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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國故事？2016年全國政協發言人王國慶說過：“翻看中國這本厚厚的書，我們每個人都是書當中生動的一頁，每一天都在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演繹著中國故事。”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答記者問時也提出，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中國需要合理的發展空間，也需要獲得相應的國際話語權，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對此，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一帶一路研究院研究員徐亮在接受光明網采訪時認為，全國兩會是我們對世界傳遞“中國好聲音”的窗口，講好中國故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關鍵是誠實、自信。以下是采訪實錄。

    兩會窗口傳遞“中國好聲音”

兩會事實上是一個窗口，是給西方社會來觀察了解中國動向，政策導向的機會。比如中國經濟發展要施行哪些措施，中國在民生方面有哪些改進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有哪些改變等，這對于西方輿論觀察了解中國有非常大的好處。

我們向世界解釋中國經濟和中國政策的時候，也一定要注意到我們國家已經高度國際化。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地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品質是要誠實、自信。

　　我們始終認為我們需要向世界解釋自己。其實原則上來講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很多時候在行動方面比語言上還好。比如1971年中國被發展中國家“抬”進了聯合國，那時中國根本不需要向世界解釋自己，世界都對中國很友好。這意味著文化的解釋只能是輔助性的，最關鍵的是要看行動和承擔的責任。

　　爭取國際話語權需積極參與、相互理解

就爭取國際話語權這個問題來說，第一，我們要求同存異。中西方理念上的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不可能回避或抹平差異。求同存異并不是說中國單純地向西方文化靠攏，更不能是一種服從。世界國際關系根本上是一種相互建構關系，中國可以在堅守自己思維方式的同時，向西方文明解釋自己的思維方式，讓西方理解中國的行為模式，這才能談得上真正的中西方文明交流。

第二，我們要了解對方的語言邏輯習慣和文化習慣，在解釋西方文化的時候，我們不能帶著輕蔑的口氣。比如有些中國人在街頭碰上老外，在那說“美國鬼子”，其實美國人知道這些詞語。

　　第三，我們中國要積極參與一些國際話語的創建。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明一直主導著國際話語體系，出現中國向世界來解釋自己的狀況。而反過來美國就不需要向世界解釋自己。中國之所以處于這樣一種劣勢，根本原因是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處于一個比較弱勢的地位。

　　文化差異導致聲音傳遞出現誤差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中國好聲音被西方給曲解了。第一是主導性差異，中國的思維模式偏哲學化、模糊化，而西方的語言偏重于精確化。比如說漢字中的“一”可以代表幾百種含義，但是西方的one就是單一的數量詞，比較精確。所以中西方的文明是實證化的哲學和現象學科學的差異，我們中國更多的是一種現象學的學問，西方的科學絕大多是一種實證科學。這兩種文明在描述問題的時候，準確度是不一樣的，各有利弊。

第二是文化上的差異來自于歷史宗教。中國崇尚儒家文明，強調家庭觀念，倫理觀念，以及孝道，也就是忠孝節義等。西方文明強調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可以對上帝贖罪。這對中西方相互理解上造成了很大的差異。

第三是經濟對文化的影響。西方整個社會經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反復沖刷，市場經濟觀念和對于金錢商品的觀點和中國有很大不同。

　　第四是思維方式不同。中國文明強調系統和綜合，而西方文明強調精細分工。中國人擅長綜合性、系統性思維，而西方文明強調分析性思維、邏輯性思維。這兩種思維各有利弊。系統和綜合性思維更多的是崇尚大國的狀態。而分析性思維傾向于小國家、歐盟共同體等形式，強調個體。

　　西方媒體“挑剔的目光”并不只針對中國

西方媒體對于自身的定位是有問題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批評式輿論，不但對中國的經濟挑三揀四，對所有國家都一樣，我們不要自我感覺糟糕。

西方國家的主導輿論對所有國家都是一種挑剔的眼光。西方國家認為媒體是一種批評并建設的角色。也就是說媒體要批評、監督國家的政府。從西方媒體那，不僅能看到中國的負面信息，同樣能看到沙特、法國、韓國、日本等各個國家的負面信息，并不是單純針對中國。

　　而中國的輿論更多是承擔著一種信息傳遞，以及激勵性角色，本身并不意味著贊揚或批評，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向善的。

（光明網記者　韓夢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