著裙帶關系作惡四方也不在話下。在《后漢書》的列傳中常見這路人。但是，在曹操打天下的時候，是否當時也還存在著這么一個“乞匄攜養(yǎng)”的政治集團追隨曹操得利，助力曹操打天下，這是要史料作證明的。這也正是陳寅恪先生要做的工作。但是，這位陳先生卻用了“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輕輕把千斤重擔卸去了，這個學問做的實在滑頭。

“乞匄攜養(yǎng)”的“閹宦階級”在曹操角逐北方是否存在，這在史料中是找不到根據(jù)的。不但找不到根據(jù)，而且還有相反的的證據(jù)證明，在當時的主政者-大將軍何進攻殺權閹集團大意被殺后，他的跟班袁紹、袁術兄弟緊跟著就對皇宮內的權閹們和無權無勢的宦官們展開兇狠的報復，連不長胡子的正常人也不放過，以至于有人看見大兵，自己先脫了褲子給人檢驗自己不是宦官，這番惶恐，可見當時的恐怖。這樣的恐怖政策下，權閹們沒有漏網(wǎng)的。具體文字在裴注《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fā)露形體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余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

皮之不存毛將附焉?權閹們全部被清算，那些皇宮外的“乞匄攜養(yǎng)”的權力根據(jù)沒有了，何以自存?中央朝廷不會有他們存身地，地方上是權閹們的死對頭——被陳寅恪命名為“士大夫”的世家大族們的根據(jù)地，這些權閹們的“乞匄攜養(yǎng)”有自存發(fā)展的可能么?況且，我們還需要明白，宦官勢力，從來就是皇權的贅疣，皇權不振無力控制的地方，自然是“閹宦階級”不可自存的地方。董卓進京之后的東漢皇權衰朽到只剩下一個不能自保的牌位——漢獻帝，漢獻帝之前的“閹宦階級”被袁紹滅殺，漢獻帝的權勢幾近于無，從哪里再培植一個惡貫滿盈，被陳寅恪深惡痛絕的“閹宦階級”呢?

曹操打江山的時候不可能有“閹宦階級”。曹操代表哪一家的“閹宦階級”?曹操是“閹宦階級”的代表，純屬無稽之談。指著曹操臭罵——“閹宦階級的代表”，是學力太差勁，還是頗有些別有用意的暗指?

曹操是“閹宦階級之代表”嗎？

退一萬步說，如果還真有那么一個“閹宦階級”在曹操打天下的時候存在，那么，曹操就是陳寅恪筆下的“閹宦階級之代表”了?這也是要證據(jù)說明的。到底是也不是，史料做證。在裴注《三國志·武帝紀》里倒是明白的寫著，曹操的爺爺曹騰是宦官，歷仕四帝。原文如下：

【司馬彪續(xù)漢書曰……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馀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

這可是名副其實的位尊權大的大宦官，權閹的領袖人物。

曹操的爹曹嵩是曹騰的養(yǎng)子，因為養(yǎng)父的權勢、人脈，做官做到了太尉，位列三公。原文如下

【養(yǎng)子嵩嗣，官至太尉】

那么，依著以上材料，說曹操是“乞匄攜養(yǎng)”，出身權閹之家是可以的。不過，出身權閹之家，是否就說明曹操是閹黨，這個實在武斷。權閹一黨，怎么說也要有如下特點：巴結閹宦，以閹宦的裙帶關系得高位握大權，伙同權閹一起辦壞事。那么，曹操是這路人么?

從裴注《三國志》里找不到這樣的證據(jù)，反而能找到相反的證據(jù)證明，曹操竟然是閹黨們的對頭。他以舉孝廉的途徑進入仕途后，做的第一個官職是洛陽北部尉。上任時間不長，就誅殺了權閹騫碩的叔叔。裴注《三國志》原文如下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后數(shù)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

打死騫碩的叔叔，閹黨們也無可奈何，最后只是把他打發(fā)到頓丘縣做縣令了事。

騫碩這個宦官，看表面，當時的職位不過是“小黃門”——官俸600石的小官，但是，此人是“靈帝愛幸”，與皇帝的關系特別近，這隱形的威權不可小視。但是曹操就敢觸犯，這非但不是閹宦一黨，其實就是個對頭。就是與閹宦做對的士大夫們，也未必有幾人敢這樣冒犯閹宦。

從這一則材料上看，曹操是“閹宦階級之代表”，實難服人!

此類材料還有，那就是曹操為閹宦集團的死對頭竇武和陳蕃鳴冤叫屈。這可是觸犯閹宦集團大忌的的要命事情，曹操就敢做。裴注《三國志·武帝紀》的原文如下

【魏書曰：……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

竇武和陳蕃聯(lián)手密謀誅殺整個宦官集團，但是操作欠穩(wěn)當，被反撲遇害，這可是閹黨集團共同的敵人。曹操這么給閹黨集團的死對頭喊冤叫屈，時下話：“作死”。可是曹操就這么干了，那么說曹操是“閹宦集團之代表”，是該說陳寅恪做學問的風度實在欠缺呢，還是該說他寓諷于文別有所指呢?!

當然，曹操一而再的和閹宦集團作對，居然沒丟了性命，這里有他爺爺和他爹的人脈在為他兜底，這個可能不排除。可是因為有這樣的人脈就敢于觸犯整個閹宦集團，這算是曹操和閹宦一黨的證據(jù)么?無論曹操是否有恃無恐，敢和閹宦集團一而再地作對，就證明他根本不是“閹宦集團之代表”!

倘若說，陳寅恪把論述中的“閹宦階級”置換成“寒族地主”，那么他的立論成功的，可是，偏偏他就是要用“閹宦集團”為曹操貼標簽，這個學問就做的極端的不端正了!依著最基本的中國古代史常識，“閹宦”是些什么人，有些什么勾當這位史學大家不會不清楚吧?起碼還有明朝魏忠賢之類的貨色做注腳么!“閹宦階級”的名頭放在曹操這個敢和“閹宦階級”做對的人的身上，這個用心可就不是“苛責”二字能蓋的住了，簡直就是污蔑!那么，何以這位“民國大師”做出的學問有這樣大的漏洞?是他不熟悉裴注《三國志》么?不像，因為在他的這篇文章里，我粗略一掃，他征引裴注《三國志》至少四處——《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沛穆王林傳》、《三國志·魏書·王凌傳》、《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三國志·魏書·傅嘏傳》，這說明他對《三國志》是很熟悉的。可是為什么要對曹操敢和閹宦集團對陣的材料不加審視，非要認定曹操是“閹宦階級的代表”?

陳寅恪吹捧的“士大夫”們是什么嘴臉？

陳寅恪對曹操的污蔑與他對袁紹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的褒揚恰成鮮明對照。你看他說：

【東漢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農楊氏之類，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于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于儒家之教義……“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范圍，或違反此標準也。此范圍即家族鄉(xiāng)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

看到了么，陳寅恪對士大夫們的褒揚，這伙子人簡直就是道德楷模了。但是如東漢時政治黑幽默所言：

【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不都是這伙子士大夫的嘴臉?

進一步的，且不說站在現(xiàn)在的價值觀上，就是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標準看，以汝南袁氏——袁紹為代表的士大夫還有更丑惡的嘴臉，它們還有更違背當時儒門道德標準的勾當——擁立東漢皇室宗親幽州牧劉虞做皇帝，架空漢獻帝。

劉虞做皇帝的合法性，遠不如漢獻帝，怎么說漢獻帝還是“靈帝中子”(《后漢書·孝獻帝紀第九》)，東漢靈帝的親兒子。這個合法性在家天下時代，這個合法性是很高的，怎么也要高于幽州牧劉虞。士大夫代表的袁紹不清楚?!他擁立劉虞的舉動沒有半點政治正確性!是“大逆不道”!是不忠!陳寅恪無知么?!可是，他就沒有站在其所謂“儒家之教義”的角度上客觀評價袁紹以及幫兇的士大夫們，反而沒口子地給那些士大夫們說好話，卻把曹操污蔑為“閹宦階級代表”。這是在認真做學問嗎?

認真地講，先秦的原典儒家對“忠”字是不大講究的，在那個“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年頭，除了法家，其余學派不太講究那個。更何況，還有孟子這個自大成狂想為王者師的“大儒”，以及“從道不從君”的真儒荀子呢?但是，秦朝過后，西漢初立，儒生們?yōu)榱塑Q身政壇，也不得不變更老主張，也學著從法家典籍中汲取“忠”字武裝自己。終于由董仲舒從《韓非子·忠孝》中的一句話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悟出了“三綱五常”里的“三綱”。“三綱”頭一個就是“君為臣綱”。這是說“忠”呢!講求“忠”字的董仲舒儒學被漢武帝抬舉上位，那么，這個大大的“忠”字就成了兩漢儒學里的一個要緊的學問和必然尊崇的道德標準。

這樣的“忠”字學問，在講說“孝道”的《孝經(jīng)》里也有，具體文字如下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　于　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后世矣。”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進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所以說，如陳寅恪所說的士大夫們的道德標準——“仁孝廉讓”就有忠君的“忠”字——“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么!那么，袁紹擁立漢室宗親幽州牧劉虞的舉動，按照當時士大夫應該遵從的道德標準看，就是不忠，也是不孝!和袁紹一起辦事的士大夫們是什么樣的人也可以想見。

袁紹架空漢獻帝的材料如下：

【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裴注《三國志·董二袁劉傳》)】

劉虞不接受袁紹的擁立，這事作罷。

袁紹固然不是什么好東西，他兄弟袁術更不地道，干脆自己稱帝了，具體文句在同傳：

【興平二年冬，天子敗于曹陽。術會髃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意如何?”觽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朇之符命，遂僭號】

最后下場，窮途末路，把帝號讓給袁紹，想投奔袁紹兒子袁譚。半道病死了。

【將歸帝號于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fā)病道死。】

由此可見，被陳寅恪大加褒揚的有道德的“士大夫階級”在當時來看，都是一伙子寡廉鮮恥的貨色。倒不知陳寅恪為這伙子人大吹喇叭的底氣何在。

如袁紹這個士大夫的代表還有勾結烏桓游牧部族參與中原混戰(zhàn)的惡行。當時的烏桓部族，對中原是敵視的，動輒對中原漢族百姓進行殺戮掠奪，加劇中原百姓的苦難。具體文句在裴注《三國志·烏丸傳》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余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余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仆延，眾千余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余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人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

這是說烏桓部族對中原四州百姓的危害的。

【袁紹與公孫瓚連戰(zhàn)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后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九、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后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

這里先是說袁紹和烏桓勾結，與公孫瓚混戰(zhàn);后又說袁紹官渡之戰(zhàn)后死了，袁紹兒子袁尚投奔烏桓蹋頓部妄圖反撲的。

袁氏父子的勾當，在儒門道德來看，就是不辨“華夷”!這也是無德無恥!

倒不知陳寅恪為什么就那么待見袁紹和袁紹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為他們的道德猛吹喇叭!倘若不是學問粗陋，該怎樣解釋它為袁氏吹喇叭的不正常呢?

指桑罵槐，陳寅恪污蔑曹操為哪般？

實在很有必要問：何以陳寅恪對曹操用“閹宦”二字罵不絕口?何以有如此污蔑?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曹操怎么招惹他了?

陳寅恪對曹操的丑詆，未必是他的學問低下，未必是他不諳熟裴注《三國志》，他對曹操的丑詆原因，毛病恐怕要在他文章里說的這幾句話里去找

【東漢外廷之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農楊氏之類，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于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于儒家之教義……“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范圍，或違反此標準也。此范圍即家族鄉(xiāng)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孟德三令，大皆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之污名，則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尊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chǎn)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矣根據(jù)。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

很明白，這是對曹操“求才三令”排斥標榜周孔道德的士大夫的憤怒;是對曹操招徠按照士大夫的標準看來“德行”有虧，但是有治理政務才能的士大夫群體之外的人的憤怒;是對曹操重用“負不仁不孝之污名”的寒族地主知識分子的憤怒。也是對曹操這個寒族地主代表上位之后的選官擇吏政策的憤怒。因為曹操選拔人才的政策，對士大夫們遵從的金科玉律一樣的“道德”標準具備完全徹底的摧毀能力，乃是“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陳寅恪對這樣的變革憤憤然。所以千六七百年后，陳寅恪一迭連聲的用“閹宦”對著曹操的名字丑詆不止。

如若說陳寅恪是個暴烈有些“憤青”傾向的人，那么，在看書觀史中，對史事有些情緒發(fā)揮在文章里也說得下去。可是，就我看他的書，以及他的擁躉對他的褒揚歌頌中，這位陳先生可不是這樣的人。反而，這位先生深沉的很，對史上人物的評價少見對曹操如此的刻薄，時不時的，這位先生還常對時局、政事發(fā)表看法的——他對政治很關切。而他發(fā)表看法的方式很隱晦，用作詩的方式，在詩句里引用的古史典故影射當時政治。比如，抗戰(zhàn)初期他作《藍霞》詩諷喻國共兩黨。指斥推翻滿清的舊民主革命的主角國民黨，以及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共(見《<南渡北歸>中的陳寅恪，是個愛國者么?》)。

那么，在這個《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必條后》對曹操刻薄的丑詆這種不正常的言語里，就有了譏諷的用意。發(fā)泄一些對當時時勢的不良情緒勢所必然。那么，他要發(fā)泄的是一種什么樣的不良情緒?且看這篇文章發(fā)表的年份——1956年。正是新中國立國之初，需要人才建設祖國的時候。那么，作為起自底層，領導革命成為執(zhí)政黨的中共選拔什么樣的人才但此重任，這就成為牽動中國各階層、利益集團注意力的大事件。作為關切政治的陳寅恪自不例外。

從底層發(fā)掘培養(yǎng)貧民子弟，還是用現(xiàn)成的為民國出過力的舊式知識分子?事實表明，這兩樣人才，中共都用，都委以重任。在人文類的高等教育界，舊式的民國知識分子用的還很多。但是，對于這些舊式文人，需要進行思想改造，改掉他們腦袋里殘存、或者根本沒有被自己擯棄的舊式的精英思想和高于普通人民群眾的優(yōu)越感。用新的人人平等的觀念和馬列思想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勢在必行。然而，這樣的思想改造，是這個“不尊奉馬列”的陳寅恪愿意看到聽到的么?當然，他不愿意!當然有不良情緒!那么，用很隱晦的方式，在考據(jù)文章里，借著對東漢末年的時代背景發(fā)表不顧史實的論說發(fā)泄這種不良情緒那是必然的。而曹操“求才三令”中隱含的，對“士大夫”/世家大族虛偽道德標準的解構與摧毀作用，恰似新中國用馬列思想改造舊知識分子腦袋里舊有“精英”思想的威力。如此一來，這篇1956年的考據(jù)文章對曹操的丑詆文章就有了“舊瓶裝新酒”的別樣意味了!文章里不顧史實對曹操沒有風度的丑詆就有了別樣的現(xiàn)時諷刺含義了——你中共做的過分了!

我們回溯歷史，看一下被陳寅恪努力標榜道德的士大夫們在當時能不能用呢?當然不能!在東漢尚未崩潰的時候，陳寅恪口中的“士大夫”們/世家大族/豪族們的莊園經(jīng)濟就在蠶食東漢王朝的經(jīng)濟基礎，兼并土地，隱匿人口，截留賦稅。而這個王朝對外戰(zhàn)爭，對內的支出，包括給這些士大夫們發(fā)俸祿，無不從愈來愈少的自耕小農身上加重剝削，最后形成王朝崩潰的一個要因;東漢崩潰之后，它們又勾幫結伙形成一個個的軍閥集團，制造軍閥混戰(zhàn)，“千里無雞鳴，白骨露于野”的要緊原因之一就是它們造成的。這些人上位掌權的“典范”時代就是“以孝治國”的西晉，什么下場?

但是，曹操用了這些人，用的還不少!而且還要重用——司馬懿，結果呢?

反過來看被陳寅恪丑詆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曹操，在自己的轄區(qū)內從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年底開始厲行“屯田”，一邊和群雄爭衡，一邊搞生產(chǎn)建設，在二十年后曹操的轄境內已經(jīng)顯露戰(zhàn)后經(jīng)濟恢復的生機。“建安七子”的王粲，在譙郡的所見中是這樣的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王粲《從軍詩·二》】

這樣的能耐，可是不是陳寅恪猛吹道德破喇叭的士大夫們能有的本事。所以，從歷史上來講，陳寅恪對士大夫的褒揚與對曹操的丑詆是毫無理由的!這位“教授中的教授”，“綿里針”的功夫可是很厲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