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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點。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大行其道，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把社會主義說得一無是處，這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記取的。

      一、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表面看是一種學術性的思潮，實質上是一種政治思潮，是毫無底線的違憲違法，是企圖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一點，在他們那里是并不隱諱的，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并加以有力地抵制和反對的。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雖然人數很少，但能量不可小視。他們之中，有的是屬于一時迷誤的盲從者，有的是屬于學術研究中的錯誤觀點，但就其主體部分來說，則是自覺地以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對派、“推墻派”自居，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按照他們的政治訴求來進行所謂的“反思歷史”、“重寫歷史”，以推翻已被歷史證明了的正確結論。而他們做歷史翻案文章所采用的手法，根本違背歷史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以偏概全、斷章取義、捏造事實，滿紙謊言。可以說，在新時期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一開始就表現出這樣的特點，而當他們遭到正義的譴責和反對時，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一再旗幟鮮明地對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的各種錯誤思潮亮劍時，他們仍然頑強地表現自己，虛張聲勢地制造攻勢。這種表現的一貫性、頑固性和瘋狂性，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的歷史背景的。

從國際上看，當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正經歷發展中曲折并尋求改革的艱難時刻，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加上這時在國際格局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也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大有市場，考驗著人們的理想信念。本來，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的，經歷暫時的挫折、失敗是并不奇怪的歷史現象，這對于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是不值得恐懼的，而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但對那些歷史的短視者來說，就有可能使他們驚慌失措，悲觀失望，失落原來的理想，甚至改換門庭，另找出路。姑且把這叫做“低潮綜合征”。

應該看到，這種現象不但過去有，現在有，而且以后也還會有。他們往往把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危機，以為天從此要塌下來了。列寧在他的著作中，就把這二者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認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反映到革命運動內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①第二國際后期，由于資產階級策略的變化，出現了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列寧就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的一次危機。但如果把這種革命運動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正如列寧所斥責的，這“不過是重復資產階級下流文人無聊的議論，他們想把社會黨人之間發生的任何爭論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會黨的分裂。”②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情勢下，一些人包括個別共產黨員走到了黨和人民事業的對立面，詛咒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丑化、抹黑黨和人民的革命奮斗歷史，就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

事實上，因暫時的挫折而使一些人喪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的情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出現。像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我們黨雖然還處在幼年時期，就以自己正確的政治綱領和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誠，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促進了國共兩黨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和北伐戰爭。由于共產黨在大革命中鮮明的政治領導作用和共產黨人勇于犧牲的精神，使它在人民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聲譽。到1927年4月，黨員人數發展到近6萬人，與建黨時50多人相比，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擴大了1000多倍。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社會上投機分子”也均想加入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不僅是“一般知識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許多擁有重兵的高級軍人也來敲C.P.的門”。在他們看來，這時做一個共產黨員，乃是一種時髦，是表示自己已經是革命黨的一種榮耀。但當白色恐怖到來，革命轉入低潮的時候，便迅速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許多真正的共產黨員為自己的理想或是英勇獻身或是繼續戰斗，僅從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統計，共產黨人被殺害的即達2.6萬多人;另一方面，黨內也不乏一些投機者和不堅定分子又迅速作出了新的選擇，離開了革命隊伍，有的不惜用出賣靈魂和同伴的卑劣行徑去同被他們看好的新的潮流接軌。當然，歷史的情況有別，但這同今天的某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臉面是否有某種相似之處呢?!

這里還要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國際性的思潮，也是西方反共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一種武器。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危機的時候，1989年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就宣稱“這是一本論述共產主義的最后危機的書”。他預言：“支配21世紀的將可能是民主政體，而不是共產主義”。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也在描述資本主義的原則是永恒的同時，散布“社會主義歷史終結論”。盡管歷史的發展對這種論調進行了無情地嘲弄，但這種思潮會像一切腐爛物的氣體一樣擴散開來，特別是他們在社會主義“失敗論”的掩護下，大力輸出西方的“普世價值”，通過各種途徑在社會主義國家培植“第五縱隊”。這樣，“西化”、“美國化”，就成為包括歷史虛無主義者在內的一些人另找出路的“極樂世界”。

從國內來看，我們黨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這一歷史轉折，目的是為了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完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但在一些人那里，則把這種轉折看作是實現他們逆向要求的一個時機。所以，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首先表現了歷史虛無主義的特點，以否定革命、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來為他們的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要求開道。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從這里不難看到，在新時期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政治訴求。

對于這種鮮明的政治訴求，持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一些人是并不隱諱的。早在1998年，有的學者為《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就竭力否定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愛國的、革命的傳統，而把自由主義說成是最好的、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并明確地要求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按照他們的判斷：“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并認為，“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特別要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主張說得如此明白而露骨。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今天中國要加以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提了出來。誠然，在“五四”時期自由主義作為政治思潮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后，隨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雖然在反封建斗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兩種思潮的不同發展趨勢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穿在“五四”以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它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許多原來的自由主義者也放棄了自己的錯誤主張，加入到人民陣線中來，同廣大人民一起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怎么能夠把“五四”時期歷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主流傳統加以頌揚，并要求今天的中國加以復興呢?!這位學者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地‘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國復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在這里，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他們所要求的自由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也就是這位學者明確無誤地表達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這些年來，像上述這樣的言論，可以說不絕于耳。今年，某報同期發表了關于評價胡適的三篇文章，其中心思想，是頌揚“胡適是一面旗幟”，要求當代中國要以胡適為旗幟。認為“這對中國的健全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要求以胡適的思想為“動力”，“去把中國的現代建國事業、社會建設事業、文化建設事業頑強地推向現代境地”。他們稱“適之先生作為現代中國思想的一個代言者，開啟了現代中國新生的思想傳統”，認為近當代中國“被激進主義糾纏”，“偏離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傳統，變得面目全非，越來越激進化、革命化和左傾化”，等等。這些言論，遠遠越出了學術研究的范圍和底線，成為直接關系我們國家發展方向的政治訴求。

二

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主要針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政治思潮的真實面目，是通過他們的主要言論表現出來的;只要稍加梳理，就會清晰地體現出他們的矛頭所指和明確的意圖。

先是，他們通過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制造偽命題，設置“理論陷阱”，達到自己政治訴求的目的。比如，他們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要用“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現代化同革命對立起來，借以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

應當肯定，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源流和發展，不失為近代史研究的一種角度，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但問題在于，持“現代化史觀”論者往往是以否定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這一近代中國主旋律為前提的，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首要的歷史要求。正因為這樣，經過上述歷史“研究范式”的轉換，現代化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題，而革命便成了破壞社會穩定、制造社會動蕩、阻礙現代化的消極力量。其實，這種“現代化史觀”并不是他們的什么創新，早在1938年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就說過：“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③也由此得出結論，以落后的中國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必遭失敗;“明智的選擇”是放棄無益的抵抗，甘于認輸，一心一意學習西方，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此時正是全民族抗戰之時，這樣的論調對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消解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持此論調的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這樣的觀點。眾所周知，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要求。但在民族災難深重，國家不獨立，人民受壓迫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近代中國有多少愛國者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奮斗，結果都一一失敗了。這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容許。所以只有通過革命來解放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的富強。那種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目的是為了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有人說，如果沒有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維新和孫中山的革命，“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還有人說，慈禧太后在上世紀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憲”，如果孫中山不革命，照這樣慢慢進行下去，不僅軍閥混戰的局面不會出現，而且中國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這真是歷史的天方夜譚。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壞現代化的“萬惡之源”。其實，所謂“革命史觀”是他們為否定革命而生造出來的一個偽命題，并不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我們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歷史觀，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以研究。事實表明，革命決不是同現代化相矛盾、相對立的，革命是現代化最重要、最強勁的推動力量;如果沒有革命為現代化創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永無實現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總結近代中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反復指明：“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④“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⑤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證明了的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由上可見，這種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是違背近代中國歷史實際的，是按照他們的主觀愿望和政治訴求來剪裁歷史的。這其實是他們設置的一種“理論陷阱”。正是在這樣“研究范式”轉換的基礎上，和這種“現代化史觀”相呼應的，就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現代化被耽誤了。這成了他們訴說革命的一大罪狀，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別革命”的一個主要依據。他們正是從這樣的偽命題出發，為已經被歷史判明屬于反動的一些歷史人物，像慈禧、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樣一些人物，都被描述成為有助于有功于現代化的、憂國憂時的“悲劇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驅者”;而對林則徐、洪秀全、譚嗣同、孫中山則加以非難、貶低。這正是他們顛覆歷史的一個重要手法。

繼之，歷史虛無主義直接否定近代中國的歷史選擇和歷史取向，貶損革命，頌揚改良，甚至有些人通過頌揚侵略者、否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以乞求通向西化的道路。有些學者對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加以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他們否定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認為“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的結論”。繼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貶抑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

這里應當指出，在歷史上，改良和革命都是社會改造的途徑。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樣徹底地摧毀舊的事物，而是緩慢地、漸進地改造舊的事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改良具有進步的意義，像近代中國維新變法運動就有積極的歷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認，近代中國的改良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這是近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使然的。而當革命條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會的任務提上日程的時候，如果繼續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就會成為歷史進步的阻礙者。近代中國歷史正是通過這樣艱難而痛苦的比較和選擇，最終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社會主義前途相連接的民主革命道路，國家才獲得了新生。

令人痛心的是，歷史虛無主義為了否定革命，一些鼓吹者卻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他們不但渲染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而且公開走上稱頌帝國主義侵略，稱頌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說，鴉片戰爭是“好事”，應當“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點，“我們中國就遠不是如此了”。還有文章說，“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有人認為，無論是清王朝的抵抗，還是農民自發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和義和團運動，“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這些高論，連起碼的愛國之心，民族大義，都化為烏有。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從這里會使我們更深切理解鄧小平的預言：如果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就只能成為某個大國的附庸。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此人特別聲明：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別人的“附庸”，當“孫子”!這里還用得著一句老話：就是不能依了他們，若依了他們，就會亡黨亡國。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顛覆歷史的同時，把矛頭指向現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攻擊、抹黑黨和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搞所謂的“非毛化”。這是他們虛無歷史的重中之重。所以如此，這不僅是他們的政治訴求決定的，而且更因為毛澤東及其思想是他們實現其政治訴求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們用“專制”、“獨裁”、“希特勒”等惡毒的字眼來丑化毛澤東的偉大形象;用捏造事實、無中生有的卑劣手法來損害毛澤東的偉大人格;用無限夸大晚年的錯誤來否定毛澤東領導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等等。但是，新時期的歷史發展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30多年來國內外都有一些人竭盡全力搞“非毛化”，但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表達的懷念、銘記和繼承遺志的“毛澤東熱”始終沒有消退。這深刻說明毛澤東的思想、歷史功績和人格魅力，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國人民之中，是不可撼動的。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希望所在。

這里要著重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慣于捏造和歪曲史料，或取其一點無限夸大。他們任意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把毛澤東領導時期說得一無是處，企圖以此打開缺口，全面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一本論述我國經濟改革的暢銷書，其中涉及黨的歷史問題的論斷，它把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說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運動和‘大躍進’使普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受難”，“是一種‘國將不國’的深重危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荒謬論斷。對此，我們要依照歷史的本來面目，給以有力的回答。這里需要指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是不是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更加優越的條件。從這樣的標準來看，只要比較一下舊中國，我們在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是歷史性的偉大成就，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總體上帶給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災難。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嘆：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不能不服氣呀!這就是舊中國的現實，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比如，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們是在經歷20年戰爭(其中，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3年的解放戰爭，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后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解放前生產水平最高的1936年。正如陳云所說：“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⑥創造了二次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從1956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在這期間發生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從1953-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但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而且與當時世界各國相比也是不低的。在這期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農田基本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其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從1956年起步的，對于“兩彈一星”的成就，鄧小平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⑦此外，在滌蕩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懲治貪腐、廉潔奉公，反對封建迷信，發揚社會主義新道德，計劃生育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這里還要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反映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社會進步狀況的一個標志性的重要指標。毛澤東領導時期，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比中國晚了整整35年。這些成就，都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歷史事實。

以上表明，歷史虛無主義是反歷史、反科學的，而一切反科學的東西是注定要破產的。

三

歷史虛無主義雖然只是史學研究中的支流，但絕對不能等閑視之，任其泛濫。這是因為它涉及的面大，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還表現在與一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相關聯的文學、影視和各種戲說中;而且它打著“還原真相”、“反思歷史”等旗號，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力，因而要清醒地認識和揭露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性。歷史虛無主義起到搞亂人們思想，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共同理想的惡劣作用。多年以來他們散布的種種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肆意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弘揚社會的共同理想，還是拒絕崇高、蔑視英雄人物。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了人們思想，撕毀一個社會賴以凝聚的共同信念，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性選擇，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根本保證，具有極大的凝聚力。中國人民行進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6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極度貧弱的、一盤散沙的、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舉世矚目的新中國，譜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輝煌的篇章。這是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他們懂得珍惜這一歷史的重大意義和偉大作用。然而，在歷史虛無主義者那里，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成是“殺人食人”的歷史，說什么：“我們讀到眾多的研究本世紀中國歷史、共和國史的著作，但這百多年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敘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鼓吹者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連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都成了他們嘲弄、抹黑的對象。事實上他們要洗滌、抹殺的是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殺戮中國人民的血腥歷史，以及和帝國主義沆瀣一氣的中國反動勢力屠殺革命人民的血腥歷史，而以陰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他們把黨和共和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變成一部不斷“左禍中國”的歷史;他們利用我們歷史上所經歷的曲折，把錯誤無限擴大、上綱，借以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成就這一歷史的主體。他們這樣做，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毀近代中國所苦苦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陷國家于萬劫不復的境地。

由上可見，歷史虛無主義不但顛倒了歷史，而且也搞亂了人們的歷史觀。歷史研究是史料和方法的結合，方法就是一定的歷史觀的運用和體現。歷史觀是人們對歷史的根本觀點，是對歷史的理論認識，同時也是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歷史觀，因此引導人們樹立科學的歷史觀，使他們對繁紛復雜的歷史現象能夠作出正確的評價和判斷，這對于他們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關系極大。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唯心史觀，是回到舊史學研究上去，甚至連舊史學還不如，舊史學多數還是尊重史料，認真從事學術活動并作出自己的貢獻的;而歷史虛無主義則是玩弄史料、捏造史料，他們是從自己的政治訴求出發，有意地把史料碎片化、片面化、孤立化，甚至無中生有、憑空捏造。而這種對歷史的顛倒，就必然會導致是非、美丑、榮辱標準的顛倒，那種所謂“躲避崇高”、“拒絕壯烈”、“告別革命”一類誤導青年的低俗的、反歷史的說法，就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極大的關系。事實證明，這種是非判斷標準的顛倒，必然會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而社會思想混亂進而就會造成政治上的動亂。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這很好地說明了“知史”和“明道”的內在關系，這對一個國家、一個人來說，都是這樣。他又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⑧這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驗的深刻說明，指明能否正確對待歷史是關系國家治亂興亡的大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點。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大行其道，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把社會主義說得一無是處，這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記取的。

注釋

　　①《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

　　②《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頁。

　　③《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

　　⑥《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頁。

　　⑧《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