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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主席學習對祖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吸收和揚棄

點擊：作者：劉書林來源：思想火炬發布時間:2016-03-24 13:04:44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同時，毛澤東思想也源自毛澤東對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的尊重、吸收和揚棄。毛澤東曾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毒素。”^{[1](P707-708)}他還說：“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我們中國人必須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2](P191-192)}毛澤東確實是一個全面吸收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并將其為中國的發展進步服務的大師。他這方面的文化修養和造詣，永遠是我們炎黃子孫學習的最好榜樣。

一、毛澤東對中國諸子百家元典文化寶藏的批判和繼承

毛澤東不僅精心閱讀馬列的書，并建議把三十幾部馬列經典著作印成大字本，發給高級干部作為必讀之書。他還一貫重視研究分析中國元典文化中的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思想成果。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孔夫子采取了一種客觀分析和批判的態度。他幼年雖然讀過孔夫子的書，但真正影響他的思想的決不是孔夫子。對孔夫子的態度，毛澤東始終體現了五四運動時期形成的批判態度并堅持到底。他雖然主張不要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3](P312)他甚至還主張在調查研究中“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3](P83)但是，毛澤東并不接受孔夫子說教的這套東西。他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說：“我讀過經書，可是并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于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岳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游記》等。……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里讀的。”^[4](P8-9)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增刊第一號上著文認為：“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3](P57)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明確把“孔子和蔣介石的書”，列為“反面的東西”，要求干部讀一讀這些反面教材，以鞏固自己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5](P193)1958年11月，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什么圣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3](P256)1967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毛澤東講話提到了郭沫若、范文瀾、馮友蘭尊孔的傾向，然后仍然堅持說：“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么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3](P305)1973年5月，毛澤東寫了五言詩《讀“十批判書”》，在學術觀點上與郭沫若進行了商討，批孔的傾向仍然是鮮明的：“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6](P431)同年，8月5日又寫了七言詩《讀“封建論”，呈郭老》：“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6](P437)毛澤東對儒家孔學的這種堅決批判的態度是主要的、一貫的。那些借口振興所謂“國學”，而千方百計把毛澤東的精神歪曲為儒家精神，或者說毛澤東的思想主要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這是沒有根據的。個別的人還借此尊孔、祭孔、到處修建孔夫子銅像和石像，甚至讓青少年朝拜孔夫子，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的角度看，真是莫名其妙，十分離譜。

在中國的元典文化中，真正受到毛澤東青睞并具有重要影響的，與其說是儒家的孔孟學說，不如說是老、莊的樸素辯證法的學說。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對《老子》非常熟悉。1917年暑假，他與蕭子升一起游學時，就與寧鄉一位隱居的劉氏翰林談論過《老子》。毛澤東告訴這位翰林，“我們讀過《老子》”，“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做的”。^[7](P88)在漫長的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對《老子》《莊子》抱有極大的興趣。據不完全統計，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之中，直接引用《老子》的名言達八條之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就引用了《老子》的“將欲取之，必故與之”的話語。關于在戰爭中土地得失問題的看法上，他說：“關于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8](P211)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講到對付國民黨制造摩擦政策的方針，引用了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的話語。他說：“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2](P326)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讓蔣介石充分暴露自己背信棄義的本質，以贏得主動權。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談到委員之間“互通情報”的重要性時，再次引用老子的話語：“‘互通情報’……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9](P1441) 1949年8月18日，在美國反共反華的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借用《老子》第74章的話警告美國人，“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于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9](P1496)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老子》更是愛不釋手，出外行裝必帶《老子》。1957年2月27日完成的著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在談到矛盾的相互轉化的道理時，引用了老子的話：“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中國人的失敗里包含著勝利，在日本人的勝利里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5](P238)

毛澤東對莊子同樣是很喜歡的，受其影響不小。他在長沙讀書時就讀過《莊子》。在第一師范讀書時，他寫的《講堂錄》中就多處抄錄和摘引了《莊子》的許多篇目中的觀點和語句。^[7](P104)由于他對《莊子》有較透徹的研究，著文、作詩、講話中能夠信手拈來，嫻熟地引用《莊子》的文字和段落。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的文字：“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需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8](P33)這里所說的“代庖”這個概念就是出自《莊子·逍遙游》。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其中就引用了《莊子·秋水》篇中“井底之蛙”的典故，批評當時那些狹隘悲觀主義的觀點。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8](P149)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談到了事物的無限可分性，引用了《莊子·天下》篇的內容。毛澤東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3](P293)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講話中，借用《莊子·天下》篇講解動、靜的辯證法。他說：“看電影，銀幕上那些人凈是那么活動，但是拿電影拷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動的?！肚f子·天下》篇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凈是不動沒有，凈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3](P228)1965年1月9日晚，毛澤東再次會見了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據斯諾回憶，在與毛澤東海闊天空的談話中，他曾經問毛澤東：“你在中國進行革命，同時也使外國的‘漢學’起了革命變化，現在出現了各種的毛派和北京學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個會議，一些教授在爭論你對馬克思主義究竟有沒有做出什么獨創的貢獻。會后我問一位教授，如果能夠說明毛從未自稱有過任何創造性的貢獻，這對他們的爭論會不會產生影響？那位教授不耐煩地回答說，‘不會有影響。那完全是不相干的。’”斯諾接著回憶說：“毛笑起來。他說，兩千多年前，莊周寫了關于老子的不朽著作（《莊子》）。后來出現了諸子百家，爭論《莊子》的意義。”^{[10](P192-193)}毛澤東引用后世爭論莊子的典故笑答斯諾，大度而貼切。因為，僅僅到晉代“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注釋《莊子》之時，注家已達幾十家了。向秀認為各家相爭不下，但都“莫能究其旨統”，而死去500多年的莊子也不可能出來說話了，由他去吧！毛澤東這里有任由后人評說的氣度。

毛澤東受到莊子的文化熏陶，還體現在他的詩詞之中?！肚f子·逍遙游》篇中“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鯤鵬，其意象和氣勢就先后出現在他早年的詩詞里。1918年4月毛澤東寫的《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就有“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的詩句；1925年寫的《沁園春·長沙》就有“鷹擊長空”“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詩句。毛澤東1965年5月寫的《念奴嬌·鳥兒問答》（與《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一起，公開發表于1976年元旦）“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這首詞就更是表現了與《莊子·逍遙游》的借鑒關系，其中的鯤鵬，蓬間雀，及其二者之間的問答對話場面和意境，均取自莊子的這篇著作。

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典籍價值的開發和運用

毛澤東一生愛讀中國的史籍并注意開發和運用其重要價值。在《毛澤東選集》中，可以看到他常常旁征博引大量的歷史典籍?！蹲髠鳌贰秴问洗呵铩贰妒酚洝贰稘h書》《資治通鑒》都是他熟讀的歷史典籍，《二十四史》是他閱讀、圈畫得最多的書籍。

1982年調任毛澤東圖書管理小組的張貽久說：“對這部《二十四史》，毛澤東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生命歷程結束時，無論在京城或外出，無論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當多的時間，鍥而不舍，攻讀不輟，幾乎全都通讀了一遍，重點史冊、篇章還二遍、三遍、四遍地讀。”^[11](P28)

從毛澤東讀史的重點，不難看出他的意旨，他對歷史典籍的閱讀和批示，包含著他對做人做事的高尚境界，也包含著搞好工作的高度責任感。“從毛澤東的圈畫批注看，他比較賞識那些耿直剛正，在封建社會里，敢于秉理爭議、舍身直諫的人物，對這些人的事跡，特別是對這些人有分析、有說理、有真知灼見的言論、奏折、書信等，十分重視，反復閱讀，多有圈畫和批注。對那些著名的武將和他們足智多謀、有聲有色的戰爭場面的記敘，他也常常用軍事家的眼光予以審度、分析和評注。對一些涉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事例，他很重視聯系現實，汲取經驗教訓。對某些帝王的成敗得失也多所評論。”^[11](P31)毛澤東對《資治通鑒》的評論深刻又精當。他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籍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11](P32)《資治通鑒》的特點就是提綱挈領、詳略得當、完整系統、因果齊全。毛澤東用了“興衰治亂本末畢具”，來概括《資治通鑒》的“敘事有法”，準確而貼切。可見毛澤東讀史之廣，悟性之深。

毛澤東對歷史人物家世、業績了如指掌，為了說明現實問題的道理，他往往能夠信手拈來，談古論今，富于說服力。他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為了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干、解放思想，講話中列舉了歷史上大量的年輕有為的典型，很有說服力。他在講話提綱里列出的典型的青年人物有：甘羅，12歲就出使趙國，因而功封為“上卿”；賈誼，十八歲大有才名，20多歲就被漢文帝召為博士，不久封為太中大夫，寫作《過秦論》等成為傳世名篇，死時不過33歲；項羽，起兵反秦，創造了破釜沉舟戰例，其勇武天下稱第一，25歲就領導起義軍在巨鹿戰役中擊破秦軍主力，自稱西楚霸王，死時不過30歲；韓信，幼時曾經受“胯下之辱”，后來成為劉邦建立漢朝的主要軍事領導人；釋迦牟尼，29歲創立佛教；顏淵，雖然一生只有30歲，但在孔門中成為德高居首的賢人；荀灌娘，13歲就帶兵突圍救父，驅退敵軍；羅成，14歲帶兵起義，勇猛善戰，號稱白袍小將；岳飛，抗金名將，被秦檜害死時也不過38歲；王勃，6歲便善于詞章，十幾歲就被沛王李賢聘為“署府修撰”，25歲寫出《滕王閣序》，號稱初唐四杰；李賀，雖然只有27歲的生涯，但詩作留下千古絕唱，“秦王騎虎游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古今平。”無愧為唐代杰出詩人；李世民，18歲率兵反隋，26歲即位當皇帝，稱唐太宗；羅士信，14歲參加農民起義，勇猛善戰，成為名將；周瑜，掛帥東吳，33歲率軍大破曹軍于赤壁；孔明，26歲指點江山，論述天下三足鼎立，成為蜀漢軍師；孫策，創建東吳政權，成為江東豪強，死時僅25歲；王弼，幼時即享學術盛名，雖享年只有24歲，《周易注》《老子注》傳承百代；英國科學家達爾文，22歲做環球旅行，提出生物進化論，成為名揚全球的博物學家；楊振寧，35歲獲諾貝爾物理獎；李政道，31歲獲諾貝爾物理獎；郝建秀，16歲創造細紗擋車工先進工作法，成為全國勞動模范；聶耳，23歲譜寫《義勇軍進行曲》曲譜，日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毛澤東分析了這些年輕有為的人們的成功秘密：“原因：方向對，而名人學問多，保守落后了”。^[12](P195)“世界是青年的，長江后浪推前浪，譬如積薪、后來居上。”^[12](P207)毛澤東說：“舉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說明青年人是要戰勝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12](P208)沒有豐厚的歷史文化修養，是不可能一口氣列出如此翔實的專題事實的。這些歷史文化資源經毛澤東開發運用，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鼓舞了現時代的人們吸取歷史資源，致力于引導人們向前看。他真正做到了古為今用，批判地繼承，做到了對歷史文化的真正揚棄。

三、毛澤東對中國古典文學寶庫價值的開發和運用

中國幾千年積累的古典文學寶庫，源遠流長，精品頻現，琳瑯滿目。毛澤東對其中優秀成分的深刻理解、獨到品評、靈活運用、繼承和發揚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無疑也是滋養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淵源。他在開發運用這筆文化財富的時候非常注重提煉和選擇那些具有較多人民性、科學性和大眾性的內容。這個尺度把握得特別好。

毛澤東很注重從《詩經》中提煉和運用其中具有人民性的內容。他自幼熟讀《詩經》，1915年他向長沙各學校發出的《征友啟事》中，就引用了《詩經·小雅·伐木》的詩句：“嚶其鳴矣，求其友聲”。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就曾評論《詩經》：“司馬遷對《詩經》的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從這里來的。這是怨天，反統治階級的詩。”^[7](P250)毛澤東抓住了古代詩作的人民性的靈魂，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斗爭的觀點融為一爐，古為今用，十分貼切。

《楚辭》作為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深為毛澤東酷愛。他在第一師范讀書時，就抄錄過《離騷》《九歌》的全文，并為各節寫了提要。蘇聯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回憶了毛澤東1949年訪問蘇聯時談話中對屈原的評價：“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12](P256)這反映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復雜而困難局面時的民族自信、自尊的愛國情懷。他把這種愛國主義的情懷通過歷史文學典籍的分析，延伸到了中華民族的遠古時代，有力地說明了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源遠流長。1958年1月，中央在南寧會議期間，國民黨飛機空襲南寧，全城進入防空警備狀態時，毛澤東堅持不進防空洞，讓人點上蠟燭，聚精會神讀起了《楚辭》。在中蘇關系破裂的1961年秋，毛澤東借《離騷》中“芳草椒蘭變為污穢蕭艾”的韻意，寫了《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13](P400)實際上，他是在提醒黨的干部腐敗是導致事業失敗的主要原因。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還把《楚辭集注》一書贈送給前來談判建交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這一深沉的贈書之舉，既表達了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意義，也展示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積淀的底蘊。

唐詩宋詞更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的產物，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璀璨明珠。毛澤東年輕時期就能夠背誦《唐詩三百首》。毛澤東一生中經常把唐詩宋詞的詩句加以引申，寄予政治、外交、哲學等豐富的內涵。他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的陰郁日子里，借用崔顥《黃鶴樓》中“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的詩句，寫出《菩薩蠻·黃鶴樓》：“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在文學作品中引領歷史的源頭之水，滋潤現實政治的思考，表達了心懷天下、矢志不渝、獻身革命的壯志。他借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詩句，推演出《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表達了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他借用李白《臨江王節士歌》中“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的詩句，推演出《念奴嬌·昆侖》的詩句：“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環球同此涼熱”的境界，表達了創造美好世界的雄奇壯美的氣概。他還喜歡宋詞，經常書寫、吟詠，借以言志。^[14](P1733)1957年3月20日，當他乘飛機從南京飛往上海，飛過鎮江上空時，他就想起了鎮江的北固樓，想起了辛棄疾的詞《南鄉子·登京口北固樓有懷》，并書寫了這首詞。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主持政治局會議時，又一次念起了辛棄疾的《南鄉子》這首詞，并改變了最后一句：“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之后，并讓葉劍英念了一遍這首詞。^[3](P318)這是毛澤東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讀這首詞，對同志的希望，對未來局勢的隱憂，得到了含蓄、穩妥的表達。

毛澤東在古典小說方面的深厚素養賦予他特殊的領袖風格。他通過分析和解說這些古典小說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得心應手地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策略自然而生動形象傳遞給他的戰友、下屬、人民群眾。尤其是家喻戶曉的《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等四大名著，伴隨著毛澤東度過數十春秋，對其思想和理論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也被他賦予了嶄新的內涵。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在講到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時，鼓勵干部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自己的錯誤，鼓勵干部在整風中鍛煉，引用了《西游記》的故事：“孫悟空不是很厲害的人物嗎？人家說是‘齊天大圣’呀，還要在八卦爐里頭燒一燒。”在講到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時，毛澤東引用了《三國演義》的故事：“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像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3](P235-236)}這樣的比喻，這樣的古為今用，揚棄了古舊的形態，提煉了符合新時代的內容，毫無復古之氣，充滿貫通古今的氣勢，使人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1959年9月，毛澤東與韶華談論中國的古典小說。談到《西游記》時，他表示自己十分贊賞孫悟空敢做、敢為，勇于同多種妖魔鬼怪作斗爭的性格，說孫悟空敢于違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的信條，信奉“行善即是除惡，除惡即是行善”。^[3](P269)這個理解不但抓住了孫悟空這個形象的精髓，也是對社會現實中美與丑、真與假、善與惡的高屋建瓴的分析。

1960年2月，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小組會上，談到了《紅樓夢》。他說：“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都t樓夢》里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里，社會關系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也助長了農民留戀土地的心理。……我國的家長制度的不能鞏固是早已開始了。《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里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3](P272)這種分析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又結合了《紅樓夢》的故事，便于人們理解。

1961年11月17日，毛澤東讀了郭沫若所作《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詩一首：“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表達了領袖對《西游記》人物的那種敵、友、我關系的獨特理解，同時又起到了召喚馬克思主義者面對嚴峻的國際政治斗爭，敢于亮劍的精神。

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針對這些經典小說對待婦女的態度問題發表了講話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尊重女性的。”“《紅樓夢》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3](P281)從兩本小說的有關情節，引申到對婦女解放、婦女地位問題的思考，體現著毛澤東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嚴謹科學的研究態度。

對于《水滸傳》這本書，毛澤東晚年更是做過一番獨特的評論。他在與蘆荻探討四大名著的小說的評價問題^[14](P1748)時指出：“《水滸》這本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端疂G》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軍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15](P457)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洞悉一切，與魯迅的評論，英雄所見略同。

四、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價值的開發和運用

毛澤東對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十分鐘愛。跟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們都了解，毛澤東每到一處，首先要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風土人情等，這已成為習慣。^[11](P39)1986年9月5日，楊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座談會上曾經講到毛澤東的這一工作習慣：“他外出到哪個省，都要預先對那個省的省志及某些縣的縣志都翻閱一下。見了省里、縣里的干部，他總要先講講開玩笑的話。比如，他到石家莊附近的正定縣，他就講，趙子龍是你們這里人，你們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講關云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說關云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說不上來，一看這里是潼關，就說我姓關。”^[3](P6)毛澤東對歷史地理文化的熟悉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曾經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同志，曾經回憶起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情景：“這就是我們朝思暮想的、做夢也想見到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這樣一位偉人面前我不免有些緊張。……毛澤東話鋒一轉，又問我：‘你是哪里人？’‘陜西韓城人。’我答。毛澤東立即說：‘噢，你是司馬遷的同鄉嘛！’我首先是驚訝，接著是覺得毛澤東一下子就把我同他拉近了。我不知道自己對毛澤東是佩服？是崇敬？是親近？或者三者都是！我不知道毛澤東的知識有多淵博？腦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他能同任何人找到共同語言，高深莫測??！接著毛澤東又談起了韓城的龍門，談‘禹門三疊浪，平地一聲雷’的出處；又談黃龍山的走向，自西向東，綿延至韓城境內，談黃龍山命名的起因，說延安的嶗山也屬黃龍山山脈。我前面已有的感覺又大大加強了，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我心目中已有的威信和高大形象更具體化了！”^[16](P120)一個領袖人物對歷史地理文化的修養，在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眼里，就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知識的修養，更是一個領袖人物的寬廣胸懷和超級智力的象征。

1942年底，毛澤東第一次知道張稼夫是山西文水人，就說，你們縣里出了個女皇帝?。。ㄖ肝鋭t天）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第一次見到薄一波時，知道他原籍山西定襄人，就談到了漢文帝的母親姓薄，漢文帝被封為代王，建都就是在山西中部。毛澤東總是能夠把古今融為一爐，縱覽歷史，博古通今。

1948年11月4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南陽，毛澤東親自為之撰寫新聞消息，文中了了幾筆就凸顯南陽這個地方不同一般：“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曾于此城發生爭奪戰。后漢光武帝劉秀，曾于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了后漢王朝。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陽一帶。”^{[3](P173-174)}短短幾十個字，使得南陽在人們頭腦中“人杰地靈”的印象加深，同時也對解放軍解放南陽的意義和神勇氣勢有了生動深刻的理解。對歷史地理文化的修養，使得現實事件具有了更加厚重的歷史感和必然性。

毛澤東第一次見到前來為之做眼科手術的大夫唐由之，也是首先借對方的名字說事開局，他說：“你的名字出自《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接著，他又提到魯迅《悼楊銓》詩中“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并說：“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魯迅的‘由之’去做。”這樣亦莊亦諧的談吐，這樣包含歷史文化的引經據典，令人如沐春風，相見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