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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未來戰爭需要思維創新  理性對待顛覆性技術

遠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黃志澄 

出于維護軍事霸權及受到挑戰的危機感，美軍推出了“第三次抵消”戰略，企圖通過技術創新，進一步擴大其軍事優勢。在這個戰略的影響下，美國軍方和智庫，紛紛發表關于未來戰爭的研究報告，重點是選擇能夠改變“未來戰爭規則”的顛覆性技術。這些報告雖然可為我國研究未來戰爭時參考，但我們更應結合國情，提出具有自己思維創新的意見。 

我們未來的敵人是誰？  

在一次討論會上，一位年青學者給我提問：“我們未來的敵人是誰？”這個問題提得好！

由于全球化的影響和技術擴散等原因，21世紀戰爭的對手越來越多樣化，既有國家行為體、國家資助的組織、宗教集團，又有由“個人”(例如本·拉登)組織的暴力集團。這些威脅將會交互出現，呈現出一種“混合”的特征，促使戰爭形態發生重大變革。就我國而言，既可能面對大國的威脅，也可能面臨軍力遠不如我國的中小國家的挑戰，更有分裂集團和恐怖活動的挑釁，而在它們的背后，也可能有大國的支持。

早在2005年，美國海軍中將詹姆斯·馬蒂斯和軍事學者弗蘭克·霍夫曼就在美國《海軍雜志》上撰文，提出“混合戰爭”的理論。2007年，霍夫曼撰寫的《21世紀沖突：混合戰爭的興起》一書，對“混合戰爭”進行了系統探討。他認為現代戰爭的形態正在發生變化，即從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或“小規模的非正規戰爭 ”，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為融合的形態發展。由于“混合戰爭”的表現形態多樣而復雜、作戰行動新奇而模糊，需要統籌國家各種戰略資源和作戰手段，采取綜合措施才能有效應對。 

核威懾并未過時   

對于大國之間的未來戰爭，錢學森先生在1995年7月全國科技大會上指出：“到了本世紀50年代，更因核技術和火箭技術的發展，出現了遠程核武器。遠程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再加上現在高度發展的信息技術和電子計算機技術，就形成現階段和即將到來的21世紀戰爭形式：在核威懾下的信息化戰爭。”錢學森先生對未來戰爭的這種定性，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正確的。

雖然國際軍事界也有學者懷疑在未來信息化戰爭中，核威懾戰略是否有效，但 “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均勢，仍然是確保在大國之間未來仍難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恐怖平衡”。可以預測，未來核大國之間出現大戰的可能性仍然較小，但很有可能出現局部的小規模沖突。

當前，除核威懾外，還出現了其它類型的威懾，如信息威懾、太空威懾、生化威懾、高超聲威懾等，但它們都無法替代核威懾，而它們和核威懾相結合，將更增強核威懾的效果。核威懾戰略與核實戰戰略，是核戰略必不可少的兩大組成部分。為了有效地實現核威懾，一方面，要改變過去不分對象一味地以大規模毀滅相威脅的模式，而應根據不同對象，通過增加核武器的心理效應來提高核威懾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改進核武器性能，提高突防能力，減少附帶物理毀傷效應，降低道德層面的壓力。

2006年黎以戰爭的啟示

“混合戰爭”的一個實例是2006年夏的黎以戰爭。黎以戰爭有兩個特點，一是交戰雙方的軍力不對等，二是作戰手段多元化。這場戰爭的一方為以色列，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為黎巴嫩真主黨，屬于非國家行為體，但受到敘利亞和伊朗的支持。黎方使用的作戰手段，是現代民用技術與軍事裝備的結合。民用技術包括加密移動電話、計算機和圖像電信系統等；軍事裝備包括簡易爆炸裝置、反坦克武器、地對空和反艦導彈、火箭彈、迫擊炮、無人機等。黎方創造性地運用了這些武器，擊落了以色列的直升機，用巡航導彈重創了以軍的一艘巡邏艇，還在掩體內發射導彈，擊毀了以色列的重型坦克。黎方還通過遙控無人機收集情報，使用加密電話進行通信，使用熱成像夜視儀監視以軍的調動情況。從戰術看，黎方采用常規與非常規相結合，既實施游擊戰，又進行導彈襲擊和尖端的網絡戰，并策劃周密的宣傳戰。從指揮控制看，黎方采用戰略上集中與戰術上分散相結合。真主黨成員以小組分散的方式，隱藏在山區或城鎮的掩體中獨立作戰。結果在這場為期34天的沖突中，黎巴嫩真主黨武裝力量，打擊了世界上號稱是高技術軍隊的以色列國防軍，并使后者同意停戰。

由這場黎以戰爭可見，在小規模的局部戰爭中，技術上占有優勢的一方，并無戰勝對手的絕對把握。戰爭的勝負，除技術因素外，還與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宗教、人心向背、戰略戰術應用等諸多因素有關。

理性對待顛覆性創新

戰爭是優勝劣汰的競爭。作戰能力的小小的優勢，都會導致扭轉戰爭勝負的結果。一些顛覆性創新，更會徹底改變戰爭的“游戲規則”。新的前沿技術往往是顛覆性變化的催化劑，但技術創新必須與軍事條令、組織制度創新相結合，才會導致戰爭形態的轉變。實際上，在軍事技術的發展過程中，雖然也有少量的顛覆性創新，但大量的創新是漸進性創新。就是這些顛覆性技術，對戰爭形態的影響，從局部擴展到全局，也有一個較長的漸進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同等重視這兩種創新模式。

從未來20年到30年的跨度來看，新的顛覆性的作戰手段，不可能完全替代傳統的作戰手段，甚至可以說，傳統的精確打擊武器和傳統的作戰平臺，仍然將對戰爭起決定性的作用。為此，既要注意發展新武器，也要用新技術不斷提高傳統武器的性能。因此，在未來戰爭中，要將新武器和傳統武器有機地組成一個完整的作戰體系。

目前，美國軍方和智庫都在預測，哪些前沿技術會引起戰爭規則的顛覆性變化？2014年美國空軍發布的《美國空軍：召喚未來》報告指出：無人系統、自主、高超聲速、納米和定向能等，是“改變游戲規則”的五大技術。2016年2月美國空軍部長詹姆斯提出，美國空軍為支持第三次“抵消戰略”，需要發展自主學習系統、人機協作、輔助人的行動、人機戰斗編組和網絡使能半自主技術等五大技術。最近，新美國安全中心為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起草的《未來戰爭宣言》指出，自主性、賽博武器、數據融合、電子戰、合成生物學和其他領域的進展可能會推動軍事能力的重大變化。

未來戰爭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工程。我軍著名的系統科學家胡曉峰認為：體系工程不能進行“完美”的預先設計。因此，對顛覆性技術的預測雖然很有必要，但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上述美國對于顛覆性技術的各種選擇就很不相同，又幾乎覆蓋了全部前沿技術領域，因而就降低了這種預測的價值。就是有的共識，如分布式的無人自主系統，也是美國針對大國戰爭的目標而選擇的，對于打擊未來類似ISIS這樣的恐怖組識，未必有效。因此，我們既可以研究顛覆性技術如何改變未來戰爭的形態，也可以進一步分析未來戰爭的不同類型、不同的交戰行為體，所要求的不同的顛覆性技術。

結束語 

在安全威脅日益復雜和軍事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對未來戰爭，既要重視軍事技術創新，又要重視軍事理論創新。美軍對于能夠改變“游戲規則”的顛覆性技術的選擇，固然可以提供參考，但我們與美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他們又把我們選定是未來對手之一，為了避免落入“陷阱”，我們就必須在研究未來戰爭時，進行獨立思考和思維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