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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80周年，隨著歲月的流逝，親歷者們已經漸行遠去。長征的事跡在中國人民1840年以來的奮斗史上譜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長征的精神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程中的一座燈塔，照耀著后來者為明天不懈拼搏的征途。

一、長征經歷

毛主席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使中國共產黨在空前的危機面前空前地成熟起來，在九死一生的長征中，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也從幼稚階段成長為千錘百煉的革命勁旅，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依托。

我的祖父蕭克是全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他所領導和工作過的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是長征中出征最早、結束最晚的隊伍。從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自江西遂川突圍，拉開了長征的序幕，到1936年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寧夏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最終會師，歷經八百多個血雨腥風的日夜，突破了崇山峻嶺、激流沼澤的阻隔，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追剿，戰勝了黨內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的干擾，終于將革命的洪流引向了新的戰略起點。

二、成長歷程

祖父出身于湘南農村清貧的書香門第，光緒三十三年出生時正值中國近代史的尾聲，殖民主義的欺凌和掠奪，封建帝制的腐朽和獨裁，使曾經最文明、最繁榮、最富有的中華文明走向了沒落，同時也激活了中華民族血夜中的不可抗拒的反抗基因。現在有些人肆意解構中國近代歷史，嘆息中國人如果不做任何反抗，不爆發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的草根起義，像印度等國一樣聽任菁英階層的頂層設計，順從地成為列強的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加入發達國家行列。在這種不顧歷史、無視現實的癡人說夢里，很難讓人相信沒有包藏叵測的居心。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各色政治派別的相互傾軋，各路軍閥諸侯的爭奪殺伐，使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祖父的兒童、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黑暗中度過的。祖父家里并非純粹的農民階層，守著些薄田教書度日，屬于主流文化和傳統文明的傳承者，但社會的變遷跟歷次改朝換代前一樣，土地兼并加劇，地方豪強橫行，將一切中間階層推向赤貧。祖父16歲那年，在土豪劣紳和軍閥匪患的洗劫與迫害下，淪落到了家敗人亡的窘境。上中學時，得益于幾位進步教師的引導，祖父接受了三民主義救國思想，國恨家仇的切膚之痛使他離家出走，奔赴國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廣州，踏上了從軍報國的道路。

祖父隨后的經歷便是一部中國共產黨建立武裝力量和領導武裝斗爭的活歷史：從臨潁城頭與北洋軍的殊死搏殺，到東征討蔣的晝夜兼程，從南昌起義的槍聲，到井岡山武裝割據的烽火，從二萬五千里的漫漫征途，到晉察冀敵后抗戰的崢嶸歲月，從第四野戰軍摧枯拉朽的最后征戰，到新中國軍隊教育訓練工作的實踐與探索……祖父也從一名國民革命軍的士官成長為黨領導下人民軍隊的骨干將領，并在長征途中與我的祖母蹇先佛相識，成就了一段白頭偕老的世紀姻緣。

三、不滅的軍魂

祖父晚年回憶起自己豐富而坎坷的軍旅生涯，最大的感慨就是，黨的絕對領導不但是人民軍隊從弱小走向壯大，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保證，也是一個立志報國的青年軍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正確選擇。

祖父早年曾在北伐軍第四軍擔任下級軍官，對這支被武昌百姓贈以“鐵軍”美譽的英雄部隊懷有深厚的感情。鐵軍的統帥屬于廣東地方實力派，士兵多為廣東農民，中下級軍官則以湘鄂贛籍的青年學生為主，并有許多黃埔學生。這是一支帶有濃重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色彩的武裝力量，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決定了這個階層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深惡痛絕，在反對這雙重敵人的代理人——北洋軍閥的斗爭中也最為堅定果敢。但這個階層的兩面性和搖擺不定的弱點也使這支光榮的部隊在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中分裂為三：

1、倒向反動派的張發奎一支，這一分支的母體是民族資產階級，幻想以自我出賣換取反動派的收留，但最終不但沒能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那里分得足夠的殘羹冷炙，而且自身的實力也不斷地受到排擠和打壓，直至銷聲匿跡，退出歷史舞臺。

2、徘徊游移的蔡廷鍇部隊，社會基礎和意識形態有著鮮明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北伐早期積極而堅決，但革命掀起新高潮時，對既得利益的留戀，對人民覺醒的恐懼使這支在南昌起義中功勛卓著的隊伍悄然出走。他們既不愿站到人民一邊，又不甘心與蔣汪同流合污，徑自走上了迷茫而曲折的“第三條道路”。他們中的許多人最后帶著蹉跎歲月的遺憾，兩手空空地登上了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

3、葉挺所部是鐵軍一個較小的分支，共產黨在其中建立了較完整的組織，在反動派的屠刀面前，在革命低潮的血泊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明，并在后來的征戰中演變為人民軍隊的雛形。

1927年上半年，蔣介石、許克祥等人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李大釗被絞殺的照片已印在了畫報上，汪精衛、李濟深等革命宿將也已漸漸撕下了偽裝。祖父在北伐中受到共產黨人高風亮節的感召，在葉挺部隊里學習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向自己的戰友——共產黨員鄭鳴英連長表露了皈依共產主義信仰的志愿。6月中旬，在東征軍回師武昌途中的一個夜晚，鄭連長將在同一連隊任指導員的祖父帶進了團部的一間小屋，在昏黃的燭光下，一面畫著鐮刀斧頭的小紅旗在時年20歲的祖父面前展開，在場的見證人還有營長廖快虎和團參謀長劉明夏。一個月后，部隊出人意料地開進了南昌，與“不期而至”的賀龍部隊會合，迎來了“八一”的黎明。

四、長征的步伐永不停歇

中國共產黨在確立了高低兩個綱領之后進一步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黨結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的五星同盟，黨內也自然而然地擁有了這四個階層的代表。推翻三座大山，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任何爭議，但勝利以后的中國向何處去？是坐而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是向黨的最高綱領繼續奮斗？原先的政治同盟出現了分歧，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召喚曲高和寡，最終草草收場，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甚至連工人階級自身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突破舊思想、舊道德、舊風俗、舊習慣的藩籬。在粉碎四人幫的歡呼雀躍中，在聯產承包分田單干的喜悅中，在滬深股市鳴鑼開市的躁動中，在人民軍隊下海經商的洪流中，中國重又回歸了新民主主義道路，舉起特色大旗一路高歌猛進，超越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營業績。三中全會以來，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中國成了今天的樣子，這就是祖父在白色恐怖中向黨旗宣誓時心中的理想國嗎？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國際資本大鱷在取得和平演變的全勝戰績后，神采飛揚之余，逐漸顯露出了老態龍鐘的本色。在貿易全球化的今天，向新處女地輸出危機、轉嫁矛盾的空間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伴隨著西方世界經濟危機的日漸加深，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在登上巔峰之后也隱約看到了盡頭。螺旋上升的歷史把中國社會在新的高度上送回了起點：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農村土地的流轉、國有資產的流失，使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日益向權貴階層集中，心靈雞湯式的貴族精神再也無法讓既得利益者在社會公共利益的饕餮盛宴面前保持起碼的優雅和克制；像一些盛世危言的微信段子所提醒的那樣，許多原本安居樂業的職業人士將在新常態下失去一切，這與祖父青少年時代所經歷的中間階層被逐漸推向赤貧的社會面貌何其相似。歷史和現實表明，無論資本主義披上什么樣的外衣，被冠以什么樣的特色，只要自然資源不能取之不盡，勞動力供應不能用之不竭，生產與消費、實業與金融、勞動與剝削、資本與社會的矛盾就一定會催生經濟危機的反復爆發。

祖父于2008年秋天過世，享年101歲。他誕生于人民災難深重、民族衰敗危亡的時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了青春和熱血，也經歷了新中國前后兩個30年的坎坷道路，最后還見證了北京奧運會的輝煌。這一代革命者在其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責任感與先進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經濟、文化基礎的局限。祖父雖然一生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斷改造世界觀，卻終究難以直觀地領會共產主義遠大愿景對當代共產黨人的全部要求。他曾為否定文革，重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開辟改革開放道路而歡欣鼓舞，更為隨之而來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肆虐泛濫而憂心忡忡。一喜一憂，兩者之間莫非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及“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顯得別有深意。

近些年來，有些噤聲多年的文革人士，將當前的眾多社會問題歸咎于文革的意外終結，后悔當初沒有將走資派趕出革命隊伍，沒有在群眾運動中將走資派一網打盡。這種認識既不符合唯物史觀，也無法為今后的改革發展提供幫助。開國元勛與革命先賢中“走資派”占據了很大比例，盡管他們的思想意識或多或少帶有歷史局限性，但如果沒有這些仁人志士在危難關頭義無反顧地跟隨黨的旗幟奮勇拼搏，新中國的建立可能還遙遙無期。不能要求一代人承擔幾代、十幾代、幾十代人的歷史責任，更偉大，更艱苦的工作，更漫長的路程還要靠后來者傳承和繼續。

五、父親的回憶

我的父親誕生于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日寇已暫緩了對國民黨軍隊的正面進攻，全力以赴對付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時任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司令員的祖父把年幼的父親寄養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老鄉家里。日偽的掃蕩使根據地軍民的生活條件空前惡化，食物嚴重短缺，是老鄉的悉心照料才使父親得以存活，全村十幾個幼兒只有兩個熬過了饑餓，父親便是其中之一。這其中凝聚著人民群眾對子弟兵的深情厚意，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建立起的相互依賴與相互信任，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民意基礎。

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者喪心病狂地抹黑民族英雄，更有甚者，對抗日民眾也不放過，在狼牙山五壯士名譽糾紛中，甚至將舍生忘死掩護救助抗日武裝的晉察冀百姓污蔑為引導日寇圍剿八路軍的漢奸。這不但激起了狼牙山抗日軍民后人的極大憤慨，也令深受晉察冀百姓養育之恩的父親痛心疾首。我積極參加了聲援狼牙山五壯士名譽訴訟案的紀念活動，得到了父親的大力支持。

六、向祖父學習書法

祖父承襲家傳詩書傳統，寫得一手好字，楷書、草書、隸書都有深厚的功底，自然也希望后輩繼續傳承，所以，我和弟弟自幼受到祖父的嚴格培訓，上小學前就開始手把手地教我們寫毛筆字。祖父要求我們寫字時要做到“三正”——身正、紙正、心正。當初不甚理解，后來逐漸有所感悟，所謂字如其人，傳統書法之所以能成為一門藝術，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修心養性之道，承載著人生閱歷的體驗。當然，我的興趣始終沒有放在書法上，祖父的言傳身教最終未能使家傳書法在我的手中得以傳承，是十分遺憾的事。現在毛筆書寫日漸稀少，書法作為實踐中形成的藝術，逐漸失去了實踐的依托，演變成純粹的紙面藝術。盡管如此，每當拿起毛筆，祖父的音容笑貌還是會浮現眼前，身正、紙正、心正的教誨也時常幫我在人生道路上把定方向。

       結束語

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80年了，以黨的最高綱領為目標的長征也在蹣跚起步，作為紅軍的后人，作為“兩個一百年”前進道路上的一名共產黨員，我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謹以此文緬懷為人民軍隊的創建與成長做出貢獻的祖父和他的戰友們，愿他們用青春和熱血鑄就的長征精神繼續激勵后人。

       2016年4月5日