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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舉行的脫歐公投導致英國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的統一也因此受到嚴重威脅，這場危機料將持續多年。

英國商務大臣安娜?蘇布賴被迫發表聲明，對英國脫歐公投所引發的政治混亂道歉：“對于目前的混亂局面，我代表政府向英國人民道歉！”

英國商務大臣安娜·蘇布賴

　　因為這場公投，中國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有關“西方民主”、“民粹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探討。因此，弄清當前這些事件，以及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之間的關系，就至關重要。

　　脫歐公投撕掉了“皇帝新裝”

　　厘清英國這些亂象的關鍵在于它們坐實了“西方民主”只是一種表象，真正做決定的是其背后強大的經濟集團。這樣一來，那些令人費解的事就一目了然了。

　　盡管公投已經通過，但英國仍是歐盟成員國。脫歐派領導人反對匆忙提出正式脫歐申請——正式脫歐只能按照《里斯本條約》第50條推進。美國總統奧巴馬聲稱，“英國脫歐不會發生”；美國國務卿克里亦聲稱，“公投結果可能‘倒帶’”；以前首相布萊爾為首的英國政界大佬們強調英國脫歐之前必須再舉行一次公投或選舉。

　　事實上，即便本次公投結果最后被推翻，那也并非罕事，只不過為歐盟推翻“民主”公投結果提供了第五個案例罷了。因為，在此之前，已上演過丹麥和瑞典加入歐元區公投、法國和愛爾蘭反對《里斯本條約》公投等戲碼：

　　1992年，歐共體（歐盟前身）成員國領導人簽訂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決定建立“歐洲聯盟”。在歐盟的規則下，這一條約要求各成員國一致支持。丹麥舉行的全民公投否決了這一條約。但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隨著支持該條約的宣傳活動聲勢浩大地展開，丹麥舉行的第二次全民公投推翻了前次的結果。

　　1995年，當瑞典加入歐盟時，馬約已允諾其加入歐元區，雖然當時歐元尚沒有誕生。歐元正式啟動后，瑞典舉行全民公投，拒絕歐元成為瑞典貨幣。歐盟則裁定“瑞典仍屬歐盟成員國”，因為按“理論上”來講，瑞典已加入了歐元區。

　　2005 年，法國舉行的公投否決了擬議中的歐盟憲法。結果，憲法條約中的許多條款在2007年達成的《里斯本條約》中還是得到了體現。

　　2008年，愛爾蘭舉行的公投否決定了《里斯本條約》。但同樣的戲碼再次上演，繼該條約作出幾處微調后，愛爾蘭于2009年舉行了第二次公投，條約最終獲得通過。

　　在歐盟之外，這樣的模式也并不鮮見，只不過更具暴力性。上世紀50年代，穆罕默德?摩薩臺經選舉上臺出任伊朗首相，結果因為他不合美國的意，美國安排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這位民選首相；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也因為不滿意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表現，安排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他。當然，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這里就不再一一贅述。

　　總而言之，就是當公投結果符合歐盟主要經濟集團的策略安排時，它就被視為“民主決定”；反之，它就會因“錯誤”而被推翻。

　　不僅是在歐盟，世界其他地區國家也曾發生類似情形。“西方民主制度”只會容忍有關較小議題的“錯誤”決定，但在一些大的決議面前，一定會推翻任何“錯誤”的決定。

　　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集團用何種方法來確保勝利，取決于威脅的嚴重程度。如果威脅不嚴重，如美國大選，就通過為希拉里這種“正確的”候選人注資來獲得“正確的”結果；如果威脅較嚴重，如歐盟公投，那么就推翻決定；如果威脅很嚴重，那就不惜動用軍事政變之類的手段。

　　西方民主制度自然希望隱瞞這一事實，因此它會用“最小程度”的必要方式來達到目的。但正如法國哲學家埃蒂安?巴利巴爾所言，當西方譴責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獨裁”時，它正小心地掩蓋自己“資本獨裁”的真面目。

　　正是這一事實道出歐盟公投亂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

　　英國的權力階層大多想要留在歐盟——英國工業聯合會、首相、四分之三的議員、倫敦金融中心。他們得到美國總統和所有歐盟成員國領導人的支持。這些力量只能被一支同樣強大且有能力統治英國的社會力量取代，但那支力量并不存在。

　　結果，這些力量在本次公投中落敗引發了混亂，因為贊成脫歐的力量還只是一盤缺乏凝聚力的“民粹主義”散沙。

　　因此，“英國脫歐派”獲勝導致：

　　英國民眾首當其沖受到經濟損失，因為英鎊匯率下降了11%，這會導致通貨膨脹，與此同時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英國經濟將陷入衰退；

　　首相卡梅倫宣布辭職；

　　工黨領袖科爾賓遭受黨內逼宮；

　　蘇格蘭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發表聲明稱，蘇格蘭將按照法律啟動新一輪的獨立公投，與此同時北愛爾蘭副首席部長馬丁·麥吉尼斯呼吁就北愛爾蘭和愛爾蘭統一的問題舉行公投。

英國每日郵報：卡梅倫6月24日公投結果之后宣布將辭職，妻子拭淚。

　　危機不斷深化加上脫歐者缺乏凝聚力，給了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集團的代表們呼吁重新公投的機會，因為此前歐盟已有推翻做出“錯誤”公投決定的先例。

　　“西方民主”建立在虛幻的人類圖景之上

　　引起這場混亂的終極原因，則在于西方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種完全虛幻的人類圖景基礎之上。人類的現實需求紛繁復雜，從擺脫貧困、確保自身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文化、科技等復雜領域的需求。真正的人權包括追求這些目標的能力。

　　這些需求只能通過社會來滿足。正如亞當?斯密早于卡爾?馬克思指出：如果沒有復雜的社會勞動分工，人類只是作為個體存在，可能會依然生活在預期壽命只有30歲的原始社會。

　　因此，人類對滿足其真正需求的社會的依賴，產生了深淺不同的社會關系。國際社會的眾多證據表明，獲得最高水平的生活、追求符合所在國家特征的生活方式是人類最想達到的目標。政治體系真正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些需求。

　　可是，“西方模式”對人類具有“多維”需求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反而想用某種幻想出來的“一維”視角取而代之，認為人類關心的只是一系列單一狹隘的事，比如擁有“議會共和制”或用上“臉譜”網站。而當這種不真實的“西方民主”制度所產生的投票結果與真實的經濟政治力量發生沖突時，正如歐盟公投那樣，就會引起混亂或導致投票結果被推翻。

　　中國選擇“西方民主”會比英國更混亂

　　這些教訓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中國的國情比英國更為復雜：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對外有不甚友善的鄰國日本，同時面臨美國新保守派的遏制企圖。中國現有體系已成功將這些不同因素整合進了自身國家發展進程，如果放棄這種“真實”的體系，轉而采取基于錯誤人類圖景和需求的“西方民主模式”，則可能面臨比當下英國更加危險的亂局。

　　相信這些教訓對中國共產黨也會有所啟發。今年7月1日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紀念日。從建立新中國，到帶領這個大國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讓7.28億人脫離國際定義的貧困線，邁入國際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中國共產黨始終承擔著巨大歷史責任。

　　中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史無前例的成就，是因為它認識到了社會的多面性及其中國的獨特特征。中國共產黨了解自己國家復雜而真實的社會關系，清楚如何綜合發展和滿足以下這些需求以維持國家前進不可或缺的凝聚力：經濟發展、保障社會和人身安全、發展科技文化等。

　　為了做到這些，它理智地規避了西方政治體系中的錯誤，比如前述那種虛假圖景，即認為人類是“一維”的、僅對少數“政治”議題感興趣，他們并不非常關心自身全方位發展，包括追求符合所在國家特征的生活方式的權利。

　　隨著中國進一步發展，現實社會關系將變得更復雜，進而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但無論如何，在一個如中國這樣大而復雜的國家，如果拋棄建立在其真實社會屬性上的政策、轉而求諸建立在虛幻想象上的西方體系，那將是一場災難。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應仔細研究導致歐盟公投亂局的西式政治，避免犯下任何危險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