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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各國有各國的想法。我國的立場是，調整完善二戰結束后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張多極化世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

　　先來盤點一下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幾年來提出的關于國際安全的戰略新思維的一些要點：

　　一是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是構筑一個總體穩定、相對均衡、合作共贏的大國關系框架。這種大國關系框架規范的是當今大國的相處之道，其要旨在于摒棄猜忌防范的陳舊思維、確立增信釋疑的合作共贏機制，這種機制有利于引導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此基礎上，確立我們一些主要的對外政策，尤其是處理好與美俄日印等大國關系的對外政策。

　　二是提出“親、誠、惠、容”為價值取向的周邊外交理念。黨的十八大后，我們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前后，習近平主席就提出了“親、誠、惠、容”的理念，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三是提出新義利觀。義和利要辯證對待，有一個辯證的結合。不要為了利，丟失了義，要講誠信、信譽、義氣，兼顧互利共贏。

　　四是貫徹綜合安全觀。我國建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還要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就是要貫徹綜合安全觀，我們倡導的是綜合安全、合作安全，這也是一個新的提法。

　　五是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在國際上，包括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內，已經有28個關于絲綢之路的設想或者計劃。

　　在這28個設想里面，為什么唯有我國的這個設想這么受歡迎，有這么大的影響力呢?就是因為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開放、包容、自主、自愿的特點。

　　“一帶一路”戰略是習近平主席以國際合作倡議的形式提出的，是跟別的區域合作模式不一樣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旨在經濟上實現共贏、雙贏。“一帶一路”戰略對沿線國家開放，各國根據自己的意愿、需要，可以選擇參加或不參加，并且可以以多種形式參加。

　　因此，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打的是一套“組合拳”，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鰲論壇上講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舉措，會給大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一帶一路”的提出，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作為實際支撐。當然，我們搞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是相互配合的。如果我們只搞了亞投行，而沒有“一帶一路”設想，就僅僅是一個技術層面或者事務層面的事項了。

　　因為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才21個國家，而且基本上都是小國，有了“一帶一路”，就有了戰略牽引，另外，“一帶一路”提供了一套新的發展理念和合作理念，要打造一個新型的區域合作模式。這就使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上升到了戰略層次，很有前景。

　　正確把握當前國際關系的主題

　　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前國際關系的主題。這個主題并沒有因為當前國際形勢出現一些危機和局部動蕩而有所變化。其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國際關系屬于總體和平局面。這是與世界大戰相對立的一個狀態。冷戰結束，國際關系確實存在著一些不穩定因素。但是，總的趨勢是朝向緩和、和平的方向發展。雖然有些局部戰爭和沖突，但是在較長時間內是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第二，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形成相互依存的關系。“二戰”以后，經濟因素在整個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地位不斷抬升。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低迷，很多國家包括發達經濟體陷入了低速或者負增長周期，有些國家還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經濟全球化以及各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仍然在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日本這些國家，經濟開始復蘇。世界經濟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但是，各國間這種相互依存的結構性關系，使得打世界大戰，甚至發動比較大型的局部戰爭的可能性都在降低。

　　第三，發展仍然是多數國家的第一要務。沒有哪個國家像過去的法西斯德國以及當年的日本一樣，要不斷沖破國際體系的制約，通過戰爭中實現國家利益。發展仍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國家的第一要務，這都是阻止戰爭的重要因素。

　　目前，國際關系中有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美國需要以其實力和價值觀作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要制定一套對其有利的規則;歐盟有歐盟的想法;我國有我國的想法，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想法，可見，在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方面，各國是有不同政策立場的。

　　我國的立場是，調整完善二戰結束后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顯然，這個秩序里面確實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需要改革，可以通過改革的方式使其更加合理化，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中小國家的作用以及實現他們的利益。所以，我們主張多極化世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

　　習近平主席十八大以來提出一些新的外交理念以及推出一些新的外交政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背后有很多新型的外交理念。如果打造好這種區域合作模式，肯定會影響到國際秩序，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以高超的戰略定力和智慧處理好中美關系

　　我們講大國關系，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就是中美關系和中俄關系了，處理好這兩對關系，關系到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關系到我國的影響力。

　　毛澤東時代我們搞中美蘇“大三角”戰略，發展了外交新局面。今天，我們仍然是在處理與美國和俄羅斯的關系，處理得好就會大幅度改善和加強我國的國際地位，增強我國實力。

　　在大國關系中，中美關系是重中之重。美國基于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的邏輯認為，如果我國崛起到一定地步，將會威脅到美國的現有地位。

　　國際關系從古希臘開始就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說，當一個后起大國逐漸強大，強大得快要接近前面的霸權國的時候，這兩個國家必然要通過戰爭來解決彼此的定位，包括后來發生的世界大戰，均屬于這個范疇。

　　那么，美國是霸權國，我國是崛起國，若以此來論，二者之間似乎必須通過戰爭方式來解決相互的矛盾。但是，中國提出來了一套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即一要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二要構建起“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基于這種理念，我們會妥善處理與美國的關系。

　　第一，中美關系存在一些矛盾。中美關系存在特殊性，這兩個國家之間是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又是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關系。中美兩國還有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不同。

　　綜合來看，我國和美國相互關系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是戰略互信，還是戰略互疑。但就目前情況來看，美國對我國存在著戰略疑慮，也就是說我們干一件什么事，美國人總覺得背后的戰略意圖可能會威脅到其核心利益，威脅到美國的地位。甚至威脅所謂的世界和平，“中國威脅論”也就是這么出來的。

　　當然，我們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也是有懷疑的，尤其是美國搞“亞洲再平衡”戰略，高調重返亞太，在亞太進行了新的政治安排和軍事部署，而且特別鼓動日本、菲律賓、越南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向我國挑戰。美國還在關島加強了軍事部署。

　　但現在美國反過來指責我們說，你現在東海有一些動作，要出太平洋第一島鏈;在南海也有動作，在填海造陸，進行島礁建設……如果雙方這種猜疑因素增大，甚至進一步強化，那么中美關系就極為不穩定了。

　　第二，中美之間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有一些共同利益，比如說經濟關系、反恐合作、朝核問題、伊核問題、氣候變化等，在一些非傳統安全方面非常需要加強合作。

　　另外，對于國際秩序，雖然美國與我國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在維護現有國際秩序方面，雙方還是有共識的，或者說有共同利益。中美這種巨大的共同利益使得兩國得以維持一種斗而不破的局面。

　　第三，中美關系近期以來的一些新變化。我國跟歐盟的貿易額是4000多億，跟日本的貿易額是3600多億，跟韓國、東盟的貿易額差不多也都是2000億、3000億，但跟美國的貿易額是最大的，有5500多億美元。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的依存度非常大，兩國相互投資量已經達到1200多億美元。

　　所以，盡管中美之間有矛盾，但是，雙方還不至于走到撕破臉皮的地步。尤其，近期兩國關系開始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

　　其一，2014年年底，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中南海的瀛臺會，使得中美關系一度止跌回升。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正式會談之后，在中南海里倆人散步，一天里兩國元首一起共待了約9個小時，這在世界元首會晤史上也是極其少見的。

　　瀛臺會氣氛不錯，而且還取得了重要成果，兩國領導人就如何管控兩國最為敏感的軍事關系，簽署了兩個備忘錄，提高了雙方的軍事透明度，以及為避免海上遭遇時出現事故性碰撞對其實施有效管控。

　　另外，在戰略互信的基礎上，雙方還做出了一些相互承諾和保障。此外，中美兩國在環保和減排方面還簽署了合作協議。

　　其二，南海問題又使中美關系一度緊張。南海問題原來是我國和越南、菲律賓這些東盟國家之間的矛盾，這次有點轉為我國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前不久，在新加坡開幕的香格里拉安全論壇對話會上，美國一上來調門就很高，很強硬，給我國施加壓力。

　　到了會議中間，形勢就開始有點轉了。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原來單獨攻擊我國，說我國擴建島礁，后來話鋒一轉說，所有進行島礁建設的國家都得停下來，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這些周邊國家。

　　這時候，我們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訪問美國，并且帶了三個上將去，就南海問題重申了我國的立場和底線。中美關系似乎就是這個模樣，一上來雙方都很強硬，然后態度開始相互軟化，最后變得很友好，進而展示出一些合作的意向。

　　其三，習近平主席這次對美國的訪問是國事訪問。在那之前，我們對于美國有政事訪問或者工作訪問，但是最高水平的訪問——國事訪問還沒有。因此說，這次訪問很重要。中美之間有矛盾、有分歧，特別是在南海等問題上。但是經過一段較量之后，雙方都有意識地管控這些分歧、壓低矛盾，把中美關系拉回到一個正常的水平線上。

　　在戰略默契中實質性提升中俄關系

　　俄羅斯是我國的近鄰，中俄關系也是我國大國關系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中俄是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葉利欽執政時期開始，中俄就建立起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后經普京、梅德韋杰夫這幾任總統，兩國關系得到不斷的充實、提升。

　　尤其是在普京主政之下，近年來，中俄兩國在政治、安全、經濟、軍事、能源以及國際多邊合作等領域的合作，都有了實質性加強。

　　第一，中俄進入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新階段。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近些年，中俄關系都有了質的飛躍。主要體現在：中俄政治互信增強、經濟合作規模擴大，并且取得了突破，還有就是軍事技術合作水平提升。

　　一是政治互信增強。首先，中俄高層的政治互信加強了。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將首訪第一站選在俄羅斯，還專程出席了索契冬奧會的開幕式。烏克蘭危機之后，普京遭到了美國和西方一些大國領導人的集體抵制。習近平主席出席索契冬奧會開幕式，這對普京來講，意義非凡。

　　另外，一年以來，中俄高層互動頻率非常之高，前所未有。我國有四位政治局常委、五位政治局委員、兩位國務委員親自參加了中俄定期合作交流，促成了雙方各個領域的深入合作。

　　二是經濟合作的規模和范圍擴大了。普京2014年5月訪華時，簽了48個協議。李克強總理10月訪問俄羅斯，簽了36個協議。10月，普京借著APEC會議跟習近平主席會談，雙方又簽了17個協議。

　　2014年這一年，在兩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見證下，簽了101項合作協議和商業合同。這在兩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而且，這些協議涉及眾多的合作項目，范圍非常廣，規模特別大。

　　三是軍事合作加深。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俄羅斯放寬了對華軍售。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在2014年APEC會議期間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普京也出席了會議，兩國國防部長在開會的時候給軍事合作定了調，就是聯合制造武器裝備，實現維護地區和全球和平的防御目標。俄羅斯正在考慮對華出售先進的第四代戰機和先進的防空導彈，就是蘇35和S400的防空導彈系統。

　　第二，在安全層面，中俄合作也有了實質性進展。2015年5月，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與普京總統會談，一個非常重大的成果是雙方在“一帶一路”戰略上進行了政策溝通，這個也體現到了后來中俄兩國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里面。

　　“一帶一路”的推行，對大國和和小國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小國需要實的，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道路聯通、金融合作、發展貿易;大國則不一樣，他們首先要琢磨我們的戰略意圖。2014年我國剛提出“一帶一路”時，俄羅斯還是比較有戒心的。

　　所以，跟大國先要搞政策溝通，把戰略意圖講清楚，把目的說清楚，講明我們是要搞經濟合作，要打造一個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即開放、包容、自主、自愿。我們不搞軍事聯盟，也不搞地緣政治的勢力范圍。

　　這次聯合聲明明確，將“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進行對接合作，包括基礎設施、道路、金融、貿易、能源。這次訪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雙方同意共用北斗系統和格洛納斯系統。衛星導航系統必須是非常可靠的國家，才有可能共用。

　　另外，中俄決定在地中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這也說明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升了，尤其是在安全領域有大幅度的提升。

　　作者：李義虎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