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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軍事思想植根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其表現形式是策略、戰略戰術等方面的創新，而實質則是研究戰爭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突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了“如何研究戰爭”的重要方法，對黨在十年間所累積的戰斗經驗進行了系統性的總結。一年后，他所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則從哲學角度將“如何研究戰爭”的理論系統化和抽象化。毛澤東對“如何研究戰爭”的論述，有助于撥開人們軍事理論研究中的“思維迷霧”，確立正確的軍事理論研究思路，有助于推動人們對信息化戰爭的本質及內在規律進行深入思考，找準影響制約我軍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為我軍在未來激烈的敵我對抗中創造“克敵制勝”新戰法奠定了理論基石。

從以往的傳統戰爭方式發展到今天的信息化戰爭，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如何將傳統軍事理論與現實戰爭相結合，逐漸成為我們集中關注的重大問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軍隊的武器裝備、編制體制、指揮方式等方面均發生了重大變革。對此，我們既要堅持黨在革命戰爭中創造出來的經典革命軍事理論——毛澤東軍事思想，更要積極認真面對當前世界快速發展的信息化戰爭，以尋求新的理論對策。不管時代條件怎樣變化，如何研究戰爭，即方法論問題始終是一個重要問題。

一、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與毛澤東關于“如何研究戰爭”命題的提出

毛澤東在早期的革命戰爭中對如何研究戰爭已有一定的思考，他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橋或船”的問題，指出在革命戰爭中，“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1936年紅軍東征進入山西后，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在晉西召開會議，在討論軍事戰略方針時，毛澤東與李德的意見針鋒相對，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議最后作出戰略決定由毛澤東寫的決定。于是，毛澤東在系統總結十年以來軍事斗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并沒有首先指出我軍應該采取的正確的策略和戰略、戰術是什么，而是把第一章的標題醒目地列為“如何研究戰爭”，并在這一章的結尾著重指出，“以上是我們的方法”。經歷了十年革命戰爭，毛澤東不僅對革命道路、建軍原則、戰略戰術等理論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還對革命戰爭中出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客觀的分析。正確觀點與錯誤觀點反復交鋒，錯誤觀點的認識論根源在哪里?一度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革命理論為什么會被質疑和指責?這些質疑和指責的理論依據又是什么?被戰爭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理論為什么會誤導一些紅軍干部?這些問題促使毛澤東進行深入思考。

在黨內曾一度占統治地位的“左”傾思想和消極防御的軍事路線，不僅對革命造成巨大損失，而且對紅軍的戰略戰術造成了嚴重影響。遵義會議雖然使錯誤的軍事路線得到基本糾正，但并沒有在全黨全軍的思想上得以徹底解決。在毛澤東看來，如果研究戰爭的方法不對頭，考慮、處理具體戰爭問題的思路就會偏向。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具體的戰爭問題上花費再大的功夫，也難以得出規律性的結論，不可能正確地指導戰爭。

二、毛澤東對“如何研究戰爭”的系統闡述和哲學分析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如何研究戰爭”的問題。他認為，戰爭規律是發展的，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戰略是研究戰爭全局規律的東西，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學習和使用”。

除“研究戰爭的目的”外，毛澤東得出了四點結論：第一，從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角度出發，研究戰爭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第二，研究戰爭時要注意關照全局，“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即要抓住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第三，研究戰爭要處理好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關系(制定戰爭計劃的兩個認識過程包含在主觀與客觀的互動中);第四，從戰爭的認識與實踐的全過程出發，指出了一種“學習和使用”的方法——“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關于“如何研究戰爭”的針對性很強。全篇的重心是對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性總結，同時重點批評了軍隊在研究戰爭問題上曾出現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是，對“如何研究戰爭”的方法問題闡述還不夠全面和具體，還沒有從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挖掘。

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述“如何研究戰爭”不同，時隔一年后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則是在十年以來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基礎上，從哲學角度論述了“如何研究問題”。事實上，“兩論”中涉及的“如何研究問題”是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如何研究戰爭”的進一步升華和提煉。《實踐論》論述了基于實踐基礎上認識的深化運動，《矛盾論》則重點論述了矛盾分析法。特別是在《矛盾論》一文中，關于“研究”和“方法”兩詞的闡述分別達64次和35次之多。

雖然是兩篇哲學著作，但其中充滿了大量關于研究革命戰爭的事例。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實踐論》、《矛盾論》對比，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詳細地描述了如何正確制定戰略、戰役或戰斗計劃的兩個認識過程，這實際上已經超越了研究戰爭的范圍，具有一般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意義。它同《實踐論》中關于認識與實踐等相關論述十分相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一表述，同時存在于兩篇著作之中。關于如何研究中國革命戰爭中敵我之間大量的關系問題，毛澤東用“矛盾”這一概念進行系統闡釋：如“戰爭、革命戰爭與中國革命戰爭”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是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把握戰爭全局、抓住樞紐，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內線中的外線”、“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喪失土地”和“戰勝敵人”等“相反相成”的關系，就是矛盾雙方同一性與斗爭性的原理，等等。

《實踐論》、《矛盾論》中還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針對中國革命戰爭中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都是“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因為，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曾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實踐論》強調認識來源于實踐，因為“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于調查研究”，“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矛盾論》則指出：“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國革命戰爭中教條主義者屢犯錯誤的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清楚“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是處理矛盾問題的精髓，“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將“如何研究戰爭”從哲學角度進行抽象化和系統化的成果。

三、“如何研究戰爭”對當代我軍探索信息化建軍與作戰規律的幾點啟示

我軍對信息化戰爭的理論研究，比如對信息化戰爭的本質、特點、規律等方面，都進行了有益探索，推動了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發展。但由于受武器裝備技術條件的制約和戰爭實踐不足的影響，我軍對于信息化戰爭的理論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在信息化條件下，先進武器裝備的優勢更加明顯，與強敵交鋒或在強敵介入的情況下，我軍以劣勝優的出路在哪里?傳統人民戰爭的優勢應如何展現?新軍事變革是由美軍發起的，全球的信息化戰爭理論也由美軍引領。對于缺乏信息化戰爭實踐經驗的我軍來說，如何加強理性分析能力，避免其中的戰略誤導和思想誤區?等等。可見，“如何研究信息化戰爭”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誠然，毛澤東未能親眼看到當今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但他對“如何研究戰爭”的深刻論述，依然是我們研究信息化建軍和作戰規律的強大理論武器。

（一）有助于撥開人們軍事理論研究中的“思維迷霧”，確立正確的研究思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是人們觀察客觀世界重要的工具之一。毛澤東指出研究戰爭過程中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危害，強調從認真詳細調查研究入手，為人們確立了正確研究戰爭的方法。自海灣戰爭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軍事理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快速決定性作戰、網絡中心戰、基于效果作戰、五環目標選擇、平行作戰、OODA循環理論等。這些理論隨著冷戰后幾場局部戰爭而引起了世界各國軍事理論家的廣泛關注，成為許多國家紛紛學習、借鑒、模仿的對象。但是，這些軍事理論是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軍隊情況提出的，是否適合我們自身，其理論的弱點在哪里，中國的應對策略是什么，有待于我們去研究、探索。在未來殘酷的軍事對抗中，模仿沒有任何出路。戰爭對抗的最高境界依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如果沒有正確的研究方法做為引導，就不能正確地剖析出這些外來理論的優劣，就不能找出與自身正確的結合點，無法從現象中剖析出本質，甚至會在無意之中受到作戰對手的理論誤導。

（二）有助于推動人們對信息化戰爭的本質及內在規律進行深入思考。戰爭這個人類社會的“怪物”雖然已經走向了信息化形態，但它依然“不是神物，而是人類社會矛盾發展的一種必然運動過程，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毛澤東正確地揭示出歷史上戰爭規律與中國革命戰爭特殊規律的關系，并根據當時戰爭特點找出了適合于我軍的戰略戰術，其探索思路對我們研究信息化戰爭的本質和規律具有深刻啟迪。信息化戰爭既然是一種戰爭形態，就具備一般戰爭的基本特征和規律，并受一般規律制約。但信息化戰爭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戰爭的特性。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人湯姆·羅那提出“信息戰爭”概念以來，人們對信息化戰爭本質及內在規律的思考隨著戰爭實踐的深入而經歷了概念提出、逐漸形成和不斷成熟、發展的幾個階段。這些階段符合人們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的認知規律。要對信息化戰爭的本質及內在規律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就必須從零散片斷研究深化到綜合系統研究。首先要從戰爭實踐的角度深入挖掘，精密分析近期幾場局部戰爭，理清信息化戰爭目前的發展脈絡。此外，未來戰爭的雛形、未來戰爭的潛在變因都蘊含在當代戰爭實踐中，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精密分析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在目前缺少直接戰爭經驗的情況下，要善于把外國軍隊的實踐經驗作為我軍未來直接實踐的借鑒基礎。其次要從信息網絡技術的強大滲透性著手，了解信息因素對武器裝備、指揮系統和人們思維方式的全面影響。在前兩者的基礎上，結合目前國內外軍事理論發展現狀，從我軍武器裝備現狀和人員素質情況出發，對信息化戰爭理論進行綜合思考，探索適合我軍特色的信息化建軍與作戰規律。

（三）有助于找準影響制約我軍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提供解決問題的“手術刀”。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是一個復雜系統工程。“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必然給我軍建設的各個領域帶來深刻變化，也必然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這個工程中涉及建軍和作戰轉型等諸多因素，如武器裝備、體制編制、戰場建設、軍事理論、院校教育、科學研究、裝備管理，還包括指揮控制、部隊訓練、政治工作、各種保障、機關辦公等。這些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全局與局部、目標與資源、需求與能力、軟件與硬件等之間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多重關系。當前，我們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在國家財力和軍費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眾多問題中分清輕重緩急?如何使長遠規劃與現實展開統一起來?如何避免鋪開攤子搞建設這種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做法?毛澤東在“如何研究戰爭”中對把握戰爭全局的深刻闡述，對于我們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進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和現實價值。毛澤東指出：“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要從全局中抓住問題的主要矛盾。從當前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全局和基本要素的結構關系看，我軍各級領導指揮體制尚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而在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之中，指揮控制手段(指揮自動化)的建設又起著主導和牽引作用。因為領導指揮體制變革的物質基礎在于指揮控制手段的革新。將指揮自動化作為信息化建設的核心，把指揮自動化的一體化建設作為“突破口”，是形成建設合力、解決建設目標與現實資源之間矛盾的重要途徑。軍隊信息化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建立信息優勢并依此取得決策優勢和行動優勢而展開的。在信息化戰爭中，指揮控制處于作戰體系的核心位置，是實施作戰的核心環節。從一定意義上講，軍隊信息化建設是以指揮自動化建設為核心，對武器平臺、作戰要素、作戰單元進行綜合集成，不斷向軍隊建設各個方面擴展和延伸的過程。抓住指揮自動化系統的一體化建設，就抓住了軍隊信息化建設的“龍頭”。

（四）為我軍在未來的對抗中創造“克敵制勝”新戰法奠定了理論基石。在未來戰爭中，與強敵相比，我軍物質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在武器裝備上仍然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結合自身武器裝備創新戰法成為我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與歷史相似的是，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我軍在人員數量、武器裝備等方面長期處于劣勢。如何以劣勝優、以弱勝強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關注的基本出發點，也有其特定的物質基礎。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作戰為例，敵我兵力對比分別為10萬：4萬、20萬：3萬、30萬：不足3萬、50萬：7萬，平均比差為6.5倍，最大一次達10倍之巨。毛澤東在研究中國革命戰爭規律時強調：“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在信息化戰爭中，如果對抗雙方武器裝備出現“代差”后，劣勢一方很難戰勝優勢裝備一方。但從戰爭制勝機理和當代幾場局部戰爭具體情況的分析中，不能必然得出劣勢一方必敗的結論，在信息化戰爭中仍然有可能以劣勝優。關鍵在于如何正確認識敵人優勢武器裝備和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任何武器裝備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找到了弱點，就可以找出與之對應的方法。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戰爭并不只是以武器裝備為主的軍事對抗，戰爭勝負是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外交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片面地認識問題，必然會陷入“武器制勝”、“技術制勝”的誤區，失去與強敵對抗的信心。我軍一些專家提出的“戰略制衡”，也是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的克敵制勝的思路之一。這一思路不追求大規模摧毀敵人力量體系、奪取戰爭全面優勢，而是著眼于戰略上的勝利和主動，運用有限但有效的力量積極作戰，制約對手力量的發揮，為政治外交斗爭創造有利的軍事條件。未來我軍與強敵作戰的以劣勝優，并不是不關注物質技術的發展，而更多的是在現有物質技術基礎上提升我軍指導戰爭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