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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鈕先鐘，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西方戰略思想史》

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史的范疇中常被稱為“啟蒙時代”（The Enlishtenment）。在此時代中，所有一切的思想家，盡管各有其不同的興趣和專精，但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或多或少都受到某種基本假定的影響。簡言之，他們雖可能各有其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但卻有一個共同的起點。

也許最足以顯示此種基本假定者即為18世紀法國理性主義者的著作。這些人都受到17世紀的科學方法的影響，主張用數學推理來作為尋求真理的手段，并認為此種方法不受所謂神意的支配。這些學者的最大貢獻即為發展了一種系統哲學（Systematic Philosophy），而其基礎又是古典的希臘觀念，相信人是理性動物，知道如何推理。誠如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云：“自然的控制和掌握是可能的。”而笛卡兒又是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影響，后者是馬基雅維里的信徒，認為通過政治的運作，人可以增大其控制命運或自然的可能性。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Global Philosophers（Lexington，1992），p．184． ]

18世紀的學者雖然也像17世紀的學者同樣地重視理性，但他們對于理性的觀念還是有不同的認知。在17世紀時，理性是被視為一種不變的法則，也可以說是人類知識中的最高級和最完全的部分。所以理性本身是永恒的，也是人類探求的對象。在18世紀時，理性則常被認為是人類的一種天賦能力。由于人類能賴此以發掘萬事萬物的奧秘，知識始能日益進步，生活始能日益改善，因此，17世紀的理性主義者所重視的是邏輯法則，完整的觀念，并企圖建立抽象的體系。18世紀的學者則企圖通過分析、比較、排列、綜合，從而發現事實的真相，所以，他們的態度比較客觀，而其心靈也具有較高度的彈性。

在此一世紀中，不僅自然科學的研究蔚為風氣，歷史哲學的探討也開受到重視。伏爾泰（Francois Voltaire，1694–1778）認為應研究全人類成功和失敗的歷史，以尋求前進的途徑。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認為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學說時，必先明了其時代背景。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也非常重視歷史，并相信政治與法律的根基實深植于歷史之中。

概括言之，啟蒙時代的特殊時代精神即所謂系統精神（Esprit Systemantique，英譯Systematic Spirit）。卡賽爾（Ernst Cassirer）在所著《啟蒙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書中曾明確指出：“啟蒙時代要求哲學應有自由活動的能力，而在此無所不在的活動之中，哲學即能發現現實的基本形式，包括所有一切自然和人文都在內。”他又說：“對于啟蒙時代而言，哲學并非一種特殊的知識領域，而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媒體，一切的原理（principles）都是在其中形成、發展和建立。” [ 注：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English translation（Princeton，1952），p．197． ]

啟蒙時代的學者不僅心胸開闊，不持門戶之見，而且也秉性樂觀，充滿自信。他們認為通過理智的運用，即能克服迷信、偏見和傳統，從而了解管治自然的法則，而尤其重要的還有管治人事的法則。這種法則被認為是普遍性的，尤其是合理性的，所以也就能適用于所有的人類。

由狄德羅和達朗貝（Diderot and D'Alembert）所主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在1751年首次出版，可以作為時代精神的象征。換言之，它象征所有人類文化和自然現象都是在理智支配之下。所以，戰爭也自不例外。

這部《百科全書》中載有“戰爭”（Guerre）一條，撰稿人為李布龍（Le Blond）。他是大致這樣敘述的：戰爭理論以發源于不同時代經驗中的規律和原則為基礎。軍事理論由古代作家所建立，再由近代軍事思想家來作進一步的發展。除最著名的蒙丘可利以外，還有一系列較晚近的作家，其中大多數都是法國人。 [ 注：Diderot and D'Alembert（ed．），Encyclopédie（Paris，1257），vol．Ⅶ，pp．823–826． ]

概括地說，當啟蒙運動在法國達到其最高潮時，軍事思想家也就開始把此種時代精神引入軍事領域。他們首先指出，戰爭一向都是受到武斷的、傳統和盲目的偏見所控制，現在應該使用精密的分析、系統的綜合來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則。而大致說來，此種法則應不受環境差異和歷史變遷的影響。簡言之，軍事組織和戰爭指導都應變成一種正規的學問，有其明確的理論架構。

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家認為戰爭藝術也是同樣地應具有此種系統化的格式，而其基礎即為古今名將在多次戰役中所累積的經驗。從此種經驗中即能歸納出若干具有普遍效力的規律和原則。不過，他們又并不認為戰爭藝術可以全面公式化。規律和原則的應用經常必須適應環境的要求，而如何始能作最佳的適應，則指揮作戰的將領必須要能發揮其創造天才。

法國軍事思想家

自從17世紀后期開始，法國政府即銳意推行軍政改革，使其陸軍在歐洲始終保持著首席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家在范邦領導之下，開始把系統科學的精神和原則應用到要塞戰的領域中。所以，到18世紀時，在啟蒙時代精神的沖擊之下，法國軍事思想也就自然會隨之而產生強烈的反應。其顯著的證明即為到18世紀中葉時，法國出版的軍事著作數量迅速增加。而且此種現象也更從法國向其他歐洲國家蔓延。本書篇幅有限，自不可能作詳細的介紹，在此只能對少數幾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加以簡要的述評。

一、卜希古

卜希古（Jacques–Francois de Chastenet，Marquis de Puysegur，1655–1743）為路易十四世時期的名將之一，曾參加多次戰爭，并官至法蘭西元帥（Marshal of France）。他所著的書名為《有原則和規律的戰爭藝術》（Art dela guerre par principes et par régles，英譯Art of War by Principles and Rules），出版于1748年，此時他已逝世。這也是第一本對戰爭理論提出新觀念的書，曾經被廣泛傳閱，并且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他似乎是響應蒙丘可利的呼聲，指出戰爭雖是一種最重要的科學和藝術，但一直都缺乏有系統的理論研究，大家所依賴的都只是傳統和個人經驗。當他在尋求戰爭理論時，曾遍讀古今軍事著作，但發現并無能令他感到滿意的綜合理論。于是他才決心由他自己來創建一套完整的理論。

他也像蒙丘可利一樣，相信從歷史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出一套普遍性的戰爭理論，他在書中指出，由于火器的發明，遂使某些人相信古代的軍事理論已經不再有用，這是莫大的錯誤。不管武器如何改變，戰爭的科學和藝術仍然不變。歷史中所有名將的成功都是堅持戰爭通用規律的結果。所以，他認為歷史經驗即為軍事理論之根源。

卜希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對于軍隊的運動和部署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對于此種目的，古人的理想和實踐是的確有其相當價值。他不僅曾經引述很多古人的著作，而且還對于古今的重要戰役進行比較分析。最后他才提出他自己所設計的系統，并以一個假想戰役來作為示范和說明。

卜希古的治學固然是以歷史途徑為本位，但同時又暗藏著一個更偉大的理想。由于有范邦的先例在，卜希古也就迫切希望能步其后塵。范邦既然能把科學方法，也就是所謂幾何精神，應用在要塞戰的領域中，從而獲得偉大的成功和萬人的景仰，則對于戰爭的其他方面，又為何不可以作此同樣的嘗試？而這也正是卜希古所作的企圖，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理想。

卜希古是想在野戰（field warfare）領域中獲得與范邦相當的成就，但事實上，那卻是比較困難。基于此種理念，他遂認為必須重視地理學和幾何學的研究，以及這兩種科學對戰爭藝術的應用。因為軍隊是在空間中行動，地理學對于空間提供具體知識；而幾何學則提供一種精密工具來分析和管制軍隊在空間中的運動。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家幾乎無人不具有這樣的理念，而卜希古則是他們的前導。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p．33–36． ]

二、傅納德

傅納德（Jean–Charles，Chevalier de Folard，1669–1752）在他那個時代中也許是最具有影響力的軍事作家。他15歲時就從家里逃入軍中，不久即以勇敢著名。他曾先后服務于法國和瑞典的陸軍，頗有戰功。但因為性情暴躁，不善處理人際關系，所以只能以校官終其身。不過，他卻能以立言來代替立功，他的兩部書：第一部是《有關戰爭的新發現》（Nouvelles Decouverts sur la Guerre，英譯New Discoveries Concerning War）；第二部是《波里比亞史論）（Histoire de Polybeaoec un Commentaire，英譯History of Polybius with a Commentary）。這兩部書都曾風行一時，尤其是后者可以算是其傳世之作。全書共分7卷，從1724年到1730年才分卷完成出版，而作者在其有生之年又曾加以數次修正和增補。

傅納德認為若欲真正精通戰爭藝術，則經驗與學識都同樣需要，他主張應通過史例來學習，他的書中充滿對史事的精密分析，但那只是一種用來說明其戰術觀念的手段。他主張以馬其頓方陣為模范，采用一種重縱隊（heavy column）來作為戰斗隊形。此種新觀念在當時雖曾引起廣泛的興趣，但未能獲得測試的機會。不過，以后在拿破侖戰爭時卻終于在法國的戰術中出現。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1985），pp．82–83． ]

傅納德可謂才高見忌，一生中都不得意。他的文筆非常犀利，以至于經常引起筆戰而爭論不休。盡管如此，他的書在許多年后還是繼續有人研讀，并為他博得不朽之名。此外，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實：在所有知名的軍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傅納德一人對于馬基雅維里的戰爭藝術曾予以毫不保留的否定（已見第五章）。

三、沙克斯

沙克斯（Maurice de Saxe，1696–1750）曾經一度受教于傅納德，至少可以說傅納德對他的關系是介乎師友之間，但沙克斯不僅功名遠過于其師，而且在思想方面也令人有青出于藍之感。沙克斯是撒克遜（Saxony）國君奧古斯都（Frederick Augustus，后為波蘭國王）的私生子。沙克斯的一生可以說是多彩多姿。他12歲即開始戎馬生涯，曾經是馬爾波羅（Marlborough）和尤金親王（Prince of Eugene）的部下。1720年轉入法國陸軍，那時已經是少將（marechal de camp），到1743年就升到法蘭西元帥的官階。最后在奧地利繼承權戰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中更曾獲得法國全軍統帥（Marshal General of All the Armies of France）的榮銜，而整個歐洲也都公認他是那個時代中最偉大的將才。 [ 注：沙克斯的私生活也同樣地富有傳奇意味，其風流多情也不亞于乃父，有關他的傳記至少在20本以上，但很可惜對于其一生的事跡仍然缺乏現代化的學術性研究。 ]

從沙克斯自己所說的話來推斷，他似乎并不太重視立言，但他所寫的書仍然流傳后世，并使他得以在戰略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書命名為《我的夢想》（Mes reveries，英譯名為 My Reveries on the Art of War），寫于1732年，但到其死后始在1756年出版。 [ 注：這本書在當時即已有兩種英譯本。近代節譯本載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書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書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該書。 ]

沙克斯在其書中告訴他的讀者說：“我在13個晚上寫完這本書，當時我正在病中，所以非常可能，它會顯示我的發燒狀況。這也使我對于書中體裁的缺乏規律，文字的缺乏修飾，有了辯解的理由。我是以軍人身份來寫此書，并用它來排遣我的煩惱。” [ 注：同上書，p．300。 ] 沙克斯很遺憾地指出：

戰爭是一種在陰影掩蓋之下的科學，在其隱蔽中不可能用踏實的步伐行動。慣例和偏見，無知的自然結果，即為其基礎和支撐。所有一切的科學都有原則和規律，戰爭則無。 [ 注：同上書，p．189。]

他雖然對此種情況表示遺憾，但他又似乎無意改變它，至少他是自認力有未逮。他在書中明確宣稱：“我寫這本書并非由于想要對戰爭藝術建立一種新體系（new system）。我之著書只是聊以自娛并教育自己。” [ 注：同上書，p．189。 ]

沙克斯又感慨地指出，偉大的將軍并未留下有啟發性的原則，史學家僅根據其想象來寫戰爭。古斯塔夫在軍事組織方面曾創建一套為許多人所遵行的方法，而蒙丘可利則是惟一曾經詳細研討軍事問題的人。不過，自從古斯塔夫之后，就有每況愈下之感。他說：

我們只是學習他的形式，而忽視原則……除習慣外即更無他物，我們不知什么是原則。傅納德可能是惟一敢于超越此種偏見的人。不過，最后他也還是錯了。 [ 注：這本書在當時即已有兩種英譯本。近代節譯本載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書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書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該書，pp．189–190。 ]

有人批評沙克斯的書是只知注意細節而忽視大體。事實上，他也并非沒有理由，他指出對于基本原則的知識正是天才行動的先決條件。因此，他首先詳論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并認為這也正是對戰爭研究做出綜合結論的基礎。

他對組織、訓練、戰斗、裝備、補給等方面都曾提出新的觀念，有些在當時看來，的確有一點近似夢想，不過大致說來，他的建議仍然是近情合理。他反對募兵制，主張采取普遍的征兵制，認為每個公民在20歲到30歲之間都應服役5年。他認為軍隊應有合理的服裝，適當的給養，優厚的俸餉，一切升遷都應有公平標準而不考慮人員的出身。他又主張軍隊在平時必須勤加訓練，而尤其要鍛煉體力，并指出“所有一切的運動和戰斗都是要靠兩條腿”。事實上，他是和馬基雅維里一樣，這些觀念都是以羅馬歷史為來源。他甚至于還建議學習羅馬人，把醋加在飲水中以產生凈化作用，以及在行軍時應吹奏軍樂，因為那可以使動作迅速整齊。 [ 注：Roots of Strategy，p．194，p．185． ]

沙克斯主張法國應將其步兵改組成為“兵團”（legions），由輕重步兵、騎兵和輕炮兵所混合組成，換言之，與現代的步兵師很類似。至于說到戰略方面，就理論而言，他是主張采取避戰的戰略（Strategy of evasion）。他說：

我不贊成雙方展開一場旗鼓相當的會戰（pitched battles），尤其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而我也深信一位智將在其一生的戰爭中都不至于被迫進入這樣的會戰。 [ 注：這本書在當時即已有兩種英譯本。近代節譯本載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pe）書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書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該書，p．298。 ]

但實際上，只要他發現一有能夠擊敗敵軍的機會，則從不放過，而且更主張對于已經被擊敗的敵軍必須窮追不舍，直到將其完全殲滅時為止。

在沙克斯的思想中，最值得稱贊的是他對于心理因素的重視和了解。他主張對于一般士兵應備加愛護，給予以公平合理的待遇，但對于軍官則必須保持嚴格的要求，否則他們也就不能任勞任怨，恪盡職守。他對于軍隊的士氣（精神）問題曾經提出若干疑問：為什么得勝之師會突然變得不堪一擊？為什么某些部隊在攻擊時經常能獲成功，而在防御卻會變得不可信賴？將軍如何能使其人員保持良好的精神？沙克斯對此一問題所提出的總答案有如下述：

關鍵在于人心（human hearts），而這正也是我們所應深入研究的。對于戰爭的行業，這是一個最重要、最深奧和最需要學識的問題，但從來沒有人曾有所論著。若缺乏對人心的知識，則只好依賴運氣，而那又是多變無常的。 [ 注：Roots of Strategy，pp．190–191． ]

在古今中外的許多兵學著作中，似乎都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強調心理因素的重要。僅憑這一點，沙克斯的思想即可以永垂不朽。

四、梅齊樂

梅齊樂（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在戰爭史中并不出名，但在戰略思想史中卻有不朽的地位，因為我們現在通用的“戰略”這個名詞是他所首創。1766年他還是法國陸軍的一位中校，可以說官運很不亨通，但在那一年卻出版了其名為《戰術教程，理論，實務與歷史》（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torique）的大著中的第一和第二兩卷。以后在1767年和1773年又陸續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兩卷。最后到1777年又出版了《戰爭理論》（Theorie de la guerre）一書。他的書很暢銷，曾一再重印，并被譯成德文和英文。

梅齊樂并不宣稱他自己是軍事科學的創建者，他認為那是早已存在的學問。不過，他說戰爭藝術在法國的發展一向都是采取一種懶惰而盲目的路線，所幸“在一個啟蒙和好學的時代中，已經有許多人的眼睛都用來發現在各種科學和藝術領域中的錯誤，而戰爭也像其他領域一樣有其觀察者。” [ 注：P．C．Joly de Maizeroy，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orique（Pails，1785），vol．Ⅰ，p．357． ]

梅齊樂深信歷史研究是軍事理論的基礎。在當時他也是研究古代戰爭的權威專家。他不僅對希臘和羅馬的戰爭進行深入的分析，而且更將古今戰史作對比的研究。同時他在 1770年又把拜占庭利奧六世的Tactica譯為法文出版，而那本書又是以毛里斯的Stategicon為基礎。 [ 注：有關這兩本拜占庭經典名著的內容，可參看本書第三章。 ] 梅齊樂相信只要認真研究歷史，則一定能夠獲得明確的教訓。同時他也相信戰爭藝術的根本不會受到任何改變的影響。

雖然火藥以及其他新武器的發明曾經在戰爭的機械部分（mechanism of war）中產生若干改變，但我們不相信對于那種科學的根本部分，或大動作（great manoeuvres）會有任何重大影響。指導大行動（operations）的藝術仍然如故。 [ 注：P．C．Joly de Maizeroy Cours de tactique，vol．Ⅰ，p．Ⅷ． ]

在梅齊樂的思想架構中，戰爭分為兩個部分：

其一是機械的（mechanical）部分，所包括者為部隊的組成和秩序，以及宿營、行軍、運動、戰斗等等，……這可以從原則中演繹出來，并用規律來教育。另一部分則相當高深（sublime），而只能存在于將軍的頭腦中，隨著時間、地點和其他環境而經常變化，所以在所有各方面都永遠不可能完全一樣。 [ 注：同上書，vol．Ⅱ，p．353． ]

軍隊的結構和他們的戰斗準則也就構成“戰術”（tactics）的領域。這個觀念出自希臘，在18世紀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在傅納德提倡之下，啟蒙時代的軍事思想家開始普遍使用這個名詞。最初是照希臘原意解釋，即為一種陸軍組織和戰斗隊形的體系。不過，到18世紀60年代，而尤其是在18世紀70年代，它更被認為是軍事理論的核心，同時“戰術”也被用作一種概括名詞，把全部戰爭藝術都包括在內。所以，梅齊樂著作中的最初目的即為尋求完善的戰術體系。

戰爭藝術還有第二個領域，那就是作戰的指導（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梅齊樂對這個領域提供了一個新名詞，即為“戰略”（Strategy）。1777年梅齊樂在其所著《戰爭理論》書中首次使用此一名詞，其靈感的來源是出自拜占庭毛里斯皇帝的書名（Stategicon）。這個名詞慢慢地變成法國的軍語，而到19世紀開始時，英國人幾乎還完全不知道有這個名詞的存在。 [ 注：Charles James，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1802）中尚無“Strategy”一字之存在。 ] 相反梅齊樂的書在日耳曼（德國）卻有很多的讀者，所以這個名詞也就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紀時，“戰略”在歐洲遂已成通用名詞。

梅齊樂在其書中曾對戰略與戰術的差異作了比較分析如下：

戰略是屬于心靈的最崇高的部分，也就是屬于理性的領域。戰術很容易簡化成為固定的規律，因為它像要塞一樣是完全幾何性的。戰略則似乎很難如此，因為它是有賴于各種不同的環境，包括物質、政治、精神等在內，那從來就不會完全一樣，而完全是屬于天才的領域。盡管如此，又還是有若干概括規律的存在，可以安全地加以確定，并視為不變。 [ 注：P．G．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 Ⅵ． ]

梅齊樂對于此種戰略規律又稱之為“軍事辯證法”（military dialectic），并曾列舉如下：

不要做敵方似乎希望的事情（投其所好）；發現敵方的主要目的，以免為其欺騙行動所誤導；經常準備破壞敵方的主動，并不受其支配；對于未來的計劃和可能發生的情況，維持相對的行動自由；當敵人采取冒險行動和處于緊急關頭時，應乘機打擊敵人；必須選擇適當時間和地點以控制戰斗；不可偏離自己的主要目標，并確保交通線的安全。…… [ 注：P．C．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Ⅵ．，pp．304–305． ]

梅齊樂所列舉的戰略原則似乎只是一種孤立的教條，并不能構成完整的體系。不過，在18世紀后期，軍事思想家的努力大致都集中在戰術方面，梅齊樂首創“戰略”名詞，并在這一方面從事初步的研究，仍然要算是開風氣之先，應予以高度的肯定。

五、吉貝特

吉貝特（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43–1790）出身于貴族名門，他的父親在七年戰爭時為布羅吉利元帥（Marshal Broglie）的得力助手，戰后又助其進行軍事改革。吉貝特受其父的影響，少年時加入陸軍，26歲即已獲上校官階。1772年他出版了《戰術通論》（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英譯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立即在軍事領域中造成極大的震撼。事實上，他這本書也的確成為18世紀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軍事名著之一。

吉貝特在著書時即已立下宏愿，要寫一部不朽的杰作。他真正是一個啟蒙時代出生的軍人，在他的思想中到處都可以感覺到此種時代精神的存在。他對古今許多軍事思想家的著作都多有譏評，并認為在戰爭的科學中，有若干根本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在吉貝特的書中，“戰術”這個名詞采取一種非常廣義的解釋，即包括所有一切的軍事科學在內。他認為軍事科學的研究必須采用科學方法。牛頓、萊布尼茨（Leibnitz）的著作可以作為模范。軍事理論之所以失敗，不應歸咎于主題本身，而應歸咎于錯誤的方法。換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由不變原則所構成的戰術體系。他說：

戰術是一種對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任何武器都能適用的科學。即令未來發生任何不可預知的革命，它仍然毋需改變。 [ 注：J．A．H．Guibert，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99． ]

概括言之，吉貝特在其書中曾提出兩點實際性的建議：其一為建立民兵制，即所謂公民軍（citizen army）；其二為采取運動戰（a war of movement）。

啟蒙時代的法國學者大致都贊成采取民兵制，包括孟德斯鳩、盧梭等人在內，所以吉貝特隨聲附和實乃理所當然。他認為當時歐洲諸國都是采取君主專制的政體，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不愿為政府而戰。反而言之，政府對于軍事科學也并無真正的興趣。即令是普魯士，雖以尚武著稱，但其紀律也只是徒有其表，人民大多數都與軍事無關，而青年也未曾接受斯巴達式的教育。至于法國，因為國王不是軍人，所以情況就更松懈。簡言之，所有的歐洲國家，人民都很軟（soft），政府都很弱（weak）。于是吉貝特接著說：

假使在歐洲有這樣一個民族興起，在精神、政府和所使用的手段上都強烈旺盛，若再組成全民皆兵的軍隊，采取既定的侵略計劃，則我們將會看到那個民族征服其鄰國，壓倒我們的脆弱社會，正像狂風之掃落葉一樣。 [ 注：J．A．H Guibert，A Generak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23． ]

這一段話以后曾常為人所引述，來作為對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預言。實際上，吉貝特只是提倡改革而并不主張革命，所以對于他而言，應該說是不幸而言中。

吉貝特所提倡的第二種基本觀念即為運動戰。他認為軍事組織應簡化以使戰爭可以具有較大的機動性和決定性。他感覺到當時的陸軍太笨重，太重視炮兵、要塞和補給倉庫。他說，歐洲人已經缺少精神力，只知重視物質和數字；缺乏勇氣而依賴金錢。他建議應學羅馬兵團的模式，部隊應該裝備輕便，因糧于敵，以戰養戰。這樣的兵力才能獲致較大的機動性，較大的行動距離，以及較好的奇襲效果。

吉貝特認為自從范邦之時起，要塞的價值已經受到過高的評估。要塞的目的本是用來保護軍隊的笨重后勤系統，軍事組織若能簡化，則此種保護的需要也就會隨之而減低。建筑要塞防線實乃勞民傷財，而把部隊分散用來駐守要塞，則更使兵力的數量作不必要的增大。同時，使軍事行動變成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戰，更會使戰爭的時間無限制延長。所以，他認為要塞的數量必須盡量減少，并以完全配合戰略行動為原則。

總結言之，吉貝特所主張是要建立一種新型陸軍，能夠發揮高度機動性并可作彈性化的運用。有了這樣的部隊之后，舊式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就會為新式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所取代，他用一種充滿幻想的語氣描述如下：

一位能夠擺脫一切傳統偏見的將軍將使其敵人感到驚慌失措，將使其沒有喘息的機會，將迫使他一路敗退到完全崩潰為止。不過，這樣的將軍又必須有其自己所建立的軍隊，那與我們今天的軍隊大有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執行這種新式的作戰。 [ 注：J．A．H Guibert，A General Essay Tactics（London，1781），p．249． ]

的確如其所料，法國革命終于產生了這樣的新軍隊，而其想象中的那位將軍就是拿破侖。但十分令人感嘆的是，吉貝特本人也死在大革命的動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