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流轉土地一畝租金800至1000元;化肥、種子、農藥每畝500多元;農機具、人工等每畝500元。平均一畝地的投入超過1800。夏秋兩季的收入合計1464元,一畝土地的虧損就已經超過360元了,咋能不賠錢呢?——土地流轉經營大戶,95%以上都賠錢,是土地盲目流轉的問題,還是經營不善問題,或是政策不落實的問題?” ——“靠農業產業贏得超過平均社會利潤的盈利在中國永遠是個夢,而且是個噩夢!” 面對《民生周刊》記者,儀大彪哭了。他哭得那樣傷心! 他手臂上有兩道深深的疤痕,那是他參與當地“土地流轉”之后,留下的“紀念”。
儀大彪的遭遇
儀大彪在亳州市小有名氣。他曾經是當地少有的“富翁”,資產過千萬,后來因卷入“土地流轉”漩渦,傾家蕩產。 2013年3月18日,一身債務的儀大彪,在網上發了一個控訴“亳州土地流轉”的帖子后,找到一個偏僻的地方,關閉手機,割腕自殺。 由于他是亳州市人大代表,帖子被安徽省公安廳發現后,通知亳州市公安局和譙城區公安局,出動全部警力搜尋,終于把命懸一線的儀大彪從死神手中搶了回來。 亳州市傳承農資公司總經理、亳州市洲超農產品公司總經理、傳承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張店鄉韭菜協會會長、亳州市人大代表、亳州市勞動模范、亳州市十大杰出青年、亳州市農村青年致富帶頭人。看看這串閃亮的頭銜,誰也不會想到,儀大彪會走絕路。 亳州市譙城區張店鄉王樓村,是遠近聞名的韭菜種植專業村,這里的農戶有種植韭菜的傳統,但一家一戶的小面積種植,因沒整合資源、打出品牌,形不成產業和規模,也就沒有競爭力。政府希望有人站出來,以土地流轉的形式,扶持一批韭菜種植大戶,帶動產業發展。 2008年,當地政府動員儀大彪分兩次流轉600畝土地,當韭菜種植大戶,成立亳州市譙城區第一家韭菜產銷協會。儀大彪被推選為協會會長,專門組織種植韭菜,帶動當地韭菜產業發展。為了鼓勵儀大彪帶好這個頭,政府承諾將從“政策、資金、項目”上給他提供支持。 在各方力量的鼓勵下,儀大彪信心滿滿地擔起了帶頭致富這副擔子。 儀大彪和農民簽訂了為期十年的土地流轉承包合同,每畝地每年租金1000元,一年一付。 經過千辛萬苦,儀大彪的努力也得到了回報。亳州泥店韭菜在市場上有了知名度,湖南、湖北、上海以及鄭州等地的菜販子都被吸引過來了,還有韓國、日本客商也前來洽談韭菜深加工項目。 儀大彪告訴記者,最好時一畝韭菜的收入能達到4000至5000元。韭菜成了帶動當地農民致富的大產業,也著實給了儀大彪無窮信心。 為解決韭菜種植及加工、銷售等問題,儀大彪出資成立了亳州市傳承農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幫助農民解決韭菜種植技術服務、銷路、加工等問題。2008年,公司銷售額就達1800多萬元,張店鄉韭菜種植業產值達上億元。儀大彪被評為2008年“亳州市十佳農村青年創業致富帶頭人”,成了當地的“名人”、“紅人”。 然而,熱烈的鞭炮聲、祝賀聲之后,是殘酷的自然環境,捉摸不定的市場。到了2009年,由于缺乏總體規劃,導致一窩蜂上馬,當地韭菜產量過剩,“菜賤傷農”,多數土地流轉戶,一下子賠了個一塌糊涂。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受天災和市場供求等影響,儀大彪不僅沒有因為“土地流轉”富起來,反而賠光了積蓄,累積了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債務。 流轉大戶紛紛破產 這時候,儀大彪想起了政府。他第一時間向政府求助。接待他的領導卻說:“流轉土地是你們兩廂情愿的事,掙了錢你們都神氣了,賠了錢倒想起找政府。掙賠是你們自己的事,如果賠了錢都來找政府,那政府不就成了慈善機構啦?” 這些話深深地刺激了儀大彪。自從開始流轉土地以來,他基本沒享受過政府承諾的扶助資金、種地直補和良種補貼。雖然爭取過一次抗旱資金,七扣八扣后,拿到手里也只有13000元。 進退維谷中,儀大彪的五處房產,包括一套別墅和4輛小汽車被銀行拍賣抵債,蔬菜大棚等設施也被債主們當廢品賣了抵債。 據調查,在亳州市參與土地流轉的人,有類似儀大彪遭遇的,還有不少。這里曾經轟轟烈烈的土地流轉,大都以失敗告終。許多流轉大戶,紛紛退租或分片轉租甚至撂荒。 如在雙溝申崗流轉土地的懷峰,原來在當地財政局上班,為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現在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靠在南方打工維持生活; 尚心安原是亳州市新陽光生態農業投資公司總經理,參與土地流轉,年年賠本,現在到處尋找承包商,急于脫手; 亳州市新天地蔬菜基地有限公司賈順華,流轉土地200畝,已經賠進去200多萬; 張奎發因賠錢無力還債逃往外地; 卞廣亮流轉土地2000畝,因賠錢只好將所流轉的土地退租、轉租。 譙城區一些土地流轉經營大戶告訴《民生周刊》記者: 全區近千家土地流轉經營大戶中,只有一家是賺錢的。那家總共才流轉了不到200畝土地,就已經得到各個部門的扶持資金近千萬元。電視臺播放的新聞說:這家共培訓農戶2300戶,政府撥付培訓費1200萬元。 人們不得不問,這其中有何奧妙? “好事”為何辦砸? 土地流轉的初衷是開展集約化經營,提高土地利用率,解決一家一戶效益不高,社會化程度低,抗市場風險弱等問題,本來是一件好事,也是發展方向。但是,從這幾年亳州土地流轉的實踐看,卻是問題成堆,許多流轉戶嚴重虧本甚至傾家蕩產,嚴重挫傷了農民積極性。 當地許多村民的話,可能揭示了問題的原因。 有不少村民告訴記者:當年亳州市進行土地流轉,好像患了急性病,沒有合理規劃、布局,到處都在盲目搞流轉土地。政府制定的土地流轉政策,缺乏科學依據和規范,而流轉程序也如同兒戲,只要流轉雙方同意,鄉鎮政府給你發張表,回去一填就完事了。 談到土地流轉經營中的虧損問題,城父鎮的土地流轉經營大戶算了一筆賬:流轉的土地一畝要交租金800至1000元;化肥、種子、農藥每畝500多元;農機具、播種、追肥、除草、收割、人工每畝500元。統算下來,平均一畝地的投入超過1800元。如種植大豆,畝產按250斤,市場收購價2.4元一市斤,折合現金600元,種植小麥畝產按800斤(亳州市正常年份的平均糧食產量),市場收購價1.08元一斤,折合現金864元。一年夏秋兩季的收入合計為1464元,這還沒有算第二季的投入,一畝土地的虧損就已經超過360元了,咋能不賠錢呢? 這些是成本投入問題。那么,土地流轉大戶普遍賠錢,還有沒有其他原因?不是還有一家不賠嗎? 據記者了解,亳州市土地流轉賠錢,還有一些主觀原因: 一是國家給予農業的政策優惠和資金幫扶,流轉大戶大多沒有享受到; 二是當地農業保險缺位,沒有起到保障作用; 三是個別部門乃至村里在土地流轉中,把土地流轉戶當唐僧肉,要想拿到農業項目補貼,僅僅送點禮已經不行了,不送干股分紅或送小汽車,辦不成、拿不到; 四是有一些領導,為了突出亮點、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不惜把扶持資金集中投到某一個人、某一個基地上,扶持盆景式種植戶,造成了全市多數土地流轉戶陪太子讀書,大部分都賠錢,只有個別掙錢的怪現象。 當地群眾打趣說:譙城區農委是“項目委”,譙城區蔬菜發展局叫“套項目局”,農經辦叫“不管辦”。意思是專業套項目的單位,服務一個人的委局,什么事情都不辦的辦公室。 搞好流轉要政策到位 2013年7月15日,記者在亳州市譙城區農委農經站,采訪了前來辦理抗旱補貼的楊廟村土地流轉大戶溫先生。 溫先生告訴記者,亳州是農業大市,由于資源缺乏,加上農民外出打工,大部分土地被撂荒,多數留守老人也僅能照顧孩子的學習和生活,種不了地。 為把撂荒地用起來,亳州市譙城區鼓勵進行土地流轉,專門出臺了85號文件。亳州市的一些“生意人”、“能人”、“個體工商戶”、甚至“上班族”,積極響應,紛紛進行土地流轉。加上當地電視臺,天天宣傳種植大戶如何掙了大錢,土地流轉大戶如何享受到國家給予的政策性幫扶、種糧補貼、購買農機具補貼等,確實忽悠了不少人投入到土地流轉。 溫先生2010年在楊廟村流轉土地200畝,種植蔬菜和其它農作物。可一接觸土地后,發現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前期投入就不是一個小數目。但他也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第一年不掙錢,認為是沒有經驗;第二年遭遇病蟲害,認為是運氣不好;2012年正好趕上小麥赤霉病、冰雹等自然災害,糧食大面積減產,一下子賠了20多萬。2013年的小麥趕上前旱后澇,大面積減產。連續的自然災害讓他賠了許多。 當地指定國元保險公司,對受災農戶按一畝地10元標準進行受災賠償,但直到現在,他也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農經站補貼的每畝10元澆地款,給不給他心里也沒底。 談起澆地補貼,小楊村的土地流轉經營大戶程先生滿臉怨氣道: 政府補貼一畝地10元的澆地款,都已經跑了好幾趟了,還沒拿到手。他們就是扯皮。農經站說得拿合同,到村、鎮政府蓋章后才能領錢。拿著手續去找了城父鎮的主管人員,好說歹說,他就是不蓋章。后來看我不走,他才說你們村里到底有多少地?村里都已經領過了,你還來領? 在小楊行政村的前楊村,土地流轉經營大戶楊先生說: “歸根結底一句話,是惠農政策在亳州落實不到位。我們這些土地流轉經營大戶,根本沒有見到過國家給予的任何補助和補貼。國家補貼的拖拉機哪去了?國家補貼的項目款哪去了?保險公司賠償的救災款哪去了?我們交的農業保險哪去了?” 土地流轉經營大戶,已經60多歲的原小楊村支部書記楊丙齋為躲避追債,無奈外出打工還債。卞廣亮、尚心安、賈順華、張奎發、懷峰、儀大彪,他們曾經都是亳州市乃至安徽省的名人,是人大代表、勞動模范、身家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致富帶頭人、企業家,可如今,一個個都賠在了土地流轉的“漩渦”之中。 亳州市譙城區土地流轉之后發生的問題,確實讓這些土地流轉經營大戶有點“閃腰岔氣”,掙錢的不多,賠錢虧損的很多。 看來,國家出臺的有關土地流轉的相關措施和補貼政策,如“種糧補貼、購買農機具補貼、農業生產資料補貼、項目補貼”等“應補盡補”,在亳州沒有很好地落實到位。搞好土地流轉要靠政策到位,規劃布局科學合理。流轉土地應給的各種補貼,更要足額及時兌現。 亳州市譙城區900多家土地流轉經營大戶,95%以上都賠錢,是土地盲目流轉的問題,還是經營不善問題,或是政策不落實的問題?
(來源:《民生周刊》2013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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