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律 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yè)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進黨2016年大選獲勝后,臺獨的勢力日益猖獗,使所有關心兩岸局勢的人士憂心忡忡。盡管有國民黨內斗問題,有馬英九缺乏行政能力的問題,還有選舉中各位大佬的首鼠兩端,臨時換柱的問題,等等,都多多少少給國民黨的選情以影響,但如果不是故意一葉障目,就不能不承認,目前的臺灣,臺獨或美其名曰“本土化”已經(jīng)成為“政治正確”的主流話語,“中國”已經(jīng)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了。這才是國民黨敗選的主要根源。
在中國的領土臺灣,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豈非咄咄怪事?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民黨總是如同犯罪嫌疑人一樣,從來不敢大聲表明自己的立場,只能拿香跟著民進黨拜,甚至把敢于說出自己是中國國民黨立場的洪秀柱也臨時換掉了!
臺灣名嘴邱毅曾回憶說,上個世紀80年代,當鳳飛飛唱“我是中國人”時,臺灣大街小巷無數(shù)人跟唱,大家唱的熱淚盈眶。90年代時,唱歌的人開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多了。陳水扁上臺后,則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中國人多了,現(xiàn)在如果說自己是中國人,則幾乎要遭到圍攻了。
如此的變化告訴我們兩個信息:第一,臺灣本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民眾過去并未將自己與中國對立,第二,80年代以來臺灣的民眾認同逐漸變化,到現(xiàn)在認為自己還是中國人幾乎已經(jīng)等同于“政治不正確”,被要求滾回大陸去了。
蔣經(jīng)國“解嚴”是放棄歷史使命的無奈之舉
短短三十年,臺灣的認同意識竟發(fā)生了如此翻天地覆的變化,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怪國民黨的某種策略不對,或者說用人不當,乃至蔣經(jīng)國選錯了李登輝,等等,當然都有道理,但卻并未抓住問題的本質。從筆者的角度看,今日臺灣之亂象,完全是由經(jīng)國先生的決策錯誤所造成的。
經(jīng)國先生是華人的驕傲,因為他啟動了臺灣的憲政進程,并使得華人世界的政治交接第一次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xiàn)。這一切源于1987年7月15日,蔣經(jīng)國宣布解除戒嚴令,解除報禁、黨禁,在臺灣實施了38年的國民黨一黨獨尊和一黨執(zhí)政時期終結。
對此,沈昌煥擔心地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jīng)國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zhí)政黨。” 這句話成為爭相傳頌的至理名言,甚至也認為經(jīng)國先生此言使其達到了一種歷史的高度。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樣的評價完全是合理的。
然而,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這種舉世傳頌的壯舉,也是經(jīng)國先生從根本上放棄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的無奈之舉。經(jīng)國先生為何來到臺灣?臺灣又是一個什么地方?沒有問清這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問題,一味地頌揚其寬闊的胸懷,還引申出沒有永久執(zhí)政黨的問題,則難免會“寬嚴皆誤”,后患無窮了。
臺灣是甲午戰(zhàn)爭后被日本占領、二戰(zhàn)勝利后又歸還中國的領土。無論國民黨接收臺灣時有多少是非曲直,但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這里是中國的領土,無論誰都不能否認這一點。
國民黨軍隊接收臺灣,其本質上是“光復軍”,是代表二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中國接收自己的被侵占的土地。他們的使命,就是讓這一塊被日本殖民的地方,重新回歸中國的版圖。在1949年之前,這種使命的正當性與光榮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有了二二八事件,也不能否認這種行為的正當性。
1949年以后,蔣氏父子由于內戰(zhàn)失敗而到了臺灣,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沒有動搖這種光復臺灣的正當性。他們不是逃到了臺灣,而是“轉進”臺灣,準備以此為光復大陸的根據(jù)地。因此,“中華民國在臺灣”,依然是一個理直氣壯的說法。
同時,蔣氏父子采取各種手段嚴厲打擊臺獨,有效地捍衛(wèi)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有功的。同時,在蔣氏父子的威權治理下,臺灣有了一個黃金發(fā)展時期,并最終奠定了今日臺灣的經(jīng)濟基礎。換言之,臺灣戰(zhàn)后發(fā)展最輝煌的階段,是在蔣氏父子的統(tǒng)治時期。
實際上,蔣氏父子在臺灣一直有兩個重要的任務:第一是收復臺灣使其成為中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第二是治理臺灣,不僅為“光復大陸”的需要,也需要為自己的生存營造起碼的條件。要完成這兩個任務,蔣氏父子必須擁有絕對的威權,沒有這種權力,他們根本就不可能維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說打擊臺獨勢力了。
蔣經(jīng)國無意中開啟了臺獨閘門:國民黨失去威權后無力制止臺獨
然而,由于蔣氏父子“光復大陸”的宏愿逐漸成為夢幻之后,光復軍的地位就有些微妙了。因為在臺灣,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光復軍,也就是目前的深藍,始終在人數(shù)上處于絕對劣勢,任何一個現(xiàn)實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忽略這一點,就必然失去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陣地。馬英九一味打擊深藍,自毀長城的行為,證明了他與蔣氏父子政治境界的差距。早期兩蔣對臺灣的統(tǒng)治固然帶來了白色恐怖,但同時也以強力手段將原本一盤散沙的臺灣攥成了一團。這正是他們能在治理臺灣的過程中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基礎。
然而,經(jīng)國先生在取消黨禁報禁,表明自己沒有因為一黨之私而迷戀權力之時,或許他沒有想到,由于失去了對臺灣的強制性威權,他已經(jīng)為臺獨開啟了閘門。這不是一個永久執(zhí)政黨的問題,而是失去強制性的威權之后,代表中國收復臺灣的國民黨,還能依靠什么力量來制止臺獨的問題。顯然,經(jīng)國先生并沒有考慮到這一問題,也就無意中啟動了臺獨的閘門。
隨著黨禁報禁的放開,1991年4月,臺灣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以后又開啟了“總統(tǒng)”的直選,李登輝正式上臺。這是一種悖論式的歷史進程,它既是社會進步的舉措,卻也讓臺獨勢力可以粉墨登場。
自此以后,在臺灣,實際上已經(jīng)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制止臺獨了。無論從什么角度去搜尋,能找到一個在目前臺灣的選舉政治下,可以制止臺獨的力量嗎?很明顯,臺灣島內是找不到的,洪秀柱的選情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目前唯一可以制止臺獨的力量,是大陸。
也正因如此,目前的臺灣出現(xiàn)了一個人們習以為常,但實際上十分怪異的現(xiàn)象:臺灣對世界各國,不僅對美國日本這樣的國家卑躬屈膝,甚至對一些如同菲律賓這樣的惡鄰,欺負、殺害自己的漁民,都低頭哈腰,不敢說一句硬話;卻唯獨對中國大陸,總是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甚至其詐騙犯被送回大陸,好像也傷了臺灣的自尊,似乎只有這個時候,臺灣的腰才能伸直一點。
這樣的怪象,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這并不代表一般臺灣民眾的正常心態(tài),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臺獨分子既自卑又虛榮的心里,也暴露出他們對大陸所擁有的不僅可以反臺獨、甚至可以毀滅臺獨力量的仇視和膽怯。
而國民黨自身,卻因為這樣的角色轉換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對臺灣問題的主導權。作為代表中國接收臺灣的正大光明行動的光復軍,由于要與收復的國土上的居民通過比拼選票來獲得合法性,注定是一場悲劇。無論做多少有利于臺灣發(fā)展的好事,無論你采取什么樣的合理的族群融合政策,在失去控制之后的民粹勢力的煽動下,國民黨最終都會因為是“外來者”“外省人”而負有原罪。一旦你失去了光復軍的正大光明的旗號,無論你多么想拿香跟拜,都只能招人白眼。
君不見,民進黨尚未正式執(zhí)政,已經(jīng)開始鼓噪“轉型正義”了。什么叫轉型正義?就是否認國民黨收回臺灣的正當性,要讓臺獨勢力的夢想成真。而國民黨,作為唯一可以反臺獨的政治力量,卻被代表中國來接管臺灣而負有“原罪”,逐漸演變?yōu)閺拇箨懯『鬂⑻拥脚_灣的政治難民,目前只能乞討不被獨派清算而已。
然而這可能嗎?轉型正義就是要清算這樣一批政治難民,因為你們到臺灣后不承認自己的難民身份,還要為臺獨設置種種障礙,因此,對國民黨各種堅持反臺獨的行為,轉型正義者必定要清算,目前已經(jīng)開始清算國民黨的黨產(chǎn)
馬英九下臺后,被送進監(jiān)獄肯定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盡管馬英九在每年二二八時都打著黑領帶,一副可憐兮兮的悔罪樣子,但作為還要堅持自己是中國人而不能為民進黨任意消費,他注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南北戰(zhàn)爭劃下政治紅線:統(tǒng)一是美國憲法的第一要義
于是,人們要問,難道經(jīng)國先生解除戒嚴,還政于民的憲政決策錯了嗎?
這就是筆者想要闡述的主要觀點:在一個國家統(tǒng)一與整合尚未徹底完成的國度,盲目地實施憲政和選舉民主只能導致國家分裂。這一點,我們不妨從當今世界的老大,美國的歷史看看,或許能夠對問題有幾分清醒的認識。
美國立國后,關于國家統(tǒng)一問題也存在不少爭議。關鍵美國是先有各州,再有聯(lián)邦政府的。最終在1787年憲法的框架下,美國人尋求到一種州的主權和聯(lián)邦主權的平衡。結果是,在美國存在著兩個主權,聯(lián)邦的主權和各州的主權。而聯(lián)邦當局與州當局間的權力劃分——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為常規(guī)——而聯(lián)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為例外。這實質上是一種妥協(xié)的主權理論。
然而,當美國進入19世紀中期后,這種實質上的主權妥協(xié)理論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原有主權妥協(xié)的理論基礎是,美國的主權是屬于人民而不是屬于政府。這樣一來,普通的行政部門或政府都不是真正的主權者,而不過是人民這個真正主權者的代理人,這樣就使得主權在州與聯(lián)邦之間的分割成為可能。
但現(xiàn)在南北出現(xiàn)了巨大的分歧,對這個過去含混的主權理論雙方都要求做出明確的解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堅持南方擁有自己主權的理論家卡爾霍恩認為,組成聯(lián)邦的13州是主權州,它們從未放棄作為獨立州的固有屬性。
最初它們就是主權者,現(xiàn)在依然也是主權者。所以,他反對主權的分割學說。他由此推到出這樣的結論,主權是“一個完整的東西——分割主權就是摧毀主權”。
他斷言主權在本質上是不可分割的,主權只能是單一的,要么就不是主權,由一個或多個半主權的州以及半主權的中央政府組成的政治組織是不可能存在的;州不可能部分擁有最高權力的,部分是不擁有最高權力的。它只能是徹底的且絕對是最高的,或者完全徹底為他人所支配;不可能這樣一半那樣一半。
卡爾霍恩運用嚴密的邏輯強調最高權力的統(tǒng)一性與不可分割性,各州最初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它們并未完全放棄這一典型特征,不能通過將權力分為幾個部分而放棄主權。
結論就是聯(lián)邦是各州的聯(lián)合,歸根到底各個州都擁有最高權力的全部屬性。而北方堅持聯(lián)邦不可分割,堅持州已經(jīng)將主權上交,但其在理論的論證上似乎反而不那么理直氣壯。
與此同時,一種“地方主義”意識在南方發(fā)展起來,它在原則上與歐洲許多民族所體會到的民族主義沒有什么不同,他們要堅持州的權利和憲法自由,堅持不受外來影響的獨立要求以及隨心所欲地統(tǒng)治所屬民眾的要求。現(xiàn)在他們簡直懷疑,在這個他們曾經(jīng)協(xié)助創(chuàng)立的聯(lián)邦里面,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否還能安穩(wěn)地維持下去。
他們覺得北方人像是些缺乏同情心的、敵對的外來者,而南方像是一個潛在的不同的獨立國家。而北方一些州盡管最初也曾有過脫離聯(lián)邦的想法,但現(xiàn)在北方的大多數(shù)人卻堅決地要求南方不得分離。同時,北方也堅持認為,聯(lián)邦政府才應該擁有代表一個國家的主權。
結果,當美利堅合眾國跌跌撞撞地瘋跑了將近百年后,從理論與現(xiàn)實的角度看,自聯(lián)邦建立以來的各州和聯(lián)邦之間那種權力界定方面的模糊性已經(jīng)消失,也就意味著聯(lián)邦成立之初的那種妥協(xié)不復存在。
那么,面紗既然已經(jīng)撕開,聯(lián)邦就面臨著自身命運的選擇:是成為一個強大統(tǒng)一的國家還是一群分離共存的小國?對于這兩種前景,托克維爾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如果只有小國而無大國,人類可以自然更自由、更幸福。
但沒有大國這一點又無法辦到(即不可能的)。這就使世界上出現(xiàn)了一種繁榮國家的新因素,即力量。一個民族如果終日面臨著被蹂躪,被征服的威脅,那么它的自由自在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
小國常常是貧窮的,其原因不在于小,而在于弱。大國常常是繁榮的,其原因不在于大,而在于強。所以,對一個國家來說,力量常常是幸福,甚至是生存的首要條件之一。
因此,除了某些特定的情況外,小國常常最終要么被大國粗暴的并吞,要么自己聯(lián)合起來。再也沒有比既不能自衛(wèi)又不能自足的民族更為可悲的了。”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81頁。)顯然,在北美大陸上的移民,只有聯(lián)合成為一個大國,才能有效地捍衛(wèi)自身的利益。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fā),南北戰(zhàn)爭之前州與聯(lián)邦的主權分割以及南方是否有權脫離聯(lián)邦等問題,本質上已經(jīng)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了。這樣的現(xiàn)實考驗著美國精英人物,尤其是美國總統(tǒng)的意志和決心,他能否動員一切力量來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或者以各種借口聽任南方的脫離?實際上,要維護統(tǒng)一自然能夠尋找到合適的理由,要聽任分離也有充足的“憲法依據(jù)”。
所幸的是,林肯在面臨國家分裂的危機時,能堅決用戰(zhàn)爭的方式來維護聯(lián)邦的統(tǒng)一——盡管這種戰(zhàn)爭行為并沒有堅實的憲法基礎。因為,如果坐視一州脫離聯(lián)邦,便無法阻止另一州采取同樣的行動,最終北美大陸可能會出現(xiàn)一群相互嫉妒,自相殘殺的小國,20世紀以后的世界強國——美國,也就不復存在了。
所以,林肯用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美國,并在戰(zhàn)后通過憲法第14條修正案,終結了聯(lián)邦二元主義。(陳偉“引發(fā)美國內戰(zhàn)的司法判決”引自任東來、陳偉、白雪峰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20頁。)
因此,在一個大國的構建過程中,維護統(tǒng)一始終是國家生存的第一要義。沒有了統(tǒng)一,國之不存,毛將焉附?而美國以后的民主進程,也自此產(chǎn)生了新的政治正確的紅線:即任何個人或政治團體,都不得妄言任何可能涉及到國家分裂的議題,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關于主權的學說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在此之前,聯(lián)邦是各州的聯(lián)合,歸根結底各個州都擁有最高權力的全部屬性的學說擁有廣泛的市場(州既然可以投票決定建立聯(lián)邦,當然也可以投票選擇退出聯(lián)邦),但在南北戰(zhàn)爭之后,國家主義者已經(jīng)通過各種方式消融了州主權的概念,主權被看作是”居于單個國民以及由國民組成的所有團體之上原初性的、絕對的、無限制的全面權力“,不可能設想還有其他權力、團體或組織能夠對國家控制其國民的權力進行制約,因為能夠行使此等權力的權力本身就是主權者。(參閱小查爾斯·愛德華·梅利亞姆《盧梭以來的主權學說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主權和美國聯(lián)邦“。)
從美國的歷史我們或許可以體悟到,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在國家統(tǒng)一問題上,是絕不能含混的。事實上,歷史已經(jīng)一再證明,在維護統(tǒng)一的問題上,民主是軟弱無力的,甚至在已經(jīng)非常成熟的發(fā)達國家也是如此。
大家只要看看在英國發(fā)生的蘇格蘭獨立運動,就不難理解其中的一些微妙之處。而美國沒有發(fā)生類似英國的一幕,美國的民主制度能夠正常運行,或許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南北戰(zhàn)爭為美國的政治正確劃下了紅線——統(tǒng)一是美國憲法的第一要義,誰也不能碰,只要敢碰就是欠扁。而在憲政發(fā)展的歷程中,摸著石頭過河的英國,其不成文憲法卻未能在制止國家分裂的問題上劃下紅線,結果就十分難堪了。
經(jīng)國先生在開放黨禁報禁之時,也因未能劃下一條臺灣政界不能觸碰的紅線——臺灣屬于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得使其與中國分立,而留下了永久的遺憾。由是造成今日之惡果,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
臺灣被中央政府控制是中國現(xiàn)代化成功的標志
然而,盡管經(jīng)國先生無意中開啟了臺獨的閘門,但臺獨的命運卻始終是悲催的。其原因在于,臺灣依然是大國角力的熱點之一,臺獨勢力終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作為二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中國不可能不收回臺灣,任何臺獨分子都不要忘記這一事實。
中國的反臺獨,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若干風雨,對各種政治人物、政治組織,以及他們發(fā)表的種種言論和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反制措施,然而,面對穿上了“民主”、“憲政”、“自由”馬甲的臺獨,我們應當如何應對?顯然,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中國目前面臨的三島問題,臺灣問題毫無疑問是最具爆炸性的,因為它不可能有什么妥協(xié)和談判的余地,同時,它也與其他兩島問題密切相關:釣魚島屬于臺灣的宜蘭縣,而太平島則是南海中最重要的島嶼,所以,臺灣問題是三島問題之綱,抓住了這個綱,所有相關問題就不會撲朔迷離了。
事實上,臺灣問題也將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美國與中國都卷入了進去,同時,日本這個心懷叵測的鄰居也從未停止過對這個寶島的覬覦。因此,涉及到這一問題的各方,其基本立場對未來可能爆發(fā)的沖突就至關重要了。對于中國來說,臺灣問題不僅僅涉及一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是否具有代表“中國”資格的合法性問題。
其中有兩個根本的因素,是任何一個政治家也繞不過去的:其一是在近代以來中國被列強奪取的領土中,臺灣是唯一一塊“華人領地”,并且一直存在由漢人構成的相對完整的華人主體社會;其二是二戰(zhàn)結束后,臺灣已經(jīng)在各種公開的場合和條約中,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歸還中國的領土。
由于這兩個因素,除去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方面的利益外,民族情感成為一個極為敏感的因素。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如果“不戰(zhàn)”而丟失臺灣,無論哪一屆政府,都不可能承擔由此引發(fā)的歷史責任。而一些對中國歷史背景了解不深的人,往往會低估臺灣問題對中國人所具有的那種敏感性與在這一問題上采取輕率行動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所以,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的確超出了一般人的預料。由于臺灣是一塊與大陸有一定海上距離的領土,它是否被中央政府控制,實際上是中國是否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以及中國有無真正的海權意識和現(xiàn)代化軍事力量的重要標志,甚至也是中國現(xiàn)代化是否成功的標志。
由于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的屈辱經(jīng)歷,列強一直以各種方式控制中國發(fā)展的軌跡,并希望中國完全以合乎西方利益的方式發(fā)展。結果,臺灣作為與大陸有一定海上距離的領土就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它一直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被從中國的版圖上剝離和“光復”,而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發(fā)言權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變化。
美國和日本一直是對臺灣有著特殊興趣的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兩個主要的對手。中美之間在二戰(zhàn)期間的合作,使中國終于在二戰(zhàn)后可以收回臺灣,但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又使得中國迅速統(tǒng)一的計劃落空。
顯然,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美國在中美建交后,與中國發(fā)表了三個聯(lián)合公報,卻又與臺灣簽訂了《與臺灣關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規(guī)定了美國對臺灣防衛(wèi)的義務,盡管北京不愿意承認臺灣關系法的法律地位,但它卻是美國繼續(xù)介入和干預臺灣問題的“法源”。這也成為美國多次干預臺海問題的合法借口之一。
“本土勢力”在“臺灣問題”上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由于美國在冷戰(zhàn)后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所以,臺灣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為了中美之間的關系問題,日本盡管對臺灣仍然有一種特殊的欲望,尚不敢公開對此進行挑釁。最近日本在釣魚島方向上氣勢洶洶,在南海問題上與菲律賓也勾勾搭搭,但至少目前還不敢在公然對臺灣問題說三道四,只是找各種機會邀請一些親日人物如李登輝之類訪日,拉拉關系而已。
因此,臺灣問題在二戰(zhàn)后將近60年的時期內,基本上成為中美兩國之間角力的一個重要場所。中美之間的三個公報與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就是這種角力的一個明顯象征。但最近十多年來,這種雙邊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即原來在這一角力過程中并不占據(jù)主要位置的臺灣“本土勢力”,其在“臺灣問題”上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其中緣由個中人不難明白:國民黨從來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但島內的其他政治勢力卻并非天然承認這一點,于是,原來一直在臺灣的主流政治之外的臺獨勢力,由于經(jīng)國先生的失策,開始在臺灣問題上“發(fā)揮作用”了。
由于其最終目的是要脫離中國,所以,從主張臺獨的民進黨陳水扁上臺后,臺灣當局“軍事安全”設計的要點,一是極力加入美國戰(zhàn)略體系之中。
他在任期間,臺灣當局在軍事戰(zhàn)略上的基本設想,是利用美國的對華“雙軌制政策”中的消極部分,抓住美國維持臺灣海峽“不統(tǒng)不獨不戰(zhàn)不和現(xiàn)狀”這一底線,極力宣揚海峽間的軍事緊張氣氛,異想天開的做著“臺獨分子惹禍,美國出兵幫忙”;
“陳水扁請客,美國人買單”的軍事好夢。二是購買西方武器。自1979年元旦“美臺斷交”至今,臺灣向美國采購軍火70批,加上向其它國家購買的武器,總數(shù)超過360億美元。
而在320大選之后,臺北當局又履行對美國的承諾,近期提交前所未有的6000多億新臺幣的軍購預算,向美國購買八艘潛艇、12架P3C 反潛機和八百多枚愛國者3型導彈,五角大樓的現(xiàn)役將領亦將首度訪臺,美臺軍事關系似有進一步提升跡象。
但是,由于中國國力的變化,以及馬英九政府的上臺,陳水扁的“急獨”企圖落空,也使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的角力方式發(fā)生了變化,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向后收縮,但還是不斷用各種方式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于是,臺灣問題開始進入一種半冷半熱的狀態(tài)。
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議員亨利·海德(Henry Hyde)2002年12月10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發(fā)表演講時也強調,為了保持美中兩國之間的良好關系,雙方明確坦率地闡明自己的立場并承認存在的分歧是十分重要的。
海德談到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可能存在分歧的三個領域。他說,貿易、臺灣和人權是最可能導致美中兩國之間產(chǎn)生分歧的三大問題。海德說,臺灣在美國國會獲得強大支持,因為美國和臺灣“都是民主政體”。
經(jīng)過多年的偉大斗爭,“臺灣人民建立了穩(wěn)定、生機勃勃的民主制度。” 海德接著說,臺灣的成就“值得稱道有多種原因,也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臺灣已成為一個真正的、能行使職能的民主政體,通過選舉實現(xiàn)權力和平轉移——這是考驗一個能行使職能的民主政體的最終證明——已是有目共睹的現(xiàn)實。”
美國過去一個世紀來的經(jīng)歷“使我們本能地同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結成聯(lián)盟,深知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連。” 他說,因為這個緣故,“臺灣取得真正的民主已在臺灣和美國之間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緊密聯(lián)系。” 這當然有一點大義凜然的味道,但如果不看到在這種表象后面,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有著巨大的戰(zhàn)略利益,則未免過于天真。
事實上,美國兩黨中的任何一個派別,都不會在臺灣問題上做實質性的讓步,臺灣是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一枚棋子,對于即將崛起的中國而言,這枚棋子的作用不僅沒有減少,作用反而與日俱增。
更重要的是,臺灣是二戰(zhàn)中美國軍隊從日本人手中拿過來的,所以,美國人總是天然有一種對臺灣染指的心態(tài)。要想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保持中立,顯然十分困難,而目前臺獨分子認為美國人默認其“和平獨立”,也不是空穴來風。
由此可見,臺灣問題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shù),就在于它不再是一個雙邊的博弈,而成為一個三邊的博弈問題。其中,臺灣的“民主”勢力,開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遺憾的是,民粹主義在選舉政治中,總是具有某種優(yōu)勢,所以臺獨勢力利用本土意識打選戰(zhàn),所產(chǎn)生的能量和后果也就完全不同了。
蔡英文能夠上臺,可以說,是充分利用了這種民粹意識和本土意識的。然而,無論何種形勢的臺獨,無論它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它引起的麻煩實際上超過了中國歷史上很多偉大人物的預想,并成為中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也是二戰(zhàn)后對我國現(xiàn)代化問題最嚴峻的挑戰(zhàn)。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很好解決,那么,它必然會給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大陸在臺灣問題上沒有退路但缺少逐步表明憤怒的方式
從歷史與現(xiàn)實的角度考慮,如果臺灣問題不是由于中美之間的較量,沒有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背景的問題,完全只是中國的內政,即無論哪一方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么,可以預測的是,臺海的風暴再猛烈,也不會給世界的局勢帶來太大的振蕩。因為這不是一個大吃小的問題,而是雙方能夠以更加理性的心情和態(tài)度來解決分歧的問題。
即便一時沒有,最終也會有的,甚至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鑒的地方。“九二共識”的產(chǎn)生,大體上表明了這樣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中美兩個大國的角力,這一問題顯然復雜化了,同時,也使臺海的問題成為世界在冷戰(zhàn)后最大的潛在危機之一。
理解這種復雜化的最重要的鑰匙,就在于必須搞清楚中美兩國在這一問題上可以做出妥協(xié)的底線在哪里。
對美國來說,臺灣明顯是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棋子,把握了臺海問題的主導權,不僅可以控制住遠東的局勢,也可以脅迫中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同時還可以讓臺灣的政治人物按照美國的意愿跳舞,既可以獲得與大陸空手套白狼的砝碼,又可以將自己的過時和即將淘汰的軍火在臺灣賣一個好價錢,這樣的好事,顯然打著燈籠也難找,因此,美國盡管也宣布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反對中國和平統(tǒng)一,但顯然愿意讓這一場游戲持久地玩下去。
因為,在美國的很多決策者甚至學者看來,臺灣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只是需要時間罷了。在多次學術會議上,美方學者和官員在與我們討論這一問題的輕松姿態(tài),簡直令人吃驚。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對他們而言,臺海問題是一個可以把住大陸牛鼻子輕松散步的小問題,無論如何,都不會給美國帶來什么大的損失。
說到底,盡管有與臺灣關系法,美國的政治領導人對臺灣問題不可能不管(哪怕是做做姿態(tài)),但臺灣問題畢竟不是美國國家利益最核心的組成部分。實際上,目前的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與馬英九上臺以來海峽兩岸一度呈現(xiàn)的緩和局面有關:臺海風波不大,那就讓釣魚島風波大一點吧,甚至慫恿南海周邊的小兄弟跳一跳,同樣可以起到牽制大陸的作用。
與美國的輕松悠閑的心態(tài)相比,大陸卻沒有多少回旋余地。由于臺灣問題的解決涉及到一個中國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因此,臺灣是否獨立對中國的政府而言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也是歷來中國領導人宣稱為了維護祖國的統(tǒng)一會不惜一切代價的根本原因。
這決不是做秀,也不是虛聲恫嚇,否則,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不會將自己逼上一個沒有轉換余地的位置。同樣,中國人大也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一系列動作,恰好表明在這一問題上,大陸不可能具有美國那種悠閑的心態(tài)。
當然,盡管態(tài)度堅決,但也因為這一問題的復雜性,牽涉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所以,大陸在臺灣問題上一直非常謹慎,也一直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的紛爭。同樣,也希望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真正促進兩岸的和平發(fā)展:大陸可以學習臺灣很多先進的經(jīng)驗,尤其是社會軟件建設方面,臺灣也可以分享大陸巨大的市場機遇,真正讓血濃于水的同胞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達到共贏。
然而,做出這樣決定的謹慎態(tài)度往往會被臺獨分子誤解為大陸不敢動武,或不愿動真格的(最近民調,居然有40%的臺獨分子贊成為臺獨而戰(zhàn),這些連服兵役都要躲的人,真是把戰(zhàn)爭當游戲了),這就未免太可笑了。
畢竟,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是沒有人敢開玩笑的。也決不表明中國領導人可能有別樣的選擇,正如新加坡的領導人吳作棟所指出的,“任何中國領導人都不可能在失去臺灣后立足。如果臺灣執(zhí)意越過某條紅線,中國領導人勢必做出反應,否則會遭到人民反對,其結果就是戰(zhàn)爭,并因此而興起永遠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出現(xiàn)敵對狀況。”
大陸在臺灣是否獨立的問題上是沒有退路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這種堅決的態(tài)度之下也存在另一方面的問題,那就是,大陸缺少一種可以逐步表明自己意志和憤怒的方式,或者是一種在國際政治游戲中逐步升級的程序。而以往的種種措施往往并不得法,反而在臺灣部分人心目中成為大陸只說不練的應景文章,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對我們自己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尊重以及相應的執(zhí)行力問題。
我們既然已經(jīng)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就必須捍衛(wèi)它的基本原則。這個法律,最基本的原則或功能就是反對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因此,任何一種導致這樣后果的行為以及其頭面人物,都必須受到這項法律的制裁。客觀地看,我們的這部法律出臺,劃出了一條紅線,有效地震懾了臺獨分裂勢力,給臺海兩岸和平發(fā)展的局面提供了保障。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在執(zhí)行或理解這部法律時,依然還存在某些不足。那就是對于可能導致臺獨坐大的種種言行,沒有足夠的約束力。比如去年的太陽花學運,穿上了“民主”“學運”的馬甲,是否就可以代表“臺灣民意”宣揚臺獨了?
比如隱性臺獨最具殺傷力的篡改教科書問題,堅持不懈地培養(yǎng)出新一代的“天然獨”,是否表明我們默認了隱性臺獨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我們對于日本的教科書問題,都似乎比對臺獨教材的反映激烈得多)?如果我們對這一系列切香腸的行動始終沒有出臺有效的應對措施,那么,難道是準備讓其發(fā)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時才出手嗎?
不得不承認,在蔣經(jīng)國先生無意中開啟了臺獨閘門之后,國民黨及其支持者已經(jīng)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政治難民,甚至外省人的身份也成為了賣臺的標志,馬英九在臺灣隨時隨地一副祈求寬恕的原罪模樣,相信看過電視的人都會有極其深刻的印象,要指望他們來緩和兩岸關系已經(jīng)越來越不現(xiàn)實。
隨著臺獨勢力在經(jīng)國先生解除戒嚴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育”,已經(jīng)徹底改變了島內的政治生態(tài),我們面對臺獨勢力的直接沖擊已經(jīng)無可避免,對此不應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當然,在一定情況下,壞事也可變?yōu)楹檬拢缒媳睉?zhàn)爭對于美國一樣,南方的分裂最終給林肯提供了一個徹底完成美國統(tǒng)一的機遇,今天臺獨勢力的種種不智舉動,焉知不是在重走南北戰(zhàn)爭之路?
也許正是他們的過分舉動,最終會加速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統(tǒng)一。總之,在一個充滿激烈沖突和利益紛爭的世界,我們絕不能“慕虛名而處實禍”,必須以足夠的定力,堅定不移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無論是誰,只要侵犯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我們就要堅決打擊。
畢竟,作為民主標本的美國,在處理與自己利益攸關的事情時,也并不喜歡投票,而是先問問自己航母的位置,展示展示肌肉再說。我們當然不可能事事效仿老大,但厘清老大的思路,對于我們的決策無疑還是有所助益的。
(原題《國民黨敗選根源:“中國”被妖魔化》;來源:鳳凰網(wǎng)歷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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