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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國戰略抉擇影響亞洲未來戰和[“中國模式”鄭永年]

      世界正進入地緣政治大變動時代，所帶來的危機超乎人們的預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戰主義的崛起、中東區域秩序的解體、歐洲難民危機、法國右派力量和美國特朗普主義的興起、朝鮮半島核危機、新興經濟體的巨大不確定性、金融震蕩、大國爭端等等變化，都是地緣政治危機的表象。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說，中國最直接挑戰就是亞洲地緣政治的變遷。這變遷盡管有諸多要素，但更和中國自身的崛起有關。面對地緣政治新格局，中國的戰略選擇是什么？中國可以選擇營造另一類“新型大國關系”，即和俄羅斯、印度等國的關系。迄今為止，中國的“新型大國關系”是針對美國。但如果這對關系沒有辦法建成，而中國又不想和美國公開沖突，中國也可以選擇通過和俄羅斯等大國發展關系來平衡美國。俄羅斯盡管國力不如從前，但就地緣政治來說，是一個永遠不能被忽視的力量。俄羅斯也在尋找其地緣政治影響力，重建其地緣政治秩序。這里，俄羅斯和印度、俄羅斯和越南等國之間的關系對中國至為重要。如果俄羅斯和印度、越南等國發展出具有實質性的關系，就會創造一個非常復雜的利益網絡鏈條，避免一個意在針對中國的美國印度聯盟或者美國越南聯盟。而像印度這樣的文明大國，實際上也有這種需求。印度很難完全靠向美國，而是要在諸大國之間搞平衡，通過平衡來拓展其國際影響力。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2、用預備戰爭決心迫使臺灣問題和平解決[“資江河水”何滔]

      “自古知兵非好戰”，我們預備戰爭方案，不是要發動戰爭，而是要以之為強有力的后盾去努力爭取和平，特別是在涉及祖國統一的臺灣問題上，由于所針對的是自己的同胞，怎么能夠輕易動用最高暴力的戰爭手段呢？只有以利益為唯一目標的外在的帝國主義邪惡勢力，才唯恐臺海不亂不發動戰爭，然后好火中取栗。在他們眼里，鮮血和痛苦是別人的，唯有利益是自己的——自己需要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和平從來不是求來的，和平要靠自己的實力去追求去維護；邪惡勢力從來不會施舍和平，邪惡勢力向來以利益為第一目標，他們最善于制造痛苦和轉嫁災難。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必勝于臺灣的絕對優勢的戰爭能力，作為一種強制力，是我們對臺灣實施以和平為目的的最后通牒博弈的經濟政治策略的堅實基礎/堅強后盾。如此強制力，對臺灣而言，是迫使臺灣方面回到“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上來的基礎性保障，能夠清楚地回答，來自臺灣方面的“我就不這么干（和平回歸），我要那么做（臺獨或臺獨傾向的言行），你拿我怎么著”的問題。如此軍事實力，對美國而言，只要有最終不能讓其打敗的軍事實力或者在最終被打敗時制造兩敗俱傷的災難性局面的實力，就能排除或最大程度地減少其作為外界因素的影響，防止其圖謀不軌，限制其邪惡企圖，杜絕其火中取栗；最終讓臺灣問題，作為我國內政，在相對簡單的國際環境條件下，和平地解決。

      3、用金融家的思維方式給經濟風險定價[“龍觀天下”任鳳龍]

      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是資源的最優配置，而金融家的思維方式是風險的最優配置。金融從本質而言是資金的融通，貨幣在預期的驅動下變成流動性，加之信用的手段就是杠桿，輔之以時間就是金融周期，而在金融周期中的資產價格漲落就是金融危機的變化軌跡，從這個傳導機制對金融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收益也不是安全，而是流動性。流動性對金融家是第一位的，安全或者或風控是第二位的，收益是第三位。什么是流動性：就是變現能力和管理通貨的能力。對于金融家而言首先要考慮的不是有多少收益，而是有什么流動性可以用來在資本市場作戰，其次是風險控制，假如戰敗止損點在不在自己的承受范圍內，最后才是可以有多少戰利品。這就是金融家的思維方式。中國資本市場從去年6月股災到8月匯改，外部是美元加息周期的啟動，內部是結構升級的尷尬，我們從未對經濟進行過風險定價。中國經濟問題無非是三大資源錯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錯配，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的錯配，政策時滯和經濟運行的錯配?？此茝碗s的股債匯房本質都是流動性問題，如果央行能把握好貨幣流通的節奏，問題也不難解決，但前提是要給經濟風險定價。那么如何給經濟風險定價？首先要用金融家的思維先評估社會系統所需流動性的量，做好準備，其實就是評估哪個領域的風險可以承擔（比如股市和匯率），哪個領域的風險可以重新配置（比如債轉股和不良資產證券化），哪個領域的風險需要控制（比如房地產）。最后就可以為了勝利流血作戰了。

      4、我幫霍金解釋“特朗普現象”[“天下胸懷”李海年]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是一個過度。只因老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四年一度的美國驢象之爭再次牽動世界神經。就連現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宇宙學家之一霍金先生，也被驚擾到了。據媒體報道，在最新的一次采訪中，霍金承認，他遇到了新的未解之謎。啥未解之謎？據英國獨立電視臺5月31日報道，斯蒂芬•霍金日前接受采訪時承認，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受歡迎程度超越了他的理解范圍。此前，在談論起特朗普時，霍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輕蔑，但這次在被問到“能否用您掌握的宇宙學和物理學知識對其作出科學解釋”時，霍金也不得不說：“我做不到。”有必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成為最后贏家，他們都是美國政治、經濟一團糟下的產物，也是狂熱民粹下的產物！尤其是特朗普，他當選后有可能帶領美國人民成功走出困境，但更多時候是跟小布什和奧巴馬一樣碌碌無為，因為他是凡人不是神。如此一來，選民們對特朗普熱的快，冷的也快，最終仍然回歸理性。此外，一個年齡70歲，一個年齡69歲，是阻礙特朗普和希拉里連任的最大障礙。因此，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當選總統，都將是一個過度政府。簡而言之，只能干一屆總統，連任無望。除非出現奇跡。還有必要提醒的是，從給人感覺擁有極端思想的特朗普身上，很容易看到希特勒當年的身影，對于這樣一個對社會最底層的人極具吸引力的煽者動來說，不知道這樣的人當選對美國對世界是禍是福？

      5、美國經濟轉型經驗不適合中國[“中產階級”新華聲]

      最近關于轉型問題，談的多了點。很多轉型的經濟學家論述，實際上都是抄一抄美國經濟轉型的一些既定的說法。而且很多都是瞎子摸象，把其中一部分當做法寶。另外也幾乎不考慮美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考慮美國自身的絕對優勢。美國資本在轉移產能的時候，并不會把關鍵技術轉移出去，也不會把研發核心轉移出去。因此，在大量的工業產能轉移之后，留存在本土的部分技術含量較高，形成美國本土工業高端化的狀態。很多問題，從美國的角度，會很不一樣。比如騰籠換鳥，美國的好鳥都留在籠子里，毛色一般的自己飛出去另找籠子。不是換鳥，是鳥換籠子。比如第三產業的比例增高，不是因為第三產業更好，而是工業產能減少之后，工人找不到工廠工作，于是要么自己做小生意，要么去找非工業行業的工作，于是第三產業比例漸漸上升。比如工業技術高端化，不是因為要爭取高端化，只是因為自然要把技術研發留在本土以防外流，為了保持競爭優勢。這樣自然本土的存留部分與轉移出去的部分會保持盡可能大的落差。所以美國處于第一位工業大國，是因為把第二位第三位的部分轉移走了。中國向第二位攀升，取決于中國資本的自身素質。而國家經濟能否順利轉型，我看從美國的經歷，我們是學不到什么有用的招。

      6、貨幣是否超發爭議讓陳雨露困惑[“新宏智庫”張二寅]

      目前對貨幣是否超發存在極大爭議，有人以M2超過100萬億來作為論據，并將M2/GDP遠比美國高來論證，這就是明顯的不懂貨幣金融，當然這不能全怨普通百姓，因為包括吳敬璉、賀鏗等著名經濟學也沒搞懂這一問題。貨幣是否超發不是看M2，而是M1，因為M2-M1是存款，是提款權，是儲戶債權，是銀行債務累積額，是貨幣存量而非流量，它是不能流通的，只有變成活期才可流通。5月30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金融街論壇”上指出了金融領域應引起關注的三大問題，同時也指明了下階段的金融改革重點。陳雨露認為：“第一個問題是高速貨幣供給和高杠桿率與社會要求央行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之間的矛盾。截至2016年4月底，廣義貨幣（M2）余額144.52萬億元，同比增長12.8%，人民幣貸款余額99.12萬億元，同比增長14.4%。無論是貨幣供給，還是人民幣貸款的增速，都高于名義GDP的增速。2008年以來，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迅速增長，截至2015年末已經達到160%左右的高水平。在較快的貨幣信貸增速和高杠桿率的背景下，社會各界還是不斷發出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的呼聲。”這好比正在開車的司機，前面突然出現緊急情況，他腦子還在困惑：是踩左腳呢？還是右腳？真是可憐了車外的人群。

      7、菲律賓休想“魚與熊掌兼得”[“東張西望”邱林]

      杜特爾特既要中國的“錢”，也要中國的“島”。這種魚和熊掌兼得的想法也只有菲律賓人想得出來。然而，這次中國可能要讓杜特爾特失望了。他這種患得患失的行為準則，很難贏得中國的投資的。其實，菲律賓正面臨錯過一個計劃中的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盛宴”。中國政府正勾畫在港口投資數以1000億美元的前景，這些港口沿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線展開。這條貿易路線蜿蜒穿過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北非直至威尼斯，為途經地區帶來貿易和就業崗位。但中國的“一帶一路”顯示其路徑明顯繞過菲律賓。難怪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時任菲律賓外長的德爾羅薩里奧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感到是孤單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將跳過菲律賓”。他感嘆到，菲律賓被中國拋棄了，菲方不會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即便馬尼拉是亞洲的大港口之一。對中國而言，菲律賓的國運不振無關緊要，與中國也沒有關系。作為一個典型的失敗小國，無論菲律賓對南海權益的主張有無道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它自身完全不具備與中國爭奪此海域的實力。在此前提下，如果杜特爾特仍然走阿基諾三世對華政策的老路，他想讓中國修鐵路的想法就會落空。

      8、國產小汽車需要可持續發展[“化石學員”余永佳]

      汽車產業出現的巨大消費和生產斷層，其主要禍源就是城市交通擁堵。汽車既能給人創造幸福和種種便利，又能給人帶來憂愁和絲絲煩惱。這種怪象何日才能結束？關鍵是要看我們能否早日找尋到既能破解交通擁堵難題，又可實現方便市民購車拍牌、國產汽車產業騰飛以及城市經濟穩增長的多贏方案。解決交通擁堵是極為寶貴的城市內需資源，也是城市發展潛力無限、市場前景廣闊的經濟增長點。要想禁除現代版的“葉公好龍”，首先是要順歷史潮流而動，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用“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等改革措施，削減“窄路密網”、“有軌電車”、“地鐵”等交通治堵的無效產能及低效產能。具有根治交通擁堵頑癥強大功能的暢行路網工程發展前景廣闊，單位投入低、產出效益高，只要科學運作，就能展現出交通車暢人安、汽車供銷兩旺的新美景；其次是要激發電動汽車等制造業以及高科技等實體產業的創新活力，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避免孕育城市經濟過分依賴汽車產業的怪胎，確保城市經濟的穩增長。我們已經走過了短缺經濟的艱難發展之路，任何人沒有理由再去召回早已經被歷史淘汰的計劃經濟運作模式。城市交通期待暢行，中國也真的是有能力率先破解城市交通擁堵難題。“窄路密網”在中國難以實施推行，外秀靚麗、內缺效益的有軌電車不可盲目啟動，投資效益低下的地鐵不應過熱發展，小汽車不該長期蒙受“限購”之不公。國產小汽車、尤其是國產電動小汽車需要的是可持續的發展，城市經濟也需要休養生息和穩定、有序的前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