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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沒有正當性嗎?——對幾種質疑的評析
近年來,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出現了許多質疑高校思政課正當性和必要性的雜音和謬論,比如“思政課取消論”“思政課非意識形態化”“思政課自由選擇論”“思政課無用論”等,嚴重干擾了高校育人工作。從理論上深入剖析上述種種觀點的謬誤,揭示其實踐危害,對于理直氣壯地在高校開好思政課,加強高校思想宣傳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高校大學生是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培養什么樣的接班人,以什么樣的理論武裝接班人的頭腦問題,是關系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問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作為對當代大學生進行思想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在培養接班人問題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因為如此,黨歷來極其重視高校思政課建設,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然而,近些年來,由于受各種錯誤價值觀、思潮和理論的影響,“思政課取消論”“思政課非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多元化”以及“思政課自由選擇論”“思政課無用論”等觀點甚囂塵上,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小的沖擊。發揮高校思政課在高校意識形態建設中的功能,必須首先肅清上述錯誤思潮的消極影響。
一、駁“思政課取消論”
有人認為,把思政課作為高校學生的必修課,沒有必要;還說中國大學要向國際上一流大學看齊,就必須首先摒棄“中國式思政課”。他們舉例說,看看世界一流大學,哪個學校像中國這樣,大學生必須學習一系列的思政課?
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來看看世界頂尖大學——哈佛大學。在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中,本科生需要修滿三十二門課程,這些課程由通識課(或者叫核心課程)、專業必修課和自由選修課三大板塊組成。其中八門核心課程,十六門專業課程,八門選修課程。在這三大板塊中,核心課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核心課程呢?從內容來看,核心課程包括自然科學(物理學或者生物學中任選一門)、文學名著、西方思想制度等三個門類。其中文學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等一系列課程,就是經過精心設計,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學生灌輸具有傾向性的理論、學說和觀點的課程,其目的是對學生進行西方主流價值觀的教育。用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改革中的關鍵人物羅素夫斯基的話說,核心課程的重要任務就是“將共同的價值觀念傳輸給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這表明,核心課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學生進行意識形態的教育。
再來看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2015年1月27日,英國教育大臣妮基·摩根,在卡爾頓俱樂部Politeia智庫論壇上發表題為《知識問題很重要》的演講,強調推動“英國核心價值觀”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她表示,必須給年輕人灌輸諸如民主、法律、個人自由、包容與尊重等“英國核心價值”,“所有學校都應像提升學術標準一樣提升基本的英國價值觀”,讓每個孩子懂得“英國價值觀”與學習“數學、英語”同樣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例外”。按照摩根提出的標準,英國教育標準局已經將檢查課程是否符合“英國核心價值”納入監管體系,不符合要求的學校將無法得到政府資助。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系立即做出回應,將所有不屬于“英國核心價值觀”的“非自由主義傳統”的哲學作品,從其本科生教育中移除:第一位被“手術摘除”的哲學家便是卡爾·馬克思,隨后還有黑格爾、尼采以及整個“無政府主義”理論傳統。
需要做出說明的是,上述情況不僅僅只存在于哈佛、劍橋這樣的“名校”,而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此可見,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不但存在著向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西方式的“思政課”,并把其視為每個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而且嚴格規定這些課程必須以灌輸西方“核心價值觀”為主。因此,那種以西方發達國家高校并沒有開設“思政課”為由,借此來否認西方國家的高校具有對本國青年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功能,并進而質疑我國高校開設“思政課”的正當性,那就大錯特錯了。
問題在于,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校為什么沒有開設像我們這樣的思政課?為什么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對青年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教育內容有如此重大差別?道理很簡單,因為意識形態往往是反映一個國家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意識,高校的意識形態教育也是以對青年學生灌輸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所謂“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因此,那種主張我國大學思政課應該向國外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看齊的觀點,其實是忽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對大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本質區別。
大學是塑造靈魂的花園。高等教育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培養具有高素質的人才。人的素質分為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是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其中,社會主義覺悟,是要求大學生掌握科學的理論,懂得新中國的歷史,了解社會的規律,培育高尚的品質,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掌握必備的法律知識。這是我國高校思政課的功能指向。
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舊社會中形成的,是科學的革命和革命的科學,是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是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結晶。真理只有掌握在群眾手中,才能轉變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任何一種思想,如果不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也不能上升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歷史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什么別的主義,指引中國贏得了獨立、自由、民主、富強。馬克思主義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不把最好的科學理論奉獻給青年一代,那將是一種犯罪。開設思政課,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職責所在。如果大學生棄而不顧科學的銳利武器,那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人腦中固有的,也不會基于樸素感情、狹隘經驗或者遺產基因而自然形成。馬克思要求把科學的理論灌輸到工人之中去,使工人認識到性質、使命、任務、責任和擔當。恩格斯要求把社會主義作為科學看待,就是說,去研究它。毛澤東倡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中國實踐和中國文化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任何一個有志青年,如果要追求真理反對愚昧,追求科學反對迷信,追求民主反對專制,追求解放反對奴役,追求國強民富反對任人宰割,都不會拒絕研究馬克思主義,都會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學習思政課。
可見,開設思政課,是由國家的性質、社會的目標、人民的利益所決定的。如果取消了思政課,無異于自己解除理論武裝。沒有思想理論上的獨立自主,就沒有政治和經濟的獨立和主權。這恰好落入西方國家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那些主張取消思政課的人,不知依據何在,目的何在。
二、駁“思政課非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多元化”
有人認為,高校開設思政課無可非議,但應“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盡量“非意識形態化”;還有人稱,應該摒棄以灌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主流的思政課,代之以介紹多姿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思政課。上述觀點其實是“非意識形態論”、“意識形態多元論”在思政課問題上的反映。
所謂非意識形態化,就是把意識形態和科學對立起來,認為一切意識形態理論都是出于階級私利而對現實進行歪曲,因此沒有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既然宣稱是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那么它就擺脫不了工人階級的偏見,所以也就無科學性可言。這種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我們知道,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人是有思想和意識的;人類社會與動物世界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社會意識,不僅如此,人類的社會意識不是人們能隨心所欲地確立的,相反,它由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所決定,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換句話說,社會意識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受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所制約與支配。馬克思指出,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社會意識形態既不可避免,也不可隨心所欲地制造;這個道理就像人只要在地球上就必然要受到地球重力的吸引而不能自由飛翔一樣,因此,那種非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實際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實踐上看,“非意識形態化”觀點實際上是打著“反對意識形態化”的旗號,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歪曲為“意識形態偏見”而搞掉;另一方面卻又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所謂“非意識形態化”,不是要拋棄掉意識形態本身,而是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從而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成為主導世界發展的主流意識形態鋪平道路。由此可見,所謂“非意識形態化”,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給中國開出的一劑毒藥。一方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強化核心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并大肆向其他國家進行滲透;另一方面,對別人卻宣揚什么非意識形態化,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便是明證。然而,這樣蹩腳的伎倆,卻被國內一些人奉為圭臬,作為高校思政課“非意識形態化”的理由,居心何在?
與“非意識形態化論”類似的還有一種說法,即所謂“意識形態多元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中政治、經濟的多元存在方式,決定了社會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各種不同性質、不同內容的意識形態應該平等共存。甚至有人提出,人有思想自由權利,因而作為思想觀念集合體的社會意識,應該允許多元并存;至于哪種社會意識居于主導地位,應該由市場決定,不應該由政府國家強制規定。這種說法既經不起理論推敲,也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中,社會意識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反映不同階級的意志、利益和愿望。不可否認,在當今任何社會中,都不可能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統天下,而是多種意識形態并存;但另一方面,在多元的意識形態中,必然存在著一種占統治地位、居于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如此,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總是這個社會中居于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意識形態;一個社會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必然是反映并為這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因此,統治階級是不可能賦予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被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也是不可能通過和平方式上升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更不存在由市場自由決定主流意識形態的可能,否則將會天下大亂。
在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資產階級具有雄厚的資本,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生活中居于統治地位,他們才有實力去收買各種代言人,使其意識形態占據社會的主流。資產階級能把為其階級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交給市場去自由選擇嗎?資產階級能給大多數勞動者這個自由選擇的權利嗎?不但沒有,相反,他們要盡量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去給無產階級洗腦,麻痹無產階級大眾,甚至必要的時候不惜動用武力去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美國麥卡錫政權將共產主義視為禍水,對共產黨組織、共產黨員進行清洗;中國近代民主革命時期蔣介石政權將共產黨視為共匪,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視為異端邪說,將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視為犯罪;這些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因此,所謂市場自由選擇意識形態論,要么是天真的幻想,要么是欺騙老百姓的遁詞而已。
再來看看當下的例子。眾所周知,在2005年倫敦地鐵發生大爆炸之后,由于炸彈的放置者都是在英國接受教育的少數族裔青年,英國政府痛定思痛,決定加強英國“核心價值觀”教育,抵制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2011年2月,英國首相卡梅倫曾指出,英國必須放棄失敗的“文化多元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堅決捍衛自由的西方價值觀。他警告說,容忍那些拒絕接受平等和民主、積極提倡分離主義的人只能導致激進化。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講話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社會已經死亡,伊斯蘭社區是德國的一部分,穆斯林移民需要學習德語,努力融入德國社會。以前“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平等已經宣告終結。2011年,法國也宣布本國的多元文化主義失敗,認為法國的國民價值,無法接受新移民的“特殊風俗”以及宗教價值觀。法國《查理周刊》恐怖襲擊的事件以及百萬人大游行,均可視為對“文化多元主義”的告別儀式。
上述事例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所謂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論,也是鏡中花、水中月。因此,那種主張在我國高校思政課應該秉行“多元文化灌輸論”的觀點,不知道居心何在。
三、駁“思政課自由選擇論”
那么,為什么中國高校必須開設思政課,為什么不能向學生灌輸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引中國不斷前進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既是總結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經驗教訓以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事實的基礎上得出的確切結論;也是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而為億萬人民取得的共同認識,是廣大人民的自覺選擇,因此,也被理所當然地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有人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堅定共產主義信仰,應該是對黨組織和黨員的要求,不應該強求每個公民都做到。持這種觀點的人,也常常拿憲法來說事。憲法第3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也就是說,根據憲法第36條,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力,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可以選擇信、也可以選擇不信。如果選擇不信,為什么還要接受這一套教育呢?具體到高校,要求每位學生必須學習一系列思政課,就是強迫學生必須信仰它,這實際上是和憲法原則相違背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主要是依憲治國,因此,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高校思政課應該從必修課改為選修課。
這種“自由選擇論”貌似具有《憲法》法理上的依據,實際上卻是對憲法精神斷章取義的錯誤理解。2004年《憲法》序言中,以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過程和經驗為基礎,明確規定我們所走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們不斷前進的指導思想;這兩條是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集中體現,是統領整個憲法之綱。不僅如此,《憲法》中這兩條的基本精神在有關教育的條款中得到具體化。《憲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培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各種專業人才”;第二十四條規定:“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高校開設的思政課,正是對《憲法》上述條款的原則和精神的貫徹執行。由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既然如此,高校開設思政課,對每位大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則是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具體體現。
四、駁“思政課無用論”
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思政課是務虛的,當代青年大學生學習思政課沒有多大的用處。有人質疑說,學好思政課,對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術水平有幫助嗎?對大學生找工作有用嗎?學好思政課,能給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GDP的增長嗎?能創造就業機會嗎?能帶來科技發明和創新嗎?既然不會提高學生的專業水平和技術能力,也不能給個人和國家帶來直接的效用,那么,與其在思政課上花大量時間,不如把這些時間節省下來,用在專業課的學習上,練好專業技術本領。正所謂學習思政課,不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種觀點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其主要錯誤在于片面強調科學技術的作用,忽視“理論”“思想”“制度”對科學技術的引領,更沒有看到“以什么理論為指導、走什么路”對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決定性意義。
我們不否認科學技術對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性,作為炎黃子孫,在這個問題有著更為深刻的體驗。近代中國正是由于科學技術落后,才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大門,導致中華民族陷入長達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求救國救民之真理,曾經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實施過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和實業救國,然而這些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失敗的教訓告訴中國人,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從制度上、思想文化觀念上入手進行徹底的變革是不能最終成功的。一開始,部分中國人把目光投向了資本主義,試圖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思想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但最終都遭到了失敗。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一部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嘗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革命的面貌才煥然一新。近代中國歷史證明,沒有制度的徹底變革與科學理論的指導,只靠技術強國,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從世界視野來看,所謂技術決定論、技術萬能論,也是沒有依據的。我們承認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進步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認為只要解決了科學技術問題,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這又是一種無知的幻想。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可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解決了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環境資源問題、跨國性毒品犯罪問題、局部戰爭問題等,不但一個都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反而變得更加糟糕。就拿貧富分化來說,根據法國學者皮凱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不但沒有縮小貧富差距,反而有擴大的趨勢,甚至已經接近20世紀資本主義大蕭條時期的水平。由此可見,根本制度問題不解決,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此外,技術萬能論、技術決定論的錯誤,在于沒有看到科技進步與制度、理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近代偉大的工業革命之所以肇始于英國,不僅在于英國較早地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為工業革命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還在于近代英國涌現出一大批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的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正是這些思想理論,成為了英國資產階級戰勝封建主義的重要理論武器。總之,大量的事實證明,科學技術水平固然重要,但是制度問題,走什么道路問題,以什么理論為指導的問題,則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科學技術固然重要,但還有一個掌握在哪個階級手中、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問題。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把科學技術作為實現自己利益的,鞏固統治階級地位,壓迫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兩次世界大戰中,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都首先運用于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取霸權地位、統治全世界的戰爭之中,科學技術不是成為造福人類的工具,反而成為涂炭生靈的兇器。在當下,美國斯諾登揭露的美國中情局利用信息技術優勢,監聽和竊取世界各國包括其盟國領導人信息的丑聞,尖端的信息技術成為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實行技術恐怖統治的工具,完全有悖于國際政治道義和他們所標榜的自由人權。
科學技術固然重要,但掌握在具有什么樣的政治思想素質和道德品質的人手中,也至關重要。許多網絡天才,運用其專業知識,利用網絡漏洞,制造編輯和傳播病毒,騙取他人財物,科學技術在他們手中成為謀財害命的工具。毛澤東說:“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學習和培養專業技能,與培養和造就崇高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質,是并行不悖的。我國杰出的科學家錢學森,不但在專業技術上學有所長,而且具備優秀的思想道德品質。在新中國成立后急需大批科技人才的時候,錢學森毅然選擇放棄美國優厚的待遇,回歸故鄉,報效祖國。他曾說:“我為什么要選擇中國?我的回答是因為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產主義的理想;還因為我熱愛我的祖國。”錢學森認為,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激勵人進行科技創新的精神動力。“一個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也正是因為懂得大道理,所以也一定勇于改革創新,不怕艱難挫折。
以“對我是否有用”、“能否滿足我的需要”為標準,來衡量思政課的意義,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表現。而不講政治、不講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正是蘇東劇變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生以反共為職志的尼克松認為,實用主義是打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通向和平演變之路的缺口。當他看到“正在崛起的一代東歐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干家”的時候,當他看到“共產主義作為激發人們的力量”在蘇東國家已經死亡的時候,當他看到東歐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喪失了信仰”、“意志和信心已經破滅”的時候,他就預言“和平演變的時候已經成熟”。尼克松的預言不幸成為了事實。蘇東劇變,已是前車之鑒,不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高校思政課的重中之重,引導學生深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道理;而是向學生灌輸實用主義觀點、宣揚“思政課無用”是不行的。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高校是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戰場,思政課則是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正是由于思政課在高校思想意識形態建設中的特殊地位,因此,肅清對思政課的種種誤解、歪曲甚至抹黑的觀點,對于理直氣壯地開好思政課,發揮其在高校思想意識形態建設中的主渠道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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