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帶流行一種叫做“兩頭婚”的婚姻形式，有人稱之為婚姻新模式。“兩頭婚”形式上是男女雙方不再是傳統的男娶女嫁，即不按傳統婚姻習俗，是男不娶，女不嫁，男方不出彩禮，女方不陪嫁妝，兩家協商，男女結婚后，夫妻生育兩個孩子，一個孩子隨父姓，一個孩子隨母姓，各家財產各歸各家，夫妻各帶一個孩子各住各家，所以民間又叫“搭伙過日子”。這種“兩頭婚”形式，表現上，一是雙方家庭都有傳宗接代的目的，延續自家姓氏香火；二是保護自家財產，相當于婚姻AA制。本質上，一，這種形式不是什么婚姻新模式，也不是什么新發明和創新，它是對偶婚的變相復古；二是這種形式是私有化的加強和女性地位提高相沖突的妥協產物，三是這種形式是特定時代的一種產物，不會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產生顛覆，而將隨著特定時代條件的消失而停止，可能不會消失。
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部分論述
人類的兩大天然權力和義務，一是生存，一是繁衍。男女兩性的結合，解決繁衍問題。男女兩性的結合，從中國古代的歷史傳說，上古的伏羲時代，始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世界近代史上，美國人摩爾根是一個在北美洲印第安的易洛魁人中度過一生大部分的人，他被易洛魁人部落收養入族，他發現易洛魁人的親屬制度，著作了《古代社會》一書。恩格斯根據摩爾根的著作，及從當時所能考察的諸多民族的兩性關系與親屬制度，于1884年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闡述了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的親屬和家庭關系，蒙昧時代的群婚制有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家庭產生于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交替的時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時代高級階段”，“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而“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是與文明時代（注：此處文明時代僅晚至恩格斯著作時的資本主義時期，下同）相適應的。”
“由于這種婚姻禁例日益錯綜復雜，群婚就越來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對偶家庭排擠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共同生活；不過多妻和偶爾的通奸，則仍然是男子的權利，雖然由于經濟的原因，很少有實行多妻制的。婚姻關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象以前一樣仍然只屬于母親。”“在成對配偶制中，群已經縮減到它的最后單位，僅由兩個原子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選擇已經通過日益縮小婚姻關系的范圍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的動力發生作用，那末，從成對配偶制中就沒有任何根據產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這種動力開始發生作用了。”
這種動力，就是私有財產的出現，因為私有財產的出現，“這些財富，一旦轉歸各個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來，就給了以對偶婚和母權制氏族為基礎的社會一個有力的打擊。對偶婚給家庭添加了一個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親之外，它又確立了確實的生身的父親。”
“它是在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交替的時期從對偶家庭中產生的；它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的，其明顯的目的就是生育確鑿無疑的出自一定父親的子女；而確定出生自一定的父親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子女將來要以親生的繼承人的資格繼承他們父親的財產。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對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關系要堅固得多。這種關系現在已不能由雙方任意解除了。”
三 中國近七十年婚姻制度和習俗的變遷
一九四九年建國后，制定頒布了《婚姻法》，這是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婚姻法，它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婚姻制度和習俗，廢除了男女不平等制度，廢除了包辦婚姻，廢除了妻妾習俗，徹底解放了女性，首次將男女婚姻建立在雙方平等、自愿的權利之上。這部婚姻法的精神和原則一直影響至今。在那個年代里，男女婚姻雖然還深受封建舊思想和舊習俗的約束，包辦婚姻還比較常見，但因為推行新《婚姻法》的力度非常大，舊勢力在革命的新法之前只能退縮和投降，開啟了新一代人的社會主義婚姻觀。從婚姻家庭上的革命，從而帶動和影響了全社會的社會主義革命，最明顯的是女性社會地位提高，女性擺脫了丈夫束縛，走向社會，參與社會工作，通過勞動獲得了一定的經濟獨立地位。那時的中國社會，是公有制經濟和集體經濟時代，女性經濟上不再附庸于丈夫和家庭，使得未婚男女以愛情的名義自由戀愛結婚，雖然愛情還不能完全擺脫舊的束縛，但名義上確實是以愛情的名義談論婚嫁，父母和媒婆不再主導婚姻，反而成為聲討舊婚姻觀所批判的對象，雖然婚嫁所涉及的經濟負擔還有比如彩禮和嫁妝，但已退為次次要因素，不敢公開提及，所以在那個時代里，家庭背景和出身的不同，甚至相差懸殊的男女，只要是自由戀愛，就可以順利地組建家庭，不會受到家庭的為難和社會的嘲笑。那一時代，盡管還有巨大的工農兵、城鄉差別，但是因為經濟上的公有制制度的保障，可以說是男女自由戀愛、結婚不唯一以經濟條件為主導。這一時期是全社會顛覆傳統的大家庭而代之興起小家庭的興盛時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私有經濟復起，打破了三十年基于平等的婚姻觀念，經濟成分逐漸在婚戀觀上加重起來，男女在考慮婚嫁時，漸漸地加重對對方和其家庭的經濟條件的要求，尤以女性為甚。男女在擇偶權上是不平等的。由于男女天然的性別差異，不僅人類，而且在動物界，幾乎都是雌性動物始終支配交配權，而不是雄性。而雄性為得到與某一雌性的交配機會，要與其他雄性競爭，優勝者才能獲得交配權。在男女婚配上，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因為沒有直接證據，而自文明時代的一夫一妻制形成以來，由于私有的家庭財產的增加，因為子女對父親財產的繼承，父權制下不得不限制女性在婚配權上濫施交配權，也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父權制下的家庭財產不會外流，而女性也不得不放棄部分交配權，以保障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這是女性一種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權利讓渡，因為是在私有制下，男子是獲得和增加私有財富的主要來源。任何一個民族，在婚姻發展歷程上，都不約而同地顯示出了這一特征，即男娶女嫁，女方入到男方，作為一種補充，只有非常少的是男入女家，其條件無一不是因為經濟條件的不對等，幾乎都是女方家庭經濟條件較好，而男方經濟條件很差，女方用經濟的優勢以獲取經濟差的男方放棄通常的男娶女嫁慣例，用經濟補償的辦法，將男方入贅到女家。這是對男婚女嫁的一種必不可少的靈活補充，畢竟家庭間的經濟不對等是絕對的，而門當戶對在有時候又難以實現，但總有因為經濟的原因而需要這種補充形式。八十年代其后的幾十年，社會的私有成分越來越重，家庭間的差異越來越凸顯。婚姻既是男女愛的法定結合，也是兩個家庭的經濟甚至是兩個家庭背后某個經濟集團的一種結合。恩格斯在著作中說：
“在婚姻關系上，即使是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人在形式上證明是自愿的，也就十分滿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現實生活是怎樣的，這種自愿是怎樣造成的，關于這些，法律和法學家都可以置之不問。”
恩格斯又說：“婚姻都是雙方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的，因此總是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對婚姻的權衡利害時，女性是比男性有更自由的選擇權，因為女性占有的交配權要遠高于男性，而男性要得到與女性的交配權就必須先支付對價。如果打比方的話，在文明時代里，在男娶女嫁下，在對婚姻的選擇權中，女性有如自由飛翔的鳥，而男性則是不能移動的樹，鳥可以自由地在樹林間選擇落在哪顆樹上，而樹卻不能自由地選擇鳥來落下，只有那些吸引力特別大的樹才能引來很多鳥來落下。所以俗語說“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層紗”，這就是男女在婚姻上天然的不平等性。中國封建時代，要保證社會人口的繁衍和國家財稅收入，必須要適當限制鳥兒自由飛翔的權利，盡可能使更多的男性娶到妻子，繁衍生息，為社會提供人口和貢獻稅賦，如果不加以適當限制的話，那么自己和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女性，將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向條件更好的男性集中，而文明時代的一夫一妻制限制了男性的配偶，男子的主妻只能有一個，要么做妾，所以正是因為如此，富有男人往往是妻妾很多，因為富有男子有財力納到更多的妾，相反極端貧困的男子只能孤獨終身。但在妻妾中，也是有嫡庶之分的，維護的是家庭經濟利益盡可能免受大的損害。而所剩下來的條件較好的女性不僅不會放低要求往其次的男性里選擇配偶，反而仍幻想一日高攀，或者無奈之下作妾。到現代婚姻制下，因納妾制度的消亡和受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的法律限制，在一定時期過后，就會產生大齡剩女。最后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的出現，一些條件較好的女性成為剩女，而條件很差和較差的男性就一定會成為剩男。因為男女性別的天然比例，男多女少是自然現象，除非戰爭等特殊情況，所以通常是剩男一定會產生，但剩女則非常少，但為了防止剩女的產生，所以古代有的皇帝必要時強制女子出嫁，晚于規定年齡不嫁者將處于懲罰，或全家連坐，或對不嫁女子加重賦稅，更為嚴厲者，政府強制婚配。所以在婚姻自由時代，當今有些女性在選擇對象時，感覺自己嫁給誰都虧，這是當今大量剩女和剩男產生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當代男女的平等觀念。經濟上的女性獨立鞏固了男女平等思想，而男女平等思想又促動了女性經濟上的獨立，但經濟原因總是最根本的基礎。“兩頭婚”的出現，一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參與社會勞動，具有了經濟上的相對獨立，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可以獨立地擔負起撫養子女和贍養父母的義務，二是經濟的相對獨立，擁有了完全屬于自己的私有財產，為保住自己的財產，不想通過婚姻將財產拿出去，兩者說到底，是私有形成下的產物。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出現的女性沒有經濟地位時的第一個產物，那么“兩頭婚”就是女性有了一定經濟地位之后的又一個產物，但都是私有經濟的產物，這時已是女性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輪到男性做出妥協的一種結果。“兩頭婚”也是買賣婚姻的一個相互妥協后協商出的產物。之所以出現“兩頭婚”，是私有以來財富在婚姻上的一種表現。從專家的實際調研中，“兩頭婚”都是男女雙方家庭互相達成協議的結果，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就不能作成，而協議的考慮的重點無一有關財產的問題。中國有彩禮的習俗，但現代已將悠久的彩禮習俗惡化到了事實為買賣婚姻的地步。彩禮原是古代封建社會男娶女嫁前主要用于約定婚姻，即男方拿出一定的財產，主要是體現婚約既成并約束女方不得違約而提前支付的一筆對價，也同時具有補償女方家庭的功能，因為女子出嫁是女方家庭的人口損失以及連帶的既有的和未來的經濟損失，還體現的是一種禮儀文化，故彩禮正式名稱稱為“聘禮”或“聘金”。因為在婚嫁選擇上女方另選高門而違背婚約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通常是男方出彩禮以約束女方，按照近代法律術語，類似于定金的性質，彩禮數額并不很大，如富有者出若干銀兩，小戶出幾匹布，如果違約，首先要退還彩禮，也往往有相應的懲罰，即使不退還或無法退還的，男方受到的損失也不很大，即使封建社會時期，在父母之命下，彩禮好像并沒有高到出賣女兒的程度。這是彩禮的原本色彩。而如今的彩禮風俗已經變質，變相成為女方家庭出賣女兒，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甚至百萬，而且還要求男方全款置備房子、車子、首飾等高昂的物質財產。婚姻市場，從來都是女方市場。而利用彩禮風俗，或借婚姻之名，在男方購買的房子上硬性要求加上女方自己的名字，實行詐騙，也已成了社會的一害，靠彩禮和婚姻詐騙而暴富起來的已不足為怪。女方家庭收取高額彩禮之后，也不再象以前嫁出去的女兒與娘家脫離經濟關系完全加入夫家那樣，而實際上夫妻婚后，在經歷平等婚姻的前三十年形成的觀念下，照舊平等地照顧雙方父母和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已不存在。如此而言，在不菲的彩禮之下，買賣女兒的合理性不復存在，而實際轉換成女方家庭對男方家庭的掠奪和剝削。現實例子有，如男方父母為兒子娶妻，向女方父母支付了幾十萬彩禮錢后，女方父母可以依靠這幾十萬彩禮安享晚年，而男方父母如果是底層勞動者，那么年老余生還得必須辛苦勞作，或還債，或為未來忙碌，現實中見到其生活多數是窘迫的，如果非獨生兒子，其父母承受的經濟壓力是無比巨大的。一邊是安享晚年，一邊是老年辛苦，就形成了鮮明對比。“兩頭婚”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高價彩禮是第一個罪魁禍首，所謂“男不娶、女不嫁”，實際是因為“男娶不起”，而不是“女不愿嫁”，其中女出嫁的嫁妝，按照現習俗，是可有也可無，是可多也可少，隨意的很大，而彩禮往往是硬性要求，逐年水漲船高，所以當今婚嫁的重大負擔主要壓在男方，而不是女方。
彩禮現在成了壓在男方家庭身上的一座大山，變相成為一個家庭掠奪和剝削另一個家庭的冠冕堂皇的工具，在男方家庭內部，又變成了下一代用婚姻而對上一代的代際剝削。它沒有隨著封建時代的結束、男女平等的建立而消失，反而在市場經濟里愈加理直氣壯起來。彩禮現象，又顯現出越是貧困地區，其金額越往往高昂。所以有研究報告指出：彩禮功能已經從表達性向工具性異化，再也不帶有一點人情味了，完全變成了人們索取巨額財產的一種便捷手段。女方家長的權力遠遠超過男方家長，婦女權力和地位也高于男方。對于這種變質的民間彩禮惡俗，國家該有做作為，必須要負起遏制的責任，要倡導移風易俗，將這股惡劣習俗壓制下去，這不僅是民風問題，它切實關系到家庭的和諧、民族的昌盛、國家的穩定，造成現今大量剩女剩男現象，無疑不斷攀升的天價彩禮是主因。從蒙昧、野蠻時代的群婚制到文明時代的一夫一妻制，人類從婚姻對象的不固定到婚姻對象的固定，這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兩頭婚”實質上是對偶婚的一種變相復古，各住各家使得婚姻是不穩定的，這種不穩定使婚姻很容易從固定的一夫一妻制退步到對偶家庭上去，無論夫方還是妻方，都擴大了通奸的自由空間，加速性道德的墮落，如果能夠假設，將有可能返回到對偶婚的原本狀態，一個男子在許多性伙伴中有一個是主妻，即“兩頭婚”的妻子，而這個男子對于妻子來說也是她的許多性伙伴中的一個主夫，而法律是不會主動干涉的，但是一旦形成事實婚姻或者生育子女，則必與現有法律產生沖突，法律必須干預。在雙方的與之共同生活的家庭中，如果有一方不是獨生子女家庭，那么其兄弟姐妹如果也都是“兩頭婚”的話，那么在這個家庭中，家庭間的親屬關系也將發生改變，將難以區別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雖然當代人已不看重這種親屬關系，但不看重并不表示親屬關系紊亂，從世界各民族的婚姻家庭發展看，從人類的蒙昧時代、野蠻時代一直到文明時代，親屬關系都是分別群婚制、對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的重要表現，關于這個問題的闡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此做了非常深入詳細的闡述，親屬制度是文明的重要指標之一。“兩頭婚”本質是看重個人財產而出現的，而親屬關系的遠近也直接關聯到財產問題。現在有人分析“兩頭婚”現象，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兩頭婚”的家庭經濟實力相當，也就是說，“兩頭婚”本質是由經濟條件決定的，說到底它仍是私有制的產物，是講究門當戶對的，而不是什么新的模式，更不是創新。“兩頭婚”出現的地域，目前主要在江浙地區，江浙地區是私有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由此也再次證明它是私有經濟的產物。而且所謂的“兩頭婚”，其實一直存在，并不是在江浙地區新出現，比如走婚、望門居、不落夫家等。江浙地區的“兩頭婚”，現在基本都是男女雙方都是本地家庭，也即各住各家在地域上要求兩個家庭相距不能太遠，如果相距太遠，人口的大流動，“兩頭婚”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能做的，也許只有兩個孩子各姓一家而已。另外，關于姓氏。姓氏傳統不光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它是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傳統，中國姓氏文化源遠流長，里面不僅包含了文化傳承和血脈記號，也包含了優生優育的科學道理。古人云“同姓不婚”，用現在基因學證明，它是科學的，預防了近親結婚的隱患。親兄弟姐妹，成長于兩個家庭，且又姓氏不同，其手足親情會親密到哪里呢？
“兩頭婚”的姓氏約定，實際是封建社會傳宗接代思想的復活。如果一代一代地隨母姓下去，那么幾代之后，姓氏傳承將徹底紊亂，不知原來的姓氏會拐到不確定的哪個姓氏上去，這恐怕也是最初搞隨母姓的人所不希望的結果吧。“兩頭婚”之所以在別的國家沒有出現，是因為只有中國是長達四十年搞計劃生育、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國家，它是獨生子女政策的獨特產物。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兩頭婚”的夫妻雙方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尤其女方，希望以這種婚姻形式解決女方父母的養老問題和門戶后繼問題。而獨生子女政策的取消，“兩頭婚”將失去它的合理性。女方若還有兄弟的話，那么“兩頭婚”的形式很大可能是不會得到兄弟的贊成。私有財產性決定了文明時代以來的一夫一妻制還是必然規律。
“一夫一妻制的產生是由于，大量財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這種財富必須傳給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傳給其他任何人的子女。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這種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沒有妨礙丈夫的公開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將到來的社會變革至少將把絕大部分耐久的、可繼承的財富——生產資料——變為社會所有，從而把這一切傳授遺產的關切減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經濟的原因而產生的，那末當這種原因消失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可以不無理由地回答：它不僅不會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時它才能十足地實現。因為隨著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雇傭勞動、無產階級、從而一定數量的——用統計方法可以計算出來的——婦女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賣淫將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僅不會終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對于男子也將成為現實。”
恩格斯這段論述，可將“兩頭婚”出現的原因加進去，即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原來的妻子方面的一妻一夫制，已經在某種特定條件下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但這畢竟是特定條件下的出現，可以說它是必然性的一種偶然，因為總的趨勢是隨著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將成為現實。
五 “兩頭婚”是不充分自由的婚姻
“兩頭婚”不管被冠以什么新模式，或稱贊之，但這種結婚確實是不充分自由的，它只是私有經濟在特殊人口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產物，既不可能普遍，也不可能是未來婚姻的必然方向。
“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百花亭畔”）【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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