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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饑餓的恐懼，深入到中國人的基因之中。

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北京的街頭，有穿著齊整的姑娘、小伙蹲在路邊，前面的瓦楞紙小牌子上寫“我餓了”三個字。我立馬大腦短路，接著就掏錢，全然忘記想想這種乞討方式有明顯的邏輯漏洞。

所以，“糧食安全”被中國提到無以復加的重要地步。

現在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拿了我錢的姑娘小伙是會買個饅頭、一碗米飯、一只烤白薯呢？還是會買一串烤魷魚、一罐酸奶、一個羊肉串、一只烤翅、一只香蕉、一瓶啤酒------呢？答案不言自明，只有六十歲以上的乞丐才會去買饅頭。

除少數偏遠地區的貧困人口，在中國人的整體食物結構中，“主食”和“副食”的概念已經反轉。原來的“主食”，已經變為“副食”，而原來的所謂“副食”，已經成為真正的主食。

糧食安全”概念對我國農業政策產生誤導

由于翻譯和“饑餓基因”因素的影響，國際上通用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在我國長期被“糧食安全”一詞所替代。實際上，從來沒有什么“聯合國糧農組織”，按照字義這個組織應當翻譯成“聯合國食物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在中文中“糧食”和“食物”是兩個內涵和外延不同的詞匯。“糧食”按照中國現行統計口徑指谷物、豆類和薯類三大類作物。而食物的外延要大的多，是指所有能為人類食用并提供營養的植物和動物產品，通常分為1、谷物類；2、塊根和塊莖作物類；3、豆類；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5、蔬菜和瓜類；6、糖料作物；7、水果、漿果；8、家畜禽、水產等八大類。

從遠古以來，人體能量和營養的來源都是多元的，人類生存所需要的蛋白質、脂肪、糖類、維生素、微量元素等可以從各種食物中獲得，而依靠糧食作為主要能量和營養來源只存在于部分人群的部分階段。從世界范圍來看，只有東亞地區近2000年來以糧食作為主要食物，糧食從來不是世界上大部分種族最重要的能量和營養來源。畜牧和水產在大部分國家的食物結構里扮演著比糧食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1996年的世界糧食首腦大會對“食物安全”（FOOD SAFETY）的定義，食物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時間，都能夠買得到和買得起足夠、安全和營養的食物，以滿足活躍、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飲食需求和消費偏好。

食物安全指數：充足性和穩定性、營養和健康狀況、谷物產量、分派能力、人均GDP、社會沖突、政府效率、極端天氣、農作物品質。

而在中國，“食物安全”被翻譯成“糧食安全”，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的農業政策產生了誤導。導致決策部門過度地重視谷物、豆類和薯類等糧食作物的生產，而輕視了糧食之外的更多品類的食物生產。這也和聯合國呼吁的保障“食物安全”的理念完全不同。

據統計，中國城市人均口糧已經從1978年的160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70千克。高收入人群的糧食消費占比更低，肉食和奶制品已經在他們的營養結構中占據更大的比例。從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經歷來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飲食結構也不斷變化，肉蛋奶的比例遠超糧食消費。

做為一種低水平的保障，“糧食安全”的概念已經遠離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將對國家整體的農業政策和土地政策產生誤導。在糧食早已不再成為人們能量和營養最主要來源的今天，迫切地需要相關部門能夠與時俱進，用國際通行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取代低水平的“糧食安全”概念。

在強調“糧食安全”而不是“食物安全”的農業政策引導下，在世界耕地面積排在美國、印度之后的中國，糧食產量卻排在第一位，幾乎相當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國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之和。在單純的“糧食安全”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對耕地已經近乎掠奪式地使用，作物化肥和農藥使用超標，耕地幾乎從來沒有休耕的機會。

在內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黃河水通過清朝修造的渠道，大水漫灌麥田，農民用成袋的化肥催生麥苗茁壯成長、用除草劑消滅雜草、用農藥消滅害蟲；在內蒙古東部赤峰的阿魯科爾沁旗，用節水噴灌改造后的荒漠化草原種植優良乳牛飼草紫花苜蓿，蛋白質含量高達15%以上，每畝地提供的產值和營養遠高于河套平原的小麥。這兩種農業發展模式哪個該補貼、哪個更該被支持呢？

在湖南丘陵地帶，每家每戶在漢朝就存在、被分割成細碎小塊的水田里耕種自家承包的幾畝稻田，為了高產同樣離不開大量的化肥、農藥和除草劑。而在深圳郊區鹽堿灘涂荒地上，中集集團將報廢的集裝箱改造成養魚池，在嚴格溫控、投料、防疫的管理之下，每畝產出的蛋白質高出稻田數倍。這兩種農業發展模式哪個該補貼、哪個更該被支持呢？

在大額補貼下形成的糧食連年增產的同時，造成的是其他食物生產的資源被大量擠壓。以畜牧行業為例，奶牛飼草土地很少，導致遠遠供不應求，價格大漲，作為國民最重要蛋白質來源之一的牛奶生產成本不斷提升。這是從國內來看的，再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我國市場消費水平和原奶的價格水平已經形成倒掛。2014年國內原奶平均價格為3.79元/公斤，而新西蘭等國家進口的原奶價格僅為2.6元/公斤。我國原奶的收購價格已經排名世界第四，遠高于美國，更高于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

2014年，中國人均飲奶量為14升，相比十年前增長了近3倍，但即使這樣，我國人均乳制品消費量仍然不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發達國家的1/10。從發展的角度看，即使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種植牧草。

農業供給側改革該怎么突破？

一是國家應該正本清源，從保障“糧食安全”戰略提升到保障國家“食物安全”戰略，并在“食物安全”的理念下，對土地產出的能量和營養更高效率的科學評估下，制定國家保障“食物安全”的具體政策。從單純的鼓勵糧食生產，到因地制宜根據各地氣候、土壤、人口的因素，同時鼓勵同樣能夠提供蛋白質、脂肪、糖類及其他營養要素的高效農業，如牧草種植、油料、糖料、水產養殖等。

二是我們的農業政策和食品生產模式要有全球視野，學習引進國外行業管控經驗。可以參考世貿組織的支持農業發展“綠箱”政策。例如為國內乳業、養殖業、水產業等提供高品質營養的產業開展政策性保險，國家通過保費補貼等政策扶持，對遭受市場大起大落的動物、植物疫病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成本保險，同時鼓勵保險公司開展商業保險，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完善收購指導價政策，通過對企業實施補貼、扶持政策，鼓勵企業執行“優質優價”的收購策略，從源頭樹立只有“生產出好產品才能賣出好價錢”的價值取向。

三是鼓勵農業生產和食品生產企業走出去。我們企業要更多地走出去，去國外建立生產基地，讓國外的農民直接為我們放牧、養牛、養豬。這一方面可以補充國內的消費需求，平抑國內原奶價格波動幅度；另一方面也是在減輕我國畜牧業的資源壓力，讓國外的空氣、水、陽光、草地為我們所用。雙匯在美國成功收購美國最大的豬肉生產企業史密斯菲爾德、伊利在新西蘭建立乳品生產企業、北京綠田園公司成功收購種植養牛牧草苜蓿的艾斯克蘭迪等農場，已經為中國農業和食品企業走出去建立了不少成功案例，相關部門應當總結這些案例的成功經驗，進行進一步的推廣和扶持。

由于歷史原因，在中國農業領域無論是領導者還是業界專家，都形成了頑固的“糧食依賴癥”，牧業、養殖、水產、果蔬等領域缺少在農業決策中的發言權，糧食生產主管部門和糧食收儲部門的強勢存在和思維慣性，在一定程度上過多影響了國家的“食物安全”政策，導致在中國“糧食安全”概念替代了國際通用的“食物安全”理念。

讓“食物安全”理念盡快替代“糧食安全”理念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這一理念的改變，也可以被當做在農業領域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作者劉戈系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于1月13日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