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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鋒：就供給側改革實施的幾點探索性建議

點擊：2688 作者：盧鋒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6-01-25 12:46:24

【供給側改革自去年年底出現在官方文件以來，成為最熱經濟詞匯之一。諸多學者對供給側給出了不同的角度。北大國發院盧鋒教授考察供給側的出臺背景，提出供給側改革與2016年六大任務息息相關，并提出了他對供給側改革的認識。他說，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措施，與當代供給學派理論與政策主張有交集，但其內涵豐富廣泛，顯然不應與外國供給學派及其藥方簡單劃等號；此外，供給側改革，與改革開放實踐本質上一脈相承，不是要搞所謂“新計劃經濟”，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緊縮措施應對當前形勢。】

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形勢發展推動經濟政策深刻調整，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標志經濟政策轉型調整進入新階段。從借助市場機制完成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要求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針很有必要并勢在必行。

結構性改革會伴隨陣痛，然而有望為中國經濟新周期新結構浴火重生奠定基礎。如果改革新政能有效實施真正落地，2016年將是中國經濟雙重調整的攻堅之年、陣痛之年、謀求突破并最終走向決勝之年。

本文以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歷史為背景，側重從近年經濟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形勢發展現實要求角度，對結構性改革新政提點認識。首先從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優先議程演變角度，觀察供給側結構改革新政的特殊意義，接著觀察本輪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的特點難點與有利條件，然后著重從推進完成雙重調整角度分析為什么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后探討如何全面理解改革新政以及推進改革需關注問題。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

從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優先政策議程內容演變軌跡看，十八大以后中國經濟形勢發展推動經濟政策深刻調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是經濟政策與時俱進調整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從公開報道信息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應主要包括總結當年工作、分析形勢并部署來年工作等議程，其中來年工作任務表述集中反應決策層政策思路而尤其引人關注。依據官方會議新聞稿，過去十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來年工作任務，最少五項最多八項，前三項最為重要。表1概括2003-2015年歷次會議部署來年工作要務內容，并將前三項要務單獨列舉以觀察經濟政策重心的變軌跡。(表1)

表1顯示，2003-2012十年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最優先三項政策目標，始終在宏觀調控、三農政策、結構調整三個方面。

具體而言，經濟工作十年一直鎖定在強調或完善宏觀調控即宏觀政策方面內容。第二要務十年中有九年論述三農政策，另外一年涉及經濟結構調整。第三要務十年有九年關乎結構調整，一年有關三農政策。

與人們一般觀察印象相一致，胡溫主政時期經濟政策重視“結構調整”，不過“宏觀調控”與“三農政策”始終處于最為優先地位。

十八大以后經濟工作要務表述與早先時期具有延續性，然而隨著經濟發展環境演變與實踐深化，經濟政策方針更多呈現與時俱進動態調整趨勢。

就2013與201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前三項政策要務表述觀察，有關“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等較多體現與早先政策方針延續性內容；“著力防控債務風險”，“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等，則更多體現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的現實環境與實踐轉變對政策方針調整的要求。

最近中國決策層謀劃下一步經濟工作方針進一步調整政策重心與著力點。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第十一次會議，把“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確定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并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內容的十項任務。

12月18-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標志經濟政策演進調整進入新階段。會議闡述“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拖底”“五大政策支柱”，其中要求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力度，要求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會議專門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雙向開放工作。會議最有新意內容是再次確認“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具體部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中國經濟的雙重調整

為什么近年中國經濟政策重心明顯轉變？如何準確理解結構性改革新政的內容與邏輯？中國經濟決策看重從現實出發與問題導向原則，也會靈活審慎借鑒現代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理論元素。

客觀理解結構性改革新政，需重視現實中國當下經濟形勢與矛盾運動特點，重視把握政策演變的實踐背景與內在邏輯。新世紀初年中國經濟超預期追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也派生多方面失衡因素與矛盾，近年面臨新一輪周期與結構調整的困難與挑戰，目前經濟運行處于雙重調整的關鍵階段。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具體內容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意在主要借助市場機制推進與完成雙重調整，如能切實貫徹實施將有望發揮助推新周期與新結構破繭而出的助產士作用。

從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宏觀經濟周期漲落大勢看，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第四次周期下行調整底部。幾方面原因決定本輪調整時間更長難度更大。

一是擴張期產能過剩形成背景不同。世紀初出口增速多年高達25%-30%誘導過于樂觀外需預期，高投資派生更大產能過剩需較長時期消化。

二是擴張期通脹形成機制不同。隨資產貨幣化加深貨幣擴張與通脹更容易表現為資產價格飆升，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局部資產泡沫化帶來過度杠桿化與金融風險需較長時間化解。

三是失衡調整路徑不同。本輪調整發軔于2007年下半年，然而外部危機沖擊與國內刺激使調整短期逆轉，大規模刺激取得成就同時加劇本需調整矛盾，后續調整更為復雜困難。

與周期調整疊加互動的結構調整也面臨新挑戰。一方面，工資、土地等要素價格上升與人民幣實際趨勢性升值，派生“內擠外壓”作用倒逼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型，需培育足夠體量規模的新增長動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調整更加深刻。

另外增長動力轉換倒逼結構調整。如煤炭、鋼鐵、電力等重工業部門集群外延擴張接近峰值，近年華北和東部地區霧霾污染加劇顯示我國生態環境對早先增長方式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逼近紅線，無論從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相對價格變動引領增長動力結構調整一般規律看，還是從我國重工業空間超常集中派生環境危機與調整壓力特殊規律看，上述重工業部門集群在早先下行調整階段先行回升推動周期轉換的主引擎功能都必然會顯著弱化。

這就要求深化改革與簡政放權釋放基層創新活力，創造出更為分散化多樣化新增長動能，因而比早先調整更為困難。

不過與改革開放時代早先幾次調整比較，本輪調整也有多方面亮點。一是近年就業與民生形勢總體平穩，工資與居民消費維持可觀增長，社會政策與社保體系發揮較好“托底”作用。

二是貿易條件持續改善，2012-14年貿易條件指數值提升20%，考慮貿易條件后2012-2014年“國內總收入（GDI）”增速分別為8.6%、7.9%、8.1%。

三是借助發展階段優勢，十多個中西部省區市經濟增速高于全國中位數，3-4億人口區域“彎道追趕”有望帶動我國新一輪經濟地理革命，對實現大國“區域協調發展”目標產生積極推動作用。這些亮點因素為更大程度利用市場機制推進完成雙重調整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政策方針引導與經濟下行壓力倒逼作用下，近年我國經濟周期調整在“擠水分”、“去泡沫”、“減杠桿”、“調預期”等方面取得階段性成效，經濟結構調整在行業和宏觀層面也都有活躍表現并取得明顯進展。

然而目前仍處于雙重調整最困難階段，走出調整隧道最深部位仍需更大努力。中國決策層新近制定部署供給側結構結構性改革，方針取向與實際內容對目前形勢具有現實針對性，如能真正落地，將有望對完成雙重調整并向新周期與新結構轉換產生關鍵牽引與推動作用。

供給側改革與2016五大任務

第一，結構性改革新政意在疏通退出環節以實現市場化“去產能”目標。化解擴張期高投資帶來產能過剩是宏觀經濟調整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我國經濟本輪雙重調整面臨的艱巨任務。

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看作是目前經濟形勢面臨的突出困難和挑戰。如何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市場起決定作用總方針，主要利用市場機制化解產能過剩頑癥，既是本輪調整的關鍵挑戰，也是結構性改革新政的優先任務。

不同于早先主要通過限制投資或利用行政方法強制“關停并轉”治理產能過剩，市場經濟環境下消化產能過剩需綜合利用幾個環節機制性手段：一是過剩部門價格較大幅度下降倒逼調減產能，二是過剩部門投資較大幅度回落抑制產能增量，三是部分難以自生企業有序退出完成存量調減。

相關數據經驗證據顯示，近年調整期工業品子行業價格下降幅度與早先兩次擴張期漲價幅度具有顯著反向關系，顯示行業相對價格變動提供引導產能過剩部門調減產能信號。

另外工業品子部門價格與利潤降幅以及投資增速降幅都存在顯著正向關系，顯示市場價格-利潤變動機制對過剩部門投資增量發揮明顯抑制作用。

雖近年價格-利潤-投資調節已產生作用，前兩個環節調節取得明顯效果，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制約，喪失自生能力企業退出環節仍不夠通暢，成為不利于實現階段性治理產能過剩目標的“腸梗阻”環節。

例如有的本應退出企業看不清行業和宏觀經濟大勢難下退出決心，有的因為拖欠員工工資或有其它歷史欠賬難以順利退出，有時相關債權方不愿看到債務方破產使其壞賬明顯化也愿意協助資不抵債企業回避破產。

地方政府或由于對穩增長經濟政策方針片面理解，或出于“GDP情節”及“換擋焦慮”心態，通常會利用其可動員資源維持現狀，進一步增加企業有序退出困難并形成一些“僵死企業”現象。

針對雙重調整難題，結構性改革意在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清算等市場出清方式疏通“有序退出”路徑，為實現市場化“去產能”目標創造必要政策條件。

第11次中財領導小組會議與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提出“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方針。李克強12月2日指出要對“僵尸企業”、“絕對過剩產能”的企業狠下刀子。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部署“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政策，要求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清算案件審理，同時要求制定實施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

第二，配合實施長短期政策以助推房地產部門“去庫存”目標。早先宏觀擴張偏快背景下局部地區出現房地產泡沫化現象，伴隨開發商土地囤積過多與商品房庫存過大，調整期間房地產行情低迷伴隨房地產投資下降，成為影響雙重調整期經濟走低的重要結構因素，應對房地產業過高庫存使之重回可持續增長軌道是本輪調整重要內容。

經過前一段調整我國樓市出現地區分化：一線城市量價回升，二線城市冷暖不均，大部分三四線城市樓市仍處低迷狀態，房地產行業去庫存仍是本輪經濟周期調整的難題。

結構性改革政策新亮點，是把新型城市化長期結構目標與房地產去庫存周期調整目標結合起來尋求解決之道，“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

依據新政方針，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公租房受益范圍擴大到非戶籍人口等體現“共享”理念的新型城市化舉措，將為房地產“去庫存”調整進程注入新機制新活力。新政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體現利用市場機制“去庫存”的政策導向。新政明確要求“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也可圈可點。

第三，降成本組合措施有助于實現促調整與穩增長目標。受轉型期體制機制不完善影響，我國企業經營面臨稅費偏高、管制過多、壟斷要素定價過高等方面困難，下行調整期價格與利潤下降加劇企業經營困難。

無論從提升企業競爭力還是從幫助調整期企業“過冬”著眼，需采取切實措施降低企業成本。

不同于早先討論企業減負時主要強調融資難、融資貴與降低融資成本，結構性改革新政推出“組合拳”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降低電價和物流成本等內容尤其具有現實針對性。

以降低企業稅費為例，依據世界銀行提供190多個國家社保繳費占利潤比例數據，中國是其中第十一位，在二十國集團國家中僅次于法國，降低企業過高稅費是當務之急。

我們地方調研看到局部情況說明降低企業電價和物流成本確有必要。例如在現行農業工業用電交叉補貼情況下，東北某農業大省由于農業比例較大工業用電價格反而高于沿海地區，顯然存在不合理性。

又如北方某煤炭主產區鐵路運費高于沿海地區，原因之一在于該內陸地區大宗貨物替代運輸條件相對不足與鐵路運費壟斷定價所致，也有探討與改進空間。

第四，運用產業政策與其他政策工具“補短板”以實現“擴大有效供給”與助推結構調整目標。新政重申“脫貧攻堅戰”政策目標和方法部署，強調“要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使勞動者更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提升勞動市場靈活性。

還提出“要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通過投資結構調整與更加重視內涵式增長加快培育新經濟增長方式。

另外在重申三農政策基本方針基礎上，針對糧食周期與結構轉換現實矛盾提出調整方針。這方面內容隨后在12月24-25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得到更為完備詳細闡述。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和債務風險為平順推進調整提供保障。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多重金融和債務風險壓力上升局面。

一類是景氣擴張期積累失衡因素傳導并外化為金融風險，表現為近年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率開始上升，尤其是“次級類”與“可疑類”貸款比例較快增長，另外個別市場信用違約事件發生。雖然不良貸款率目前仍處于較低水平，信用違約事件頻次發生不高，根據周期調整一般規律這類金融風險在下行調整最后階段可能會顯著上升。

二是景氣擴張階段地方政府債務總體擴張偏快，局部地區政府債務擴張超出經濟發展承受能力派生債務和金融風險。十八大以來加強地方融資平臺管理與化解早先過度擴張風險。2013年7月底國辦20號文件部署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預算法修正案，對地方政府舉債規模、償還、資金使用等提出新法。2014年10月國務院43號文件部署地方債務治理，財政部在2015年3-8月份三批實施3.3萬億地方債置換。雖然相關工作取得重要進展，然而地方債過度擴張遺留的存量風險仍未徹底化解。

三是近年一些實質具有龐茲融資屬性的商業模式，以金融創新等概念包裝并流行發展成為新金融風險源。在互聯網金融滲透力空前提升環境下，受互聯網金融消除信息不對稱片面觀點影響，加上有關部門事中監管不到位，這類套利機構融資規模在較短時間可能擴大到百億元量級的驚人規模。泛亞、e租寶等典型案例提示，新金融風險與下行周期不良貸款等傳統風險形成機制不同，其滋長繁衍速度更快與潛在沖擊更大，尤其需要重視與專門應對。

新政策提出多方面應對措施。明確指出“對信用違約要依法處置”，破除所謂“剛性泡沫”的市場預期。要求“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同時強調全方位監管，規范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供給側改革新政不是什么、是什么

基于上述觀察，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討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不是什么與是什么。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命題借鑒了現代經濟學區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分析視角，實際內容包含減輕企業稅負與簡政放權等著力激發市場微觀活力政策，與當代經濟學供給學派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不無交集。

不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當下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矛盾與問題提出的組合政策舉措，在政策設計理念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具體內容包含推進改革開放制度創新、利用市場取向政策措施化解周期與結構矛盾、利用包括產業政策在內各種手段“補短板”等廣泛豐富內涵，顯然不應與外國供給學派及其政策藥方簡單劃等號。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官方經濟政策方針的最新表述，然而不等于說中國早先改革發展實踐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內容無關絕緣。

就經濟學基本學理而言，在經濟增長長期范圍內總供給及其背后結構變量制約決定總需求，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決定體制與制度等生產關系范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立意在于著力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體制和政策以提升經濟總供給，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與思想觀念以激活社會生產力與創造力，更好利用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化解經濟周期失衡并推進結構調整。

中國過去30多年持續推進市場化取向制度改革，極大提升了供給面潛在經濟增速與效率，極大釋放了社會生產力與創造力潛能，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內涵，改革開放實踐本質上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脈相承。

第三，結構性改革包含“補短板”與“產業政策要準”方面的重要內容，然而并非意味著回歸主要依靠訴諸產業政策調結構或產業政策宏調化的傳統模式，更不是要搞所謂“新計劃經濟”。

一國經濟快速發展與體制轉型階段，針對特定部門行業狀態設計實施的產業政策具有重要功能，然而在開放型市場經濟環境下應科學界定產業政策作用范圍，產業政策不應過于越位妨礙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

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雖已建立市場經濟基本體制框架，然而在經濟政策實踐上仍過于依賴產業政策干預手段，自覺不自覺地把產業政策看作調結構的主要機制和手段，自覺不自覺通過產業政策宏調化導致產業政策過于寬泛，導致政策方針內在不一致與實踐困難。

新世紀宏調史大量實踐經驗表明，產業政策設計調節對象范圍過于寬泛與透明度過低和變異度過大，不利于實現“微觀經濟要活”目標，不利于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不利于動態化解宏觀失衡矛盾，更不利于政府轉變職能與廉政建設。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總方針，這就需要反思傳統產業政策。“產業政策要準”新方針，要求產業政策在瞄準和實施方面準確到位，在市場機制決定作用基礎上更好發揮補充性作用，也包含要求合理界定產業政策的對象范圍，避免產業政策范圍對象過于寬泛與無遠弗屆的偏頗。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適度擴大總需求相得益彰，并非放棄或否定市場經濟條件下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也不是要一味采用緊縮措施應對當前形勢。

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是當代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本政策命題，重視宏觀調控與總需求管理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傳統方針，也是近年經濟政策調整過程中堅持的立場。

最近中央決策層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同時重申“宏觀政策要穩”政策方針，要求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力度與“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要求實施穩健靈活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可見供給側改革與總需求管理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互配合。

然而對總需求管理不僅有“是否要”問題更有“如何做”問題。通過改革建立完善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的宏觀調控”體制與政策框架，首先需要科學定位總需求管理范圍和功能，不能指望宏觀調控發揮無所不能包打天下功能。

新世紀宏調史實踐經驗顯示，在必要改革實施滯后與深層體制扭曲未能消除環境下，過于頻密地實施宏觀調控不僅難以消除宏觀經濟失衡因素，反而在客觀上可能通過宏調政策微觀化產生加劇失衡扭曲效果。

其次實施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不等于放手刺激。在面臨深度周期與結構失衡并需要消化早先擴張期資產泡沫與過高杠桿形勢下，貨幣信貸等宏觀總量政策需積極靈活然而不宜過于放松，否則不利于利用市場出清機制與宏觀相對價格變動調節早先失衡矛盾。

就中國經濟現階段形勢特征與政策應對關系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化解現實矛盾助推雙重調整的關鍵舉措，是在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形勢突出矛盾方面堅持三中全會市場決定方針與踐行“科學的宏觀調控”的重大探索與創新。

結構性改革新政與發達國家近年主要依靠貨幣放水刺激經濟的政策立場具有實質性差異，代表中國應對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發展新挑戰的大膽探索與引領。

“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

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提高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認識與執行力，引導企業界和全社會準確理解其科學內涵與意義，著力解決好政策落地必然會涉及的諸多復雜矛盾與問題，使這劑經濟政策良方真正發揮其積極成效，避免出現“雨過地皮濕”實施不到位甚至“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的不利局面。就此提出幾點探討性建議。

一是需重視保障退出企業的普通員工利益，市場出清與企業退出應優先妥善解決拖欠員工薪酬以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

二是可加快推進農地體制改革賦予農民宅基地流轉權，以更好實現房地產去庫存與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標，并為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創造合理政策條件。

三是在目前面臨糧食第四次相對過剩形勢下，應當因勢利導把糧食和農業政策調整作為結構性改革的有機內容。

四是對超預期小概率事件沖擊未雨綢繆。

改革開放破冰初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就實施了一次重大主動調整，然而當時圍繞調整是否應“退夠”問題發生不同意見爭議，回顧這段歷史對理解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具有啟示意義。

針對早先過度擴張帶來的國民經濟總量與結構失衡問題，1979年中國決策層決定用兩三年時間實施經濟調整。然而當時領導層和社會上對調整政策必要性重要性認識不一致，有觀點擔心和質疑實施調整方針會耽誤經濟發展的大好時光，因而貫徹落實調整方針不夠得力。

1980年急于求成思想重新有所抬頭，導致積累率與赤字率居高不下，商品供需差額與貨幣投放增幅再創新高，調整不到位與宏觀失衡加劇風險上升。

針對上述形勢，1980年11月中共經濟政策權威陳云發表意見高調闡述調整必要性。他這樣回應“耽誤時間論”：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現在耽誤三年時間有什么了不得。歷史上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再機會主義一次。

他明確指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調整后“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鄧小平也強調“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夠。”“如果不調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

中共決策層由此重建主動調整“要退夠”的共識。調整“退夠”方針實施結果，確實伴隨經濟增速從1978年約11.7%回落到1980年7.8%后，進一步下降到1981年5.2%，代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第三個最低年度增速。

然而由于主動果斷調整較好地階段性化解當時過度擴張失衡矛盾，同時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開放政策極大釋放被抑制的社會生產力，中國經濟在1982-1988年迎來前所未有高增長，七年年均增速高達11.5%左右，是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增長總體最為強的七年。

今天中國經濟在發展階段、體制條件與現實問題方面與改革初年比較已不可同日而語，隨著內外經濟環境變化政策方針關鍵詞不再是“要退夠”而是要“穩中有進”，并且即便在調整攻堅階段經濟增速仍有可能維持中高速水平。然而當年改革者面臨困難與選擇今天仍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