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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興第一次參加創新人才教育研究會的年會。今天我圍繞創新人才教育講的題目是：創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創新的人才教育，具體講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實踐者和改革者，談一談我對創新人才教育來自實踐的一些反思，重點講創新教育模式，希望能夠對與會者有所啟發；二是作為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我介紹一些近期創新人才教育來自民間的一些努力，重點講創新教育機構，希望能夠受到與會者的關注。

一、來自實踐的反思——創新教育模式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中國僅高等教育在學規模就有3600萬，高校在校生有2700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茖W生700多萬，這些數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對于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受教育群體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創新人才不是沒有，但是太少。

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志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占全球總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總量的20%，僅次于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突出成果仍還不夠高、不夠多。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共獲得17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一個。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按照人均GDP，目前只相當于日本的70年代，所以可比性不強。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一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多。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并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僅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是明顯的。

這讓我想到“錢學森之問”。錢學森在2005年提出的這個問題是：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各個領域。更一般的問題是：相對于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于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于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為什么這么少？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

過去十年，我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這十年的實踐讓我對思考這個問題有所感悟。我們的教育體制，確有它的長處，所以才有迄今為止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處，尤其不利于創造性人才的成長。當然其中的問題很多，我想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對教育的認識存在系統性偏差，總是局限在“知識”上。教師傳授知識，學生獲取知識，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內容。“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深入人心，也不能說不對。但是，我們要問：創造知識的力量又是什么呢？創新人才教育，僅靠知識積累就可以嗎？

創造力確實需要有知識，但是不僅僅是知識。愛因斯坦的兩句話一直對我影響很深，一句是“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從這兩句話中受到啟發，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假說，就是創造力等于知識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創造力 = 知識 x 好奇心和想象力

（creativity = knowledge x curiosity/imagination）

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馬上告訴我們，知識越多，未必創造力越大，也就是說，創造力并非隨受教育時間的增加而增加。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這沒有錯。經濟學家度量“人力資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計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系就沒有那么簡單了，通常取決于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突破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批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就產生了壓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連愛因斯坦都感嘆過，“好奇心能夠在正規教育中幸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跡”。（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如果是在應試教育制度下，情況就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結果就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師和學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殺得就越系統、越徹底，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減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創造力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那么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減少，結果作為兩者合力的創造力，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形狀，而非我們通常理解的單純上升的形狀。這就形成了創新人才教育上的一個悖論：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識而提高創造性，另一方面又因減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減少創造性。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斷教育對創新人才產生的作用變得困難，但是能解釋為什么有些大學輟學生很有創造性。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有一個簡單的回答：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這個反思是對的話，那么它對創新大學的教育模式有如下的含義：大學除了教學生知識外，還要創造一種環境，盡力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對“錢學森之問”的回應是，創新人才教育不僅是培養問題，更是教育環境是否寬松問題。教育，不僅是教，更是育。

創造好的教育環境，中小學和大學都有責任，但是我感到大學面臨的挑戰更大。去年7月31日美國《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介紹了一項中國、美國、俄羅斯三國教育學家正在進行的研究。在對電子工程和計算機專業大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初步比較中，有兩個出人意料的發現。第一個發現是，在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中國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測試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我們通常以為由于中小學的應試教育，所以剛升入大學的學生不具備批判性思維能力。但是這項研究表明，中國的中學畢業生在橫向比較中并不差，甚至還有優勢，這個結果有點意外。第二個發現是，在美國和俄羅斯，大學三年級學生比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要高，但是在中國，大學三年級學生比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要低。這似乎表明，其他國家的大學在批判性思維教育方面起的是正作用，而中國的大學卻是負作用。這個反差也令人驚嘆。

這項研究還在繼續，結論有待進一步確認。但是我感覺這兩個發現有可能是對的。在過去這些年，我去過若干所北京的中學聽課，包括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師大二附中、四中、十一學校、以及我曾經就讀過小學的景山學校。過去十年，我們學院一直是清華各院系中高考分數最高的學院，在每年通過高考錄取的180人中，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我去中學聽課的目的，是想了解這些進入大學的優秀學生在中學都學些什么，是怎樣學的。

通過去中學聽課，讓我對中國頂尖中學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勇氣和力度印象深刻。比如，當我聽了中學的英語課后（特別是在人大附中，我就聽了一節英語課），我就理解了大學生的一個共同抱怨，就是進入大學后英語水平的退步（當然并非全部如此，邊遠地區來的學生情況有所不同）。其實英語課程是與培養批判性思維教育有關的。另外讓我對中學教育印象深刻的是，中學教師的工作和努力是完全是為學生的，而大學教師的精力則更多地用于研究。在改革力度和教學投入這兩個方面，中學教育都顯得比大學教育更有優勢。所以，作為大學教育工作者和改革者，我深感挑戰和壓力。

二、來自民間的努力——創新教育機構

創新人才的教育，需要來自全社會的努力。我國的民間力量對教育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不過迄今為止，民間力量還主要體現在大眾教育方面。但是近年來，民間力量在高端創新人才教育方面開始起步，雖然只是開始，但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我下面通過介紹兩個例子，來說明民間對教育，特別是對創新人才教育的投入，正在成為中國教育改革中的亮點。民辦學校的優勢體現在可以建立新體制，探索新模式，創造更加寬松、自由的教育環境，這些正是我在上面強調的創新人才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例子是2015年馬云創辦的“湖畔大學”。嚴格說這并不是一所大學，因為它沒有學位教育。它是以培養具有創新力的企業家為目標的教育機構，目前還只是舉辦培訓班。但是不要小看它。從2015年3月27日第一屆開學典禮開始，至今已經錄取三屆學生，每屆40人左右。從第一屆數百人報名，到第三屆就超過2000人報名，錄取率不到2%，還低于新開辦的清華大學蘇世民全球學者項目創記錄的3%的錄取率。

湖畔大學的名稱源于1999年阿里巴巴創業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園小區，2003年淘寶也在湖畔花園誕生，所以湖畔這一名稱就代表了一種創業精神。湖畔大學是商業管理教育，但是在培養目標定位、招生錄取方式、培養教育模式三個方面都不同于傳統的商學院或管理學院。在培養目標定位上，它不是培養傳統的職業經理人，而是培養新一代企業家。在錄取方式上，湖畔大學沒有參加國家統一考試的要求，而是采取保薦人推薦制度，通過小組面試，小組成員間互評，綜合考察錄取。保薦人大多是創業者、投資者等實戰經驗豐富的企業家。在培養教育模式上，它不是辦MBA項目，而是集中精力搞創新創業教育，企業家精神教育。湖畔大學邀請標志性企業家授課，馬云本人也親自授課。講授的案例多是企業家的親身經歷。與商學院通常只講成功案例不同，湖畔大學講的案例大多是失敗案例，因為創業與管理不同的是，失敗是常態，只有懂得失敗，才能更好創業。

馬云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師。所以他對教育情有獨鐘。他的夢想，不僅僅是阿里巴巴。他最珍惜的頭銜，既不是馬總，也不是馬老板，而是馬校長。他對阿里巴巴公司的期望是能夠至少延續102年，從1999年開始，至少到2101年，這樣就可以跨越三個世紀。但是他對湖畔大學的期望是要至少延續300年，從2015到2315。我是湖畔大學的校董，參加過招生面試，參加過開學典禮，我感受到湖畔大學的激情活力，就像阿里巴巴一樣。

第二個例子是2016年12月10日成立的“西湖高等研究院”，這一天，恰巧是每年諾貝爾獎頒獎的日子。西湖高等研究院是為正在醞釀成立的“西湖大學”做準備的依托主體，由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兼任首任院長。我是西湖大學籌辦委員會委員。

西湖大學是一個受到國家領導人肯定，獲得政府教育部門支持，并由浙江省和杭州市大力投入的一所民辦研究型高等教育機構。西湖大學將是一所小而精、高起點、高水平、國際化的大學，力爭在較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一流。

目前，作為西湖大學依托主體的西湖高等研究研究院已經開始運行。研究院下設四個研究所，包括生物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理學研究所、以及前沿技術研究所，分別由施一公、饒毅、潘建偉、陳十一擔任負責人。這四位教授目前分別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擔任領導工作，他們同時參加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建設。這本身就是一個創新：西湖高等研究院的起步是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方科技大學與浙江省合作共建的一個民辦研究機構，這是它能夠順利舉辦的重要原因。

西湖高等研究院目前有如下進展。第一，研究院正在面向海內外招聘學術人才，預計到今年秋季將有十余名優秀青年學者和資深科學家正式入職。第二，西湖區為研究院提供了近10萬平方米的科研、教學、辦公用房及研究生公寓；杭州市對研究院的四個研究所分別給予億元級經費支持；浙江省正在考慮為研究院出臺配套政策，幫助高端人才落地和聚集杭州。第三，為支持西湖大學和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了“西湖教育基金會”和“千人教育基金會”，并獲得多位國內知名企業家和眾多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的慷慨資助，提供需要的財務保障。

施一公、饒毅、潘建偉、陳十一這四位科學家都是具有在海外長期教學研究經歷，世界著名的華人科學家，其中三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多年前他們放棄海外教職，回國任教，都在國內頂尖大學中擔任行政職務。他們不僅取得過重要的科學研究成果，而且也都積極推動國內大學的改革，取得了不凡成就。在所有人看來，他們都已功成名就。但是，他們一直都有在中國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辦民辦大學的夢想，這兩者的結合就是辦西湖大學的夢想。他們希望把西湖大學作為國家高等教育和創新人才教育的一個改革試點，探索在中國民辦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之路。

我在這里介紹的兩個例子——湖畔大學和西湖大學，似乎是兩個相反的極端：湖畔大學是由企業家，而且都是本土企業家創辦的，而西湖大學是由科學家，均有海外執教背景的科學家創辦的，一個很“土”、一個很“洋”，一個很“商業”，一個很“科技”。雖然這兩所大學非常不同，但是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是民辦的，都還不是教育部定義下的“大學”，但都是致力于創新人才的教育。如果說湖畔大學是為了培養具有世界級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那么西湖大學是為了培養具有世界級創新水平的科學家。這兩所剛剛起步的民辦學校都是教育領域的創新，都是尋求以創立新的教育機構的方式，探索創新人才教育的新途徑。

我參與并推動這兩所大學的建設，是因為我認為它們都是中國需要的，都是對中國發展有利的，都是代表了時代方向的。

也許人們對民辦高校，特別是民辦精英高校的前程還看不清楚。這里面確實充滿挑戰和風險。不過回顧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民營企業剛剛誕生時，它們也只是作為補充短缺經濟帶來的供給不足。但是，又有誰能想到，在1987年創立的民營企業華為，在30年后的今天，年收入5200億，企業研發投入名列全球第八、中國第一，成為中國企業科技創新領域在全球的一個響亮的品牌？所以，30年后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也是很難預測的。

民間對創新人才教育的熱情還不僅在辦學上，也體現在民間設立的鼓勵科技創新的獎項上。我在過去兩個月就參加了兩次這樣的活動。去年12月18日，我在清華大學參加了東潤丘成桐科學獎頒獎，這是由陳東升和孔東梅夫婦創立的東潤基金會支持，由著名數學家丘成桐組織，專為鼓勵青少年科學研究而設立的獎項。我還在上個月的1月15日參加了首屆“未來科學大獎”的頒獎典禮。這個獎設立了“物質科學”、“生命科學”、“數學與計算機”三個獎項，每個獎項100萬美元，由四位企業家共同贊助。這是一個鼓勵在中國本土原創性科學研究的民間大獎。這兩個獎項的設立都說明了民間對科技創新的熱衷和支持。

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創新，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創新人才教育。我們缺乏的不是重視，也不是投入，而是一些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做法。概括我上面講的兩個方面：第一是來自實踐的感悟，是關于創新人才教育的不同的思路。創新人才教育，不能只是局限于知識傳授，而是要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好奇心和想象力能夠在大學的環境中得以保存。第二是來自民間的努力，是關于創新人才教育的不同的做法。創新人才教育，公辦大學非常重要，但不能只靠公辦大學，也應該有民辦大學。而民辦大學，也應該是各種各樣的，不能是單一模式的。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做法兩者的結合，就是創新人才教育的新探索。

總而言之，中國需要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創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學家和企業家。這些人才不能依賴同一種教育模式，也不能從同一類教育機構中走出。創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創新的人才教育。創新的人才教育，一是需要創新的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創新的教育機構。如果中國的高等教育能夠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機構這兩方面都敢于創新，有所擔當，中國高等教育在創新人才的教育上就一定大有希望。

作者簡介

錢穎一，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后留學美國,先后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 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 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