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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脫歐”既源于對當前歐盟制度框架的不滿，更與英歐雙方所內生的經濟、政治、移民和文化等多重隔閡緊密相關。考慮到卡梅倫“階段性索價”成功、“脫歐”間接損失遠大于直接收益以及“留歐”陣營在英國政界仍占據主流地位等原因，6月23日通過“脫歐”公投可能性較小。但囿于英歐分歧短時期內難以根本消除且民族分離主義、反政府民粹主義及國家中心主義對英國社會的深層次影響普遍存在等因素制約，未來英國“脫歐”風險或將長期持續，不排除未來幾年執政黨為“要挾”歐盟再次發起“脫歐”公投。若英國“脫歐”小概率事件發生，將會對歐盟和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負面沖擊，即使公投未通過，英歐關系的深層次矛盾也將對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形成多方面鉗制。當前，我國應密切關注“脫歐”公投的進展情況，并可采取“一個支持、一個警惕、兩個做好”的綜合應對策略來對沖不確定性風險。

      當前“脫歐”公投是卡梅倫主導的“政治陽謀”，最終與歐盟“分道揚鑣”的可能性較小，但未來一段時間“脫歐”風險或將長期持續

      （一）“脫歐”并非卡梅倫本意，敦促歐盟改革以謀求英國更多收益和更大權利才是其“醉翁之意”

      自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執政以來，“脫歐”還是“留歐”問題再次引發朝野激辯，“脫歐主義者”使勁渾身解數讓英國擺脫歐盟，而“留歐主義者”卻從未放棄讓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兩種力量相互博弈并交織彌合，呈現出兩極“割裂”的態勢。作為“改革派”，近年來卡梅倫已多次表示對歐洲一體化的擔憂以及對外來移民和歐盟預算“攤派費”等問題的不滿。2015年11月，卡梅倫提出了包括保護單一市場獨立性、改革歐盟僵化體制、加強各國議會自主權力以及限制移民在英國權益等在內的歐盟改革四大具體目標，并申明若歐盟無法滿足上述條件，英國不排除通過公投方式脫離歐盟。為爭取挽留英國，2016年以來歐英雙方已開展多輪磋商，2月19日，布魯塞爾歐盟領導人峰會就改革方案達成一致，決定給予英國“特殊地位”，協議內容包括實施為期七年的“緊急剎車令”以增加英國對移民福利支出的自主權、修改歐盟條約并承諾英國不被強迫政治整合以及在緊急情況下賦予英國更多金融支配權等。向歐盟“階段性索價”成功后，卡梅倫一改之前強硬姿態，在2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中決定，建議民眾支持繼續“留歐”，并聲稱在改革后的歐盟中英國將會“更安全、更強大、更富裕”。5月10日，卡梅倫進一步向英國民眾警告，“脫歐”將使英國付出高昂代價并威脅歐洲和平穩定，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二）“脫歐”給英國帶來的間接損失遠大于直接收益

      “脫歐”后英國可獲得三大直接利好。一是節省歐盟財政預算攤派費。OECD最新測算，“脫歐”將使英國節省約占0.3%～0.4%GDP的年預算攤派費。二是擺脫歐盟勞動者自由流動制度限制。近年來，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中東歐國家勞工大舉移民“入英”，給英國勞動力市場、社會福利制度和醫療保健體系造成一定沖擊，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持續發酵則進一步加劇了英國“離心力”，“脫歐”可在源頭上提高勞工“準入門檻”并能有效構筑“防火墻”以強化邊境安全控制。三是提升英國企業在貿易投資中的自主權和獨立性，并增強英國政府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的自由裁量權。但是，“脫歐”也將給英國帶來巨大潛在經濟損失。從經濟增長來看，據測算，“脫歐”將使英國損失1%～9%GDP。英國財政部認為，“脫歐”后無論選擇加入歐洲經濟區式的“挪威模式”，還是選擇與歐盟商簽雙邊自貿協定式的“加拿大模式”，抑或選擇WTO框架下與歐盟開展合作式的“WTO模式”，都會使英國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其中，選擇“WTO模式”GDP萎縮幅度最大，到2030年將下滑7.5%左右。從貿易投資來看，歐盟是英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脫歐”將使英國喪失對歐零關稅準入，并大幅抬高貿易成本，以致產生新貿易壁壘，即便英歐重新商簽自貿協定，也將面臨高昂的時間成本。同時，歐盟也是英國最大的FDI來源地，“脫歐”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極易引起市場恐慌，繼而削弱對英投資吸引力。截至目前，包括瑪莎百貨和英國電信等在內的近200家大公司已明確表示，若英國“脫歐”將減少對英投資。從金融風險來看，“脫歐”會對英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并導致英鎊貶值、資本外流、資產價格下跌、經常賬赤字惡化以及借貸成本抬升等風險。目前，倫敦金融城近四分之一金融業務涉及歐盟單一市場，“脫歐”將使英國失去歐盟“全面市場準入”政策優勢并被動接受相關約束條款，必將嚴重削弱英國金融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脫歐”與英國多數普通民眾切身利益相悖

      首先，對于英國普通民眾而言，“脫歐”所造成的GDP下降將直接造成其福利損失，可認為是在普通納稅之外征收額外的“脫歐稅”（Brexit Tax）。據測算，到2020年“脫歐稅”總額相當于向每個家庭年征稅2200英鎊，到2030年將上升至3200英鎊。其次，“脫歐”將對英國就業市場造成打擊，增長預期的不確定性和貿易投資規模的雙重萎縮將大幅壓縮勞動力市場需求，僅金融行業就將損失近10萬個工作崗位。第三，“脫歐”將對英國學生赴歐盟地區留學產生負面影響，不僅會增加獎學金申請難度，而且相關教育收費標準也會與非歐盟國家的高標準看齊。此外，“脫歐”也將對旅歐的120萬英國僑民產生沖擊，包括醫療、保健和衛生等在內的福利收益將面臨多重法律困境。

      （四）“留歐”陣營在英國政界仍占據主流地位

      從目前各大政黨的公開表態來看，明確支持“脫歐”的是獨立黨和民主統一黨，但政策影響力相對有限，對主流民眾引導力也較弱。保守黨作為執政黨，雖首先發起“脫歐公投”，但其根本目的還是希望留在“改革后的歐盟”，而非真正“各奔前程”。議會第二大黨工黨和蘇格蘭民族黨等多數在野黨為親歐派，已明確支持英國繼續留在歐盟。5月5日選舉產出的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薩迪克·汗是鐵桿“留歐派”，其獲得有效選票超過131萬張，得票率近57%，表明“留歐”勢力在首都倫敦仍占據主導地位。

      綜合判斷，當前英國“脫歐”可能性較小，但“脫歐”風險或將長期持續，未來幾年不排除執政黨為“要挾”歐盟再次發起“脫歐”公投。

      英歐分歧短時期內難以根本消除

      （一）英國雖已加入歐盟43年，但其疑歐思維卻依舊根深蒂固，其背后蘊含著經濟、政治、移民、文化以及地緣環境等多重原因。

      經濟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強烈反對歐盟單一貨幣政策到本世紀初對歐債救助計劃的全面掣肘，彰顯了英國追求經濟發展自主權并試圖擺脫歐盟規章限制的決心。雖然歐盟已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的“單一貨幣”條款修改為承認“多種貨幣”且對英國“隔岸觀火”式的危機應對策略不斷妥協，但并未換來英國對歐盟經濟一體化模式、成員國利益分配規則以及經濟活動共同決策程序等問題的認同。

      政治方面，保持主權高度獨立是英國政府秉持的根本政治立場，但從歐盟一體化進程來看，無論是《巴黎條約》還是《羅馬條約》，都體現了國家主權對超國家機構的“權力讓渡”。目前，英國單一民族主權所形成的國家中心主義與歐盟超國家主權所形成的政治聯邦主義間的重大分歧已嚴重影響了英歐政治生態的改善。雖然近年來德法等國已通過修改《歐盟條約》方式對英國持續示好，但英國政府對歐盟力推的政治一體化卻依舊保持著深度警惕。移民方面，《歐盟憲法條約》針對人員自由流動做出了專章規定，明確提出勞動者在歐盟范圍內具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并且成員國不能因國籍不同而對勞動者的報酬、就業、福利以及工作條件等產生歧視性待遇。但在英國看來，歐盟移民的大量涌入已對現有福利政策和社會穩定形成了嚴峻挑戰，甚至可能引發“政治地震”。限制移民福利并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在英國社會已達成廣泛政治共識。獨立黨黨魁法拉奇甚至認為，繼續“留歐”將導致英國移民數量失控，只有“脫歐”才能從根本上控制移民并拒絕“沒有充分理由”的避難請求。

      文化方面，“日不落文化”與歐陸傳統理性主義的天然差異造成了英國社會對歐洲事務的消極和冷漠。特別是從法律體系來看，英國是歐洲唯一采用海洋法系的國家，在淵源分類、訴訟程序及編纂方式等方面與其他歐盟成員國都有較大區別。上述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彌合，無形中增加了英歐合作的不確定性，并折射出了“脫歐”所內生的根本緣由。

      （二）民族分離主義、反政府民粹主義及國家中心主義對英國社會的深層次影響普遍存在

      二戰以來，雖然歐洲一直致力于推進民族國家一體化進程，但卻從未真正消除過民族分離主義活動。歐盟作為超國家組織，不僅對北愛爾蘭的領土爭端問題束手無策，而且也無法采取有效手段來壓制蘇格蘭分離的新勢力崛起。可以預期，若未來歐盟治理架構不發生重大變革，在民族意識、政黨訴求和經濟利益等三重因素驅動下，英國民族分離主義必將長期存在。同時，隨著歐盟內部東歐移民的大量涌入，英國國內左右翼反政府民粹主義趁勢興起。為迎合各階層利益訴求并贏得民心，民粹主義者通過街頭政治等方式不斷宣稱“脫歐”的必要性。一旦現實中民眾挫折感增強，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參與爆炸，甚至會將“脫歐”作為政黨上臺執政的硬約束。此外，國家中心主義也是助推“脫歐”的重要力量。在上述三種主義“裹挾”下，是否“脫歐”將繼續成為未來英國社會的一項重大政治事件。

      “脫歐”將對歐盟和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負面沖擊，即使“脫歐”公投未通過，英歐所內生的深層次矛盾也將對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形成多方面鉗制

      （一）若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必將對歐盟和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

      首先，“脫歐”將重創歐盟經濟，并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甚至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英國在歐盟中占據重要地位，一旦“脫歐”，勢必會大幅削弱歐盟經濟實力。據測算，“脫歐”將使歐盟GDP占全球GDP比重從17%下降至14.6%（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并使歐盟貿易出口占比從33.9%下滑至30.3%（按當前匯率和價格計算）。同時，鑒于倫敦金融城的國際影響力，“脫歐”所引發的市場震蕩將會成為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一是可能引發“英鎊危機”。“脫歐”將打破英歐經濟關聯預期并導致市場恐慌情緒升溫，歐元區資金出于避險需求則會大幅抽離英國，繼而引發對英投資者圍堵擠兌，甚至會使英鎊成為當前外匯市場上貶值幅度最大且貶值速度最快的全球主要貨幣。若擊穿1英鎊兌1.4美元的匯率底線，可能將繼1992年索羅斯狙擊英鎊以來再次出現“英鎊危機”。二是將威脅倫敦金融中心地位并沖擊歐盟市場穩定性。倫敦是國際金融機構進入歐盟的重要跳板，管理著約85%的歐盟對沖基金資產以及約50%的歐盟存款保險。“脫歐”后對倫敦銀行、證券、基金等具體業務產生難以估計的影響，隨著外溢性的逐漸放大，必將波及整個歐盟市場，并形成巨大的“負漣漪”。三是或將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并面臨著不斷加劇的衰退風險。英國“脫歐”所形成的極大不確定性不僅將拖累歐盟經濟并使其陷入惡性循環，而且也將對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以及匯市、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市場等造成根本性打擊。“脫歐”將放出的“黑天鵝”或將推倒最后的“多米諾骨牌”，引發一場不亞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

      其次，“脫歐”將導致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出現大幅度倒退，甚至可能引發示范效應并改變現有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盡管歐盟成員國矛盾突出且已出現“一分為二”的態勢（即未遭受歐債危機打擊的德國等“北方成員國”和遭受歐債危機打擊的希臘等“南方成員國”），但過去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并未出現嚴重倒退。目前英國“脫歐”與希臘被動“退歐”風險以及德法歷史恩怨完全不同，是源于對現存歐盟制度框架的不滿，更是遭遇身份焦慮和認同危機后做出的反制之舉，或將從根本上“肢解”歐盟經濟一體化。若此“脫歐”風潮持續蔓延，“負面示范”效應必將不斷發酵，勢必會使原本并不穩固的成員國關系面臨更加嚴峻的“道德風險”，甚至可能導致歐盟經濟一體化倒退。

      第三，“脫歐”將使難民危機等短期焦點沖突激化，若未得到有效管控，或將進一步導致地緣政治風險上升。自2015年來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的120多萬難民涌入歐盟申請政治避難，對成員國內部團結形成了嚴峻考驗。一旦英國“脫歐”，勢必會進一步激化德法等國有關難民分攤配額等問題的矛盾。如若歐盟內部無法就難民政策達成有效共識，未來難民危機必將不斷擴大，或將在西亞和北非等地區形成巨大的不穩定弧，對當前低迷的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無疑是“雪上加霜”。

      （二）即使“脫歐”公投未通過，英歐矛盾也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形成制約

      一是英歐矛盾制約歐盟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前景。當前，歐盟經濟治理改革聚焦在制定可持續增長議程、增強歐盟建議硬約束力、實施結構性改革、改善宏觀政策協調機制以及提升集體行動能力等方面。由于歐盟并非主權國家，故具體改革政策制定時需要全體成員一致決策，涉及利益訴求多元且綜合協調難度大。英歐關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但雙方在經濟、政治、移民、文化以及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分歧將給下階段歐盟經濟治理機制改革帶來巨大變數。

      二是英歐矛盾深刻影響歐盟在重大問題上的執行效率。隨著地域范圍的不斷東擴以及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多，歐盟內部罅隙越來越大，相關重大事項的通過、生效與執行也變得日漸艱難。一方面，歐洲理事會、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與歐洲議會、歐洲法院五大主要機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各方相互掣肘拆臺現象普遍，嚴重影響了歐盟執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英歐關系作為當前歐盟中不確定性最大的外交關系，雙方傳統利益平衡不斷被打破，對立和沖突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削弱了歐盟的整體行為能力。

      三是英歐矛盾將助長歐盟內部民族分離主義傾向。對歐盟多數成員國而言，或多或少都面臨著民族分離主義的威脅。近年來，隨著英歐矛盾的集中爆發，各國分離主義勢力也不斷抬頭，德國巴伐利亞州、法國科西嘉地區、西班牙巴斯克地區 、意大利威尼托地區以及比利時弗拉芒地區等正紛紛積聚力量并尋求特殊地位，“獨立運動”的火苗在歐盟內部呈現出燎原升級的態勢。

      對我國影響及對策

      （一）“脫歐”對我國的負面影響不宜低估

      一旦“脫歐”變成現實，英國甚至歐盟都將面臨新的一輪政治勢力“洗牌”，不僅對正在穩定發展的中英關系、中歐關系帶來諸多不確定性，而且也會對中英國際產能合作、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中歐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等產生消極影響。同時，“脫歐”所形成的“新英國”與“新歐盟”外交關系勢必會提升我國政治外交運籌難度，并增加我國針對相關國際敏感問題選邊支持的壓力。此外，“脫歐”所激化的地緣政治沖突也會加大我國對外開放風險并增加“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難度。

      （二）下階段，我國可采取“一個支持、一個警惕、兩個做好”的綜合應對策略

      “一個支持”即支持歐盟在兼顧各成員國利益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改革。充分認識歐盟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支持歐盟通過推動單一市場建設來推動結構性改革并推動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加強中歐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更嫻熟的外交技巧強化貿易和投資合作機制建設并敦促歐盟盡快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

      “一個警惕”即警惕分離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全球經濟的潛在風險。關鍵是要強化風險管控意識，積極應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緊密監測國際資本流動并密切關注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最大限度上減少對國內經濟金融體系的沖擊。

      “兩個做好”即做好英國“脫歐”巨大風險的預案和做好“一帶一路”戰略的利益平衡工作。建立英國“脫歐”高、中、低三級預警機制、深入研判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風險，主動作為、積極謀劃并提前布局，將對外貿易和境外投資風險降至最低。同時，要更加注重平衡好各方利益，更加注重把好合作尺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