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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我黨提升國際傳播影響力的現實啟示

點擊：  作者：許森    來源：國防參考  發布時間:2016-06-09 12:41:39

 

 　　【摘 要】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優化戰略布局，著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講話為我們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指明了方向。

　　“聯接中外，溝通世界”，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新聞媒體提出的“48字”職責和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優化戰略布局，著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講話為我們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指明了方向。

 

　　回顧歷史，我黨在陜北延安時就十分重視講好“自己的故事”“解放區的故事”。我黨注重用國際聲音講好“自己的故事”，借助國內外媒體平臺和各方人士力量，宣揚我黨主張，提升我黨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不僅讓世界人民了解我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為我黨贏得了廣泛的國內外輿論支持，特別是為世界各國同情中國革命、了解中國共產黨，打下了堅實的輿論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對今天我們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話語權有著現實啟示。

　　1、主動設置議題，用真摯的情感和真誠的態度向世界講好自己的故事

　　做好對外傳播，必須堅持主動出擊、主動發聲、主動設置議題，進而引導輿論走向。議題設置的合理、準確與否，直接決定對外傳播的成敗。好的故事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真實。講好故事要用真誠的態度和真摯的情感才能打動人。

　　1935年下半年，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十幾年來，國民黨一直把共產黨、工農紅軍宣傳成“青面獠牙”的“共匪”“土匪”，不僅國外各界，連國內群眾對我黨我軍也不甚了解。

　　當時的紅軍剛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內外環境差，條件極為艱苦，但我黨仍把對外傳播自己的思想主張、讓外界了解我黨的抗日大業擺在重要位置。一年后，黨中央在保安(今志丹縣)首次接待了訪問蘇區的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

　　通過他的口筆，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和西北蘇區的真實形象得以向全世界傳播。斯諾的采訪披露了紅軍長征的傳奇故事，宣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當得知紅軍到達陜北后，埃德加•斯諾便萌生了進入蘇區采訪中共領導人的想法。1936年上半年，他通過宋慶齡向中共中央提出采訪申請，并附上一份提問單，共提了10個問題。

　　黨中央十分重視斯諾和馬海德醫生的來訪申請，很快予以批準，認真研究他提出的問題，并形成了原則性的答復意見。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大相寺召開專門會議作進一步討論。據檔案記載，會議議題是“對外邦如何態度——外國新聞記者之答復”。

　　斯諾到達保安后，第三天就受到毛澤東的接見。7月15～16日，17～18日，23日以及9月23日，他們進行了多次談話。談話經常在晚上和深夜進行。

　　斯諾在陜甘蘇區的采訪不受任何限制。7月底到9月下旬，他和馬海德醫生在前線目睹了彭德懷率領紅軍主力部隊浴血奮戰的場景。在蘇區和前線，從領袖、紅軍將領，到廣大干部、群眾和士兵，斯諾廣泛接觸各類人員。

　　經過3個多月的采訪，斯諾經西安回到北平后，立即向中外媒體發表蘇區見聞，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傳播了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的形象，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和紅軍的污蔑。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很快被譯成多種文字，暢銷各國。1938年2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中國出版。

 

　　1936年，(左起)趙爾陸、張愛萍、彭雪楓、陳士榘、肖文玖在紅軍大學的網球場上。

　　黨中央對斯諾來訪的接待開啟了中國共產黨與蘇共、蘇聯、共產國際之外的國際社會交往的大門。斯諾只是西方的一名普通記者，并不具備官方背景。黨中央把他的來訪當作中國革命與西方溝通了解的重要渠道。可以看出，我黨一直以坦誠的態度，主動出擊，主動設置議題，通過記者主動向世界發聲。

　　主動出擊，掌握傳播的主動權。共產黨以主動、開放的姿態歡迎斯諾采訪，在蘇區，記者可以到任何地方，采訪任何人。

　　上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不論工作多忙，哪怕通宵達旦也一定會滿足記者的采訪要求;再到蘇區的廣大干部群眾和紅軍士兵，斯諾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圖文資料，如當年斯諾拍攝的司號手、陜北老農，毛澤東與兩個小八路的照片等。

　　主動發聲，將自己的故事與受眾的故事、話語相聯接，讓外界讀懂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特別重視講“中國與世界的故事”“中國與世界一起發展的故事”“中國與世界共同利益結合的故事”。

 

　　1938年5月，瑞士新聞攝影記者沃爾特•博斯哈德探訪延安。圖為博斯哈德拍攝八路軍女戰士。

　　在斯諾采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向他“無誤地描畫了未來的一般輪廓”：他預測中國內戰將會停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共產黨和紅軍的力量只會增強，不會被削弱;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集團將分化，一部分將投降日本;中國抗戰將是持久的;等等。斯諾當時不能相信，但毛澤東的預測后來被一一證實。

　　1939年9月，毛澤東與斯諾再度會見正值歐洲戰爭爆發、遠東慕尼黑陰謀失敗之際，毛澤東預料日本不會加入歐戰，但將壓迫西方幫它解決中國問題;只要英、美向日本妥協到一定程度，日本就會侵略越南等國;歐洲戰爭不會影響英國的遠東政策，英美會再來一次遠東慕尼黑，接著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可能將簽訂，但日、蘇條約將不會影響蘇聯援華……事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判斷的科學性。

　　以外界熟悉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當年《西行漫記》中還刊登了這樣一幅照片：張愛萍、彭雪峰等人打完網球后的合影。這讓世界人民看到，山溝里的共產黨人并不是“文盲”“土匪”，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同樣有著高雅的生活、時尚的運動。這些相同的生活方式讓其他國家人民能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國共產黨。而這小小的延安城，陸續有了抗大、魯藝、陜北公學等29所高校，更讓世人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人擁有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2、用足用活對外傳播資源，改進傳播理念和技巧

　　對外傳播需要敞開大門，在如今輿論場“西強我弱”的語境下，需要我們增強對外傳播的“自塑能力”，借助一切對外的傳播資源融通中外，讓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受眾愛聽、想聽，聽有所思、聽有所得。

　　要想在當下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搶占先機、占據主導地位，就必須不斷創新，讓傳播理念與時代全面接軌，讓傳播技巧更接“地氣”。

　　我黨在延安13年時間，面對國民黨全面的封鎖絞殺，僅靠自己的輿論平臺傳播思想主張是極為困難的，但我黨運用創新思維，改進傳播理念，用足用活資源，向全國、全世界人民傳遞我黨的聲音。

　　從1939年起，國民黨對我黨根據地實行嚴密的軍事、經濟封鎖，以及高度的政治隔離和嚴格的新聞封鎖：不許我黨發表戰報，不許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報刊對外銷行，不許中外記者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采訪，不許陜甘寧邊區內外人民自由往來。

　　同時，國民黨政府對外給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扣上了“破壞抗戰，危害國家”“違反政令軍令”“游而不擊”等罪名。

 

1939年7月，生于德國杜塞爾多夫的漢斯•米勒到中國延安參加抗日戰爭醫療工作。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圖為1943年，漢斯•米勒在延安國際和平醫院任內科主任時的照片。

　　我黨同國民黨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斗爭。第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不斷發動宣傳攻勢，揭露國民黨掩蓋敵后真相的陰謀，多次表示熱誠歡迎外國記者參觀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

　　外國記者在重慶一次次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提出前往中共區域訪問的申請，但也一次次地被國民黨方面“婉言”拒絕。最后外國記者聯合給蔣介石寫請求書，要求組成外國記者參觀團前往延安地區。蔣介石迫于各方壓力，終于答應了這一要求。

　　為了減輕外國記者的影響，由國民黨中宣部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報》《大公報》《掃蕩報》及一些民間報紙的記者參加記者團，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根據地采訪。

　　借助外力，用足資源，傳播自己的理念。中共中央認為記者團的來訪是擴大國際宣傳、揭露國民黨反共和對邊區實行封鎖政策的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親自負責接待記者團的有關工作。

　　周恩來要求駐延安各單位必須由主要負責人親自安排有關事宜，既要準備好全面介紹本部門、本系統情況的材料，又要準備解答中外記者提出的問題;屬于本部門本單位業務范圍內的問題，必須明確負責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屬于別的業務機關的問題，可請他們向別的直接負責單位提出問題，要求答復;中國記者中的個別頑固分子可能會提出一些故意刁難或挑釁性的問題，大家可以自己預先設想一下，做好解答或回擊的準備。

　　周恩來指出：要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工作成績，也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尚有不足之處，說明或解答我們前進中的困難和錯誤。

　　周恩來還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各項抗日方針政策和解放區抗日軍民的抗日業績宣傳出去，除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參觀訪問外，還要準備對記者團在參觀訪問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各種思想，多做解答解釋工作，揭穿國民黨的造謠污蔑，提高他們對我們的認識，加深他們對我們的了解。

　　要以誠懇、坦白的精神同他們交朋友，以利于進一步展開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工作要實事求是，既介紹我們的成績，也要說明我們工作中有錯誤、有缺點，說明我們有克服錯誤、缺點的辦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虛做假。

　　1944年5月31日，記者團到達延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身份為中外記者參觀團舉行歡迎晚宴和音樂會。

　　來訪記者是：美聯社、《曼切斯特導報》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根室•斯坦因，合眾社、《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及《同盟勞工新聞》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路透社、《多倫多明星周刊》及《巴爾的魔太陽報》記者莫里斯•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甫，塔斯社記者普金科。

　　另外還有9名中國記者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指派加入該團的4名工作人員。

 

　　毛澤東與外國記者在一起。

　　初到延安，記者們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延安“具有這樣的特色：充滿發奮工作的緊張氣氛和對日寇的痛恨;人民決心不顧一切的外來干擾，保衛他們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對盟軍對日反攻日益臨近的緊迫感”。

　　過去“十分荒涼的陜北現在已變成一個實行精耕細作、牛羊滿山、重工發達的地區，人民豐衣足食，駐在這里的八路軍部隊是我各處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隊之一”。

　　“無可置疑的是，這些五年來被外部世界認為神秘莫測的部隊是抗日戰爭中優良的、有價值的盟友，給予他們支持——如同給予南斯拉夫解放軍支持那樣——將會極大地加速勝利的到來。”

　　應中外記者團的要求，6月12日下午5時，毛澤東來到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這在規格、規模上是我黨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一些外國記者又醞釀單獨會見毛澤東。斯坦因捷足先登。

　　7月14日下午3時至15日凌晨3時，毛澤東在他的四孔窯洞中的接待室會見斯坦因，他詳盡的回答了斯坦因提出的問題。毛澤東的坦誠和嚴肅認真的態度給斯坦因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繼斯坦因之后，福爾曼、愛潑斯坦、武道等外國記者也尋機擺脫了記者團領隊的限制，分別采訪了毛澤東。

　　外國記者也利用一切機會拜訪我黨其他領導人，如朱德、葉劍英等。我黨領導人與外國記者的多次交談，加深了外國記者對我黨的全面了解。

　　對不同的國際受眾“量體裁衣”，改進傳播理念，滿足不同層次受眾的需求。記者團先后參觀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延安自然科學院、兵工廠、被服廠、中央醫院、國際和平醫院、日本工農學校等單位，對延安各方面情況作全面了解。在此期間，各解放區有關團體紛紛致電記者團，歡迎其前往參觀訪問。

　　8月中旬，福爾曼、愛潑斯坦、武道等抵達晉綏邊區政府駐地山西興縣。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要證實3個問題：八路軍是否在作戰;人民是否在抗日;八路軍與人民是否互相合作、互相支援。“這次旅行是6年來第一次有外國記者去訪問在敵人后方的中國‘第二戰場’。”

　　他們參觀了邊區各領導機關、抗戰日報社和學校。9月4日，他們前往靠近太原的晉綏邊區東南部的第八分區參觀訪問。這一地區，敵碉堡林立，敵后我雙方都在機槍射程之內。第八軍分區軍民正對日偽發動強大的秋季攻勢，破壞敵交通線、封鎖線，拔除敵據點并展開攻城作戰。

　　記者到汾陽邊山，此處離汾陽城僅20多分鐘路程，白天用望遠鏡可清楚地看到城內碉堡上的太陽旗和城墻上游動的哨兵。

　　福爾曼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戰斗的壯觀情況和完成任務的勇敢精神完全展示在我的面前。我們能夠清晰地聽到槍聲，可以看見城里子彈的閃光。突然，升起一股巨大的火焰——原來是火柴廠爆炸了，由于化學藥品的燃燒，呈現出藍的、綠的和橙色的火焰。”

　　前方勝利的消息一經傳開，群眾高興得敲鑼打鼓，擔著雞蛋、西瓜，趕著豬、羊，前來慰勞八路軍官兵。

　　第八分區在交城縣關頭村召開慶祝大會，展出繳獲來的武器、彈藥、物資、器材及民兵、游擊隊自制的鐵雷、石雷、磁雷、瓶子雷、罐子雷等地雷。外國記者對八路軍的光輝戰績和根據地軍民團結一心的動人場面贊嘆不已。

　　愛潑斯坦說：“八路軍是真正和人民結合的軍隊，延安和軍區所說的一切，都完全證實了是千真萬確的。”福爾曼說：“我們未到延安之前，聽到西安某高級長官說，共產黨已經6年不抗戰了。今天那些話已被事實揭穿了。

　　我看到八路軍在英勇地作戰，還有大批的俘虜，人民是真正熱愛八路軍的。”武道說：“八路軍在敵后與人民親密合作的事實，不但能夠影響中國其他地方，也會使其他民主國家以八路軍為榜樣。”

　　他們稱贊：游擊戰和攻擊戰都打得很漂亮!八路軍之所以能夠用這種方式作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同人民保持密切聯系。

　　搭建多種平臺，傳播我黨主張。繼斯諾和馬海德之后，訪問延安及敵后根據地的愛國華僑、國際進步團體、新聞記者絡繹不絕。其中有些是短期采訪，有些來延安從事抗戰工作，服務于邊區軍民。還有西方國家的官方人士來到延安，與我建立合作關系，或為密切國共合作而來。

　　世界學聯，全名為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是共產國際所屬的群眾組織，總部設在巴黎。1940年6月29日至7月4日，世界學聯代表團訪問了延安。延安為他們舉行了萬余群眾參加的隆重的歡迎儀式，并安排他們在各地各單位參觀、座談。毛澤東會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并回答問題。

　　1941年10月，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在延安召開。會議宣布成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朱德當選為同盟主席。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國際性會議。

　　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召集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和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形成之前，是中國共產黨為切實組織和發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采取的措施之一，我黨的各項主張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

　　陜甘寧大門叩開后，一股“延安熱”頓時在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中掀起。他們紛紛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申請，急切要求前往延安。其中美國記者有《生活》雜志的西奧多•H•懷特、《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愛金生、合眾社的朗德爾、美聯社的克萊德•法恩斯沃思、美國廣播公司的費里茨•奧珀、《新聞周刊》的哈羅德•艾薩克斯等。經反復交涉，蔣介石僅批準了懷特和愛金生。此后，蔣介石下令：從此禁止外國記者再去延安。

　　然而，烏云遮不住太陽。外國記者仍通過各種合法的、甚至非法的途徑前往延安，向國外發出關于“紅色中國”的報道。

　　王安娜是德國人，隨丈夫、中共黨員王炳南來到中國，1937年3月到達延安，后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進行抗日統戰工作，著有《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斯諾夫人海倫訪問延安，先后五次采訪毛澤東，還采訪了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及紅軍女戰士，后著有《續西行漫記》。

　　抗戰前到訪延安的外國人還有美國女記者韋爾斯、攝影師厄爾·列夫、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歐文·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以及維克托·基恩、托馬斯·彼得森等。

　　1938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副官卡爾遜訪問延安。他奉命來華考察中日戰爭，是第一位訪問延安的美國官員。訪問期間，他先后拜訪多位中共和八路軍領導人。離開后，他又赴內蒙、山西、河北、山東等敵后根據地訪問。

　　他所披露的延安見聞引起了美國和國民黨一些人的不滿，于9月被召回國。1940年他發表《中國的雙星》，客觀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指出中共是最生氣蓬勃、最進步的政治組織。

　　圖為延安新聞紀念館復原的解放日報編輯室。

　　1944年，外籍人士掀起訪延高潮，來訪者絡繹不絕。僅1944年下半年的外國報刊上，就可查閱到多篇報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文章。一些反映中國共產黨抗戰的長篇紀實作品也在國外陸續出版，并獲得強烈反響。這些文章和著作以無可爭辯的證據，揭穿了國民黨當局對外界長期的愚弄和欺騙。

　　3、拓展傳播手法，整合傳媒資源，增強傳播效果

　　延安曾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新華通訊社、解放日報社、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中央印刷廠、中央出版發行部等多家新聞出版單位的所在地。當年，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黨中央致力于建設一支精干的新聞宣傳隊伍，助力人民武裝斗爭。

　　廣大新聞工作者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堅信“筆和槍一樣是戰勝敵人的銳利武器”，在潮濕的洞穴里創辦通訊社、建立廣播、發行報紙刊物，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全國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提供抗戰的信息，鼓舞全國軍民的戰斗士氣。

 

　　延安新聞紀念館收藏的毛澤東撰寫的消息。

　　那時，延安不僅成為中國人民抗戰的大本營，而且成為黨的耳目、喉舌基地，成為馬列主義真理和抗戰進步信息的發源地。

　　高度重視媒體建設和發展，開拓多種傳播手段。成立于江西的紅中社于1937年1月遷到延安，改名為新華通訊社。那時，毛澤東住在延安城內鳳凰山麓，經常深夜提著馬燈到新華社詢問有些什么消息，并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新華社根據毛主席的談話，播發有關中日關系和法日關系的時評。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擬定報道方針，指導宣傳業務，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了大量的消息、評語、按語。他寫的戰事消息氣勢磅礴，勢如破竹;他以新華社記者名義撰寫發表的社論質量高，權威性強。

　　新華社在抗日戰爭時期業務得到全面的開拓發展。到抗戰勝利前夕，新華社已經形成了一個遍布全國的通訊網絡，黨中央的各項決定、指示，抗戰捷報，根據地各方面消息，通過新華社向全國各地以及海外發布，徹底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新聞壟斷。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是我黨建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于1940年12月30日發出中國廣播第一聲。1944年9月1日，美國西海岸終于收到了來自中國延安的信號。在這之前，美國官方關于中國的信息主要來自日本同盟通訊社。自從接收到新華社英文電訊后，美國高層對中國華北抗日戰爭圖景便有了巨大改觀。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聲音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傳播，人們把延安廣播電臺比作“茫茫黑暗中的燈塔”。國民黨空軍第八飛行大隊上尉飛行員劉善本，就是經常收聽延安新聞廣播電臺，才看清了國家的前途，決心脫離內戰，于6月26日駕機起義到達延安。

　　他后來曾到電臺作過幾次廣播講話，最著名的是《退出內戰的漩渦》。他的講話在蔣介石軍隊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后來，又有20多位國民黨空軍飛行員聽了劉善本的講話陸續起義，棄暗投明。

　　黨中央初到延安時，沒有任何攝制電影和圖片的機構，甚至沒有照相機和攝像機。為了真實地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宣傳抗日，黨中央決定創建自己的電影隊伍。1938年8月，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在延安成立，并立即開始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攝影隊靠兩條腿跋山涉水，櫛風沐雨幾千里，穿越了敵人的層層封鎖線，走遍了八路軍所轄的晉綏邊區和晉察冀邊區等抗日前沿，拍攝了大量珍貴的電影素材和圖片，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傷的電影資料和經典照片就是此行在晉察冀拍攝的。

　　電影團之后又拍攝了《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九一運動會》《南泥灣》《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等20余部反映延安時期重要活動的資料影片。這些影像資料，除在延安和邊區各地巡回展覽外，還被大量發往國統區和國外，打破了國民黨種種造謠污蔑的宣傳。

　　運用多種手段、多種渠道，增強傳播效果。中共南方局從1942年起編譯出版英文小冊子，內容主要是選擇《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局勢的評論、解放區建設情況和外國朋友寫的解放區見聞等。

　　散發對象主要是外國記者、使館和其他外國友好人士。最初為油印本，從1943年起改為鉛印，內容除介紹各解放區的抗日斗爭、民主生活和生產建設等方面情況外，還全文翻譯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及其他專門小冊子。

　　到抗戰勝利時，這種小冊子出版了20多種。油印本每冊約印150份，鉛印本1000份到3000份。

　　借助國際舞臺積極宣傳我黨政策與主張。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會議期間，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外交活動。在舊金山，他走訪華僑居住區，參觀中華會館、中華學校、東華醫院等，在中華學校向全校師生發表演講。

　　延安清涼山新華社編輯部舊址。

　　董必武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在美國籌劃出版了英文版《中國解放區實錄》，發行5000冊，系統全面地介紹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取得的光輝戰績和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董必武還應邀參加舊金山華僑憲政黨、致公黨舉行的演講大會，并發表演說。

　　聯合國制憲大會結束后，董必武一行赴紐約，廣泛接觸美國各界人士和旅美華人華僑。董必武多次探訪身處下層的華僑;應華美協進社邀請，出席該社的學術建國討論會，發表了題為《中國問題的關鍵》的演講;應華僑要求，利用休息日到僑區為僑胞題詞留念;還登門拜訪史迪威的女兒及著名小說家賽珍珠等一批美國進步人士。

　　董必武在美國7個月，有力地宣傳了我黨的抗日民主主張，擴大了我黨的政治影響，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旅美華人華僑心目中的地位。美籍華人鄺治中回憶道：“1945年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舉行。當時國民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里，并不接觸唐人街的華人，認為這些華人是未受過教育的工人。還拒絕接受邀請去唐人街發表演說。

　　相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代表董必武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并到紐約唐人街廣泛走訪僑胞。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么好處。”

　　4、汲取歷史經驗，與時俱進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提升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的探索與實踐，對我們有著重要的現實啟示。我們應當在歷史經驗中汲取豐富的營養，以創新發展現有的傳播手段與理念，與時俱進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

　　我國的對外傳播長期運用政府主導的外宣模式，難以適應當今世界的變化發展。應當轉變固有思維，努力改變國內的“輿論高度一致”現象，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拓展傳播平臺，重視立場中立的海外媒體、智庫和民間機構，借助民間力量開展對外傳播。

　　借助這些機構的分析和報道，我們的傳播平臺不僅得到了拓展，而且國際社會能夠獲得更多、更全面的正面信息，從而對中國形成更為豐富、立體的印象。

　　發展與我友好的境外媒體。借助國際聲音講述中國故事，是向他人借鑒經驗、提升自我傳播能力的一種途徑。擁有廣泛的傳媒市場和受眾群體，熟悉國際受眾的特點和思維習慣，對擴大傳播效應極為有利。

 

　　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電影團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影像資料。圖為延安電影團成員吳印咸在延安為毛澤東拍照。

　　近年來，我軍參與國際維和任務的部隊在出征或回國前，會組織國內外記者到現場進行采訪報道，除例行的新聞發布外，記者們還可以自由參觀，與官兵交談。此舉令我軍信息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西方媒體傳播到世界各地，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要用“我說”引導“他說”，以開放、透明的姿態，贏得西方媒體信任，進而主動轉述甚至自發宣傳我方內容，讓中國聲音傳得更遠，唱得更響。

　　充分發動海外的華文媒體和社團。目前，海外共有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有華文媒體，海外華人社團達25000多個。散居或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有1億人左右，他們在89個國家成立了150多個統促會。海外華人、華僑和華人社團的作用十分可觀，是我們開展對外傳播可以倚重的巨大力量。

　　支持以智庫為代表的第三方聲音發聲。通過官方、非官方和民間研究機構的廣泛接觸和學術交流，來增信釋疑，化解矛盾，協調關系，促進合作。民間組織的社會團體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通過整合民間力量，充分發揮其作用以使中國形象的外宣途徑實現多元化，從而更具針對性和說服力。不便于官方聲明的，要善于借助民間人士、學術團體發聲，積極回應國際社會的重大關切。

　　重視并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加強中外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增進中外民眾之間的交流和互信。這些年我國大型企業紛紛走向國外，積累了大量人脈，也成為中國的一張張國家名片。

　　以華為公司為例，僅2009年華為總部接待的外國總統就有14位，華為的產品形象也成為中國公共外交形象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我國每年約有1200萬人次出國，4600萬人次出境，而到中國來的外國人有2400萬人次之多，凡是有機會與外國接觸的人，都是國家的形象大使。開展“公民外交”，每個公民都是展示國家形象的名片。

　　除拓展傳播平臺外，在宣傳手法上也應更新觀念，改變單一的宣傳模式。講好中國故事，需具備“借船出海”思維。近年來，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提升，國外對中國的關注日益高漲，《超級中國》《鳥瞰中國》《美麗中國》等紀錄片從不同側面構筑了中國形象。

　　從“唱衰中國”“捧殺中國”再到“探求中國”，涉華紀錄片的發展，映照出國際社會對中國態度的變化。中華文明的古老與神秘對世界其他國家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應當借助國外傳播手法、語境、技術上的優勢，尋找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價值的契合點，傳播中國“新形象”。

　　此外，隨著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和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新興媒體得到迅速發展和廣泛運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成為必然趨勢。在戰略選擇上中國需要建立新媒體戰略，利用媒體技術，通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建立多層次的立體傳播渠道。

　　隨著中國人越來越多地走出去、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中國話題、中國故事正在成為世界性的議題。增強對外傳播的“自我塑造能力”，自己先講好，才能引導別人講好，讓中國的發展為世界所認同，讓中國智慧為世界發展作出貢獻。

　　提升國際話語權絕非一日之功，我們只有內外兼修，創建中國自己的全球傳播網絡，與國際接軌，才能真正成為國際話語權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