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這篇文章提出的借鑒北歐經驗，通過建設同個人利益有密切聯系的新的公有制，將華為公司的職工廣泛持股的經驗擴大到更大范圍，讓人人皆能成為既能充分享受股市增值收益又不必為股市波動操心勞神的巴菲特。

      1999年美國廢除羅斯福法規后巴菲特也屢屢投資失利，他重倉持股的富國銀行、美聯航等都因丑聞而損失慘重，由此可知宏觀市場環境不佳甚至讓股神巴菲特也難以幸免，中國股民就更難以依靠掌握種種炒股技巧而獨善其身，擅長投機炒作的溫州民間資本仿佛也僅僅是捕蝦的小魚，在金融大鱷面前毫無抵抗能力并遭遇過被群體圍捕的厄運。

      關鍵問題不是微觀資本市場操作技巧而是宏觀制度設計，關鍵出路是必須恢復羅斯福的嚴刑峻法驅逐金融大鱷和野蠻人，在金融大鱷游弋的兇險水域中即使是大魚也難逃厄運，廣大普通投資者涉險這樣的市場中就必然面臨更大的風險。

      北歐大膽探索借鑒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理念改良資本主義，生活幸福指數、分配公平指數、清廉指數、環保指數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發揮社會主義優勢就完全可能創造超越北歐的奇跡，如中國探索馬克思所說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讓人人都能按不同的相關系數參與所有國企經營和分享股份增值收益，這樣能夠避免加重企業的稅負并更為廣泛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很可能優越于北歐國家依靠高稅收支撐的社會福利制度。

      今天華為公司通過職工廣泛持股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已經創造出了遠遠超越西方著名跨國公司的高速發展奇跡，中國國企、民企都應該借鑒、探索推廣華為公司的成功經驗，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應該借鑒華為公司經驗更多體現職工屬性、全民屬性和社會屬性，探索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具體形式和有效辦法，這樣才能早日實現建設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美國的絕大多數股票從一開始就掌握在少數富豪手中，即使羅斯福創造了沒有泡沫的大牛市也難以讓千百萬民眾真正富裕起來。中國將國企、私企擴大全民屬性、職工屬性的產權改革，與股市改革借鑒羅斯福監管法規消除投機泡沫結合起來，既能充分發揮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優勢，又能激勵企業像華為公司一樣調動職工積極性專心創造價值，這樣中國就能創造出超越羅斯福時代的人人皆為股神巴菲特的奇跡。

      一、宏觀市場環境比微觀投資技巧更為重要

      當前中國解決各種緊迫的社會經濟問題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不能消耗巨大財力維護股市并讓社會處于擔驚受怕的狀態，不知道何時國際投機資本又會興風作浪制造動蕩。索羅斯稱他屢屢成功從做空市場中獲取投機暴利，依據的是市場失衡原理而不是市場均衡理論，倘若他相信西方教科書的市場均衡理論早就破產了。這啟示中國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并建立新的市場失靈理論，敢于破除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美國股市模式的迷信。

      我的新著《金融軟戰爭—當心股票、存款橫遭劫掠》，發展馬克思主義建立了分析股市泡沫的新市場失靈理論，指出確保股市正常發揮作用的關鍵是避免過大的供求缺口，不讓股價背離價值波動太大引發嚴重的市場失靈，避免投機暴利吸引國內外資本紛紛涌入加劇市場失靈，杜絕欺詐、作弊等不良誘惑并讓上市企業專注于價值創造，杜絕短期投機誘惑并讓廣大投資者專注于長期價值投資，促使所有上市公司都轉變為擅長價值創造的華為公司，促使所有股民都成長為擅長價值投資的股神巴菲特。

      有人可能更多關心個人投資技巧而不關心宏觀市場環境，美國民眾和實體經濟企業一開始也不反感華爾街，也迷戀于華爾街炮制的種種短線炒作理論和技巧，后來反復經歷資產泡沫破滅才知道這是財富幻覺誘餌，才知道在華爾街利用巨額存款催生泡沫、操縱市場的環境中，就仿佛在超級金融大鱷設下的獵場中捕食終將得不償失，才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反對華爾街的民意高潮，桑德斯、特朗普等政治家才能依靠反建制贏得了民心，大選中共和、民主兩黨才都通過了恢復羅斯福法規的決議，才出現了強烈要求恢復羅斯福的嚴刑峻法的社會潮流。

      2017年美國眾多的州和民間社團積極呼吁恢復羅斯福改革，相依通過支持恢復羅斯福監管法規的的決議、聲明。由于華爾街控制的主流媒體正竭力隱瞞這一社會潮流，致使中國社會各界對美國金融改革風向的驟變并不知情，人們仍然更多關心微觀投資技巧而不是宏觀市場環境。我開辦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楊斌談天下”，就是為了幫助公眾了解西方媒體掩蓋的各種消息、動向和趨勢，幫助防范投資風險并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百姓財富安全。

      試想1999年廢除羅斯福法規后巴菲特也屢屢投資失利，他重倉持股的富國銀行、美聯航等都因丑聞而損失慘重，就能知道宏觀市場環境不佳甚至讓股神巴菲特也難以幸免，中國股民就更是難以依靠掌握種種炒股技巧而獨善其身，擅長投機炒作的溫州民間資本仿佛也僅僅是捕蝦的小魚，在金融大鱷面前毫無抵抗能力并遭遇過被群體圍捕的厄運。

      2016年雙十一期間，中國商品期貨市場閃電般崩盤背后也是金融大鱷作祟，眾多專業炒作高手所預設各種市場止損保護沒有發揮作用，市場上無論是作空、作多的投資者都損失慘重，這說明作空機制也無法幫助投資者、企業規避風險，無論怎樣的止損操作都能夠被破解并無法避免慘遭劫掠的厄運。

      關鍵問題不是微觀資本市場操作技巧而是宏觀制度設計，關鍵出路是必須恢復羅斯福的嚴刑峻法驅逐金融大鱷和野蠻人，在金融大鱷游弋的兇險水域中即使是大魚也難逃厄運，廣大普通投資者涉險這樣的市場中就必然面臨更大的風險。

      我的新著提出了可用于重新進行各種資產市場設計的新市場失靈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就能借鑒羅斯福的成功經驗并發揮社會主義的潛在優勢，創造出真正是依靠公司業績等基本面支撐并且沒有任何泡沫的大牛市，羅斯福時代和社會改良時期美國就出現過持續增長十多倍的大牛市，股民能夠從中獲取持續的財富增長而沒有遭受泡沫破滅的劫掠。

      歷史事實證明，當前全球資產泡沫頻發并非是必然的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關鍵是必須拋棄金融自由化并重新恢復實踐證明成功的羅斯福金融改革，這樣才能真正貫徹落實好黨中央提出的遏制資產泡沫的政策方針。

      二、股市改革、北歐經驗與加快建設小康社會

      值得指出，美國的絕大多數股票從一開始就掌握在少數富豪手中，因此，即使增長十倍也不能促使千百萬民眾真正富裕起來，中國還應該探索充分發揮公有制優勢創造出讓廣大民眾真正富裕起來的天堂，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這樣才能夠防止羅斯福法規創造出的資本市場繁榮反復遭到華爾街破壞，才能多方面調動職工、企業、投資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促使社會財富、收入的分配更加公平擴大社會有效需求，為完善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奠定更加穩固的經濟基礎，爭取早日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遠大理想。

      有人可能會說共產主義就不應該再保留股票、市場、貨幣，馬克思曾經指出股份制有揚棄私有制局限性的積極作用，還說當舊的生產關系仍然有推動生產力發展潛力時就不會退出歷史舞臺，還強調應該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是說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公有制同每個人利益的聯系，當然也不應放棄利用股票市場建立公有制與個人利益的聯系。

      馬克思曾經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會趨于消亡，主要是指國家作為剝削階級壓迫民眾工具的消極作用，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有必要保留民主的社會公共管理機構，同理還可以推斷出馬克思設想的商品、貨幣、市場等都趨于消亡，也應該是指其不利于生產力發展和公眾利益的消極作用，就是說不應該容忍而應該積極消除貨幣、股市和其他市場的消極作用，同時也不應該簡單地拋棄其促進生產力發展和公眾利益的積極作用。

      有人可能會說馬克思所說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遙遠目標而與社會主義建設無關。實際上，當年馬克思所提出公有制、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等共產主義原則，更多是來自考察資本主義的現實弊病而非僅僅出于建設美好社會的理想，因為當年頻繁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已給民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已充分暴露出了私有制與生產力發展和公眾利益的矛盾，這就是說當年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等原則，很可能對于改革資本主義的現實弊端也有著積極的作用。

      北歐借鑒按需分配原則建設社會福利國家的實踐頗有啟示意義，促使北歐從歐洲最貧窮的地區變成了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二十世紀初瑞典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后于美國、西歐，四分之一的瑞典人口曾經為逃避饑餓而移民美國，電影《冰海沉船》記述了瑞典窮人像今天敘利亞難民一樣的悲慘遭遇。

      瑞典大膽借鑒馬克思的按需分配理論進行社會福利國家試驗，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并后來居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均國民收入竟然遠遠超越了美國、西歐。更為值得稱贊的是，瑞典等北歐國家在社會發展方面更是遙遙領先，生活幸福指數、分配公平指數、清廉指數、環保指數位居世界第一。

      瑞典也曾面臨著激烈的階級沖突和法西斯崛起的威脅，大蕭條中失業人口的比重曾高達三分之一遠遠超過了美國。當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進步人士曾經主張實行公有制，但為了廣泛聯合社會各界的力量防止法西斯政黨上臺，采取了通過建設社會福利國家的方式改良資本主義。當年瑞典大量人口失業意味著難以通過提高工人的工資來刺激需求，于是只有嘗試通過直接實行按需分配并建立社會福利國家，才能避免眾多失業民眾面臨生存危機并擴大社會有效需求。

      當年瑞典資產階級曾經激烈反對提高稅收、改善社會福利，但發現社會需求擴大成功幫助企業家擺脫了經營困境，還發現當社會福利提高到相當優厚的水平之后，對于保障自己、子女和親屬的切身利益和未來也很有好處，能夠確保自己和所有家人、親屬永久享受體面、富裕的生活，否則即使企業經營成功也無法惠及所有親屬，一旦經營失敗則富豪本人也可能陷入生活落魄狀態更不要說孩子、親屬，因而就逐漸變為心甘情愿納稅而不像美國、西歐的富豪那樣為避稅出走他鄉，這樣資產階級就逐漸從開始時激烈反對變為后來由衷擁護社會福利國家。

      二戰后北歐在借鑒馬克思主義改良資本主義方面走得最遠，社會福利制度借鑒了大量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理念，人均國民收入從落后變為遠遠超越美國、西歐，瑞典的基尼系數全球最低僅為0.25而富豪比重最高，說明共同富裕反而催生了更多富豪。

      當年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下民眾生活艱難弊端，提出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馬克思曾經設想物質極大豐富、人們覺悟高時共產主義才能實現。但是，北歐國家卻大膽借鑒共產主義理念進行了大量社會實驗，發現尚未達到馬克思設想條件時漸進按需分配就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大大加快了物質豐富和人們覺悟提高。政府官員、企業家不擔憂自己和家人的未來生活得不到保障后，就大大削弱了不擇手段行賄受賄、瘋狂斂財的貪污、腐敗動機，就愿意更多考慮自己和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就愿意更多考慮實現更高層次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利益。

      人們喜歡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解釋北歐模式的成功，如北歐古代擴張積累的財富，人少地多的優越自然環境等。實際上，北歐的成功主要來源于大膽的社會實踐探索，最明顯的標志就是北歐領先全球、獨樹一幟的政治清廉，還有對綠色環保和資源循環利用的不倦追求，沒有社會制度保證和全民的高度自覺性，豐富自然資源很可能導致貪污腐敗、揮霍浪費。

      北歐在新自由主義泛濫時期成功保留了社會改良成果，原因是全體民眾包括政治家、官員、富人都已經充分嘗到甜頭，美國很難通過用腐敗收買來誘惑北歐政治家拋棄社會改良。法國總統希拉克給瑞典首相的歐元政策信件被公開曝光，他寫信憤怒指責瑞典政府泄露信息的信件又被再次公開，瑞典官員對于通過幕后交易獲取經濟利益根本不感興趣，這樣西方就很難通過幕后交易誘惑北歐國家像希臘一樣落入金融陷阱。

      北歐的濫用抗生素污染僅為以環保著稱的德國的十分之一，倘若資本家缺乏社會責任意識很難實現綠色環保全球第一。這說明北歐在物質尚未極大充裕條件下就引入按需分配的理念，取得了大大促進物質豐富與人們覺悟提高的出人預料效果，甚至資本家也不愿意為私利而損害環境保護和社會利益。

      瑞典被美國福布斯雜志評為了全球工商業環境最佳的國家，瑞典政府官員、企業家自覺納稅支持社會福利，人人享有優厚、穩定生活保障并不愿意從事腐敗，無人照看的商品放在街頭讓人們購買并自覺付款，丹麥多年來最大腐敗案是外國學生賄賂下層官員，這種童話般的社會誠信、政治廉潔令人難以想象。

      1974年發展中國家曾共同努力通過了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聯合國決議，顯示出了當年南方國家借鑒西方社會改良特別是北歐經驗崛起的渴望。美國格外恐懼發展中國家效仿北歐的成功經驗，恐懼也像北歐一樣從落后于變為遠遠超越美國，于是在1975年委托紐約外交關系協會緊急啟動了特殊研究項目，為維護全球霸權并遏制南方國家崛起而拋棄了冷戰時期的社會改良政策，制定出了通過轉向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促使世界經濟解體的戰略，故意吹捧攻擊瑞典模式乃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將他從二戰后曾被西方長期排斥的邊緣、反動學者，通過西方主流媒體吹捧為了反潮流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竭力施壓各國推行同北歐模式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義。[1]

      北歐大膽探索借鑒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理念改良資本主義，創造了人人都能享有穩定幸福生活的奇跡。中國發揮社會主義優勢就完全可能創造超越北歐的奇跡，如中國探索馬克思所說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讓人人都能按不同的相關系數分享所有國企股份的股市增值收益，這樣能夠避免加重企業的稅負并更廣泛調動積極性，很可能優越于北歐國家依靠高稅收支撐的社會福利制度。

      三、中國應探索通過股市改革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以往的國企股份制改革受到科斯產權理論的影響，全民所有的公有產權過多流向了少數高管和法人企業手中，忽略了馬克思強調的生產社會化規律和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以至于很少企業像華為公司一樣搞職工廣泛持股改革，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分化、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基尼系數過高，很可能讓中國錯失了廣泛利用華為公司經驗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并更好落實共享、創新等發展理念的歷史機遇。

      今天華為公司通過職工廣泛持股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已經創造出了遠遠超越西方著名跨國公司的高速發展奇跡，中國國企、民企都應該借鑒、探索推廣華為公司的成功經驗，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應該借鑒華為經驗更多體現職工屬性、全民屬性和社會屬性，探索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具體形式和有效辦法，這樣才能早日實現建設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中國應借鑒華為公司的職工廣泛持股激發積極性、創造性的經驗，探索國有資產改革增強全民持股屬性和職工持股屬性，促使全體民眾和廣大職工都能夠參與監督和分享利益，如鼓勵定期輪換的全民代表、職工代表參加監督經營，促使全體民眾、廣大職工能夠分享利潤和股票增值好處，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新加坡、挪威的國有企業經營良好、利潤豐厚，都通過全民分紅再分配效益深受民眾的擁護，鼓勵了民眾參與監督促使國企高管廉潔并阻止私有化沖動。

      華為公司的職工廣泛持股效應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經驗在國企比私企更為容易借鑒和推廣，原因是國有資產本來就屬于包括職工在內的全體民眾，國企職工是勞動價值創造者和最大利益相關群體，給予廣大職工更多的股份有利于激發國企活力。國企產權改革不應該依據科斯產權理論實行產權多元化，以免經營者、私企、外企和官員相互勾結腐敗掠奪，侵犯本來應該屬于全體民眾和廣大職工的股份權益。

      科斯本人曾明確指出中央情報局蓄意歪曲了他的原意，將不現實條件下推演出的科斯第一產權定律，作為虛假的理論依據來誤導各國推行盲目的國企私有化，讓人誤以為公有財產明晰到任何私人都能提高效率。國企改革不能出現職工股代表、全民股代表的缺位，否則政府官員、經營者就會非法掠奪國有資產。倘若倉促推行國企產權改革不僅會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還錯失像華為公司那樣通過職工廣泛持股的改革，充分激發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良好機遇。

      國企應該依據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在公有制基礎上依據利益相關程度大小重建個人所有制，以全體民眾共享股權為基準設定利益相關調節系數，利益相關程度越高持有企業股權的調節倍數就越大，如企業經營者的利益相關調節倍數大于普通職工，社區民眾的利益相關調節倍數大于一般的全民股東，企業的股權結構應該反映利益相關結構并相互共振，促使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監督并分享股份分紅、增值，發揮公有制優勢落實“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這樣既能激勵企業充分調動上下、內外積極性提高業績，還能督促企業以不損害社會利益的方式來追求經濟效益，如社區全民股代表會督促企業有效治理污染，職工股代表會督促企業改善安全設施防止礦難事故，消費者的全民代表能夠及時制止毒奶粉等造假現象，住戶的全民代表就會阻止政府、企業抬高地價、房價，上下游企業能夠幫助企業的產品創新和改進質量，等等。

      股權結構應該鼓勵企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經營和分享利益，包括股東、職工、經營者、上下游企業、社區和民眾，形成上下、內外都共同關心改善經營業績的強大激勵機制，形成利益共振合力創造價值并且通過各種方式回饋社會，允許全民股東、職工股東在需要時出售兌現部分股份，促使全體民眾從切身利益出發維護、支持公有制發展，防止出現少數人掠奪全民股份而多數人無力阻止的局面。

      中國產權改革應該依照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經濟規律，拒絕科斯產權理論強調私人屬性而忽視社會屬性的誤導，防止少數人內外勾結掠奪全民和職工股權的欺東瞞股現象。中國為了防止腐敗謀私巨大誘惑促使私有化泛濫成災，必須盡快試點、推廣這項改革以鞏固基本政治經濟制度，通過廣泛的經濟參與民主為人民當家作主奠定基礎。

      政府還應通過稅收優惠轉股、債轉股等各種方式，鼓勵私人企業試點借鑒華為公司的職工廣泛持股改革，增加職工屬性、社會屬性以符合生產社會化經濟規律。對于私人謀利欲望與利益相關者相互沖突的民營企業，還應試點引入利益相關者入股并參與監督經營，以解決社區污染、損害消費者、安全事故頻發等難題。

      高科技創新領域需要個人首創精神適合私人企業發展，但也應借鑒華為公司成功經驗調動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防止少數個人控制多數股份扼殺多數人的積極性。華為總裁任正非雖然放棄了私人控股的狹隘私利，卻締造出無微不至關心企業的數萬名職工股東，共同奮力拼搏克服經營困難并抵御經濟危機，這樣才能防止企業衰落影響到子孫后代繼承財產利益。

      對于存在著較大外部負面效應的一些重點行業，如霧霾污染相關行業、食品安全事故和礦難頻發的行業，可以考慮試點減免稅收優惠轉化為全民股份的辦法，委托利益相關程度高的消費者、職工、社區居民等，優先作為全民股代表負責監督減免稅收參股資金的使用，優先用于治理霧霾等污染、不良網絡游戲、毒奶粉等老大難問題，如讓社區居民作為全民股東監督企業進行綠色改造治理污染，讓孩子母親作為全民股東從內部監督奶粉等食品的安全生產。

      這是能夠促進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更好為企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并符合生產社會化規律，過去實踐證明缺乏內在動力僅僅從外部監管效果不佳，這樣有利于消除企業貪圖利潤并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更好地治理霧霾污染并加快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還有利于幫助相關國企、民企減輕稅負并克服經營困難。

      中國將國企、私企擴大全民屬性、職工屬性的產權改革，與股市改革借鑒羅斯福監管法規消除投機泡沫結合起來，既能充分發揮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優勢，又能激勵企業像華為公司一樣調動職工積極性專心創造價值，這樣中國就能創造出超越羅斯福時代的人人皆為股神巴菲特奇跡。

      當所有國企、私企都進行上述社會混合所有制改造，大大增加了職工屬性、民眾屬性和社會屬性，全體民眾都能夠分享到所有企業的股份分紅、增值，而且在同自己利益相關程度越高的企業中，就會自然享有越大參與監督和分享利潤、增值的權利，從而逐步過渡到同人人利益戚戚相關的新公有制模式。

      這種新公有制模式開辟了向共產主義漸進過渡的新路徑，逐步建立起公有制同個人利益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按勞分配、按資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原則同時共存，不相互矛盾而且相互促進、扶植并產生共振效應，如職工廣泛持股的收益也有強大激勵勞動效應，鼓勵職工獲得勞動收入的同時也獲得更多股權收益；民眾因遇到生病、意外等無法工作而勞動收入減少時，可以通過部分出售股權收益彌補勞動收入下降，這樣按需分配不僅能獲得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還能獲得全民股權帶來的各種收益支持。這樣激勵優秀經營者、技術人才、職工創造財富的同時，能夠通過公平財產收益惠及全體民眾和利益相關者，不會因為少數人壟斷財產收入而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促使全體民眾都站在越來越公平的起跑線上參與文明競爭，不會因為財產分配不公平導致收入、機會分配不公平，既是擴大內需的需求側改革也是提高效率的供給側改革，能夠有效地防止貧富分化、生產過剩和經濟金融危機頻發。

      對污染環境、破壞資源、公共安全事故多發的各種行業，私人企業擴大社會、民眾、職工的持股比重，能夠從企業內部決策上防止少數人損害多數人利益。對金融業、軍工生產等投機、欺詐、腐敗賄賂多發的行業，應該嚴格限制私人資本進入以防止特大負外部效應，確保公有證券公司的目標是專心為廣大股民和上市公司服務，滿足于收取合理的服務中介費而不貪婪謀取投機暴利，確保公有軍工企業的目標是專心生產高性價比的各種武器，杜絕高估成本、回扣賄賂和煽動戰爭謀取暴利。

      這些戰略性、公益性國企通過擴大經營者、職工的持股，既能增強經營活力、提高效率又能避免損公謀私弊端，沒有必要引入私人資本導致代價高昂的負面外部效應，能夠防止像美國一樣頻繁爆發金融危機和軍工財團煽動的戰爭。

      [1] 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 “， 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