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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看到有人又貼了一遍劉強東說“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的采訪視頻片段，以此想說明大佬也是“信仰共產主義”的。

以前對這樣的說法一笑了之，視頻也懶得細看。這次因為是圈子里的熟人貼出的，有意瞄了一眼，卻發現劉強東在訪談中其實一不小心透露了一個驚人秘密：

劉強東描述的“故事”當然不是童話，事實上，這個故事更為魔幻、卻更為現實的版本是這樣的：

你在機場等飛機的時候，被旁邊女士的香水味吸引了，于是便問了句這是什么香水，女士報了一個品牌，手機里就傳來了新消息提示，你打開手機便收到了京東的這款香水的購物鏈接推送……后面才是劉強東講的故事。

這一幕其實早就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當我們跟其他人聊天時，不小心提到了某種商品或某種需求，智能手機里負責“監聽”的APP立刻就將關鍵詞轉發給服務器，一條條精準的廣告推送便出現在了我們的手機終端。

當劉強東苗飛色舞地跟我們描述人工智能的強大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狀況：人工智能可以隨時定位你的位置，知道你正在干什么、說什么，是不適合收貨，而且是提前知道；未來人工智能可以探測腦電波的話，甚至可以隨時知道你在想什么！

問題是，我們同意APP如此肆無忌憚地監聽我們、采集我們的私人信息了嗎？

劉強東說“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這句話的時候，所針對的僅僅是技術高度進步、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時代場景。這段話是2016年11月7日劉強東做客《改變世界——中國杰出企業家管理思想訪談錄》接受秦朔采訪時說的，并于2017年1月20日播出。當這段話被廣泛刷屏，被解讀成劉強東信仰共產主義時，劉強東自己就曾站出來解釋過：

采訪劉強東的秦朔也出來解釋說，劉強東說的“實現共產主義”是指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無人車、機器人、AR/VR等新技術的成熟和普及，技術可以解放人的勞動，并按每個人的不同需求進行精準而便捷的產品分配。

“技術可以解放人的勞動”——這句話更準確的說法是，技術/機器/人工智能替代人類的勞動。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替代了人類的勞動，機器扮演了“勞動力商品”的角色，搶奪了部分勞動者的飯碗，增加了失業，反過來為資本家壓低勞動者工資增加了籌碼。

網上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討論題：當資本家將工廠里的人全部換成機器的時候還存在剝削嗎？當你為這個問題感到困惑的時候，其實應該后悔學生時代沒有好好學習馬哲，哪怕是課本里被修正過的馬哲也能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剩余價值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過程中產生的，它能解釋的遠不僅僅是某家工廠內部的剝削問題，只是為了方便理解，才在教材里將剝削具象到一家具體的工廠。

第二，當某家工廠在某些勞動環節使用機器替代人，可以降價成本的時候，相比其他資本家它可以賺取超額剩余價值，但是，當整個行業都實現了這種替代，資本家就只能賺取社會平均利潤，因為機器/人工智能的硬件成本無法壓縮，為了贏得競爭賺取超額利潤，資本家必然轉向其他有人力存在的環節壓縮成本，例如對維護人工智能的工人以及碼農實行996、壓低工資——因為被替代環節的工人失業，他們很可能會轉向維護人工智能的工作崗位參與競爭，這就為資本家降低工資提供了籌碼。

第三，哪怕維護人工智能的工作崗位將來也被“全能機器人”替代，資本家在只能賺取社會平均利潤的情況下，必然轉向這個行業的上下游去榨取剩余價值。

第四，想象一種極端的社會圖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全部的人類勞動、甚至是創新性的工作，99%的人淪為“過剩人口”的時候，聰明的資本家會忽然發現，這99%的人口為了生存，已經競相將勞動力價格壓縮到低的驚人的程度，甚至要低于人工智能的制造和維護成本，它就會率先使用人工替代人工智能。

其實，哪怕是出于“穩定”的考慮，這種極端的社會圖景也并不會出現，“人工重新替代人工智能”的場景反而已經出現了。當富士康在大陸大幅裁員、試圖削減工資的時候，它打出的旗號是用機械臂替代了人工；事實上，富士康只是把工作崗位移到了越南、印度等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區。

無論怎樣，在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和技術進步并不必然導向共產主義或人的解放，反而成了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桎梏和枷鎖，監聽加劇信息不對稱，讓無產者失去議價權。

馬克思主義才是一門真正的關于“人的解放”的理論。《共產黨宣言》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現在支配過去”。在資本主義社會，物化勞動支配工人現實的活的勞動，人受物的奴役，實質上是人對人的奴役。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有奴役工人的自由；無產階級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沒有獨立性、個性和自由。在共產主義社會，消除了人奴役人的現象，勞動成為擴大、豐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積累起來的財富歸社會全體成員所支配，使人獲得自由發展。無產階級解放的“一般目的”，就是消滅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

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體展開為實現“三個解放”，成為“三個主人”：人的生存離不開自然界，要獲得解放或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從而使人“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人還會受到社會的奴役和壓迫，要獲得解放還要擺脫社會的奴役和壓迫，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人還會受到他自身的束縛和壓迫，要獲得解放還必須正確認識人自身，認識人的精神、本質、價值和作用，從而擺脫自己對自己的束縛和壓迫，使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里面，人有目的、有節制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而機器/人工智能作為人利用自然的工具，應該是人支配機器，而不是機器反過來支配人。

顯然，劉強東對人工智能的未來圖景的描述與此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僅僅是為商家提供了更加高效、更加精準的服務，為消費者提供了良好的消費體驗；但這一單純的商品流通環節，并未解放作為一個階級的勞動者。剩余價值或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已經在并且只能在商品流通環節之外產生。

人工智能在不斷監聽消費者、精確推送廣告以及精準服務的過程中，不斷刺激和放大著人的欲望，使人在消費的目的、心理、身份等方面發生異化。消費目的不再只是生存的客觀需求，而是表現為占有的欲望或對身份地位、財富的炫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們錯誤地把社會的外觀誤認為是社會的現實和本質，錯誤地把市場、商品、消費、量化的生活標準等同于自己真正的物質利益，從而容易導致人的本質、人的需要被異化?

人工智能對消費異化的推動，一方面滿足了資本家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造成了極大的物質浪費，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通過信貸消費手段，迫使無產階級不斷透支未來，日益徹底地淪為資本的奴隸。

而人工智能在生產環節已經在扮演監工的角色，環衛工和流水線工人被戴上智能手環監測他們的勞動狀況；流水線的大數據分析讓資本家可以精確計算出每一個動作需要的最低勞動時間，從而把壓榨推向極致；HR使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監控更已經是盡人皆知，不少地方還搞出了所謂的“HR聯盟”，讓資本家們聯合起來壓榨工人。

技術進步并不天然帶來社會進步。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下，技術進步淪為資本家榨取超額利潤以及全方位控制勞動者的工具，而資本家為了維護壟斷利潤，又會反過來阻礙真正的技術進步。但是，這樣的技術進步無疑也在激化著階級矛盾，促進了無產階級的覺醒。

與劉強東提“共產主義”相似的是，馬云也曾提過所謂的計劃經濟，鼓吹過實現共產主義要先實行“共享經濟”、“捐給國家”之類的話，某些“左翼”大佬和網站聞之眉飛色舞，談什么“馬云+劉強東距離共產主義只差一個馬克思了”，我們不難從中嗅出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曾經鼓吹的“和平過渡”的味道；某網站強行給“大佬性侵”事件站臺，還扯什么“統一戰線”，而另一網站則炮制出讓人笑掉大牙的“人民富豪”的概念。

如果放在印錢就能“形勢一片大好”的前幾年，我們還要費力同這種粉紅“左翼”辯論，那么，這兩年“打工人被毒打”的現實無疑充當了最好的老師。“京東聚餐上，女員工向劉強東請孕假，劉強東的反應讓員工嚇尿了”，“馬云表示，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已經接近尾聲，新世紀已經走過了兩個十年。魏巍同志當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正告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有人以為他瘋了。那么，事物發展到今天，我們還能不承認這是魏巍同志的遠見嗎？

文 / 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