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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興德：評沈志華學派對中國在朝鮮停戰談判的一個自以為是的指責

點擊：作者：張興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1-29 08: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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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抗美援朝經過五次戰役后，“聯合國軍”“幫助”李承晚軍統一全朝鮮的戰略企圖落空，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企圖在三八線南北停戰，為此幾經曲折，找到蘇聯的渠道以溝通，終于雙方以軍方代表的身份坐下來進行談判。這種情況的實現，正是中國出兵之初就確定的戰略目的和企圖。可是沈志華學派對此似乎不理解、不了解，反而指責說：“現在停戰，什么條件都沒有了。”（《沈志華演講錄》九州出版社北京 2016年第125頁）“凱南注意到，馬立克在會談時，根本沒有提到更為廣泛的遠東國際事務問題，諸如臺灣和對日和約等。顯然，這表明蘇聯已經考慮不以中國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2016 第 218頁》）

這里沈志華學派們，根本就沒有弄明白雙方高層外交的玄機和智慧。自以為是地錯誤指責，足見其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的輕率和輕浮。對這個問題，筆者發表在《黨史縱橫》2019年第10期的文章——《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對此作了簡單地分析解讀。整篇文章都是批評沈志華先生的，文中“有的學者”，即指沈志華先生。因受篇幅限制，該文對有些問題沒有涉及，例如，所謂蘇聯的考慮云云。特此發布，以饗讀者！

正文如下：

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

抗美援朝戰爭不僅僅是軍事上的斗爭，也是一場外交和政治的斗爭。中美雙方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在很多的問題上存在尖銳的分歧和對立。只有一次卻是心照不宣的“默契”。這就是在1951年6月，雙方通過蘇聯從中溝通達成“停戰談判”意向的時候，不約而同地提出“停戰談判”應由雙方作戰的軍隊司令官的代表擔任，并且只談有關朝鮮戰場“停戰”問題。朝方以朝鮮人民軍司令官的代表、中方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官的代表參加，美方以所謂“聯合國軍”司令官的代表參加。在1951年5月31日，凱南受美國政府之命第一次同馬立克會面時，就暗示美國政府的這種立場，他說，停戰談判“是戰場上雙方司令官進行停戰和停火的談判”，在馬立克6月23日奉命在聯合國發表演說后，毛澤東在6月29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明確表示這次談判，“在中國方面是以志愿部隊的代表身份參加這個談判，而不使中國以交戰國的身份去參加”。此前，在和斯大林、金日成商談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談判時，毛澤東就預見到，要想談判取得成功，以不提中國進聯合國問題和臺灣問題為好。后來的實踐證實了毛澤東的判斷。停戰談判開始前，美國總統杜魯門訓令李奇微“停戰協議應限于朝鮮問題，而且嚴格地只限于其中的軍事問題，不應該涉及任何政治和領土問題”。

雖然在實際上談判代表后面的決策人均是中美雙方的政府最高領導，這次談判在一定意義上講實際上是一次中美談判，但在名義上卻不是以國家名義的國對國的談判。可以說，這也是中外談判史上的一枝“奇葩”，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各以軍方代表談判，都不以交戰國身份談判，這是雙方有意將戰爭局限于朝鮮戰場的“局部戰爭”，是雙方政治家的一種斗爭的藝術和智慧。我們知道，“志愿軍”在歷史上并不鮮見，多次的戰爭中，交戰國的雙方都有不是國家或沒有以國家名義派遣參戰的“志愿軍”，有的數量還很大，例如二戰時期的德軍中的志愿軍一度高達200多萬（均是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者）。這種情況出現有多種原因，有的的確是民間的或個人的行為，有的則是出于外交的需要。不以國家名義派遣的志愿軍，其名義上是“民間的”，其行動是“后果自負”，國家不是參戰國，這樣外交上雙方都主動。中國出兵是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這在形式上是“人民的自發行為和志愿”，而非國家行為。盡管志愿軍是中國解放軍正規部隊中的精銳之師，但是，因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也就是說，不是中國政府同美國控制的“聯合國軍”作戰，而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協助朝鮮人民軍作戰，這在第一次戰役勝利后的戰報上就是以朝鮮人民軍司令部的名義這樣講的。“志愿軍”是“民間”的行為。這樣，在名義上就自然“降低了”戰爭的“級格”。對這些，美國政府自然是很清楚的，也在名義上認同是“志愿軍”，因此，一直把戰爭限于朝鮮境內的“有限戰爭”。這次進行停戰談判，雙方不約而同地以雙方軍隊司令官的代表談判就基于此種考慮。

其次，如果以交戰國身份進行談判，當時就根本談不“攏”，無法達成停戰協議。對此，雙方都很清楚。因為，作為中國，如果以國家出面談判，那么，就得像對待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十三國提案那樣，堅持提出臺灣問題、聯合國席位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都是同美國侵略朝鮮聯系在一起的。作為一個國家出面談判，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尊嚴，必須旗幟鮮明地闡明這種立場并堅持。這是原則問題，是一個國家應有的原則立場。它不在于這種立場在當時能否獲得認可和解決，而是必須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立場。而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在當時情況下，美國根本不可能接受。美國對這兩個問題的立場，并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自然也包括中國），這是它的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從當時的國際環境看，美國政府根本不可能讓步。這樣，談判勢必陷于僵局，不會有結果。而雙方以戰場上的軍事司令官的代表身份只談停戰問題，就可以繞過這個難題。這也就是為什么當時美國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決定尋找和談途徑時，不再經過它操縱的聯合國的途徑，而讓艾奇遜不得不“像一群獵狗到處去尋找線索”。他們開始通過香港等多種途徑同中蘇方試探都沒有反響，最后才想到前外交官凱南和馬立克的關系，通過他們進行了溝通，表達了美方想要通過軍方談判的立場停止朝鮮戰爭的意圖。這樣，先后被蘇聯和中國默認，這就繞過了這個當時解決不了的難題。為談判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美、蘇、中三方這樣的“默契”是一種政治智慧。可有的學者，并不了解其中的“奧妙”，反說中國先頭失去了第一次停戰的“大好機會”。失去了1月13日聯合國開出的“優厚條件”。這次美國不再“以中國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現在停戰，什么條件都沒有了。當年答應的解決臺灣問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都沒有了”。這種誤讀、誤解，現在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必要做些辨析。從根本上講，這兩次談判，有著本質的不同：

一是，第一次的聯合國提案“先停戰”，后談判，本身就是美國操縱的聯合國的騙局。“先停戰”后談判的必然結果是談判的失敗和破裂的“重開戰”。對此，毛澤東早有預見并提出了對策。1950年12月3日，聯合國通過“停火決議”的前一天，在給彭德懷的電報里強調指出：“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當時美國國內正全國征兵動員，在朝鮮的李奇微緊張地整軍備戰，撤換了所有失去戰斗意志的師團將領20多人、又從美國本土緊急補充了大量老兵。這種情況，與三年內戰時，美國的代理人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停戰談判”同出一轍。而在這之后不久，美軍立即發動了試探性的進攻并全線反擊。實踐證明當時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而這次談判，則是關于如何“停戰”的談判。這正是中方在當時聯合國的1月13日提案時所堅持的立場。從后來這次談判的進程和過程看，也證明了談判不易，停戰更不易。不談判的先停戰是沒有保障的“停戰”，隨時可能變成“開戰”的“停戰”。后來停戰談判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第一次堅持先談判的正確性。

二是，兩次談判雙方面臨的戰場情況也不同。第一次談判時，美軍當時雖然經過三次戰役的打擊，從鴨綠江邊退到三七線附近，但中央分析，美軍并沒有受到重創。毛澤東在第三次戰役前夕（即在聯合國十三國提案之前）給彭德懷的電報指示，就強調要準備長期作戰，只有大量殲敵，才可能逼敵求和。因此，第一次不具備“和”的條件。事實上也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和判斷。因此，當時“停戰”是假，備戰是真。而這次則是美軍經過了第四次戰役和第五次戰役的較量后，雙方的陣地基本穩定在三八線南北，美國政府和他們的同伙，看到美軍想再推進到鴨綠江邊已經沒有希望，美國政府在內外的壓力下，不得不尋求停戰。要停戰的談判，是由美國政府首先提出的。這樣，通過“談判”，就有達到停戰的可能性。中朝方正是基于這點，考慮在什么情況下的停戰談判條件才有可能成功。因此，當時準備提出停戰的預案，主要有三條，即：三八線為停戰分界線；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按國際公約遣返戰俘。其他不利于停戰的條件基本不提。我們就是現在看這三條，也無不妥。這是一個尋求談判成功的預案。

三是，這次談判，也談不上失去了“優厚條件”問題。第一次聯合國提出的提案是以國家名義參與聯合國關于“停戰”的談判。對此，如前所述，作為一個國家，對美國政府在侵入朝鮮的同時又占領臺灣，并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上作梗，作為一個“站起來的人民”的共和國，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的嚴正立場，這不是“要價”高低的問題，而是必須表達的政治立場和堅定的意志。我們當時并不寄希望于被美國控制的聯合國能夠解決我們在聯合國席位的問題，也不寄希望讓一向仇視中國的美國政府，能夠放棄臺灣。但是我們的態度必須表達出來并堅持。事實證明，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直到過了20年后，是在美國政府對聯合國的控制已經大大削弱的情況下，亞非拉兄弟國家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的。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同美國一毛錢的關系都沒有。

總之，以雙方軍隊司令官的代表身份進行談判，是雙方的智慧。而回避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問題和臺灣問題，則是中國領導人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統一起來的一次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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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黨史縱橫》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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